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技】纪念｜黄蜀芹：中国电影一抹柔软而艳丽的女性光彩

澎湃新闻记者陈晨

2022年4月21日，著名导演黄蜀芹在沪逝世，享年83岁。

关于丧事安排，其子郑大圣表示，特殊时期，一切从简，暂不安排悼念活动。上海国际电影节方面同日发布消息，将在今年电影节期间，举办黄蜀芹导演的部分代表作品展映。

2008年，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黄蜀芹导演作为颁奖嘉宾颁发最佳导演奖。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黄蜀芹和她所属的“第四代”一样，普遍创作生命不算长，被耽误了最好的青春年华，真正开始拍片已经人到中年。短暂的黄金1980年代过后，199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面对电视和海外电影的双重冲击，市场意识初萌，同样让这个时代的创作者面临困惑和限制。

作为第四代导演和中国女性电影的代表人物，黄蜀芹留下《人·鬼·情》《青春万岁》《画魂》《围城》《孽债》等多部艺术水准高超的经典影视作品，对女性的卓越想象和深刻探求，成为这位导演鲜明的艺术标注。

有过得天独厚的高起点，有过无奈的不逢时，有过淋漓尽致的酣畅表达，也有过撞了南墙才不得不承认的遗憾，黄蜀芹导演虽然一生拍摄的作品不算多，却是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软而艳丽的光彩。

只要看得见摄影机，干什么都愿意

黄蜀芹和电影的缘分，老早就定下了。

她出身文艺世家，父亲黄佐临、母亲金韵之，都是留学归来的青年艺术家，这样的家学渊源，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又受过西洋启蒙思潮的浸染，这些从后来黄蜀芹的作品中都能品见端倪。

幼年黄蜀芹（左）、黄海芹和父亲黄佐临。

从小耳濡目染的文艺熏陶自不必说。8岁时，她首次“触电”，拍摄文华电影公司的《不了情》，导演是桑弧，编剧张爱玲，大明星刘琼和陈燕燕，是她在片中的“爸爸妈妈”。因为黄蜀芹年纪相符，又会弹一手好钢琴，成了角色的不二人选。

不过，当黄佐临代为转达剧组“邀约”时，她竟还直接拒绝了。全靠父辈们以吃好吃的相邀，黄蜀芹见到光彩照人的戏里爸妈，才总算答应下来。很多年后，她进上影厂工作，每每见到刘琼，还是会叫上一句“老爹”。

《不了情》上映后轰动一时，张爱玲和桑弧这一对编导搭档，也一度成为1940年代中国影坛上不容忽视一道风景。黄蜀芹也常在街头被认出来，这让生性内向的她“逃都来不及”。虽然这次经历后她想着，“再也不要演戏了”，可电影的魅力已经深深烙印心中。想到“爸爸也是个话不多的人，却可以做导演”，黄蜀芹在青春期早早树立了自己的目标。

1957年，黄蜀芹高中毕业，决定全力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却不料那年北京电影学院不招生，黄蜀芹为此还沮丧地哭了一鼻子。铁了心要去学电影当导演的她，索性先响应号召去农村锻炼、下生活。两年后，终于如愿踏入了北电的校门。

北电导演系一年级的黄蜀芹。

黄蜀芹曾回忆自己读书的时光，“那会儿就总觉得自己特笨，话也不会说，还要演小品，真的够呛。”可她的班主任田风，却早在当时就对同学们断言，要说班上同学以后谁能变成大导演？黄蜀芹。

1964年，黄蜀芹从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文革”开始了，她直到1978年才回到厂里。

中间偶尔也有些任务，比如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挥上海电影制片厂，把毛泽东的“老三篇”拍成“思想教育片”，这让黄蜀芹充满热情，赋予创意性地去完成；或者把舞台剧记录下来，也是难得的能够举起摄影机的时光。

直到谢晋拍摄《啊！摇篮》，把黄蜀芹“打捞”回电影路上，已经是整整十五年后的事。

“我终身感谢他，他对我们来说是救星。我们到电影厂十几年，就是结婚生孩子种地，15年了，我小孩都上小学了，电影却是什么边都没摸着。”后来黄蜀芹谈到这段经历，对谢晋充满了感激。

