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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书，迷信日程的令典，我们要破除迷信，就要废除旧历，实行国历。”“迷信是国民革命进程上的障碍物，旧历是迷信的参谋本部，我们要完成革命的工作，就要废除旧历，实行国历。”
1928年12月28日，《申报》赫然刊出此说。
所谓“国历”，即阳历，即西方的格里高利历。将它称为“国历”，是1927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才有的称法。
1912年1月2日，民国肇建时，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只称“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继而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则承诺：“新旧二历并存。”
1927年2月9日，天津《北洋画报》上写道：“自从改了民国，就改用阳历，人民虽然多数不赞成，但既是国家的正朔，也就不敢公然反对，平常还是旧历比较的能得人家的欢迎。”
可见，当时人们已习惯于二历，并未将“国历”与“旧历”对立起来。为何阳历突然升格为“国历”，“旧历”却被妖魔化？这与白话诗开创者之一刘大白颇有关系。
侥幸搭上科举“末班车”
刘大白，本名金庆棪（音如演），字伯桢。传说是汉代中山靖王之后，王莽篡位时，刘家为避祸，改姓金，东汉时复归刘姓。五代十国时，因刘德在吴越国任职，触国王钱鏐（音同刘）之讳，又改姓金。
1909年，金庆棪考上清廷拔贡（又称优贡，即直接考入国子监，较常科更难）。清廷已于1905年废科举，但“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此考为最后一次拔贡考试。
1910年2月，金庆棪来京谋职，他是浙江绍兴人，寄住在“山会邑馆”（2年后，鲁迅来京，也在这里长住）。
据曹聚仁记，金与友人吴琛（浙江人，精拳术，辛亥革命攻打南京时阵亡）聚饮于广和居时，感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事，金在墙壁上题了《我有匕首行》，称：“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头在手。匕首复我仇，樽酒浇我愁；一饮愁无种，一挥仇无头。匕首白如雪，樽酒红如血；把酒奠匕首，长啸暮云裂！”
吴琛戏称是反诗，三日后，金庆棪离京。
《我有匕首行》轰动一时，中有“豪杰供虔刘（虔刘，意为杀戮）”“仇无头，大白浮（浮指罚酒，白是酒杯）”句，金庆棪从此自称刘大白（大白是字，名为靖裔）。
在光复会、同盟会早期会员中，绍兴籍近60人，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蔡元培、邵元冲等，据学者刘家思先生研究，刘大白可能1905年便已加入同盟会，堪称元老。
因“命宫磨蝎坐”（意为生平多挫折），刘大白留在国内，未去日本。
和胡适互相瞧不起
辛亥革命后，刘大白任《绍兴公报》编辑，以杂文著称，因发表反袁世凯诗文，报馆被查封，刘大白亡命日本。
1915年，因反对签署《二十一条》，刘大白遭日本警方监视，只好流亡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
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刘大白回到杭州，任浙江议会秘书长，并任《杭州日报》编辑。第二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国，协助孙中山制定实业计划，刘大白与蒋结为密友。
1918年，刘大白受聘为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员，与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并称 “四大金刚”（当时杭州报纸还称经亨颐、刘大白、陈望道、夏丏尊为“浙江四杰”）。“五四运动”爆发后，浙江第一师范成为东南各省新文化运动中心。
刘大白在旧体诗坛颇有地位，五四后开始尝试白话诗，曹聚仁说他“在新诗园中别开新面目，还在胡适之上”，被赞为“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世界的诗人”。
刘大白、沈玄庐为代表的南派与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北派共同撑起初期的白话诗坛，但彼此成见颇深。
刘大白曾说“律诗起来，不曾废古；词曲起来，不曾废律”，主张旧体诗与白话诗并存，没想到被守旧派拿去做理由，令胡适深感不快，视刘为“胡怀琛（旧体诗代表）之流”。周作人称：“（刘大白、沈玄庐等）多是复辟派的‘国学家’……他们要是说懂诗，也只懂旧诗。”
有趣的是，刘大白也将胡适视为“胡怀琛之流”，他在《旧诗新话》中挖苦道：“这两位胡先生的两种胡说，都难免有点近于胡说。”文中一位“胡先生”指胡适，另一位则指胡怀琛。
和刘半农打了2个月笔仗
1926年，刘大白与《新青年》中人的纷争达到顶点，当时刘半农推出《何典》校点本。
《何典》又名《鬼话连篇录》，是清人用吴地方言写成的长篇小说，新文化派推崇其口语化。可刘半农觉得《何典》中夹杂了一些文言文，便干脆删掉，代以空格，连鲁迅都表示此举“令人气闷”。
刘大白撰文批评，刘半农反唇相讥，二人打了2个多月笔仗，刘大白竟写道：“到巴黎去提出专门评论人家标点的论文，拿一个博士回来，侥幸作个‘吾家’刘复（刘半农本名刘复）博士的后辈。”
1920年，刘大白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又退出。一方面，刘大白在杭州工作，无法常住上海，另一方面，当年8月至11月，刘因肺病住院，无法参加活动。
