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文、图 | 于晓丹 （时装设计师、作家）
给母亲买了件毛衣，纽约带回北京。
看着我打开包装纸，她眼睛里闪起期待好奇的光。站到镜子前比到身上，光却暗淡下去。
要是十年前，无论如何都会留下吧，这次她却说，“再长一点就好了，我肚子鼓，背也驼成这样了。能换件再长点的么？”
换是没什么可能了，这次等我回到纽约，店里的衣服应该已经上新两季了。
“那我拿回去退掉。”我说。
她没有反对，甚至没表现出丝毫惋惜的意思，就那么递还我，由我包了起来。
我觉着了自己的心狠。老太太这一生充满各种强烈的欲望，什么都不愿缺少，更什么都不愿意放弃，现在她当着我的面就这样轻易放弃了，我觉得是我在逼她，也或者是，她觉得让我知道她放弃了也没什么所谓了。
假如能走过去搂着她的肩膀，哄两句：“穿着还是挺好看的，留下吧”，“天气不太热也不太冷的时候偶尔穿穿，跟围巾也差不多啦”，她多半就留下了。或者她想着无论如何是我的心意，怎么也应该留下，也就留下了。可我跟母亲，一直不大会撒娇或者哄她撒娇；她也不会那么想。我们之间既没有那种亲昵，也没有那种客气。
“怎么人家家的女儿跟妈的关系都不这样呢。”
她念叨了一句。总是这样，似乎心里越是难受，就越想这种让她更难受的问题。这几年受疾病折磨，眉头总是紧锁，眼窝愈发黑得吓人。惟一没变的就是她的眼神，依旧犀利得像亮晃晃的刀片，嗖嗖地往我脸上飞。我低着眼，不敢接。
“什么时候去看你三姨？”
以前我回来，见完她她会这样问。从几年前开始，她不再问了。
“过两天我去。”
以前她不问，我还是会跟她说；现在也不说了。现在一听见“三姨”两个字，她有时会莫名地发火，有时甚至会吼起来：“我拿什么跟你三姨比！”
可是从前她一直是可以比的，处处都是可以比的。至少她这么认为。
过了几天，看天气好，我从望京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地安门。十点半出发，快十二点半才终于从车上下来。坐出租应该能省一半时间，可如果不急，我还是喜欢搭乘公交。
三姨家在地安门东大街一条小胡同的一个大杂院儿里。院子靠左手第二间永远挂着白色钩花窗帘的屋子，是我从一岁到上小学前生活过的“家”。二环路以里很多地名都消失了，可我的“故居”还在，有时候我觉得很幸运，有时候也替在里面住了一辈子的人惋惜。一辈子都没在自己家里上过厕所，春夏秋冬，要上都得出院门上公厕。虽说电影里的北京都愿意长这样，可到了这儿却觉得，这儿好像不是北京的一部分了。
“三姨。”我迈上两级台阶，一边大声叫着，一边随手拉开那扇几乎永远不会上锁的门。
“丹啊，来了。”屋里正对房门正襟危坐着个小小的老人，应着。
“嗯。”我把包放下，拉住她的手。
“哪天回来的？”她抬眼看我。
“半个月了。”
“手怎么这么凉啊？冷吧？”她摸着我的手背。
“不冷。”
“喝水吧？”她看看身后的五斗柜。“自己倒。”
我应着，掀开五斗柜上的一块白布，从托盘里取了水杯，看见旁边供着的菩萨和香炉。随后抓个小板凳在她眼皮底下坐下，她让我端着水杯，焐手。
“还那样儿，”她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一点儿没变，还是大美人。”
甭管我哪年回来，她都这么说。
“嘻，您还看得见啊？”
她的眼睛白内障，其实早就几乎没有视力了。
“您怎么样啊？”我凑上去搂她，闻见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粉香。不复杂，就是浓郁纯粹的香。她一辈子好像一直用这一种香粉，老百货店里卖的那种，不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现在。可现在这种店都没了，真不知道她怎么还能买到，让我老怀疑是不是早年囤了好些。