1998年，黄蜀芹祝贺谢晋从影50年。

“虽然领着电影厂59块5的工资，但始终没有机会在电影机旁边，一个人有几个十五年？”黄蜀芹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都在井下面，他突然给你一根绳子，跟你说，赶紧上来，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这等于是救命恩人，所以那时候的心情就是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只要让我参加电影的拍摄，只要看得见摄影机，在旁边听它转的声音，就什么都愿意”。

黄蜀芹后来常常打趣，说自己的电影之路，是从“管驴”开始的，因为片中重要的道具归她管，她就总是在现场牵着驴子队伍，跑来跑去占位置，有时候驴不听话，她就去替驴走位。

这当然是一段趣谈，事实上，在《啊！摇篮》的电影中，黄蜀芹和另一位第四代女导演石晓华（《泉水叮咚》的导演）一起担当副导，石晓华负责孩子的部分，黄蜀芹负责成人的部分。

石晓华回忆，当时的黄蜀芹，刚进电影剧组还是十分生涩的样子，许多事情怯生生的，同时又充满了好奇心。“谢导对拍戏的要求是很高的，她比我们进组晚，一开始没经验，好多事情没想到，那时候还常常是在现场着急的。“

石晓华向记者回忆，当时为了几颗根本拍不到特写的军装扣子，和黄蜀芹一起在黄河边拿石头磨扣子的经历。此外，自己和黄蜀芹在片场不会骑马，却在片场被战士们的马匹带飞，两人差点从马上摔下来，“那时候我们在谢导手下，都是如饥似渴地在学习电影拍摄的实践。”

因为谢晋拍片有边拍边改剧本的习惯，每天晚上收工后，他都会找黄蜀芹和石晓华继续讨论第二天的剧本，听取她们对戏的建议，“黄蜀芹当时也会跟谢导提出一些她的想法，从中也能看出她做导演的功课和素养。”

之后，黄蜀芹又跟随谢晋拍摄《天云山传奇》，到这一部，她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执行导演。之后上影厂机会难等，她便先去湖南的潇湘电影厂拍摄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当代人》，这部电影对于黄蜀芹的意义更多的是尽快开始拍自己的电影，但也可以从中看到她对所处时代人群与社会的洞见。

黄蜀芹首次独立执导电影《当代人》拍摄现场。

“无意间”觉醒的“女性意识”

黄蜀芹导演的艺术高峰，无疑是1987年的《人·鬼·情》。

《人·鬼·情》讲述了“天生唱戏的好料子”的秋芸，由于儿时母亲对于家庭的背叛而产生了一生的阴影。在父亲的要求下，秋芸只能唱男角。在进入省剧团后，秋芸很快成为了剧团的头号女武生。然而，无论是无疾而终的爱情，还是婚后丈夫对家庭的漠视，都让秋芸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过男性的保护，唯有对鬼角色钟馗的依恋，成为了她一生的执着。

这部曾被电影学者戴锦华誉为“中国唯一的女性电影”，是以河北梆子名伶裴艳玲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并由本人出演，在结合舞台多重镜像身份的表现中，展开人与角色、人与鬼、人与自我的多重对话。一个女人借助戏剧舞台，借助男儿身，获得身份的认同、性别的补充。同时，黄蜀芹也在这部电影中，完成了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隐喻。这样的表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堪称惊艳，无论是人物的塑造，还是电影手法的运用，对美学高度的追求，是第四代导演艺术的高峰之作。

《人·鬼·情》完成后，几乎很少夸赞她的父亲黄佐临特地写了贺词——“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得情与理，是戏还是艺”。

为了拍《人·鬼·情》，黄蜀芹去拜访裴艳玲，跟着剧团从山东一路引回河北，裴艳玲也回馈了高度的信任，每一次交谈都直抵内心，毫无保留。那阵子，黄蜀芹每天晚上都看她演出，从化妆到卸妆，两人同睡一个炕。

黄蜀芹（右）在《人·鬼·情》拍摄现场。

后来，学界多以此片展开对于中国影像叙述中女性视角书写的探讨，黄蜀芹作为女性导演的代表，也常被问及相关问题，她总说，在主观上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先行”。她甚至是在电影拍完，给正在学电影的儿子郑大圣看了样片后，才从儿子口中得到一句反馈，“你们女性电影……”

