鲁达 70岁的李英成展示父亲李盛发捐赠文物的感谢状。1935年至1936年，李盛发曾担任陈毅的通信员。1979年，李盛发将陈毅在油山用过的铁锅和大革命时期用过的大刀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张夺/摄
红军在广东南雄油山镇上朔村徐屋祠堂留下的歌词和乐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张夺/摄
在广东省南雄市油山镇上朔村，当地小学生唱起了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留下的《当红军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张夺/摄
“工农政府”的木牌子看不见了，路边也没有了飘扬的红旗，十里相送的歌声只留在记忆中。红军官兵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了苏区。
这是1934年10月26日前后，中央红军抵达苏区南端的边缘地带，进入粤北。黑夜行军时，红军干部不断对战士们说，进入白区要提高战斗警惕。
和后来的湘江战役等大仗、恶仗相比，中央红军主力在广东境内的19天可以用“顺利”形容：经过几场中小规模的战斗，中央红军以较小的代价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队布设的三条封锁线，转入湖南。
军事实力、政治博弈、军纪严明、群众支持，多方面的因素让最初的转移有惊无险。但一支军队能走多远，取决于它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队伍。离开中央苏区，这支当时的新型人民军队并没有脱离群众，而是让更多地区的百姓认识了它，让更多穷人知道它是“自己的军队”。开拔的红军队伍就像一台播种机，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漫漫征途中。
粤北借道
选择粤北地区作为战略转移突破口，不是临行前的仓促决定，而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选择。
当时，与中央苏区地理相接的广东，主政者陈济棠被称为“南天王”，一个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地方军阀。对陈济棠来说，中央苏区从某种意义上就像一道屏障，嵌在他的粤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之间。
在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他曾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一番话道破了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红军对此也心知肚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周恩来和朱德一直在考虑如何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恰逢心急如焚的陈济棠派人前来接触，于是，对峙双方的指挥员决定进行一场秘密谈判。
“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评价说，“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
10月9日至11日，中央红军派出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与粤军代表展开谈判。双方经过3天3夜的博弈，终于达成5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
这次借道谈判对红军的重大意义正如周恩来所言，“将使中央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1934年10月26日，中央红军进入粤北，借道协议在事实上减轻了红军的军事压力。
“应当说，陈济棠总体上还是执行了借道协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建伟在一篇论文中这样总结，其证据包括身为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把大部队只是集结在城市特别是广州附近，只派出较少部队袭击骚扰，而非死命阻击。同时，拥有70多架飞机的粤军并没有对前期采取“甬道式”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的红军队伍实施轰炸。
也正因为如此，粤军的围追堵截行动被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评价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这次成功的统战工作，使中央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得以顺利地向湖南、贵州推进。
突破封锁
虽然有借道协议，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战斗。广东省南雄市史志办原副主任李君祥解释说，在粤军，如此秘级的协议事后证实只传达到了旅一级。再加上前线一些顽固的敌军执意阻击，中小规模的激战不可避免地发生。
很快，粤军就见识到了中央红军猛打猛冲、骁勇善战的战斗作风。
1934年10月26日拂晓，坐落在红军从江西信丰进入广东南雄必经之路上的新田村外枪声大作，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这里发现了约200名正在修筑工事的粤军，随即分3路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歼敌20余人。
“虽然这场战斗规模不是很大，但是意义重大。”李君祥说，“它是红军进入广东省境内的第一场战斗，也是第一场胜仗，极大地提振了红军长征部队的士气。”
