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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反感那些过度捧高扶贫干部的文章：“扶贫工作中，的确有很多感人的事，父亲死了也回不去的，过年也不回家的。但对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说，这很悲哀。”
抵达目的地太原的当天，是2019年3月14日，联系好的两名公务员都失了约。
这天是周四，陈越将回太原，他要开车赶四个多小时的路，参加周末的报告会议。徐昱已经到了太原，但是在单位整理材料，一直要到周六才有空。
周六上午，艳阳高悬在北方依旧刺骨的冷空气之上，遍照这座地势平坦的城市，春寒中有了暖意。汾河分开了这座城市的东区与西区，在西岸散步，徐昱突然想到：“下午该把（5岁的）儿子也带来逛逛。”此时正是新芽发出的季节。但没过多久，手机里传来一则通知，下午临时有了个扶贫干部培训，他不得不再次失约。
“加活儿”总是临时的、突然的、随时随地的，这还不是全部。
凌晨2时
命运似乎对陈越开了个玩笑，挺残酷的那种。
“不争馒头争口气”，这是他决定考研的全部理由。2011年，陈越毕业于山西一所三本院校，在距离太原100公里的一个贫困县事业单位工作。年轻总能快乐，日子容易消磨，但他很快拒绝了这种生活。
那次去探望病中住院的爷爷，亲戚们都在，爷爷欢喜地对病友介绍他的晚辈。陈越是独子，他的堂表兄弟及姐妹中，有在985院校读博的、在北京事业单位工作的……到他了，“哦，三本的”。
看见那位病友突然放空的眼神，嘴边浮出的笑意，他决定考研。
考上之后，他成了原单位中学历最高的人。2015年，陈越结婚，开始渴望回到太原。家庭成立后的现实压力，也督促他必须上进。终于在2016年，陈越考上了山西省属的公务员岗位，回到了太原。
陈越本是太原人。他喜欢摄影，熟悉汽车型号，热爱足球运动，在KTV里也是个“麦霸”，性格中有着明显的在城市长大的痕迹。
回到了家人身边，工资也有所提高，一切朝着他计划的方向发展。但是，一纸扶贫的通告，改变了他对未来的预期。
扶贫攻坚战的全面开启，改变了他的生活。2017年9月底，陈越前往忻州市中的一个乡挂职，再次与家人分别，这一次，他离家更远了。2018年，“世界杯后的不久”，陈越成为了一个村的扶贫工作队员。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不开玩笑。”陈越说。刚到村庄时，陈越的妻子才生育不久，儿子两三个月大。陈越只能趁着周末，回去个半天一天，“往往就去打个预防针，或者治个头疼脑热，有小孩的人会懂，这点时间根本陪不了孩子”。
匆匆见家人一面，又回到贫困的吕梁山脉的腹地，陈越在这里至少要待两年。
河北保定，扶贫工作人员走在碾子沟村的山路上，这条路不知道已经走过多少来回。
周末一过，陈越再度返回乡下。向西而去，平原地势被甩在车后，黄土高坡迎面而来。海拔越来越高，村庄就在黄土袒露的高低丘陵之间。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村庄的土壤贫瘠，只适合种玉米、土豆、红芸豆、高粱和谷子，风一吹，尘土飞扬。在这里，最丰富的是能看见整个星云的夜空，有时挂着亮堂堂的月亮。
夜空之下，山中寒风四起。村委会所在地是小场院，只有陈越与另一名帮扶干部刘达庆二人守在这里。最冷的三个月里，气温在零下二十七八度。陈越找出一张照片，夜里冻的冰把门与墙“焊”在一块，门把上尽是霜。陈越说：“这还是用电炉把门暖着了的。”
即便到了三月，夜里仍是零下几度，锅炉供热是必须的。两个从太原来的公务员还没学好生火。3月18日，回到村里已是凌晨1时，陈越和刘达庆急忙穿上脏大衣，小跑到锅炉房。陈越笑着打赌，说：“信不信，今天几分钟就能搞定。”
可惜煤块太大了，刘达庆负责去砸煤。引火用的报纸全都受了潮，陈越一遍遍点燃，投进炉中，总不能成功。他索性摘了手套，在地面跪伏着，察看炉中的火，烧干的纸屑与煤灰落在他的头发上。燃起这炉火用了40多分钟，收拾完毕后，已是凌晨2时。
“就这种环境，单位里的女生过来怎么受得了。”陈越起身苦笑道。最初在选派挂职干部，局里是要选择刚入职的新人，但陈越入职那年的新人大多是女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她们对于下乡挂职很是为难”，陈越主动应了缺。
下乡后，陈越倒觉得，她们不下乡是对的，环境条件还在其次，“你让没有基层经验的人，到了农村扶贫，怎么能应对这里的复杂工作呢？”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丙中洛镇，一位“背篓干部”走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来的羊肠小道上。
山中人情