“不好，身上长了骨刺，疼。”
“长哪儿了？”我顺着她的后背摸了摸，摸到的全是骨头，东一节西一节歪歪着，不知道哪节是她说的骨刺。给她买了件毛衣，这时从包里拿出来，披她身上。
“嗯，”她却没有穿起来，只说，“好看，洋气。”
想是抬一下胳膊，会更疼。
三姨那年八十有九了，比母亲大十一岁。母亲姐妹七个，四个留在天津老家的都已相继故去，还健在的大姐，先嫁到北京，后来跟丈夫落脚南昌；最小的我母亲在酒泉导弹基地认识我父亲，后来跟着他的部队落脚洛阳，再后来搬来北京；三姨则是从天津嫁到北京的。
用母亲的话说，她这个老姐姐一辈子病病歪歪，典型的小姐身子。讲这话时，总以共产党干部自居的母亲还总不免带着些怪声怪气，老像是“话里有话”，好像这个姐姐本不该在她的语言系统里，可又不得不在那个系统里似的。在我记忆里，三姨也的确总是一副“小姐”模样：身上一直是香的，家里一直是一尘不染的；身材虽娇小，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从不翘二郎腿，背永远挺得笔直；却也的确一辈子没做过正经工作。我到她身边生活时，她不过四五十岁，就是我自己现在的年龄，可已经晕车、滚梯、升降梯等各种运动中的东西，出不了远门。吃饭也像鸟啄食，从没吃超过两口。可她又不像电影或者小说里的那些小姐，我从没见她撒过娇，倒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屋子，擦拭灶台和锅碗瓢勺，还雷打不动地每天在三姨夫下班前把饭做好，倒一杯白酒放桌上，等着。
我跟她生活，据她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表哥说，是他南下串联到南昌，在我们的大姨家见到寄养在那里的我，包了包，就带着北上入了京。他这个版本只是几个版本之一，却也是被质疑最厉害的一个。母亲虽然能狠下心把不到六个月的我送到南昌让大姨带，但恐怕不会同意二哥这么做。只是不知道当年执意要干革命的母亲跟不在她语言系统里的三姐是怎么商量的，反正结果是我比全家人早好几年成了北京人，童年的记忆里,三姨也成了比母亲重要的人。
“这间屋这边后墙上是不是开过一个天窗，后来闹老鼠被堵死了？”
三姨未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这两年，只要我说稍微长点的句子，她就好像听不大清了。
对着院子的前窗，上半截挂着布帘，下半截挂着镂空钩花帘，好像多少年没变过。透过钩花，照进来些细碎的阳光。
这所院子当年是座标准的老四合院，大门开在地安门东大街上。虽然比不了那条街上的几座王爷府，可也有相当漂亮的进深。一进院住着几户工人，二进院正房大三间住着工笔画家任率英一家，东偏房住着小童星林妙可的老爸一家。我们那间挨在任家西边，还在正房台阶上，不过也算偏房了。再偏下去是不上台阶的门房，也住着一家工人。三姨家算什么成分呢？我现在也没搞明白。几个哥哥都说起过之前他们住雨儿胡同的一个独院儿，大概是1956年被赶了出来。原因么，好像是三姨夫在重庆时给什么人开过车。不过，这个故事也遭到母亲的“哼哼”：
“哼，现在倒是这么说了，当年怎么不敢说？”
“当年房子是租的，”三姨望着窗外，跟我回忆着，“窗户也特别小，唉，刚搬来的时候别提多脏多破了⋯⋯我不想搬。可你三姨夫那会儿正闹颈椎病，又急着搬，没办法，只好顺着他了。”
