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中外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罗新璋）。据称中国典籍外译始于北魏时期，中国僧人昙无最把《大乘章义》译成梵文（马祖毅），而中国文化经典最早外译则在唐贞观二十一年（647），玄奘奉皇帝之命与人合译《老子》为梵文，在西域和印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经典在中华文化圈的翻译和传播始于唐朝时期的日本，后于13至15世纪传至其他周边国家。
中国文化经典西译的源头
相比而言，中国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相对较晚，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于1581年最早开始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把“四书”完整译成拉丁语，所译《大学》第一章于1593年刊载于欧洲出版的《百科精选》，该书两次重印。就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而言，早在中世纪，英国学者罗杰·培根在其《大全著作》（Opus Majus）中就提到中国，称“契丹”（Cathay）（Lach）。其后有《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在相对严谨的汉学著作出版前风靡欧洲，成为满足人们对东方古国猎奇心理的流行读物。
在这个“前汉学”时期，第一部在欧洲产生最大影响的汉学著作，当属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受教皇之命，耗时两载编写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该书在出版后的15年内，以7种语言出了56版（Lundbaek），1588年译成英语。书中编译介绍了从黄帝到万历年间的中国历史，还首次编译了三国故事。有研究者称，该书资料来源可能是明末清初出版的通俗读物《万宝全书》（Lundbaek）。另有研究认为，该书不仅参考了此前出版的汉学著作，更得益于西班牙第一个来华使团带回的地方志、《资治通鉴节要》等中文书籍（吴孟雪）。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门多萨的著作比较准确地介绍了中国历史，而此前的汉学著作和《万宝全书》均不载。可以推想，作者不仅参考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巴罗斯的《亚洲史》（1563）、克鲁兹的《中国志》（1569）等欧洲当时可以获取的书籍资料，也参考了1575年来华西班牙使团带回的中文著作。这也许就成了中国史书西译的最早源头，较之葡萄牙来华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早了半个多世纪。
从浪漫主义汉学到关注实用性
中国文化经典的早期西译均采用这种不同程度的编译形式，不仅中国经典译本大多不够完整，而且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早期汉学家和传教士把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描绘成完美无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把孔子尊称为东方的苏格拉底，“无比崇高，完美无瑕，睿智洞察”，盛赞了中华帝国的道德和正义、淳朴和诚实（Vincent）。18世纪是欧洲启蒙时代，知识界崇尚理性。随着儒家经典译成拉丁语、法语、英语，儒家思想中的理性观念和道德体系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研究者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崇尚中国文化，耶稣会士研究和宣传中国，前汉学家（proto-sinologist）广泛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大众作家（popularizer）则浅近地研究中国，从中寻求对欧洲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支持（Mungello）。他们借用孔子人文主义理想之利器，打击欧洲的世袭贵族制度（Ni）。
18世纪“前汉学”之后的汉学被称为“浪漫主义汉学”，其原因既有欧洲学者借东方帝国的“古色古香、睿智儒雅和新颖独特”，排斥本土科学的“可怖无知和缺陷”，也有东方古国的魅力满足了当时作家的浪漫主义想象，如笛福、哥尔斯密等。无论如何，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经典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态度。翻译的原著由原先一味专著于儒家经典，转向关注中国的各类经典乃至时闻轶事，对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具备实用信息的作品尤为青睐，甚至采取批判的态度，比如英国传教士柯大卫在其“四书”译本中认为，《大学》“表达了一些华丽的理论，但是一般地均建立在错误的原理之上”；《中庸》“更加深奥难解和神秘莫测”；《论语》主题混杂，“充斥着人们所称的老生常谈（truisms），几乎是相同词语中的重复也是屡见不鲜”；《孟子》作者在讨论“政治格言和道德规范时，说话口气俨然像一位睿智果断之人，但是当他深入思考形而上学术语时，又经常流于不可思议的揣测，似乎回答不了任何问题，仅提供了附加的证据，以证明人类的任何智慧均不能发现宗教重大主题的真相”（Collie）。这样的批评之声首先表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还很肤浅，另外也表明，在两百多年的翻译和文化交流之后，19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崇尚和盛赞，到逐渐了解的过程中夹杂不同声音。然而，在东学西传的大潮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消化和吸收尚需时日。
中国经典西译的新阶段
如果说19世纪之前中国经典在欧洲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自19世纪初开始，中国经典西译和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译经典类型多样化，而非仅限于18世纪以前对儒家经典的情有独钟。历史、诗歌、小说、戏剧、蒙学、法律、游记等各种类型的经典著作得到了更广泛的翻译出版。比如，除了马礼逊、马士曼、柯大卫等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尚有小斯当东英译《大清例律》，德庇时全译《好逑传》《汉宫秋》，麦都思首译《尚书》（1846），直至19世纪末理雅各的集大成式中国经典英译，还译有三个不同版本的《诗经》英译本。同期，中国各类经典也被译成欧洲其他语言，如法国汉学家鲍迪埃法译《东方圣书》（1841）和《中西政治关系史》（1859），法国汉学家顾赛芬译有“四书”（1895）和《周王》（1897）；德国语言学家克拉普洛特译有《孔子德译》（1828），德国学者克拉梅尔译有《孔子与孟子》（1844）；等等。毋庸置疑，这些译书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之后，再次给西方读者带来东方古国的文化思想，其影响之大不可低估。（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