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曙光
夜幕降临，四下里一片漆黑，只有星星点点的闪亮，那是远处山洞里摇曳的火光。火中偶尔会噼啪作响，微微打破了群山的静寂，那是小鼠和蝙蝠骨头被烧炸的声音。
火堆四周，围坐着一群人。他们头骨低矮，额骨低平后倾，粗壮的眉脊向前方极为突出。鼻子虽然很宽，但鼻梁扁平，这使得本就鼓起的上额，越发显得突兀。
这里是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而那群正在生火的人类，将在1927年，以“中国猿人北京种”——也就是“北京人”之名，震惊世界。
大约在距今70万－20万年前，已经学会打制石器的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一带。他们甚至掌握了火的应用，这不亚于一场革命，用恩格斯的话说，是“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北京地区人类文明的历史，就在这摇曳的火光中，迎来曙光。
严格来说，北京人属于直立人，并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在距今四五万年前，属于早期智人的“新洞人”来到龙骨山。这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大地上。到了距今1.8万年前（一说已修正为3万年前），住在这里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不仅掌握了磨制技术，更掌握了双面钻孔技术。距今约1万年前，以东胡林人为代表的北京原始人类，终于离开大山，挺近平原，人类的足迹遍布北京各区。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几大文化区，学者们比附文献，常常将之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对应起来。有的学者认为，黄帝、炎帝、蚩尤发生大决战的涿鹿、阪泉，就在北京周边；也有人把红山文化与黄帝联系起来，北京成为了黄帝击败蚩尤、炎帝后的核心腹地。
在神王时代，神话与历史难以区别。黄帝未必真的活动在北京地区，但他的后人，无疑给北京留下了不可磨灭痕迹。
山顶洞人
包容
黄帝的后人建立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政权——蓟国。据《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则认为蓟国是唐尧之后。
其实在周武王册封之前，蓟国就已经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甲骨文和金文中，屡次出现的“㠱”，就是“蓟”的本字。早在商代，蓟国就已经是一方诸侯，国君被商王称为“㠱侯”“亚㠱”，可见地位之高。
商朝灭亡后，蓟国获得周朝的承认。不过，这个蓟国与周朝的关系非常微妙。1982年，北京顺义牛栏山金牛村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㠱”国贵族的墓葬，出土的礼器中包括觚、爵这两种酒器，这是典型的殷商礼制。
商朝崇尚“酒文化”，商人嗜酒如命，亡国与此也有很大关系。所以武王伐纣后，周朝就颁布了极为严苛的禁酒令，革除了殷礼中的觚、爵酒器组合。可在周人鞭长莫及的蓟国，当地人仍然保持着商人的风俗。
蓟人还建立了第一座北京城——蓟邑、蓟城。蓟城因西北有蓟丘而得名，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蓟丘就在今天北京白云观西边。
在元朝建立大都以前，白云观至广安门一带，一直都是北京城的核心区。即便到了明清，广安门大街仍然是西南方向从陆路出入京城的唯一通道。当时各省官员进京朝见，南方学子参加科考，都从这里进京。于是商贾兴隆，车水马龙，也就难怪连砍头的刑场，都要设在这一地区的菜市口了。
从商周的蓟城，到秦汉以后的蓟县，在很长时间里，“蓟”都是北京的名称。直到唐代在今天津市蓟州区设立蓟州，辽朝在得到幽蓟十六州后，又把今天的北京先后改叫蓟北县、析津县，“蓟”才正式跟北京分道扬镳。即便如此，始于金代的“燕京八景”里，仍然有“蓟门飞雨”“蓟门烟树”之称，今天的北三环还因此而命名了“蓟门桥”。“蓟”对北京的影响，可见一斑。
当然，如你所见，所有用“蓟”指代的北京地名，都是小地名。蓟国虽然辉煌过，但他缺少包容万象的胸襟，自然也就没有尊重多元和自我更新的动力。商代灭亡，殷鉴不远，而蓟人依旧抱残守缺，那么等待他的，也只有灭亡一途。
此刻，在蓟国的西南方向，一个北方的新星，正在悄无声息地崛起。大约在公元前1040年，一座叫“妟亳”的古城，迎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
此人就是召公奭。他是已故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兄弟；当今周成王的叔叔；周王朝三公之一的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统领周朝东方事务的辅政大臣。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来到如此偏远的地区，必有大事发生。
在过去的三年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趁着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年幼、诸侯对周公摄政不满，乃联合东方的商人、夷人及各种反对派，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叛乱。最后周公与召公联手，才将叛乱镇压下去。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在东部的统治，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开启了第二轮大分封，他自己被封在今天山东曲阜一带的鲁国，而召公被封在了妟国。