把事做好，在这极度贫困的山村中，思路与手段是在城里的人难以想到的。
陈越最初到村里时，想着如何“借鸡生蛋”。他所在的部门是一个服务性的政府部门，“不像实权部门做事方便，比如卫生部门动员医生，公安部门抓治安，他们有资源优势，这是我们不具备的”。
他联系做服装的朋友，对方赠送了150件服装给村民，一开始领到衣服的村民都很高兴。没多久，两派的意见就起来了，因为这些都是“很fashion的女装”，单身的五保户率先尴尬了，身材不合适的看见别人穿着合身，心里也有些意见。
这些声音都传到了陈越的耳朵。他没想到，好心想出的惠民措施竟使他遭遇了第一个“下马威”。
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吸取经验之后，陈越再度牵线，在2018年12月做了一场“扶贫行”，并在县里挂牌了“专家服务基层工作站”。他说，这次终于达到了预期。
陈越无不遗憾，现在已经到了验收前的准备阶段，入户农家、摸底情况、派送物资、安排搬迁，这些与农民实打实交流的充满博弈的过程难以再现。是的，最忙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这个村子里，共有一百来户，贫困户有38户，异地搬迁的有17户。
陈越对数据敏感，坚持村里人家是百来户，而非资料中写的具体数字，“数字太过精确也是一种错误”。因为村里的流动性大，有的人家可能几年不回，或者户籍与实际住址不一样，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村里人？这模糊地带，也是一个博弈空间。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对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的排查摸清。陈越有一个自己的感受，“网上很多扶贫一线的人抱怨，说文件要求记录的资料太细，但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他在入户时发现，以前官方对农村的记录太少，户口信息几乎就是全部了。
入户，是到农民家里登记、核实基本资料，为以后的扶贫措施打下基础。陈越说，资料详细到家庭成员及相关人口关系，家种几亩田，是什么作物，是否养家禽，鸡有几只，牛羊有几头，收购价多少，收支是多少等等。
到农民家里多跑几次，交叉验证，获取的信息才能真实详细。此外，陈越还会询问农民的意愿，是否愿意养羊、养鸡等等。“并不是政府一股脑儿地送东西送牲畜就管用的，也要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这相当于致富意愿。”
致富意愿的强弱，引起各户农家之间的财富差异。这在今天已经显现出来。
当地人有午睡的习惯，农民秦云却在家里铲了一中午的草，这天是3月19日。驻村第一书记严书记来看他，提议把羊圈再扩大一圈，多养些羊。“好呀，这好呀。”秦云一口答应下来。
秦云介绍，他目前养了40多头羊，羊养了三年才能宰杀，每头卖2000多元。平时薅羊毛也是一项收入，综合起来，每年能挣10万元，大大超出种地的收入。
有的村民，致富意愿不强，白天就围在荫凉地方大声聊天，或者只是站在一起沉默。增强村民的致富意愿，也是扶贫干部的工作。“作为一个外乡人来这里，村民难免对你有些不信任，酒在这时很有用，坐下来和他们喝几两烧酒，他们觉得你是自己人，事儿就能谈成。”
但更多的时候，喝酒交心却并不那么好使。
财富的差距出现后，一些先前没有致富意愿和行动的农民，开始心里不服。包村干部沈小柔是本地人，才从大学毕业，她一见到从太原回来的陈越，立刻说：“村里的刘建峰喝多了，又来闹事，在村委会和秦主任拍桌子。”
陈越听了，说，“这事你别管，包我身上。”他对此已经很有经验，“这些人平时不敢闹事，喝了酒，就宣泄起个人情绪”。
陈越会警告这样的人，说，现在正在“扫黑除恶”，如果再犯，就把他认定成“恶势力”，做个典型。这当然是吓唬他的话，但那人就此消停了一阵。这样的办法，陈越用过两次。
“这些人在城里，没人会理他，但在村里就能闹得鸡犬不宁。”村里血缘很近，70%的人是一家的，还有30%的人是另一家的。风吹草动，牵一发动全身。2018年底，作为异地搬迁户的张扬，不能享受某个活动中的积分奖励，借着酒劲打骂了同是自己兄弟的村委会主任。
说到动情时，陈越直言：“经济脱贫是一定能实现的，但思想脱贫很难。”
（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乡靠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贫困户一起在温室大棚里给花盆装土，为育种做准备。）
不问动机
扶贫干部的工资如何？陈越只笑，说：“我也很想缴上个税啊。”