只是怎么也没想到这一住就住了五十年，现在院里的人换了几茬儿，她是最老的老人了。
我来时，院子还是正经的四合院格局，只不过大门已被堵上，临街开着家副食店，院里邻居都从西侧门进出。到七十年代末，我离开几年后，这院子才成大杂院，进来就能看见满满当当加盖出来的小房。不过，院当中我来那年种的那棵老杨树还在，顶上虽百般修剪，还是透着股蹿天的气势，一看就是上了岁数。
小屋不足二十平方米，难以想象当年，三姨三姨夫和四个哥哥，加上后来的我是怎么住的。当年屋里只有一张大床——现在也还如此——每到晚上睡觉时，床外的每寸空地上都支起折叠床、板凳床，想出门上趟厕所必要翻越一番。我跟着四哥和三姨三姨夫睡床上，其他几个哥哥轮流睡板凳搭床。我不记得三个哥哥是怎么相继去了兵团，只记得家里人越来越少，搭床最后不必是每天的惯例。可还是时有发生，因为家里总有人来，认识的不人识的，来晚的，没地方可去的，就都搭床过夜。
“别看屋子小，谁来还都爱住，你四姨夫，六姨夫，三姨夫的弟弟，多少人住过。”
我好像都有印象。我也盼着哥哥们回来，盼着家里有热闹。他们回来，一家人就欢天喜地地搭床，我欢天喜地地蹦个不停。对搭床搭地铺，我至今有种特别的热情。
他们不回来，家里就静。三姨夫每天出门上班，四哥每天上学，三姨则每天在家里不停地做这做那，最大块的时间在织着毛衣。我呢，除了疯玩儿，跟着院里的小伙伴钻沙坑，爬树上房，飞檐走壁，也会乖乖地拿着马扎跟着三姨去街道开会，跟着她挖防空洞，还陪着她去街道取毛活儿，等她织完，再陪她送回街道。换取工钱的时刻应该也见过，可我没什么她伸手接钱的印象了。现在都说富养女儿，不当着我的面数钱可能就是三姨当时能给我的富养了。
“女孩子不许当着外人说缺钱的话，尤其男人，听见么？”
记忆中，三个哥哥走后，我和三姨去街道的次数多了很多，她毛活儿织得也快了很多。院子里大部分人是有单位的，可也有不少像三姨这样没单位的女人，所以，对于她为什么不像母亲那样每天上班从没提出过疑问，只知道每天我跑出去玩一上午，要讨水喝才一脚踹开门回来，家里总有个人在。
“你说说你这一身，到哪儿滚的，跟土猴似的。”
我甩甩脑袋，抖落一头的沙子。
“出去抖！”
我就又跑了。
后来沙子不算什么了，一不小心我掉进了公厕的茅坑。那个茅坑的确一直是心病，总觉得太宽太深了，早晚要掉进去。果然。好在那天四哥在隔壁男厕，我一哭，他提上裤子就跑了过来，转头招呼来院里人，打着手电筒把我捞上来。随后三姨在院当中支起大盆，兑上热水，脱光了我扔进去洗澡。
“你说说，那天那个臭啊。”
对我，可能是历史上最羞耻的一天。
当着全院的人，那么香喷喷的她要洗那么臭的我，她说起来还笑意连连，大概比这羞耻的事，她经历得多了。
“被剃过头么？”
“嗯。”
“也游过街啊？”
那样的生活，我没见她掉过眼泪。二哥当年是那一带有名的顽主，狐朋狗友甚多，他人虽去了山西，可他的各路朋友仍时常推门而入，有时是来取要给他带的东西，有时也带来些他那边的东西。一来客人，三姨就执意留人家吃饭。她自己擀面条，一次擀过四斤，还包过四斤羊肉馅儿的饺子。有时也焖饭，焖上饭，自己出门去副食店买肉，回来至少炒上两个菜。有时实在走不开，就把钱攥我手心里，看院里哪个大人凑巧，让领着去粮店买切面。有一次买过十斤，十斤都吃光了，我也只看见她笑，背过身也没听她埋怨过什么。倒是会埋怨自己，如果桌上的饭菜真被吃了个精光。“肯定做少了，一点没剩下。”在她看来，盘里没剩就是怠慢了。
客人来我自然也沾光，不过不来，我吃得也不差。
炸糕，一顿能吃两个。面，能吃这么一大碗。三姨用手比划着。
几个哥哥现在最爱说的一个话题，就是那时候他们的妈怎么给我一人开小灶，他们怎么看着，怎么只有眼馋流口水的份儿。他们后来都没长过一米七五，跟嘴亏肯定有关。
