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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简介

半个世纪前,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编入中学课本感动了一个时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战争期间魏巍在《晋察冀日报》发表过一首诗《塞外晚歌》专写给爱他(魏巍)的人——刘秋华。“如果战友允许,我要寄一首歌,给一个纯朴的乡村的女儿……忍不住,将你思念,谁叫我,在织布机旁,将你碰见……说不清为什么,今夜特别想你……”

近日,我又一次走进了北京八大处,西便门魏巍的家,专题采访了魏巍的夫人安平县籍总政离休干部刘秋华。

坚信共产党、八路军

刘秋华是河北省安平县报子营村人,1925年生于一贫民农家。“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华北,踏进了冀中大地,刘秋华目睹了日寇的凶狠残暴,对侵略者无比仇恨。

刘秋华回忆说:那时家里生活困难,我有三个弟妹得病死了,为了脱离苦难的生活,我们家就信了天主教。有一天神父来我们村传教,神父是法国人,会说中国话,我们去见他。他说,日本人不杀在教的。村东头一个小伙子也信教,刚结婚不久,他为了护着他媳妇没有跑,敌人把他抓出来问:“八路军在哪?村干部在哪?武器在哪?”他带敌人糊弄着转了两圈,最后敌人把他杀了。敌人扫荡时,我父亲也被敌人杀死在村外。后来那个神父来了说:“日本人杀人是有罪的,我们是无罪的,天主用一把大扫帚把没有罪的人都扫上天去了。”过了2、3天,神父走了,天主教堂也散了,我从那以后就不信教了。坚信了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家是八路军的堡垒户,我母亲对八路军特别好。

刘秋华是家中的长女。17岁那年,父亲在鬼子“扫荡”中惨遭杀害,弟妹尚幼,母亲体弱,她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做饭、挑水、洗衣、织布、下田收种,什么都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中离不开她。党的宣传抗日教育使刘秋华更加清楚: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安生的日子过。没有国就没有家,她也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出生入死地打日本鬼子,和劳苦大众同甘共苦共患难,一个心眼为人民谋幸福,真是老百姓的大救星。虽然家中离不开刘秋华,虽然母亲非常痛爱幼小的弟弟,但在国难当头,刘秋华说服母亲带着弟弟一起参了军。

刘秋华回忆说:我弟弟刘玉振当兵走得比我早,1944年他参军走时还不到15周岁,个子还没有长起来。他和我母亲说:“我当兵去,在八路军学点材料(本事)。”我母亲送我弟弟到村西,回来时候泪流满面,回家后什么也没说。我弟弟当兵去的铁路西,冀中兵工厂第三厂。当年还捎来过信,第二年就没有消息了。《安平县志》记载,刘玉振烈士1945年在战场牺牲。

拥军拥属,照顾伤员

刘秋华14岁就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工作,他工作积极,不怕苦和累,做军鞋、洗军衣、洗绷带、慰劳伤病员、唱歌、出操,开办妇女识字班等妇救会工作,一直是走在前面。她是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的同族孙女,与李杏阁家一墙之隔,她还帮助李杏阁在家里挖洞,供八路军伤员隐蔽疗养,给八路军伤员烧水、做饭。抗战期间协助李杏阁在自家地洞里掩护和护理轻重伤员达70多名,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秋华回忆说:抗战期间,晋察冀七分区于司令员叫于全申,他爱人张子辉是妇联干部,住在我们家。一次敌人突然来了,张子辉和我们几个人赶紧钻了地道,刚进去张子辉就说,她的材料包还在屋子里放着没拿下来。我说:“你别动,我给你拿去。”我家南边有一条胡同,敌人这时从胡同过来了,听到敌人的声音我们没动,我听外面没动静了,估计敌人过去了,就从洞里钻出来,跑到屋里拿了包给她送进去。后来于司令的警卫员来说,于司令已经过河来了,没事了,我们才出来。

村里刘瑞花的哥哥是青抗先男青年队长,长的很壮实,后来当兵走了,他走的时候和我说:“你以后多找你嫂子玩。”在部队刘瑞花是机枪班长,当兵不久他就牺牲了。他媳妇哭得可厉害了,后来我多次安慰她,帮她干一些家务。

我村有个叫双纪的男青年,他头年参军,第二年他带我到晋察冀军区的《前线报社》参军,那是1945年7月。我也要当兵去了,我对母亲说:“我当兵离家近,我会常回家看你。”从此我就在报社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青抗先女队长