妟国的“妟”，或者写作“匽”“郾”，你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但它在秦汉以后的写法，你一定熟悉——燕。为了方便，我们还是用“燕”这个大家熟悉的称谓。
由于周公与召公在朝中辅政，因此实际到鲁国和燕国就封的，是他们的嫡长子。尽管如此，召公依然不放心，仍然坚持到燕国的国都——“燕亳”亲自视察。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复杂了。
燕亳位于现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是商朝在北方刻意经营的重镇，因燕山而得名。这里聚集着很多殷商人；在他的北方，尚有亲商的蓟国（或㠱国），与商族同姓的孤竹国等。周朝把召公和他的儿子燕侯克封于此，显然是要通过武力殖民，“化解”来自商人的敌意和威胁。
在处理周之封国与当地土著的问题上，西周时有两种主流模式。一种是以周公旦和他的儿子鲁侯伯禽的鲁国为代表，“变其俗，革其礼”，强硬地移风易俗；另一种是以太公望吕尚（姜子牙）的齐国为代表，“因其俗，简其礼”，采取怀柔的因风就俗。从后来的实践看，强硬的鲁国日趋僵化，而怀柔的齐国却大放异彩。
召公和周公不同，他不是嫡子，没那么大的正统情结。在此后八百年的历史里，燕国始终兼容并包，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多元性。燕处边地，胡汉杂糅，方言与东方的朝鲜颇为接近，马头鹰首的兵器又深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燕地特产并不太多，只以鱼盐枣栗著名；它赖以维持生计的，是依靠自己的地理位置，发展对外贸易。商业的繁荣，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燕国的包容之风。
只是北方的交通枢纽，此时仍控制在蓟国手里。然而守旧的蓟国已经无力继续支配这座城邑。大约在两周之际，蓟国彻底消失在文献里。史家推言：“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
信念
迁都于蓟的燕国，一度被山戎教做人。要不是齐桓公相助，燕国可能也要步了蓟国的后尘。
进入战国时期，燕国开始崛起。燕易王十年（前323），燕国君主正式称王。三年后，易王去世，其子燕王哙继位。这是一位既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又有安邦定国之才能的君主。不近女色，不闻声乐，不打猎不盖楼。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让国家富强。后来韩非子称赞燕王哙：“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
不仅如此，燕王哙的政治理想几乎超越了所有中国古代帝王们。在燕王哙看来，只要对天下有利，那么自己做不做君主根本不重要。
理想，信念，超过了一己私欲。燕王哙是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可惜却被小人利用了。
燕王哙的宰相，是前朝老臣子之，颇得重用。子之野心勃勃，勾结齐国使臣苏代等人，劝说燕王哙，只有退位让贤，才能成就燕国大业。当时正在燕国的青年荀子，对燕王苦心规劝。从后来的《君道》篇来看，荀子大概是想让燕王哙加强君权。荀子是儒者，也是法家人物韩非、李斯的老师，思想更近于法。在法家的思想里，君主让贤简直是大逆不道。
燕王哙却不以为然，为求大治，居然真的将王位禅让给子之，自己甘愿北面称臣。
可惜，燕王哙的理想，马上就啪啪打了他的脸。子之继位，人心不服；太子平不甘失权，起兵败死。燕国大乱，齐宣王乘虚而入，燕人毫无斗志。燕王哙六年（前315），齐国攻占燕国，燕王哙死于国难，子之出逃被俘杀。
其实反对禅让的，不仅有近于法家的荀子，还有与荀子观点对立的儒家孟子。劝齐宣王出兵伐燕的，正是孟子。
但是孟子也有自己的理想。齐宣王想彻底吞并燕国，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还劝宣王行“仁政”，勿俘杀燕民，为燕国立君。然而齐军却在燕国烧杀掠夺，也没有撤军的意思。暴行终于激起燕人的反抗，加上各国干涉，齐宣王只得怏怏退军。
齐宣王本来可以像齐桓公一样，做一个“解放者”，但是他没有燕王哙的理想，也没有孟子的信念，心中所想的只有“宏图霸业”。齐宣王想不到，自己种下的恶果，最终要让儿子来还。
齐国退军后，燕王哙的另一个儿子公子职返回燕国继位，是为燕昭王。昭王上演了北方版的“卧薪尝胆”。他“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筑黄金台礼贤下士。郭隗、乐毅、邹衍、苏秦、剧辛、屈景、秦开，一时天下贤士，齐聚燕国。
燕昭王和后世的皇帝不同，他并没有因为燕王哙放手子之的悲剧，就对权力有着变态似的眷恋和不安全感。他放手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却从来不捣乱，不折腾。结果燕国成为了群雄爆款，南边几乎灭掉齐国，一举报仇雪恨；北边又大破东胡，拓地辽东，兵临朝鲜。
这是燕国的高光时刻，耀眼却短暂。燕昭王三十三年（前279），昭王去世，燕国再度陷入内外交困。燕王喜二十九年（前226），秦破蓟城；三十三年（前222），燕亡。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燕蓟古风，不复还矣。