除了母亲这支，我在北京还有父亲那边的亲戚，我奶奶的妹妹，我叫他们姨奶奶和姨姥爷。姨姥爷做高官，姨奶奶也做官，不过更主要是做高官的夫人，住在建国门内一条胡同深处的一所西式院子里。
院子的大木门永远是关着的，要按右上方一只隐秘的门铃才能进去。进去是棚葡萄架，穿过去是一座二层小洋楼。百叶窗，木地板，踏着几级台阶走进楼，最先看到的是走廊左手、对着卧室客厅的那间大浴室。跟我掉进茅坑的公厕比，这间浴室高级得不像话。地是晶晶亮的，马桶是坐着上的，地上还有只白色浴缸，大到足有两个当时的我那么长。
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商量的，反正每个周末，只要他们二老中的一老在北京，我就一定要去建国门过。要么是二哥或三姨夫送我过去，要么是姨姥爷过来接我。
每次去之前，三姨都会把我放吃饭桌上，让我躺着，头露到桌子外边，她放个板凳再放盆水接在我头下面给我洗头。躺在桌子上洗头大概是我童年最享受的事儿了，除了偶尔水流进耳朵里要叫唤一下，大多时候都在听着温热的水从脑门流下去，哗哗地流进盆里，三姨在我脑袋上方轻轻呼吸着。
“你说说，这多美。”
每次洗完头，顺便也会把我脸上的泥垢使劲搓一遍，再给我剪一遍指甲。
要是姨姥爷过来接，他大多坐不了多久，三姨也一定会给他沏上茶。带我走时，她从来不送出家门，带走就带走了。倒是二哥或者三姨夫送我过去的话，她会送到院门口，一遍遍地叮嘱。
“是去你姨奶奶家，又不是谁家。”
话是这么说，可分寸她都顾忌着。
虽然有那么高级的马桶、再不会有掉坑之虞，我在高大端庄美貌雍容的姨奶奶面前却总有点羞怯。她像外国人，喜欢搂人抱人、亲人脸颊，还买小皮鞋、白底粉花的洋裙子、电动玩具，大圆的早饭桌上会摆上肉松就粥吃，晚上睡觉把人弄到一大间单独的卧室里、抱上一大张松软的单人床。可夜深人静时，望着大窗户外的星星，我会想地安门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
三姨却不允许我不过去。
“不行，不去不行。”
她连“别人家”这个词也不再用了。“你姨奶奶那么喜欢你，她家跟我这儿不一样么。”
北京人说“不一样么”，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在我上学前，父亲带着母亲和一家人终于从洛阳搬来了北京，我也就归家了。如果不是母亲请求，三姨很少主动上我母亲的门。我跟着母亲和一家人一起去她那儿，她也从来不对我表示出特别的疼爱。那时在心里对比过，我觉得姨奶奶倒好像比三姨还亲热些，甭管多少人在，她照样捧起我的脸就亲。
到我长大，可以一个人坐车去地安门了，跟三姨才又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她问我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给我做什么。我点过炒饼，葱爆羊肉，肘花西红柿打卤面，都是小时候喜欢的。能马上就做的，她马上就做。家里没有羊肉没有面的，她让我自己去买，她在家里把汤炖上。我吃，她也还是坐一边，偶尔挑一筷子，仍然吃得像鸟吃食。
我一共带过三个正在交往的男朋友给三姨看，如果是要结婚的了，她把红包递过去，会这么拜托人家：
“丹打小就住校，不会做饭，你多担待点儿。”
每次听她这么说，我的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母亲都没对谁这么拜托过。我从小没机会学会做饭，在她眼里是个很大的缺陷。不过她口气虽低，态度却不是讨好，大概她又相信，即使我不会做，我也有那个运气找到一个会做的人，她只要出面拜托两句就够。