“很多人问我，电影拍摄时是否有女性意识，我倒没想过。西方女性意识历史很长，我们这儿根本没有这个词，但这是我主动非常想拍的电影，潜意识当中我是有的。比如说女性的观点，我自己从来没说出来过，但是我很明白，我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这个人，表达这个人，我说出来的话，人家会很不理解，或者说我没法来解释，我自己心里清楚，所以通过电影来表达。”黄蜀芹说，“这部戏拍得很痛快，人生有这么一次酣畅淋漓的表达，也就值了。”

后来黄蜀芹自己分析，也许因为家里从小4个女孩、1个弟弟，自己是老大，要照顾弟妹们感受，又在女子中学读书6年，没有男生的威胁，亲历过女生们很放得开很肆意的生长。在她看来，自己“对女性世界有独特的感受。《人·鬼·情》把我的女性感觉给挖掘出来了”。

在其执导的作品中，《青春万岁》《人·鬼·情》《画魂》《嗨，弗兰克》和电视电影《红粉》《村妓》等6部都是以女性为题材。黄蜀芹曾说:“电影要拍出个性来，就要融入导演的自我，这首先有性别，性别中再有个人。如果‘性别’都迷失了，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个性呢？”

另一个促成《人·鬼·情》成功的因素，得益于黄蜀芹爱人郑长符的相助。郑长符是电影美术师，同时也是一位戏曲爱好者，电影片头的那些脸谱画作，都是他的作品。“我先生画钟馗特别形象，他酷爱戏曲，而且他有镜头概念，等于用电影镜头的方式创作了他的画。钟馗嫁妹那一幅，我看到报告文学的时候已经有了，是两个人的脸拼在一起，一男一女，后来我把这幅画作为影片的开头。那时候我看了文字，知道有裴艳玲这个人，然后抬头看墙全是他的话，有了很直观的形象。其实我对戏一点都不懂，他在影片中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天天在一个组里，他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黄蜀芹、郑长符新婚燕尔

后来，当黄蜀芹试图在《画魂》里，再一次勾勒一幅女性艺术家现世精神图景时，面对更复杂的商业片局面，她也不得不留下遗憾。

这部由张艺谋监制，巩俐、尔冬升主演的影片，讲述了民国女画家潘玉良的传奇人生。从孤儿、雏妓、小妾到誉满全球的艺术大师，潘玉良的人生里，充满太多讲述了可能性。当时人们期待着一个最具女性意识的导演，联袂一个强大女性魅力的女演员，去讲述这样一个传奇女性的一生。当时的巩俐，第一次拍摄非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可惜大篇幅的突破表演遭到删减。

黄蜀芹在法国某农庄拍《画魂》

在今天看来，这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真挚且难得的女性表达，但黄蜀芹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自陈了这其中的遗憾——“我很清楚《画魂》不是从女性立场来阐述这个故事的，那样的尝试，只有《人·鬼·情》一次，我就陷入了普通商业片的模式，男性立场就是公共立场，这和女性视角绝对是两种。作为女导演，你选择哪一种要很果断坚定，但是我明白，这个又要折中成那样的立场，就很摇摆。我很清醒，但还是在实践中转不过弯来，表达就很矛盾，后来越来越被牵着走，没办法改变，结果拍到最后有点不伦不类。如果真是男导演纯粹来拍商业电影，倒也好了，会更明确。所以走市场和要表达人文精神，其实是两个方向，中间路是不能走的，谁走谁失败。从我现在认识上来说，大家都很努力，没有个人的错，那时候没有经验和判断能力，你要拍商业片就是商业片，要拍文化片就是文化片，想要兼顾就会两败俱伤。”

《围城》聚72贤人《孽债》收视率冲击《三国》

第五代女导演彭小莲曾谈到黄蜀芹给她的印象：她给人感觉心里很有谱，很强大。她一站在那里，中心点就会到她那里去。

作为一个导演，她一生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大多都留下来，经得起时间考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她的电视剧也许有着更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电视剧《围城》已经播出三十多年，豆瓣评分是9.3分，留言中仍不断有人像发现宝藏一般，赞叹这部老剧的魅力。钱钟书的原著当然是最坚实的基础，而黄蜀芹组起那样一个大腕云集的梦之队班底，在10集的篇幅中，几乎坚持着完全以电影般的标准来拍摄这部电视剧，也是这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

