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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滔’唐滔天使投资

撰文 | 杨琳 编辑 | 邹春霞

6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力主严处苏区‘第一个贪官’”的文章,其中苏区“第一个贪官”指的是瑞金叶坪苏维埃主席谢步升,文章介绍,处决谢步升,打响了党史第一次大规模反腐倡廉斗争的第一枪。80多年前的苏区有哪些反腐大案,是什么腐蚀了苏区干部,苏区又采取了哪些打击腐败的手段呢?

劣迹斑斑的谢步升

谢步升案是苏区第一起重大反腐案件,谢步升也是第一名被枪决的党内腐败分子。

谢步升早年曾参加工农武装暴动,担任暴动队队长,后又返回家中做生意。1930年在苏区打土豪运动中,表现积极脱颖而出,爬到了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重要位子上。有了权力后,他开始腐化堕落,贪污公款,做投机生意。

谢步升的败露源于好色。他和同村人谢润深关系很好,谢步升打土豪时,认定本是富农身份的谢润深为贫农,这让谢润深对他感恩戴德,经常请他在家中吃饭。谢步升由此认识了谢润深的妻子朱秀秀,谢步升趁谢润深不在家,强奸了朱秀秀,两人就此一直保持不正当关系。后来谢润深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谢步升感觉事情可能会败露,便恶人先告状,污蔑谢润深为反动分子,将其杀害。

丈夫被害后,朱秀秀感到害怕,来到瑞金裁判部告发谢步升,裁判部是苏区的法治部门,专门负责除军事案件外的民事、刑事案件。裁判部立即向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派人彻查谢步升。

拔出萝卜带出泥,调查发现,谢步升强奸民妇杀死其夫的事情仅仅是冰山一角,谢步升还有多起杀人越货之事,多年前,他杀死了红军一名掉队的医官,抢走了金戒指和怀表等贵重物品,他还曾经同别人合伙抢劫布店。除了一些贪污投机之事外,谢步升还和另一名女子厮混在一起,因嫌弃结发妻子碍事,竟将结发妻子卖给了一个光棍做老婆,对外称老婆改嫁了。

红都瑞金是中央苏区临时政府所在地,叶坪又是一些领导干部的驻地,中央苏区一大在叶坪召开。谢步升在党内有些势力,力主惩办的邓小平遇到了阻力,一些人求情,要求释放谢步升,邓小平顶住了压力,向毛泽东汇报,寻求帮助。很快,由于铁证如山,1932年5月,经审判后谢步升被枪决。

苏区最大规模的腐败窝案

于都窝案是苏区规模最大、牵涉面最广的一起腐败窝案,于都县委书记和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贫农团主任等人合伙贪污公款做生意,前任县委书记、妇委主任也入了股。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以及组织部长、军事部部长、财政部副部长等人也贪污投机。

1934年,项英来到于都开展反腐斗争,调查于都贪污窝案,调查过程中,于都的主要干部们有组织地隐瞒事实,对上述几人做出类似“罚酒三杯”的惩罚,项英突破阻力,派人到基层查账,了解线索,侦破了这一窝案。最终此案中的5人被枪决。

基础建设工作也出过贪腐的问题。1933年秋冬,中央政府总务厅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建筑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之机,贪污公款240余元,事后又企图开路条逃跑,并盗窃红军的机密军事图纸预谋献给国民党军,左祥云的出逃计划并未得逞,他最终也落了个死刑的下场。

除了上述的几只“大老虎”,苏区基层干部中也出现了一批“苍蝇”,这和苏区一些不健全的制度有着直接关系。中央苏区成立之初,财税收支制度极度不健全,虽然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但没有建立收支预算和税收制度,财政收入主要靠战争缴获、打土豪筹款,向富农和商人派捐三种方式,各地财政自收自支,随用随收。本地的土豪打完了,便前往白区打土豪。

每次打土豪拿来多少钱?如果打土豪的干部有意隐瞒,这些信息只能烂在当事人的肚子里,不通风,不透气。对富农和商人的派捐亦是如此,这就给一些基层政府人员操作的空间,将打土豪筹来的财物据为己有。

贪腐干部为何都在做生意?