他记得一连串数据：1668、1868、2020、2228、2446、2652、3028、3998、4080、4422，这是他八年工作以来，工资的变化趋势。
他的工作量的增加，远远高于工资的涨幅。陈越说过，他不反感做资料，也赞同“事过留痕”，否则无法评价一个公务员的工作业绩，但时常变化的考核标准，及屡次三番地打回重写，却令他吃不消。
比如，对贫困户资料的评定标准，就经常变更。“一次材料交上去了，打回来，说再加个牲畜数量的登记。好，重新调整后补上了，再交上去。但又有新的指标，说要测量危房的评级，再重新调整，理顺了交上去。又有了新的指标……”
但对扶贫干部来说，反复地做这些工作，加班加点，却并不能体现到工资上。
陈越很少诉苦，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就把话头转给身边的同事，说他们辛苦多了。对方笑说，这又是官话。他就忙解释：“不是，这是真心话。”
刘达庆是被他经常点名的人之一。刘达庆原本在山西一所大学里做老师，几年前，“老丈人要求，一定要找个有编制的工作”，后来考到省属机关下的事业单位，拿到了编制，工资却断崖式下跌。如今扶贫，他也只能离家千里，老丈人沉默了。
还有驻村第一书记严书记，为了兼顾扶贫事业和家庭，她把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接到当地，工作忙的时候，孩子的接送照管全靠邻居，母子也是聚少离多。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水潦彝族乡水潦村，叙永县委办全脱产网格工作站的成员在一天的走访后，连夜梳理搜集到的问题，研究解决方案。
陈越也一样，他反感一些过度捧高扶贫干部的文章，“扶贫工作中，的确有很多感人的事，父亲死了也回不去的，过年也不回了家的。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很悲哀。”不过，在他与妻儿分别、难得团圆的事实到来时，他也只能默然接受，“也许这就是牺牲？”
儿子还没满岁时，陈越有一次回家，儿子见到他就放声大哭。保姆说，是不是因为爸爸身上带了脏东西回来？陈越宁可信其有，在楼下市场跑了好几圈，再上来时，儿子依旧放声大哭，他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儿子对他已经陌生了。
对儿子的亏欠，徐昱的感触更深，他曾经连续39天没能回趟家。3月16日的周六上午，在短暂的散步中，他十几次提到一个词：心理调整。
大概是因为他刚请过了心理医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
徐昱说，儿子现在5岁了，依旧是离了妈妈就大哭大闹，抽搐得很猛。心理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孩子长期被妈妈带，而父亲缺席所导致的心理依赖，“儿子的潜意识里，自己还是和妈妈一体的”。医生给出的药方，是循序渐进地“心态调整”。
徐昱对这个词的印象似乎过于深刻，他说，其实包括扶贫干部在内的很多事，也需要心态调整。徐昱的工资也不超过5000元，35岁的他至今还在“啃老”。这会引起自卑情绪吗？
徐昱淡然笑道，人多少有些好逸恶劳的，想要活少钱多，这就是个心态调整的问题。“当工资数和任务量过了一定的度，就会不服，产生委屈。这时候个人可以调整一下，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找到自己的度，这也是人之常情。”
“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这是徐昱与陈越都提到的一句俗语。
陈越直言，扶贫干部也好，公务员也好，这就是一份谋生的工作。“现在社会上对公务员这个职业有些过度的解读，其实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职业。工作之余，我自己做投资，想给我儿子挣个足够宽裕的将来。”
“不问动机，只看事迹。可能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各自的原因，遵循指示也好，积累基层经验也罢，甚至是为了政绩，但我们不都在扶贫一线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吗？”陈越笑道，这是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向治霖 xzl@n
编辑 | 李少威 lsw@n
排版 | GINNY 、实习生许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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