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李善长乃朱元璋账下第一文臣、和徐达一起被称为文武第一功臣并不为过。但因为刘基已经被神话三四百年了，许多人都以被神话、被演义的刘伯温来看待这一问题。从才能、品德、魄力上说，刘伯温当然比李善长要强。但对于朱元璋的成功来说，才能、品德、魄力并非关键。二人投奔朱元璋的时间顺序就决定了对朱元璋的价值。
锦上添花永远比不了雪中送炭：刘伯温不如李善长、朱升
李善长是在1354年，朱元璋的处境、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对比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主动投军于他。眼界问题上，李善长比刘伯温看得更远、更深。从这点也能看出，刘伯温并非“刘半仙儿”，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更是骗人的说辞。
刘伯温首先是人，而且具有儒家思维，正如上文“刘福通不是项羽，杀红巾军领导层唯一儒生即奠定失败结局”所谈及的，儒家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部分，往往因为地位和教育问题对农民、农民起义有一种敌视心态。所以，直到朱元璋“王霸之气”已成、元朝灭亡可期的情况下，在1360年才并不太心甘情愿地走向了朱元璋。
我们再看朱元璋从草根思维转向帝王思维过程中的关键战略。在1360年时，李善长的“效法汉高祖”、1357年朱升的“九字真言”都是“站在别人身后、扩大自己的实力，借别人的刀为自己打败敌人”那一套。其中夹杂着对军纪的整顿等意见。
刘伯温投奔之初提出的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政策，与李善长、朱升相比并非高之一筹。此时的朱元璋在战略上其实已经不再需要“战略给养”，他更关心的是“战术”“细节”或者说“第二层战略”的执行。
帝王战略层级
李善长、朱升的建议比较笼统，需要朱元璋的“悟性”。然而，从1354年到1360年，经过六年的征战，“建国方略”已经被提上日程，很显然，李善长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层级比较低，一些法律建设、政权架构方面的建设，很显然是难以胜任的。朱升更主要是在“礼”方面有独到之处，从政权建设来说，更属于“第三层战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善长、朱升、刘伯温的贡献在于“战略的不同层次”。战略层次分为活着的战略（制胜战略）、政权架构（包括各种制度构建）战略、软性驾驭之术。这三种层次的贡献提出主要是李善长、刘伯温、朱升。刘基刘伯温的失败也在于“软性驾驭之术”，他并没有看清朱元璋的本质，也对权力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知。虽然刘伯温懂得自己的不足，也知道隐退，但很显然，隐得不够彻底、认识帝王之恶不够彻底。
为何李善长之后，刘基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不看好，为何朱元璋还任用他们？朱元璋已经成为“帝王”，刘基对于“帝王之术”“为官之道”仍然处在“真儒阶段”，这也是他未能善终的根本原因。
在文章结束之际，我们再谈谈李善长的作用吧。
李善长提出效法汉高祖战略
李善长字百室，生于延祐元年（1314年），作为安徽凤阳府定远县曲阳坊的一位名人。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红巾军起义在颖州（阜阳县）爆发，李善长的妻兄（大舅子）王濂加入红巾军。1354年，朱元璋进军滁州，经过定远时，李善长前去投军。
李善长初见朱元璋提出的制胜战略其实就是五个字——效法汉高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效仿汉高祖布衣起兵，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
这句话蕴含着吸收人才、整顿军纪、为民生留一条路、扩大军源等多种方针。特别是在当时红巾军军纪败坏的情况下，收集民心得到民心支持最为关键。乱世根本在于军队，但军队要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必须要得到民心支持。
汉高祖进入关中之后，仅仅依靠“约法三章”就可以得到乱世民心，那么，你要效法汉高祖这点就是核心呀。“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在和平时期是一种常识，但在乱世，一些“短视”的军阀为了得到军人的支持往往漠视甚至鼓励军纪松弛、战胜随意抢掠烧杀几日。虽然可以有一定效果，但并非长期有效。
作为最早的重要知识分子，李善长被朱元璋引为亲信。朱元璋对李善长非常信任，无论是在各色人等意图取代李某地位时痛下杀手，还是拖了很久才对李某下手的历史看，除了李善长根基、势力颇大外，对李善长的信任也是主因之一。这一点，刘伯温是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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