在非常残酷的冀中抗日战争,刘秋华受到了教育,经受了锻炼。16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村自卫队指导员。和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女队队长,成为冀中安平县优秀的青年妇女抗日干部。

刘秋华回忆说:后来我参加了自卫队和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1941年我16岁时村干部刘长友介绍我入了党,当了自卫队指导员和青抗先女队队长。工作任务是组织发动妇女破路挖通沟,站岗放哨锄奸防特,传递书信情报、她经常和男游击队员一起袭扰敌人,有时也参加战斗。

我有一个二爷在安国做买卖,我在安国的二姑经常回村里来。安国有日本的炮楼,所以村里有人怀疑她是探听情报的。刘长友(村干部)给我布置任务,让我注意她的行动。大概在1943年一天,这个姑娘回村了,结果过了2、3天敌人就来村里扫荡,我们一同往河南边跑。我跟着她跑到大河南边,路上她总拿着个小镜子照来照去。咱们县里的公安就跟上来把我们俩抓起来,他们把我们分开了问。问我:“你们在哪儿住?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你们什么关系?”我不能说是给我布置的任务,我就说:“她家在安国,她是我姑姑,我跟着她一起跑。”他们又问:“她拿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我说:“她拿个小镜子。”公安把我们关了起来,到了下午,刘长友把我们领回去了。

织布机旁碰面魏巍

刘秋华介绍:1938年“五一节”,18岁的魏巍在延安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他从延安抗大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老一区一营任教育干事,后调一分区政治部任通讯干事,抗日战争期间,魏巍曾在冀中区党委,冀中区行署及冀中军区的创建地河北省安平县工作。

1944年春节,魏巍和两位战友一起去慰问被誉为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妈妈。还未走近李妈妈的家,远远地就听见了织布机的响声。跨进大门,见织布机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正神情专著地织着布。见有客人来,姑娘便放下手中的梭子,笑吟吟地站起身,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然后又把正在外面发动群众做军鞋的李妈妈给找了回来。同去的战友告诉魏巍,这位姑娘叫刘秋华,是李杏阁的堂孙女。望着刘秋华俏丽淳朴的面庞、麻利干练的身影,魏巍的身影突然升腾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姑娘的一颦一笑始终萦绕心间,

不久,部队驻地搬家,魏巍恰巧被安排住进了刘秋华家里。年轻的心总是敏感的,渐渐地,两人都从对方眼中读到了牵挂。“我们交往虽多,但那毕竟是子弟兵与老百姓的关系。但每次接触,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魏巍后来深情的回忆道。

后来,魏巍随着部队开赴新的战场。刘秋华参军被分配到《前线报》做通联工作,和魏巍同在一个军区。之后,魏巍、刘秋华虽然见面不是很多,可在战争硝烟中萌生的爱情之花,却在心中愈开愈艳。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的第二天,魏巍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火速到晋察冀七分区所在地正是刘秋华的家乡,恰好刘秋华也要回一次家,于是,两人相约一起上路。皎洁的月光下,他们边走边谈,走了整整一夜,天亮了,魏巍终于走进了刘秋华的心里。“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美好的一夜。直到那个夜晚,我们才彼此捅破了这层纸。”

1946年3月19日,在平绥线上一个叫下花园的小车站,魏巍与刘秋华举行了热烈而简朴的战地婚礼。几天后,魏巍又随着部队踏上了转战的征程。

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小两口无处为家。虽然两人都在一个军区,但相聚的机会却少的可怜。

我是魏巍的后盾

刘秋华介绍:魏巍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我的创作一半功劳归你。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我现在的一切。”

1947年春节后,刘秋华生下了大女儿魏欣。而此时的魏巍正随着部队攻打石家庄,别说回家,就连个电话都打不通。直到三个月后,魏巍才从部队休整期间抽空赶回家看了女儿一眼。当了爸爸的魏巍没有陶醉于小家庭的温暖,他的心依然在战场上。一篇篇诗作在战火中飘飞,鼓舞着战士们奋勇拼杀。这下可苦了刘秋华,她不但要行军打仗,还要带孩子,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只有打完一次仗,夫妇二人才能小聚一次。

1949年夏,组织任命魏巍担任随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起义的一个骑兵团的政委。由于刘秋华身体不便,魏巍把她留在陕西咸阳后就立即投入到了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当在咸阳的刘秋华生下二女儿的时候,魏巍连刘秋华的电话都顾不上接,而月子中的刘秋华没人照顾,硬是喝了一个月的稀粥……

