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1934年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后，红军割据政权广泛迁移。
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追捕，组织决定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并且通过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消耗敌人，以牵制国民党对红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可就在此时，一个乞丐的闯入打乱了所有计划。
1934年10月7日,一个乞丐来到中央苏区的根据地，指名要见周恩来，只见他衣衫褴褛，脸好像被人给打了一样，肿得已经胀了起来，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样子，头发也因为长时间没打理，乱蓬蓬的，再加上当时天气热，乞丐一路过来，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恶臭。
当时正逢战乱，外面走几步就能见到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因此红军战士也没有多在意，可当他说自己要见周恩来时，战士们纷纷警惕了起来。赶紧通报给里面的人，听到有一个乞丐一样的人要见自己，周恩来心中登时有种不好的预感，连忙出去。
当看到那个乞丐时，他连忙走过去：“同志一路上辛苦了，快进来说吧。”
看到周恩来对待乞丐的态度非常亲密，战士隐隐觉得有什么大事，直到后来才明白，原来那个“乞丐”正是周恩来秘密部署的中央特科主力成员项与年，而他送来的情报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一进屋，“乞丐”项与年赶紧掏出四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学生字典，虽然一路上风尘仆仆，把自己整得面目全非，但是字典依旧完好无损。他将字典交给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情况非常紧急，请您尽快跟组织联系，做出安排。”
这不是普通的字典，这上面的情报是从蒋介石政府的高层内部会议中流出来的，是国民党针对红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在来之前，项与年已经通过秘密电台简单通报了计划要点，但是要想真的避免国民党的打击，还是需要详尽的计划内容，于是项与年等人连夜将主要内容密写在四个字典上，然后用药水再“加密”一遍，由项与年扮作教书先生携带出去，交到中央苏区。
一开始路程还很顺利，为了避免遭受搜查，项与年专走人烟稀少的小道。可是越往前走，敌人的封锁和检查就越严格，到最后，但凡是任何有嫌疑的东西，都会被国民党负责检查的人给扣下来，而且人也会被带到审讯室进行盘问。
为了情报能顺利送到，项与年躲开了人群，有山的钻山，有林地钻林，教书先生的长衫太碍事，他直接把下摆给撕了，用来包住字典。几天风餐露宿，他已经蓬头垢面，后来遇到实在躲不过去的关卡，他就把牙给砸了，整个人都收拾成乞丐的样子，以至于出现在周恩来面前时，整个人已经跟乞丐没有任何区别。
好在情报现在成功送到了目的地，破译之后，看着上面的内容，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因为他在情报中看到了关于蒋介石政府所密谋的“铁桶计划”，是意图完全消灭红军的，完全超出了此前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战略预测。
周恩来
而说起这个计划，就不得不说国共两党在这场你追我赶的“围剿”中所扮演的角色。
“铁桶计划”与中共特科
随着国民党突然翻脸发起攻击，1934年9月下旬，在经历了四次“围剿”，并首次在红军那边受挫后，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场会议非常特殊，因为蒋介石召集了五个省的主席以及军长，计划以中央苏区所在为中心，多省联合军力在将其围住后开始修建军事堡垒和封锁线，切断中央苏区对外的联系和物资来往，意图通过缩小包围圈将红军主力逐步消灭。
对于这个“铁桶计划”，蒋介石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不仅在向下传达指令时进行层层加密，还专门由指定人员负责护送和接收，除了亲信，一些在政府任职较高的官员都不一定知道这个计划。只是计划百密一疏，他如何也想不到，在会议刚结束后，“铁桶计划”的所有内容就已经被发给了共产党的特科处，并在计划还未部署完毕前，就由项与年交给了中央苏区的周恩来。
1934年10月16日，红军方面突然进行大规模转移，向陕北方向进行汇合，开启长征后，中央苏区方面也开始进行突围。
得知情况的蒋介石立刻命令军队进行围追堵截，可周恩来哪会给他们机会，不仅是红军主力部队和国民党部队交战，一些驻守红军也在后面牵制住其他拦截的部队，成功帮助中央苏区部队脱离险境。
后来历时两年，红军成功会师，这一路上，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战，国民党损耗不少精力的同时，共产党的队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蒋介石精心密谋的“铁桶计划”被迫泡汤。而为共产党在生死存亡之际争取到机会的源头，正是前面出现的共特科组织和“乞丐”项与年。
项与年
共特科成立于1927年，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对共产党员进行大肆屠杀，使得共产党蒙受巨大损失，正是因为“盟友”突然反水，因此组织决定委托周恩来组建成立这样一个执行秘密任务、清扫内部间谍的机构。特科成员直属中央最高层，不与组织其他人进行联系，这也极大程度地将这把刀藏起来，为共产党接下来的道路暗中保驾护航。