“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经锻炼的人……他们行军神速，当敌人以为他们距离很远时，却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他们行装轻便、不怕艰苦，到处都能生存。”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书中写道，红军官兵具备诸多特质，比如不怕劳累，能像山羊一样地翻山越岭，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而且打则必胜。
红军战士这些特质在广东境内的长征路上均有所体现。在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时，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在一天一夜内连续奔袭110公里，途中吃早饭时，营长曾保堂本想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继续行军。
当他们在11月2日黄昏奇袭攻占防守薄弱的仁化县城口镇时，国民党一个师的援军距离城口镇仅10公里。这让曾保堂感到后怕，如果一营行军速度慢了一些，或者休息了一会儿，将遭遇重兵。城口镇是国民党第二道防线的重要关口，占领城口，不仅撕开了敌军第二道防线，也为5万多名红军赢得了短暂休整的时间。
11月4日，为确保红军主力在城口镇休整、顺利西进，红二师六团一部奉命迂回到铜鼓岭北的山地阻击增援的敌人。铜鼓岭阻击战持续了两天一夜，红军以牺牲100多名指战员的代价，粉碎了敌军增援城口的目的。
随后，中央红军翻越海拔1600多米的大王山。负责阻击国民党军队的红二师四团在暴雨中奔袭，赶在敌人前面抢占了制高点九峰山，完成与粤军的最后一战。中央红军全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军纪严明
值得注意的是，新田、城口、铜鼓岭、九峰山、茶料等一系列胜仗，都是中央红军在白区无后方根据地、无固定粮食和物资来源、无经费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也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是粤北人民对这支部队的印象。
红军借粮吃饭，走时不仅留下整洁的灶台、干净的碗筷，还会在锅里留下足够的大洋。在没收地主、土豪的粮食和物品后，除了满足部队行军需要，红军还把剩余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
“长征经过连县瑶汉山区的几支红军部队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做到秋毫无犯。”连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黄兆星介绍，驻老茶坪至小东口瑶寨的红军，均睡在树荫里、屋檐下，或睡进纸厂的纸笼里。1935年小满时节，红一、九军团长征留下宜章五盖山的伤病员转移到天光山时，战士们忍饥受饿也不动瑶胞的腊肉、蔬菜。
92岁的新田村老人李梅德记得，当年红军战士住在村里的祠堂甚至街道上。“他们纪律很严明，不管打仗多辛苦，都不在老百姓家里住。”打了胜仗后，红军战士在村里的墙上刷标语，还花钱买了几头猪，把猪肉分给村民们吃。
如果从利益角度来看待和区分军队性质，红军无疑不同于军阀部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运动，让当时广大农民有饭吃，愿意走上革命道路。从南昌起义、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这支军队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点燃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熊熊篝火，蜕变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作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显著标志，一心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明军纪使红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依然得到群众拥护，迅速打开了局面。
1934年10月26日晚，红军主力部队在南雄市乌迳镇黄木岭宿营。虽然是在粤军控制的地区，但老百姓还是专门设立了茶水站，一些群众提着花生、糍粑、鸡蛋前来慰问，一直到红军离开后，这个象征军民鱼水情深的茶水站才撤销。
粤北群众为红军当向导、作翻译、提供情报和住所、安置护理伤病员、收留失散红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李梅德老人至今仍记得红军歌曲：“鱼儿离水活也活不成，咱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打胜仗。老百姓爱护咱如同爱儿郎，咱爱护老百姓就像爱爹娘。”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过境粤北只有短短19天，但留下的革命精神深刻地改变了这片土地。
1935年3月，在广东南雄油山镇大兰村召开的大岭下会议，为中央苏区突围到油山的红军部队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分兵向敌后挺进；积蓄力量，争取生存，准备迎接新的战斗高潮”方针，为艰苦卓绝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指明方向。
在项英和陈毅的带领下，三年游击战为中央红军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南方的主要战略支点之一。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陈毅在油山用过的铁锅和大革命时期的大刀。捐赠人就是当地村民，当时给陈毅做通信员的李盛发。他的儿子李英成展示感谢信时，笑得很开心。
如今在油山上朔村徐氏祠堂，当年红军在墙壁上写下的《当红军歌》，歌词、曲谱清晰可辨，这首歌也在几代人中传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本报南雄6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