新中国成立后,魏巍夫妇先后进了北京,并在部队驻地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家。刘秋华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心甘情愿地当起了丈夫的贤内助。1950年5月,魏巍奉命调往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总政、新华社组织了一个战地采访组,魏巍惜别妻女,再一次亲历炮火,履行着一位战地记者的神圣职责。

1950年5月5月,魏巍奉命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几个月后,魏巍被派往朝鲜战场了解美军战俘政治思想情况。到了朝鲜,调查任务完成后,魏巍来到志愿军前线部队。在这里,他耳闻目睹了撼人心魄的英雄故事,决心留下来。

1951年2月,魏巍回国,调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任副主编。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魏巍一边忘我工作,一边抓紧时间赶写朝鲜见闻录,家务事情总是刘秋华一个人兜着。

结婚半个多世纪以来,魏巍一门心思扑在工作和创作上,不知道怎么买米,不知道菜市场在哪里,不知道家里的钱放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孩子读几年级。这些家庭生活中的琐事,都由刘秋华一人操劳。刘秋华对孩子们要求严格,离休前,魏巍曾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但3个孩子都没有沾上老子一点光。两个女儿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参军、专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儿子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名落孙山,报名参了军,后坚持自学,复原之后才考上大学新闻系。3个子女结婚时都非常简朴。两个女儿结婚那天,买条裤子、买双鞋,然后把新女婿和亲家请到家里吃顿团圆饭,就把喜事办了。儿子结婚时,由于儿媳家在外地,他们干脆连两家的团圆饭也省了,让当新娘的儿媳炒了几个家常菜,然后请魏巍一个来访的老友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就算让儿媳过了门。两位老人劳累了大半辈子,离休后闲下来,魏巍继续写作,还少不了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与过去不同的是,此时有什么地方邀请,魏老总是要问一句我可不可以带上老伴一块参加?他不是想让夫人沾什么光,而是怕她一个人在家太寂寞。刘秋华则非常感动,说老头子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老了反而会体贴人了。刘秋华说:“当年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是咱家‘最可爱的人’了。”

1950年5月,魏巍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学校教育科副科长,但在6月25日,即爆发了朝鲜内战,10月19日千万名志愿军英雄儿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赴朝作战,进入12月,魏巍第一次入朝进行战地采访。

在志愿军前沿部队,魏巍耳闻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故事,他决心留在战场工作。1951年2月,魏巍回国,调到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任副主编。1951年4月11日,凝聚着魏巍激情与感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人民日报》破例放在社论位置发表。

那天,刘秋华正好到车间办公室办事,发现几个人正对着报纸抹眼泪,她拿过报纸把文章一字一句读完后也已是泪流满面。她为志愿军的事迹而感动,同时也深深地为丈夫而骄傲。晚上,刘秋华特意买了一瓶酒,并执意要敬魏巍一杯。魏巍笑了:“要敬也该敬我们那些战士啊!”刘秋华却哭了,她说:“战士们该敬,你也该敬,因为你也是一名战士,也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朱总司令连誉“写得好!很好!”毛泽东主席读后指示“印发全军”!随即,魏巍应约到处做报告,北京市政府还几次在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请他讲朝鲜战地见闻。每次做报告,刘秋华为照顾丈夫,都陪魏巍详细调处准备事宜,并对他的衣食起居照顾得一丝不苟。

“文革”爆发后,魏巍由妇孺皆知的大作家成了在劫难逃的“黑线人物”,他的作品也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大毒草”。但这对忠贞不渝的革命伴侣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强信念,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魏巍又萌生了新的创作冲动。在刘秋华的鼓励下,1978年,魏巍出版了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前后方的长篇小说《东方》,此书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1987年,魏巍又出版了全面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此书被称为“具有宏伟气魄的史诗性作品”。为了创作《地球的红飘带》,魏巍在1983年和1984年两次偕夫人刘秋华一同考察、走完了长征路,其间历经摔伤和疾病等各种磨难。2007年9月,魏巍患病住进了解放军医院,并自此到2008年8月24日走完了自己88年的人生征程,但在近一年的住院期间刘秋华每天去医院看望。为了不让家人难过,她从没在众人面前掉泪。直到魏巍走后,她才放声大哭出来,那一刻,她对躺在病床上的魏巍说:“我们回家吧!”有一天,魏巍与爱人刘秋华商议到照相馆,留下了这张自结婚后的首张福照,从此,魏巍把照片一直放在身边,自此到2008年8月24日魏巍走完自己88年的人生征程。(作者李佳:安平县东黄城乡党委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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