作为特科成员，项与年是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所有心血。1894年出生的他在中国最苦难的时期长大，儿时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办法上学，只好自己偷偷跑到学堂门口，听里面的老师讲课。长此以往，也学到了很多。也正因如此，所以项与年从小就不甘于平庸。
1918年，不愿在家里做农民的他去南京投奔自己的兄长。也正是那时，他看到了学生游行示威，看到了为革命而舍身赴死的革命志士。
当他看到那群人举着旗子高呼的时候，心中总会生出一种激昂的情绪。
“你们在做什么？”
“闹革命！”
“闹革命做什么？”
“救国家！”
就这样，原本认为人生寡淡无趣的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人生的意义。
1925年，正值民国14年，项与年在浙江一所小学宣誓并加入了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国外，作为海外华侨与中国联系的枢纽，并多次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成为率领海外华侨的领袖之一。
后来在1927年，国内共产党遭受迫害。同年，项与年回国，在组织的安排下成为特科成员。正如前面所说的，除了护送情报外，特科还有其他任务，其中清扫叛徒和间谍首当其冲。
1929年广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投敌叛变，来自黄埔军校的白鑫就是其中之一。白鑫在联系到国民党叛逃后，为了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便将曾经的战友出卖。
1929年8月28日，白鑫利用自己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的身份，事先将共产党内部开会的地点和人员透露给国民党，然后在所有人都到齐之后，早就准备好的巡捕和密探冲进来，将在场的彭湃、杨殷、颜昌颐以及邢士贞等人带走。
得知消息后，中央立刻委派项与年等人进行营救。1929年8月28日，项与年等人一身便衣混进人群，意图在囚车到达后进行拦截，但因为一些事故而导致任务失败，这4位烈士英勇赴死。
而这时白鑫叛变的消息已经被证实，他本人为了防止被暗杀，每天都躲在房间里深入简出。蒋介石政府那边也下达了命令，称白鑫是“弃暗投明”，并会将他护送至南京。
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根据地，且白鑫又不外出露面，因此除掉这个叛徒的难度会非常大。最终，特科决定在白鑫离开的时候动手。
1929年11月11日的前一天，项与年和同伴们坐着一辆黑色轿车，提前潜伏在白鑫住所附近的小巷子里。擦着手里的枪，项与年死死盯住白鑫所在的窗户，吩咐着：“白天人多，鱼龙混杂，他一定不敢出来，一个人去对面找位置盯住他的房间，其他人准备好，只要他出门了就冲上去。”
时隔一天一夜，终于到了11号晚上，当街上已经没有几个人的时候，白鑫房间的灯突然灭了，放哨的人立刻通通知项与年等人。接着，就在白鑫等人下楼的时候，小巷子里的轿车开始发动。
对此还一无所知的白鑫，跟刚投奔的国民党同事聊得正开心，突然一阵引擎声，只见一辆小轿车冲了过来，几个枪口正对着白鑫几人，还没等他跑进车里，项与年等人已经扣动扳手，他们连开数枪，把这个叛徒从头到脚都打成了“筛子”，一直到里面的警卫人员冲出来才扬长而去。
白鑫
特科使命，辗转解放
因为项与年这次不分昼夜送来的情报，保住了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大部队长征后，他也一同加入了长征的队伍中，成为先遣侦察队的一员。
前面是未知的道路，后面是国民党军队的穷追猛打，为了让部队尽快撤出敌人的包围圈，项与年每天都在战士们还没睡醒时，将前面的路给摸一遍，确保没有敌人的埋伏。
有一次天还没亮，他正一如既往地向前摸索着时，突然看到几棵灌木有些不对劲，想到可能有国民党部队埋伏在这里，他便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摸过去。走近后，正好看到灌木的另一边，几个国民党兵正在地上睡觉，放哨的人扛着枪、倚着树正在打盹。而那几个灌木丛，是他们砍了树上的树枝简单插在地上做的。
见他们还没有要醒的意思，项与年琢磨了一会儿，先悄悄过去把他们的枪给顺走，然后带着队友过来，直接把这几个还没睡醒的人给绑了起来。
因为红军的路线需要保密，因此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将这几个国民党兵带回部队，而是等大部队完全撤离之后，才把人给敲晕松了绑。
按照组织战略转移的计划，各个地方的部队都开始进行转移，在陕北地区会和。
因为本就打着将共产党逐一击破的主意，因此蒋介石政府在觉察到红军的意图后，立刻派出重兵进行阻挠。当时还在做先遣侦察工作的项与年因为其出色的表现，被任命到后方继续担任情报工作，以帮助红军顺利完成会和。
项与年
父子同心，投身革命
在这期间，项与年在南京与上海来回辗转，他带着的小组成员，在国民党部队驻扎的地方搞破坏，有时为了阻止国民党运送物资的火车顺利驶出，他们还计划将铁路炸毁，阻滞国民党的部署行动。
因为活动频繁，很快，项与年就被盯上了。
起初，国民党对项与年进行循循善诱，利用他的家人和前程诱使他反叛。但本身就是做清理叛徒这一工作的项与年，哪会被轻易说动，在国民党面前，他始终咬定自己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一边想办法逃出去。
见在项与年嘴里撬不出任何东西，国民党开始放松警惕，也就是这个时候，项与年趁他们守卫松懈，撬开锁逃了出去。
逃出后，项与年在特科成员的帮助下回到了上海，之后又辗转前往香港。在这期间，他还收到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那就是自己的儿子失踪了。
得知儿子消失后，原本冷静自持的项与年出现了很大的情绪波动，只见他匆忙起身后，来到告诉自己消息的王助面前，眼睛中充满了怀疑：“其他地方找了没有？”
王助摇了摇头，甚是惋惜地说“我们在原地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关于项同志的消息，我也没能跟他联系上。”
话音刚落，项与年颓丧地坐了回去，脸上透出浓浓的悲伤 。
王助连忙安慰道：“您先别想这么多，或许他已经到了其他地方呢，我这边再跟别人联系联系。”