燕国
大业
中国进入帝制时代，北京也进入了郡县时代。秦汉以来，在北京设广阳郡、广阳国、燕郡、燕国，后来又设幽州，治所始终是蓟县。
这期间，北京出了两个第一。一个是北京地区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是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于嘉平二年（250）所建。另一个是北京地区第一座寺庙——潭柘寺。潭柘寺建于晋代，原名嘉福寺。此寺至今香火兴旺，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寺中银杏树已逾千年，要7人方能合抱，曾被清朝乾隆帝封为“帝王树”。
北京既是交通枢纽，又是边防重镇。因此以北京为根据地，想成就霸业的人也不少，臧荼、卢绾、刘旦、彭宠、公孙瓒、王浚等等，不过一个也没成功。归根结底，北京在这一时期仍然只是区域中心，无法承担起全国性的职能。即便如此，北京也从未游离于帝国大业之外。
大业三年（607），隋朝废州为郡，幽州改名涿郡。第二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涿郡与帝国心脏洛阳地区水路相连。大业七年（611），涿郡设立留守。这是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外，继晋阳宫留守以后的又一个地方留守。这让北京有了临时首都的色彩。
涿郡地位的迅速提升，源自隋炀帝的大业。从大业八年（612）到十年（614），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涿郡就是隋军的大本营。客观地说，这三次征伐严重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为日后唐代攻灭高句丽、进军辽东和朝鲜半岛奠定了基础。
但与隋朝消耗的民力相比，高句丽消耗的国力甚至不值一提。三征均以失败告终，仅前方阵亡将士就有数十万之多，若算上后方死在补给线上的民众，这个数字恐怕更为惊人！
征高丽、讨契丹、攻占城，宴突厥，经西域，抚流求（今台湾），开运河，营东都，炀帝一出手，天下抖三抖。平心而论，作为一代帝王，他既有战略眼光，能力亦不逊色。然而，天下民力，不过是隋炀帝自嗨自炫的舞台。民力耗尽，舞台崩塌，他也终于嗨不动了。
卧龙跃马终黄土，一将成名万骨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涿郡留守，隋炀大业，终究没能逃过焦土的命运。
风骨
唐代的北京，时而称幽州，时而称范阳郡。唐玄宗设十大节度经略使，其中范阳节度使的会府（治所）就设于此。范阳统军9万余，是十镇里兵力最盛者。天宝年间的范阳节度使，是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万余的安禄山。
天宝十一载（752）十月，一位仙风道骨的中年奇士，拒绝了妻子的挽留，应朋友之邀，来到范阳找工作。然而，他此行却凶险异常，因为他还有另一个目的：“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
这个“耻作易水别”的壮士，不是荆轲，而是李白。
九年前，李白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但他仍不死心，孤身入范阳，想在边郡立功求名。谁曾想安禄山的虎狼之师，让他突然意识到天下将乱。只是面对李唐大厦将倾，李白却无能为力。他除了一支笔和一腔热血，什么也没有，没有兵，没有官，甚至连个可以汇报的领导都没有。
“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黄金台虽在，但燕昭王早已作古。长安城里的唐玄宗，志得意满，早已听不进任何劝言。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大唐盛世戛然而止。
燕云十六州
帝都
晋永和八年（352），前燕主、鲜卑人慕容儁迁都蓟县，正式称帝，建元元玺。这是帝制时代，北京成为首都的开始。这也意味着，北京成为国都，从一开始，就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息息相关。
天宝十五载（756），叛乱的胡人安禄山称帝，国号燕，以范阳为东都。
七年后，安史之乱被唐朝平定，但卢龙节度使（即范阳节度使）依旧割据一方。五代初年，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称帝，建立燕国，以幽州为都，仅仅两年后就被晋王李存勖（后唐庄宗）所灭。
后唐末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让幽蓟十六州，以此换来了后晋的江山。此后的400多年里，幽州城再没有被汉人真正掌控过，这也成为中原人民心里一道永远的疤。
幽州为十六州首镇，因而在会同元年（938），辽太宗耶律德光甫一得到幽州，便升之为南京幽都府。此后，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辽南京是辽朝在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辽朝号称有五京，而真正繁荣者，惟析津一京而已。辽南京仍以今广安门一带为中心，现在广安门内港中旅大厦西侧，南线阁街路口，有一座辽燕角楼故址碑。此地曾建有南京子城（皇城，位于辽南京城西南）东北隅角楼。燕角谐音为烟阁、线阁，南线阁街、北线阁街之名就是因此而得。
