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导语：随着现代足球的兴起，足球游戏也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开始发展。经历过1990年代国产游戏艰难的创业期，涌现出一批充满诚意的国产足球游戏。但亚洲金融风暴将足球游戏推入低谷，互联网的兴起将资本逻辑带入游戏之中。自此，游戏的“创造力”聚焦于付费模式的创新上，而非专注于游戏性本身，游戏玩家开始呼吁一种能够与游戏厂商所崇拜的资本逻辑相抗衡的游戏批评。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已落下帷幕。毋庸置疑，世界杯是球员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球迷忘情狂欢的节日。而之于游戏迷，或更进一步说，之于我这样的足球游戏迷，除却观赛本身的激情体验外，与直播过程里那些足球游戏设定的不期而遇——例如赛前介绍球员时，模仿足球游戏的表达方式；战术讲解录播中，对游戏里彩虹球技术的征用，等等——同样令人激动。这些设定意味着一直隐形叙事的足球游戏，正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与接纳，人们开始运用游戏的想象力重构现实的足球运动。
世界杯直播画面与足球游戏《FIFA ONLINE 4》
足球游戏小史
现代足球的兴起，离不开足球本身的商业化应用与发展。与之相应，足球游戏的历史，也是在游戏商业化浪潮中展开的。最早的足球游戏，正是游戏史上第一款取得商业成功的游戏《Pong》的变种。1976年，美国通用仪器公司（General Instrument）生产的AY-3-8500型芯片预制了这款游戏，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由游戏者操控游戏中的竖线将球挡进对手的球门。后来凡是装置该芯片的游戏机，都可玩到这种概念化的足球游戏。
《Pong》的足球变种与AY-3-8500
之后四十余年的足球游戏史，大致可归为两条线索，一条是1982年由《足球经理》开创的俱乐部经营游戏，另一条则是以《实况足球》系列、《FIFA》系列为代表的模拟现实足球竞技的游戏。自此，足球游戏成为游戏界长盛不衰的“神话”。
而之于中国的游戏迷，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游戏迷，足球游戏又有耐人寻味的意义。2000年初，“游戏机禁令”加速了街机游戏厅的消亡。与此同时，《实况足球》却决定性地支撑起PS游戏屋（使用Playstation、土星等游戏设备的主机游戏厅）取代街机游戏厅，使其成为城镇青少年新的游戏消费场所。彼时，只要钻进这些昏暗、拥挤的游戏屋，扑面而来的必是《实况足球》的游戏画面、嘈杂的”Goal Goal Goal”日式英语，以及等机的小孩儿迫不及待想要玩上两把的焦急神情。总之，这些游戏屋，就是小小的足球世界，在足球基础设施不全、城镇青少年公共文化向消费文化加速转型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这些PS游戏屋不仅书写了游戏在中国的隐形叙事，还成为不少孩童足球意识启蒙的另类场所。
90年代国产足球游戏实践
在足球意识启蒙之外，足球游戏还是90年代国产游戏实践的一部分。1994年，中国足球实现职业化，与此同时，国产游戏滥觞。在此背景下，神州大地分别掀起对足球运动与电脑游戏这两种娱乐空前高涨的热情，这两股力量的合流，也终促成国产足球游戏的诞生。
1996年，名不见经传的吉耐思公司接连发行《甲A风云》与《中国球王》两款电脑游戏，翌年，外星科技接力推出《甲A》这款FC游戏。这些游戏虽影响不大、亦显简陋，但作为中国人自产的首批足球游戏，它们仍充分表达出制作者对游戏的真诚，以及对足球的热爱。
中国球王
以《中国球王》为例，吉耐思开创性地在“足球经理”与“足球竞技”之外，探索出以足球为主题的模拟养成类游戏。玩家需要刻苦锻炼各项能力，最后加入职业球队，等待国家队征召，成为世界球王。这种游戏叙事隐含了中国人对中国足球崛起的期待与希望，也隐喻了国产游戏需要多方磨砺方能走向成功的自觉意识。国产游戏如此深邃的文本意涵，即构成了指向游戏本身的游戏精神。
扩大来说，这也是第一代国产游戏的最大遗产。90年代，正值国产游戏起步期——产业基础薄弱、从业环境艰难、未来尚不明朗，任何人投身游戏业都需要巨大的热情、勇气与毅力。也正因如此，游戏制作者必须真正热爱游戏，才能以枯坐冷板凳之姿，持续探索（中国）游戏性的可能。于是，游戏公司“老总”经常身兼多职——他们既是企业家，更是身兼“老总”身份的游戏设计师、评论家。
例如，金盘公司负责人杨南征设计了《神鹰突击队》、西山居领导人求伯君编写了《中国民航》、前导公司总经理边晓春一面撰写三国游戏评论，一面支持中国最早的游戏杂志之创办，等等。我们可从这些中国游戏的早期开拓者身上识出一种真正的游戏精神，这种游戏精神在艰难探索游戏文艺的可能性时，还暗含了指向超越性的民族国家意识。
足球游戏的资本逻辑
98年后，受亚洲金融风暴之影响，国产游戏软件业陷入低谷，不少游戏公司关停、倒闭。这同时也预示着游戏精神的滑坡与走向暗处。2000年代，以互联网基础建设为契机，多人游戏继起成为中国游戏业的全新发动机，然而却未能续写90年代的游戏精神，反造成游戏精神的消亡、游戏工业的产生、以及资本逻辑的横行。