学者刘家思认为，刘大白退出，可能也与研究会组织者陈独秀的性格缺陷有关。李达回忆说：“每逢同志们和他（指陈独秀）辩论的时候，他动则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有一次，他（指陈独秀）看到一个同志来信谈工作困难问题，一看就大骂，一下子把个茶碗拿起摔碎，等信看完了又冷静下来。”
1921年10月14日，刘大白在《民国日报》上撰文称：“其中想做首领的，也未尝没有，可是往往免不了犯那偏狭的通病。”似在暗讽陈独秀。
退出研究会后，刘大白参加过农民运动，并为党的活动提供过掩护。
和农历较上了劲
蒋梦麟曾说：“刘大白先生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时代是不多见的。”没想到，刘大白对历法也感兴趣。
最早呼吁改历的是高梦旦（出版家，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1896年，他在《万国公报》上撰文，主张“正朔服色，既为列国所同，而一国必欲立异，则交际往来，不免存歧异之心”。
1903年，单士厘在《癸卯旅行记》中说：“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即格里高利历）。”单士厘是晚清奇女，出身名门，29岁才嫁给钱玄同的哥哥、外交家钱恂，多次随夫出访日本，《癸卯旅行记》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女性游记。
后梁启超、刘师培也呼吁改历，梁启超提出“孔子纪年法”，以孔子诞生年为初元，但高梦旦撰文反驳，认为不应将佛教徒、道教徒排斥在外。
刘师培提出“黄帝纪年法”，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中称：“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即采纳了刘的意见。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并未真正接受阳历。直到1928年，刘大白出任第三中山大学（后改名浙江大学）秘书长后，在他推动下，蒋梦麟提请国民政府发起“废历运动”。1930年，蒋升任教育部长，刘是次长，两人刚上任，便力促“废历运动”，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废历”一词可能是他的创造
刘大白急于废农历，原因可能有三。
首先，刘好击剑，性格慷慨激昂，时时担心自己保守。
称农历为“废历”或为刘大白的创造。早在1923年，便有署名为“大白”的文章称农历为“废历”。
其次，民国后阳历曾两度被取消。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盗国，以本年为洪宪元年。上海各报不以为然，依然只刊阳历和农历，不提年号。袁政府内务部、交通部立刻发出警告：“如再沿用公历及民国纪元，不奉中央政令，即照《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送。”各报无奈，只好用极小号字排上“洪宪元年”。
1917年6月，张勋复辟，再度废除阳历。
反复动荡，使人们产生急躁情绪，认为“质言之，今之改历，历家之事不过什一，而社会之事乃占什九”，将历法变革视为社会变革的标尺。
其三，科学主义遮蔽下产生幻觉。
如1923年2月，《申报》上胡闲云的文章便称：“阳历是世界上完美的公历，较阴历有许多好处，现在社会上沿用阴历的仍占多数，真是民国不好的现象。”阳历是不是最完美的公历、是否可用科学裁量一切，其实颇有争论空间。
“废历运动”颇有成绩。1929年7月2日，政府通令“以后历书，自不应再附旧历，致碍国历之推行”。1929年10月5日，政府又下令，自1930年1月1日起，“凡商家账目，民间契约，及一切文书簿据等，一律须用国历上之日期，并不得附用阴历，方有法律上之效力”。
阳历真的完美吗
刘大白等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阳历未必符合科学。竺可桢先生批评说：“在20世纪科学昌明的今日，全世界人们还用着这样不合时代潮流、浪费时间、浪费纸张、为西洋中世纪神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格里高里历，是不可思议的。”
1927年8月，国际联盟设“历法研究会”，以改革阳历弊端，26国参与此事，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全年分成13个月，另一是分成4季，每季91天，多余一天是节日。但改历成本太高，国际联盟不了了之。
农历最大缺点是闰年（384天）与平年（354天）差别太大，但1926年李景汉先生在北京郊区调研发现，农民没钱买日历，“没有每七天休息一天的福气，也不用精确计算日子，看看月亮也就够了”。
使用阳历后，传统节日怎么办？刘大白提议：以阳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阳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依此类推。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改历时的规定，但天文学家们认为，阳历8月15日圆月的几率太小。
竺可桢先生指出：“农历在我国已经运用了二千四五百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了二十四节气已能初步把握农历，没有不便的感觉。”但他认为，既然世界都在用，中国不宜例外。
1930年12月，蒋梦麟辞职，刘大白亦离开教育部。“废历运动”陷入停滞。
1932年2月13日，刘大白因病去世，留下遗嘱：“能送到医院里去解剖，固然最好，如其不能，那末钱塘水葬，也很雄伟的。”终年52岁。刘大白著作等身，今复旦大学校歌即出自他手。
1934年初，政府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多干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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