辽朝末年，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起兵建立金朝。在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辽天祚帝一度逃到南京避难，不久又从居庸关出逃。南京的辽人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旋即灭亡。到了金天会三年（1125），辽朝被金朝所灭，北宋从金人手里买回来的燕京也再度被金朝抢夺而去。贞元元年（1153），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大兴府，金朝加速汉化。
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继续扩建。虽然中都早已不见踪迹，但现在的北京城里，到处可见它的影子。如今，北京正在丽泽桥附近兴建的丽泽商务区，便得名于金中都西南的丽泽门。北海公园的琼华岛（白塔山）、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均始建于金代。名扬四海的“燕京八景”，更是最早于金代著称。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蒙古攻克中都，改名燕京，不久又设立燕京行省。和当年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因为燕京是阴山南北的交通枢纽，经济文化繁荣，蒙古人也将这里作为经略汉地的大本营。常年经营汉地的忽必烈在称汗后，于中统五年（1264）恢复中都大兴府的名号。然而，金中都荒废已久，格局已乱，再难复旧。忽必烈遂酝酿修建新城。在刘秉忠的设计规划下，一座以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城，在至元九年（1272）横空出世。忽必烈将之命名为“大都”。
今日北京城的格局，在元大都时就已形成。著名的中轴线，由刘秉忠和他的学生郭守敬主持修建。这条中轴线贯穿京城南北，是北京城的重要标志。不过，中轴线并非正南正北，而是略向西北偏移，遥指蒙古人在草原上的都城——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
元大都的城墙由土夯成，至今仍有多处遗址。城四隅有高大的角楼，现在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就是元大都东南角楼所在地。
大都城中有两片水域，南边的称为“太液池”，就是如今的北海和中南海。皇城宫殿环绕太液池而建，湖泊东岸为“大内”，是明清紫禁城、今天故宫的前身。宫城东面为太庙，西面为社稷坛；皇城之外，北面钟楼、鼓楼地区是城中最繁华的商业区，完全符合《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要求。这一布局，至明清亦未改变。
钟鼓楼地区之所以繁华，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紧挨着大都城内的另一片水域——海子。海子就是现在的前海、后海和西海（积水潭），但面积要大得多。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北边通惠河段的终点就是大都城内的海子，江南的物资可直入大都钟鼓楼的集市，也就难怪这里会商旅不绝了。
大都城内的居民区被分为50坊，地下有发达的排水系统，地上的街道经过严格规划，标准统一，排列整齐。当时的巷道称作“火巷”“衖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胡同。北京的胡同文化、四合院文化，都是从此发扬光大的。一般认为，“胡同”是蒙古语“gudum”的音译，本意为水井。
元大都气势雄伟，规模宏大，人口约四五十万，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同登庙堂，在大汗面前自由辩论；高丽商人挑剔地寻找着欧洲商品，波斯商人则在跟中国的丝绸老板讨价还价；阿拉伯人乘船自海上而来，中国人已经带上自己的马队沿官道西向。
在中国帝制时代，曾经有两次引领全球化的机会。一次由兼任“天可汗”的唐朝皇帝完成，另一次则由兼任元朝皇帝的蒙古大汗主导。13－14世纪，蒙古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依靠发达的驿站网络和海洋航路，首次将传统世界连为一体。西方人仰慕地把大都称为“汗八里”。一个以大都为国际中心的全球视野的帝国，正在呼之欲出。
可惜的是，蒙古人并没有把握住机会。蒙古人懂得开放，却缺乏尊重，固执偏见。在元朝境内，民族压迫从未停止。粗犷式的管理，将帝国推向崩溃。
一个不懂得尊重文化和民众的王朝，必然不会持久。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顺帝被明军赶出北京城。
元大都
皇极
明军大将徐达攻占大都后，将其改名为北平府。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缩了约2.5公里，后来南城墙又向南推了约1公里。嘉靖年间，为了增强防御，在严嵩的建议下，北京加筑外城，后因经费紧张，只修了部分。北京城便形成后来的“凸”型，大体与今日二环路重合。
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将北平改名北京，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于此，彻底甩开了南京的遗臣，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朱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他坐镇北京，防范蒙古，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他的后代却因此压力山大。土木之变、庚戌之变、己巳之变，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次次打到家门口，政治中心被推上战火前线，帝国越发岌岌可危。