这里所谓资本的逻辑，按照当代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的定义，即是“第一，认为世界上只有能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其他的东西都是无价值的；第二，做任何事情都只是考虑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益，其他的考虑都弃之不顾”。
这即是目前游戏工业的一般逻辑。这可以从新世纪以来，游戏公司领导人身份的转变加以理解。这些游戏公司的领导人是否仍是游戏迷，是否依然认为游戏本身是富有价值的事物？这很值得怀疑。例如，彼时曾凭多人游戏几乎一夜成为中国前首富的某游戏公司领导人，就有如此名言：“《传奇》是个烂游戏，盛大是家好公司”。
这或是对如今游戏工业集体心态的最佳写照。游戏商对游戏心怀鄙夷，自然做不出好游戏，也不在意游戏的好坏，但这却不妨碍他们尽显商人本色，或者更进一步，露出资本家的嘴脸与能耐，策动游戏产业在资本增殖的原始驱力下野蛮生长。可当游戏成为一门赚大钱的生意后，游戏商的用心处，肯定不是开创与延展游戏性，而是执意于对游戏付费模式的探索与细化，换句话说，游戏性必定在资本逻辑的冲压下持续萎缩，曾经由游戏创造的欢乐，必然消逝在由资本逻辑打造的娱乐幻象中。
之于足球游戏，直接后果即是足球文化与足球精神的消亡。以由某公司代理的手游《FIFA足球世界》为例，FIFA足球游戏这一拥有25年历史的足球游戏品牌，是不少游戏迷足球意识启蒙的真正导师。在足球教育体系仍未建立的中国，不少游戏迷通过接触这款游戏，习到足球的规则、知识、文化与精神，不夸张地说，它起到了足球教育的作用。但为了迎合市场的“东亚性”（中、韩、东南亚市场的氪金风气），这款游戏正生生褪变为“足球卡牌游戏”。当然，它不是真的卡牌游戏，而是运用卡牌的消费原理即宝石、金币、点券、开包、抽卡、合卡、集换，等等，“帮助”游戏者打造一支梦幻球队。
《FIFA足球世界》
这种被称为UT模式（Ultimate Team）的“卡牌玩法”，将游戏的“创造力”聚焦于付费模式的创新上，而非专注于游戏性本身。恰与之相反，该游戏在游戏性上非但毫无进步，反而开了历史的倒车，比如游戏中糟糕的手感、极不方便的按键操作设定、粗糙的球员识别体系，当然，还有最令人无法接受的，即由资本逻辑生产的游戏的不平衡性——设计者为了刺激消费，有意识地让胜利的天平向战力高的一方倾斜，游戏者只要购买/合成厉害的球星卡，获胜的几率就会大增。如此，游戏的不平衡性即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
换言之，足球游戏公平竞技的体育意涵，正被游戏商以卑劣的方式调包。足球游戏的本质是传递足球文化与足球精神，而非消费文化下的追星策略，当足球游戏以宣传足球文化为幌子，大张旗鼓地向玩家兜售足球明星卡片，鼓动他们消费球星符号时，足球游戏的游戏精神即被解构，不再是足球意识启蒙的导师，反是消解足球意识与足球文化的工具。
当然，游戏消费并非原罪，简单地批评游戏的消费设置，只是一种懒惰的思维方式。因为游戏从业人员也有生存的权力与需要。但关键在于，UT模式并非简单的消费逻辑，而是赢家通吃的资本逻辑。游戏者毋需经过长时间的游戏技术积累来获取与人对弈的快感，只要砸钱即可——将游戏的快感粗暴地换算为砸钱的多少。那么这样的足球游戏就失掉了游戏的精神，构成身份政治的游戏，进而指向现实结构中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再生产。
游戏批评的可能
世界杯足球赛也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的魅力即在于足球游戏的精神充满活力。
克罗地亚足球队创造的“奇迹”，正是对这种游戏精神的完美诠释，也是对前述资本逻辑的根本否定。试问，如果一个国家有钱、GDP高，它就能在足球“游戏”中获胜，那么还有人向往那座大力神杯吗？答案自然是不可能。
而如今的足球游戏商，或者说游戏资本家的猖狂，根本之处在于，他们不光用资本逻辑去否定游戏精神，更以剥夺玩家游戏精神的方式，来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足球游戏迷如沉迷在符号消费的快感中，就会失掉探索足球游戏本身丰富意义的主动性与可能性。同时，足球游戏亦因之逝去魅力，成为没有足球的游戏。难怪不少真正的足球游戏迷在短暂下载《FIFA足球世界》、《实况足球》（手游）后，旋即删去游戏程序，并予以差评。
图片来自“fifa足球世界吧”
这就意味着，足球游戏迷可以用卸载的方式否定足球游戏。但这并非积极的策略，也会危及游戏行业的持续发展。积极的方式，应是重提足球游戏的游戏精神，让它发挥世纪之交时的足球意识启蒙功能。
那么在当下的游戏生态链里，在游戏制作者与游戏迷之间，还应有一种作为杠杆的游戏批评。这种游戏批评的力量也许微弱，但在资本力量过于强大的当下，这种批评必是不可或缺的。它应是一种绵延的觉醒与抵抗的力量，以唤醒游戏精神的方式，为游戏行业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
那么未来的努力，即是建立这样的游戏批评。
邓剑，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兴趣为游戏批评（高翔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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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剑
编辑：Targaryen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