黄蜀芹的家学渊源，与《围城》小说中主人公的境遇有不谋而合之处，黄佐临夫妇从英国剑桥硕士毕业后，转道法国坐船回天津，办完祖父的丧事后，又辗转到四川教书，一路风雨坎坷，最后回到上海……时间、路线，几乎和故事中的方鸿渐一样，她完全能感受到“走到哪儿漂到哪儿”的心理状态。因此要说拍《围城》，黄蜀芹觉得，自己“是最合适的”。

“《围城》的格调就很特别，钱先生对人生、对生活、对周围的人和事观察的视角很独特，具有很强的文化性。所以，拍好这个戏有两个重点，一是演员要找得好；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环境气氛，要展现得好。整部戏的角色，大大小小七十四个，而且每个人都很有特点，有的仅是几个镜头，也不能疏忽。小说写得非常聪明机智，很有学问。这个学问很难表达，但幽默机智是应该表现的。否则就是一种损失。”黄蜀芹曾这样表述她对作品的打算。

《围城》海报

《围城》里有名有姓的人物有72个，而这些人物都如此鲜活，一个都不能马虎。她仔细考量斟酌每一个人物，以最大诚意发出邀约。陈道明起初拒绝，她孜孜不倦四度登门拜访，甚至公开跟陈道明表示：“你不演《围城》，我就不拍了。”

那时，《编辑部的故事》还没播出，葛优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演员。男二号英达带着葛优一起试镜，黄蜀芹一看这尖嘴猴腮的形象，演一个油腔滑调，贪恋女色，却又有色心没色胆的李梅亭，刚好不过。

女主角吕丽萍回忆，拍《围城》拍摄期间，黄蜀芹出了车祸，“腿疼得呀！让人看了都难受，后来她忍着疼痛，坐轮椅、拄拐杖也把戏拍下来了，她一直在坚持，那种精神真的很打动我。”

黄蜀芹把72个角色称为72贤人，其中许多不起眼的小角色只有寥寥几场戏，演员也是大腕级别，连英若诚、吴贻弓、沙叶新这样的大师，都出现在这部电视剧中。这个聚集演员的过程，黄蜀芹说，“都觉得这戏特好玩儿，一叫他们，都来了。拍的时候也很开心。常常是，一场戏拍完，大伙就给自己鼓掌。”

导演对这72贤人的总体要求是，要出彩，以及“需要具幽默感的表演”，需要演员有自嘲自讽精神，“《围城》是不装蒜的聪明人，戳穿装蒜的自以为聪明的人的一部作品。”她让演员们，“别有压力，放松演！”

吕丽萍说，“我至今认为，《围城》整个摄制组都是最顶级的，任何人都是顶尖的，现在你要把这些人凑在一起很难，但当时我们都是因为黄蜀芹导演（聚集到了一起），她的魅力太大了！”

就这样，本着“电视形式、小说容量、电影拍法”的方针，黄蜀芹把原著的9章，以10集的容量，在片场采用了双机拍摄的电影化方法拍摄，差不多是按五部电影的规格来拍。10天拍一集，后来郑大圣听母亲聊起这段经历时感叹，这对于今天的电视剧来说，相当奢侈了。

后来《围城》拍完，制片人孙雄飞带着成片给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过目。钱锺书先生写信来说，录像带他们一家三口“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杨绛在信底部附上小字写道：“我们看录像看得寝食俱废！”

黄蜀芹、孙雄飞拜访钱钟书、杨绛夫妇。

另一部不得不提的黄蜀芹作品，是20集电视剧《孽债》，这部上海电视台于1994年拍摄的家庭伦理类电视连续剧，根据作家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五个孩子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多年前返回上海的知青的经历。1995年，《孽债》在上海电视台以沪语播映，创下了42.62%的超高收视率，据说与其同期播映的《三国演义》在其冲击下，上海地区的收视率都由15%降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