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把事情想得这么坏，至于为什么项与年前辈会这么想呢？这跟他的妻儿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项与年的工作太过特殊，所以他注定一生不能跟家人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工作。而他的妻子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只知道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其他的她也从不多问。有时候，项与年在带着人回家商量事的时候，她还会坐在门前帮忙看风，因为谁也想不到一个农妇的丈夫，竟然是资深的共产革命者，这帮助项与年好几次都躲过了敌军的眼线。
但后来因为叛徒的出卖，项与年的妻女被抓进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妻子始终都没有将他的事情给说出来。后来，妻子在监狱中患上重病，和女儿一起牺牲在监狱中。而项与年的儿子项德崇，因为正在进行学习而逃过一劫。
在父亲项与年的熏陶下，项德崇也开始投身于革命事业。虽然跟父亲聚少离多，但血脉之间的亲缘让他们始终牵挂着对方。
可就在1936年，项与年正在为了红军而与国民党周旋时，项德崇所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被抓，敌人将他里进行严刑逼供。项德崇像极了项与年，不管敌人的鞭子在身上抽得有多狠，他依然咬紧牙关挺了过去。
后来，经过福建长乐本地组织的搭救，项德崇得以逃了出来。从此他更名改姓为项南，并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广西桂林。也正因如此，他错过了和父亲联系的机会，父子俩之间就此失去了联系。
再后来，项与年转去香港时，因为之前在国民党的地盘搞破坏做得动静太大，以至于他的名字已经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名单了，不仅是上海不能待了，他还要更名改姓。就这样，在踏上香港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项与年”的名字，多了一个叫“梁明德”的人。
项与年（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联手进入全面抗战。因为两党暂时和好，所以项与年来到延安进行学习，并在1940年被任命为党委统战部长，带领部队镇守陕西关内。
在这期间，项与年没忘记拜托战友帮忙寻找儿子，哪怕是尸骨，也要带回来。可没想到就是他这么坚持，竟然见到了活生生的儿子。
当好友将项德崇带到身边时，连项与年自己都觉得这是在做梦，他将手拍在儿子肩膀上，这个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控制不住脸上的激动，“你这几年都去了哪了？”
看到父亲，项德崇也非常激动，他将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一一都说了出来。原来当初他被救出来之后，为了不让敌人抓到，项德崇便加入了新四军，重新入党，一直到抗战结束，他都在南方地区奔波在最前线。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面对儿子这几年的经历，项与年甚是感慨。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圆了所有为革命奋战牺牲的革命先辈们的夙愿。
身患肺炎，魂处故乡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父子二人又双双投身到国家建设当中。
除了能跟儿子一起建设国家，更让项与年高兴的是儿子的家庭非常美满，每每看到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都让他想起曾经自己一家人生活的样子。虽然当时适逢战乱，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总是会觉得很安心，现在儿子的家庭如此圆满，也算是了了自己的一桩憾事。
后面的日子，因为工作没日没夜地折腾，项与年经常在深夜里咳嗽，但是为了不让儿子担心，他默默扛了下来，却不想这一扛竟憋出了重病。
1969年，项与年回到家乡，深知百姓艰苦的他，将自己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都以捐款的方式，捐给了家乡发展水电事业。
1972年，辽宁省革委会为项与年前辈补发工资。而项与年拿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交自己之前欠下的党费，然后又将剩下的钱，为家乡的公路建设而捐了出去。
作为唯一的血脉亲人，项德崇不止一次想将父亲接到自己身边照顾，但却都被项与年给拒绝了。而就在此时，项与年病倒了，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炎，再加上早年间经常风餐露宿，他的身体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病根，以至于很多专科医生前往治疗都无济于事。
等项德崇赶到父亲身边时，项与年正眯着眼似睡非睡地躺在那里，看起来很是虚弱。直到儿子出声，他才颤颤巍巍地伸出手。将死之人的手是彻骨冰凉的，不管怎么暖都不会热。强忍着悲痛，项德崇一直守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龙岩，龙岩本地政府为这位英雄举行了追悼会，与此同时，项与年前辈生前工作的单位辽宁省委方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致电哀悼，并开展哀悼会，很多项与年生前的战友纷纷参加。
礼堂上，相片上的老人腼腆温和，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为革命事业付出生命的同时，更让百姓感受到了共产党艰苦谦虚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