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梁汝杰画后的宜川形象。
鲁迅在木刻讲习班，1936年，厦门，7.3cm×9.7cm，黑白木刻。选自《时代先锋的现场——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
葛涛
鲁迅在1929年1月20日撰写的《〈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一文中指出，木刻虽然起源于中国，但是中国木刻性质上属于复制木刻。中国木刻在传到欧洲之后，欧洲在十九世纪中叶逐渐从复制木刻转变为“创作木刻”。鲁迅希望通过输入欧洲的“创作木刻”作品在中国形成“创作木刻”的潮流。可以说，中国三十年代逐渐兴起的新兴木刻运动即“创作木刻”就是开始于鲁迅在这篇序言中发出的倡议。1930年2月25日，鲁迅撰写了《〈新俄画选〉小引》一文，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鲁迅对新兴木刻的提倡，影响到一批进步的青年开始创作新兴木刻，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胡一川(原名胡以撰，1910—2000)就是其中之一。
1926年11月，胡一川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时就聆听过鲁迅的演讲，并记得鲁迅在演讲时说过“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世界是靠傻子来支持，是靠傻子来推动的，终究是属于傻子的。聪明人不会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学生也应该留心世事”。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0年是胡一川一生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首先加入了改组后的“一八艺社”，担任这个中国最早的“左翼”美术社团的组织委员；其次作为发起人之一，加入在上海成立的左翼美术家联盟，担任执行委员；再次，在同年冬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热爱油画的进步青年胡一川受到鲁迅的影响开始创作新兴木刻作品。
1991年，胡一川在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60周年而撰写的《怀念》一文中说：
我在木刻历程上的起步，就是鲁迅先生教导的结果。193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办的暑期文艺讲习班，看到鲁迅编选、出版的外国木刻画册后，开始认识到，搞木刻创作，工具简单，便于复制、流传，是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我回到当时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后，就自己学着动手刻起木刻来了。
1931年6月11日，胡一川携带“一八艺社”成员创作的美术作品来到上海，在鲁迅帮助下，通过内山完造联系到了举办美术展览的场地。这次展览展出了胡一川创作的《流离》《饥民》等几幅木刻作品，汪占非创作的一幅木刻作品《五死者》（亦名《纪念柔石等》），这也是国内艺术展览会首次展出中国木刻家创作的新兴木刻作品。鲁迅不仅捐款十五元资助“一八艺社”举办这次展览，而且为展览撰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对进步的青年美术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棒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胡一川在展览现场曾经见到已经看完展览正准备离开的鲁迅，但是因为太激动只打了一个招呼，没能够当面向鲁迅请教艺术创作问题。不过，胡一川通过阅读鲁迅的文章《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学习了鲁迅对进步美术青年的指导意见，坚定了自己走创作新兴木刻艺术道路的决心。
1931年6月15日出版的“左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新闻》刊登了鲁迅撰写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配图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胡一川创作的木刻作品《征轮》，这也是国内报刊首次发表中国木刻家创作的新兴木刻作品。从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贡献的角度来说，胡一川不仅是中国最早创作新兴木刻作品并且在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新兴木刻作品的人，而且也是最早在报刊发表新兴木刻作品的人。
1932年下半年，胡一川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当年冬季的某一天，鲁迅到“野风画会”给进步的青年美术家作了一次演讲，胡一川也聆听了鲁迅的这次演讲。据胡一川在《自我写照》一文中回忆：“讲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当时青年美术工作者的思想情况和结合画册讲有关美术作者如何提高思想，如何深入生活，如何提高技巧和如何进行革命美术创作的问题，听了鲁迅先生的讲话，大家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鲁迅这次演讲的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从胡一川在延安时期日记中所记录下的他对新兴木刻如何深入群众，如何在革命之时发挥出新兴木刻的宣传作用的思考，可以看出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的木刻创作风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鲁迅的这次演讲内容的启发。
1933年，胡一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联”的工作，负责编印《工人画报》。当年7月，胡一川在女友夏朋（原名姚馥，也是中共党员）的家中与夏朋一起被捕入狱。胡一川在狱中受到中共领导人邓中夏的影响，不仅坚持与敌人作斗争，而且也想尽办法构思、创作木刻作品。胡一川在1936年出狱之后回到厦门担任《星光日报》的木刻记者并在厦门美专教授木刻课程，此外还组织成立了“海流木刻研究会”。
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出，鲁迅与很多青年木刻家有书信联系，也与部分木刻家有直接的交往，但是鲁迅和胡一川的联系很少。这主要是因为胡一川在1932年下半年到上海后主要从事革命工作，为了鲁迅的安全不方便直接和鲁迅联系，此外，也是因为胡一川在1933年7月被捕入狱，直到1936年初才出狱。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也关注胡一川这位最早从事新兴木刻创作的青年木刻家的木刻作品。
有的研究者说鲁迅只收藏了胡一川的《恐怖》和《到前线去》这两幅木刻作品，但是据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编辑的《鲁迅收藏中国现代木刻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一书，可以看出鲁迅生前收藏了胡一川的6幅木刻作品：1931年创作的《流离》《饥民》（按：胡一川自述是1930年创作）、《恐怖》（按：胡一川自述是1932年创作）；1932年创作的《失业工人》（按：胡一川自述是1931年创作）、《闸北风景》《到前线去》，可以说基本包含了胡一川被捕入狱之前的重要木刻作品。这6幅木刻作品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之中，是鲁迅关心胡一川创作的一个历史见证。
胡一川一直对鲁迅抱有敬仰之情，把鲁迅视为自己的导师。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厦门之后，胡一川特地刻印了《鲁迅先生像》和《鲁迅在木刻讲习班》这两幅木刻作品来纪念鲁迅先生。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胡一川离开厦门，途经上海时把自己心爱的油画工具和油画颜料寄存在友人处，只带了几件简单的木刻工具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了。因为他始终牢记鲁迅在《〈新俄画选〉小引》一文中对进步青年木刻家的指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胡一川到延安之后不仅阅读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而且阅读了一批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著作，对鲁迅及中国革命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胡一川在6月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木刻教员。胡一川在这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学校中，高举鲁迅的旗帜，继续推动新兴木刻运动在延安的开展，在7月27日举行了鲁艺木刻研究班成立大会，并系统规划了鲁艺木刻研究班今后的工作计划；在11月24日，胡一川率领由罗工柳、彦涵、华山组成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到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宣传工作。1941年6月，胡一川奉命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并留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三年多来，胡一川率领的“鲁艺木刻工作团”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了大量的新兴木刻作品，充分发挥出了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作品在革命之时的宣传作用。1948年，胡一川在张家口工作期间因故决定中止新兴木刻的创作，开始创作油画，但是他仍然对鲁迅怀有敬仰之情。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胡一川受到鲁迅的影响才走上了新兴木刻创作的艺术道路，并为鲁迅所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向大众化、民族化的转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葛涛，学者，供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