果然，我有那个运气。
就这么过了一辈子，七十岁那年她接连送走了老伴和长子。长子走的时候，她大哭了一场，不久，请了尊菩萨回家。
我没有见到菩萨就出国了，辛苦几年逐渐在纽约定居下来。最初，几年才见她一次，后来一年能见一次，再后来一年至少能见两次——刚回去见一次，走之前再见一次。那尊菩萨一直都放在她身后的桌上，她的身板也一直挺得笔直，只是最后这几次已经不能从椅子上起身迎我了。
说了好多话，我怕她累，就又拉拉她的手。
过了好一会儿，我问起背后的菩萨，她才又絮叨起来。
“你大哥走的时候我真想过不活了。可走不了啊，你三哥不让。他跪着求我，说妈我求您了，为了我们，您得活下去。”
“请了菩萨就好了。”我说。
“嗯，请菩萨就为他们请的，保佑他们。”
她眼睛并不看菩萨，倒一直盯着我。
“听你三哥说，你管他要你小时候的照片来着。”
“嗯。”
“他好像找着了，回头给你。”
“嗯。”我应着。“当年您跟三姨夫结婚也照相了吧？”
“嗯，”她答应着，不知听清了我的问题没有。“回头也给你找一张。”
当年有个亲戚跟姥姥说，您几个女儿都嫁在天津了，怎么没嫁一个到北京去呢，就带着三姨去了趟北京。那是1947年，她已经二十二岁，那个年代，这个岁数已然算是太大，小她的四妹和五妹都已经嫁人。给她说媒的自然不少，照片摆了一台面，可她都没看上。母亲说起这事这么说：“挑来挑去谁都挑不中，结果却挑了你三姨夫这么个人。”三姨夫那时候也快三十了，在母亲口里，是在南方跑江湖的，不知道做的什么工作。三姨说起那时候的三姨夫，则说，“他也一直没找到称心的女人，听说我来北京，就特意从南方坐飞机回北京见的面。”
见过面，很快就订了婚。订婚宴摆在景山后面的一个小红门里，很热闹，来了不少有头脸的人，有武人也有商人，武到将军，商到银行行长⋯⋯说到这里，她眼睛虽然还幽幽地看着窗外，却终于叹口气——
“真像做梦一样。订婚搞得场面那么大，后来结婚倒没有。”
订婚以后，她回了天津，三姨夫很快追过去，怕她主意大，生变。当时天津的家里已不像先前那么富裕。大姨出嫁时，姥爷从嘴里取出一颗黄金牙给办的嫁妆，雇的头等轿子，备齐六十身衣服。有人见了已经开始替老爷子担心：“排场搞这么大，后面可还有六个女儿呢。”果然，到二姨时，标准就陡地低了下来，只用了三等的轿子，备了十五身衣服。
“老话儿说，一个妹妹顶十年。”
见我没懂，她解释给我，“就是说，嫁一个妹妹，姐姐就得再等十年才能嫁。”
她倒没真等上二十年才嫁，可嫁两个妹妹家里拉下的亏空只能再减少她的排场。不过，从北京回来后她发现，台面上摆的提亲相片里其实就有三姨夫，当时死活没看上的，不承想最后还是嫁了这堆里的一个。
“所以啊，”她又叹口气，“婚姻都是早就定好的，谁跟谁都是早定好的，绕一大圈还是这个人，有什么办法。”
“那绕了这一大圈，值么？”
“唉，值不值的，”我问的这个问题她好像听清了。“这辈子，跟你三姨夫吃的苦太多了，回头想想，只觉得累。什么活儿没干过，脱坯，烧窑，挖防空洞⋯⋯铁锹那么大个，”她比划了一下，“要不是有人偷偷帮着，我使都使不动。”
她又叹口气。“最苦的还不是这个，最苦的是你四个哥哥前后脚离家三个，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到处买肥肉耗大油，给他们带过去，买不到真急得掉眼泪。你二哥还讲究，要毛料裤子，要袜子，一要就要三双，也都给他寄。甭管要什么，能寄的都给寄。”
“他那会儿在谈恋爱吧？”
“你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不谈恋爱也那样。”
“跟您一样，讲究。”
“讲究。”