无论“老虎”,还是“苍蝇”,苏区大部分贪腐干部都有一个共性,贪污公款做生意。这与合作社的兴起密不可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是苏区经济变化中的特点,合作社由群众出资出物入股经营,带有较多互助成分的集体性质,除了互助类的农业合作社,还成立了出售商品的消费合作社,合作社在价格上让利社员。

消费合作社被赋予“便利工农群众贱价购买日常所用之必需品,以抵制投机商人之操纵”的任务,是“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商人和富农的剥削,打破敌人封锁的生力军”。 但由于战事紧张,苏区社会各项事业都要提速,合作社的活动便经常纳入到党和政府的指导之中,在政策支持下,消费合作社实际上取代了商人,成为农村商品供给的主要来源,毛泽东在上杭调查时曾发现,除了一家药店外,私人商店绝迹。

为了配合合作社经济,政府还成立了对应的贸易局系统,对于私人商贩从白区运回的物资,必须卖给贸易局或者合作社,合作社在商品流转领域几乎实现了垄断,成为苏区商品交换的媒介,商人失去了对于商品价格的控制。

消费类合作社在商品流通中的控制作用,起到了打击投机商人,保护资源不外流的目的,但是当合作社取得绝对定价权后,部分控制合作社的干部也开始追逐利润投机。党的文件中曾经反映,“合作社的组织,多半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创办的,很多合作社不是为了让利与社员,而是为了挣钱,一些干部借着合作社的招牌,做起了投机生意”。“每次货来了,一般的现象是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先得到东西,有些加入了合作社的群众买不到东西。”

解决腐败的两大法宝

面对贪腐,苏区是如何解决的?苏区政府很快抓住了问题的“七寸”,建立完备的财税制度。1932年,为了实现财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改变“以前各级政府对各种税收都是各自征收”的局面,强调所有税收都由国家财政机关征收,必须按月上缴中央,按照中央指定的用途使用,地方不得自行支配。为此,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专门负责财政的部门,统一了各类税种和征收规则,制订了以农业税、商业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苏区还建立了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把收钱、管钱、领钱和支配钱的机关分开。财税制度的完善,挤压了贪腐分子的操作空间。

群众路线一直是苏区政府所强调的,1932年2月,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反腐败斗争。控告局成立,接受群众控告,并在群众集中的地方悬挂控告箱。在各个机关设立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负责对腐败浪费等行为的监督。政府还组织了“突击队”和“轻骑队”,队员利用空暇时间和休息日进行工作,公开的突然的检查某机关的工作。

1933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出现群众法庭,对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袁雨山、刘道彬贪污案进行审判。此后,中央苏区通常都由工农检察机关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法庭进行审判。

在反腐倡廉过程中,苏区非常重视报刊的监督功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开办多个专栏,大量刊登工农通讯员、突击队员和普通群众的来信,揭露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

反腐斗争中的“三杰”

在反腐过程中,苏区涌现出 “反腐三杰”,其中之一便是中共一大参会人员中年龄最长者——何叔衡,他负责在各级党组织建立监察委员会,在各级政府建立工农检察部,主管反腐工作,正是何叔衡作为主审法官,判处贪腐分子谢步升死刑。

另一名中共元老董必武为颁布反腐法律做出了贡献,苏区后期,他执掌司法和审判权,左祥云案发后,由于缺乏量刑定罪法律依据,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1933年12月,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肃贪法令出台,明文规定了贪污金额和量刑标准,比如规定凡机关和国营企业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的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董必武依据法令,判决了左祥云案和于都腐败窝案。此外,群众法庭也是在董必武任职期间创立的。

三杰中的另一人是时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阮啸仙,他负责财务监督工作,在任期间,组建了一支审计队伍,在基层拍了不少“苍蝇”。

经过数年的反腐努力,在各项制度搭建完善后,苏区发布过一份审计报告,“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校对 | 项战

参考文献 ——

  • [1]柴观珍,关九乐.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的典型案例【J】.党史博览,2016第6期

  • [2]曹春荣.红色于都反腐始末【J】.档案春秋,2014年第9期

  • [3]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 [4]德峰.对于财政统一的贡献【N】.红色中华,1932第14期

  • [5]袁礼华.论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运动【J】.南昌大学学报,第38卷第6期

  • [6]唐滔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财政概述【J】.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86年第5期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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