唯一能让皇帝安心的，就只有拼命揽权。皇帝只想放飞自我，大臣却想让皇帝成为道德标本。皇帝只想放纵人性，大臣却要皇帝抹杀人性。于是，司礼监与内阁大打出手，用完太监就直接废掉，不爽士大夫就扒裤子打屁股。皇帝躲在深宫里看热闹，却发现深宫大院，挡住了极目远眺。
我想住在故宫里的皇帝们，大抵也不会太痛快，不然明武宗何必整天往外跑？皇帝为了得到更加肆无忌惮的皇权，被皇权逼进了死胡同；被逼疯的皇帝，又带着整个帝国走向疯狂。
嘉靖四十一年（1562），紫禁城主殿奉天殿改名皇极殿。皇极，皇权至极。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入关，北京城再度易主，成为清朝首都。第二年，皇极殿便改名太和殿。
但是，清朝执政者多尔衮并不懂“和而不同”的道理。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后，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万马齐喑，倒真是一团和气！
至此，再没人能够阻止皇权泛滥，清朝皇帝成功放飞自我。废黜宰相后的秘书机构内阁，已经不能满足皇帝的需求。由内阁而南书房，而军机处，国家的大臣，沦为了皇帝的奴才。
紫禁城的红宫墙，再也关不住皇帝了。顺治帝住西苑和南苑，康熙帝住畅春园，雍正帝以后的皇帝，更是全年几乎3/4的时间里泡在圆明园。雍、乾、嘉、道、咸，每位皇帝在任内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花巨资，修圆明园。乃至于同治时期，圆明园已被烧毁，也依然嚷着要重修；甲午战争在即，慈禧太后也依然要修颐和园。“正大光明”取代了太和殿，“九州清晏”取代了乾清宫，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取代了紫禁城。
客观来说，三山五园的艺术水平已经登峰造极，尤其是“万园之园”圆明园，平地起园，水网涟漪，借西山成景，诗意盎然。
时至今日，无论是翻开清代的《圆明园四十景图》，还是去观看纪录片《圆明园》或清规院复原的圆明园3D效果图，哪怕只是去圆明园遗址公园看一下复原沙盘，都会被那雄伟壮丽与诗情画意震撼。
1861年11月25日，雨果曾写道：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
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
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
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今日的圆明园遗址只有三座园子，而圆明园全盛时期却有五座。没有人知道，清朝皇帝修建和维护这些园子，一共花了多少银子，用了多少人力物力。
乾隆十二年（1747），皇帝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画册中，看到了西方的喷泉（水法），大为喜爱，于是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中仿建，这就是现在以“大水法”闻名的西洋楼景区。
西洋楼里规模最大的是海晏堂，楼前建有一座精巧的“水钟”。水钟由十二生肖动物组成，代表12个时辰。著名的十二兽首铜像其实就是水钟的12个喷嘴。每个时辰，相对应的动物都会自动喷水。正午时分，12只动物则会同时喷水。
这些喷泉有一套复杂的水动力系统。其实早在明末，这套机械技术就经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口述，由徐光启记录在《泰西水法》一书中，其中大部分又被徐光启收入了《农政全书》，乾隆时期又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可惜，这些内容鲜有人问津。乾隆三十九年（1774），蒋友仁去世。大清朝再无人会操作龙尾车。每逢皇帝游园开放喷泉时，只能靠人工提水向蓄水池内注水。
与宫墙高筑的圆明园不同，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三面不设围墙。这并不是什么与民同乐的举措，而只是为了帝王欣赏美景。拆墙拆掉的并不是皇权，而是阻挡皇权肆虐的最后屏障。据《清宫颐和园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个叫侯义公的老百姓喝高了，误闯清漪园。乾隆皇帝大发雷霆，勒令有关部门严加审讯。侯义公被严刑拷打，最后发配黑龙江为奴。
估计乾隆皇帝刻意忘记了，建清漪园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这也就难怪，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一帮麻木的老百姓会当带路党；也难怪清末民初的圆明园废墟，会遭到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哄抢。
他们不过是拿回他们应得的。
1914年，颐和园开始对社会开放。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社会开放。
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遗址保护工作走上正轨。
北京城，翻开了新的一页。
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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