那样的情景我似乎还有记忆。“要不几个哥哥现在都孝顺呢。”我说。
“你三哥也这么跟我说，妈，我得孝敬您。唉，最难为的就是他，本来孩子也大了，可以跟你三嫂过几天舒服日子了，现在被我这么拖累着⋯⋯真不如早点死了好呢。”
“他不让您这么说。”
“唉，就是这么说呢。”
“那这辈子是苦多一点还是甜多一点？”
“这辈子啊，”她犹豫着，好像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只听清了“这辈子”三个字。“你三姨夫一直跟我说对不起我，这辈子没让我享什么福。给我下跪，跪过好多次。临死之前还说这话，对不起我。”她再深深叹口气。“这话，我从来没跟人说过。”
我正在想该说点什么，她突然低下头看着我，“你妈一个人不容易，她现在上我这儿来，一进门就哭，打电话也哭，哭得挺吓人。她年轻时可不是这样。”
“哦，”我多少有点吃惊，没想过从来在这个姐姐面前总是器宇轩昂的母亲会有这样的举动。“她年轻时什么样？”
“年轻时可要强着呢，你父亲那个人又那么好，活着的时候对她太好了。”
“嗯，太好，其实也许并不好。”我嘟囔着。
“你们就都对她好点。”
“嗯。”
“你们也不是不孝顺的孩子。”
“嗯。”我继续应着。
钩花窗帘上斑驳的阴影已渐渐消失了，凹凸的图案这时才一点点清晰起来。
见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我问她，“累了吧，要不歇会儿吧。”
“不累，难得今天说了这么多。”
“是啊，很久没跟您这么说话儿了。”
“下次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下次回来，明年吧，明年还是这个时候。”
“明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去年，我又见过她两次。最后一次临回纽约前两天，我们小辈人在她院子前的“海鲜饺子馆”聚会，我先去看她。可还没说两句她就催我走，好像已没力气跟我说太多了。我使劲搂搂她，让她一定要等我下次回来。她朝我点着头，看着我出门。
可她终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上周六我在纽约的家里正吃着晚饭，得到她走了的消息。北京时间周四的早上，纽约时间周三的晚上，两地差十三个小时。那天距离我“下次回去”其实已不到两个月了。
三天后火化完毕，二哥给我发来一段模糊的语音，我一个字也听不清。大概是意识到信号不好，他接着补了句书面短信：“老母亲走得很安详。”
就是不补，我也知道他要说什么。我回他：
“我都知道了。等我回去，你陪我去墓地吧。”
过了整整十个小时，他才回我，只一个字：
“好。”
我其实常庆幸我的童年是在这样一个女人身边度过的。这一辈子总得有个人教给你一些生活的规矩，爱别人的方法，由她教实在是我的福气。
听说她走，是从305医院走的。三嫂告诉我说，“是首长住院的医院，条件不错，让你三姨风光地走的。”
风风光光的。隔了二十年，三姨跟三姨夫合葬了。
就在她去世后的第十天，母亲在北京做了两只手两根手指的截肢手术。虽然之前一说到截肢，她就哭喊“我就去死”，可据家里人说，从手术台下来后的第一顿饭，满满一饭盆，她吃得只剩了个盆底儿。
一辈子强要强到宁折不弯、美要美到无可挑剔的母亲，对什么都不愿满意的母亲，从这一天起将不得不接受有缺陷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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