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近年来欧洲的难民危机，不断挑战着“主权国家”的意涵，也冲撞着我们对人权之边界的想象。随之而来的欧洲不同国家的难民政策、难民融入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也渐次成为舆论战争的焦点。民粹主义者不断放大难民为欧洲国家制造的问题，并把他们不断越境的行为叙述成对更好生活条件的追寻；而左翼自由主义者在面对难民危机时的“道德受虐癖”，使其对种种症结选择性视而不见。作者探访了法国和意大利边境的难民重灾区文蒂米利亚，在由志愿者组成的乌托邦式的庇护所Kesha Niya中工作多日。本文并非试图提出任何关于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尝试由切身的考察勾勒出一个认识难民问题的方式：许多政府并未遵守他们许下的收容难民的承诺，警察在这场危机扮演了暴力机器；而难民则在任何地方都难以真正“落地”，以至于不得不陷入持续越境的困局。类似于Kesha Niya这样与警察关系紧张的庇护组织开始涌现，志愿者们构筑着“礼物”式的乌托邦，它们能为难民庇护社区提供新的想象吗？（本文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者李丹所摄。）
当地时间2015年6月15日，意大利文蒂米利亚，移民在试图进入法国遭到警方拒绝后在边境等待。视觉中国 资料图
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是意大利境内意大利法国边境的一个小镇，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离边境二十公里，如今因成为欧洲难民危机的缩影而成名。有人这样给它定性：无论我们在欧洲怎么说捍卫人权的话，文蒂米利亚都是一个反驳。
《卫报》描写了这样的讽刺性场景，在文蒂米利亚，一群衣着华丽的法国游客朝着空调巴士的方向走着，这些巴士将把他们带回蔚蓝海岸的家中，他们提着大包小包，是在文蒂米利亚这个海滨购物胜地的星期五集市上采购的东西。而离停车场只有几步之遥的情景是：数百名来自饱受战争破坏地区的难民，沿着河岸露营在垃圾袋中间，他们是越来越绝望的移民队伍的一部分，冒着地中海的风险来到欧洲，逃离战争寻求安全。
这是我此次要探访的地方。
有专家这里说“比’丛林’难民营（Jungle，位于法国北部加来省、靠近英吉利海峡的难民营，欧洲最著名的难民营之一，已被政府拆除并引发激烈对抗）的情况还糟糕”，没有清洁的饮用水，大多数人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很多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情况都堪忧。Refugee Rights Data Project (RRDP)的研究称文蒂米利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难民定居点之一，用了“可怕的”这样的词汇，敦促立刻改进不人道的状况。难民绝大多数人来自苏丹，其次是乍得、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我的观察和学者的研究一致，难民中几乎完全没有女人和女童，据说这是意大利南部和北非的性贩卖导致的结果。
我想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它成为难民危机张力最剧烈的地方，并在一天天加重。
同样想探索的是这里神秘的志愿者组织Kesha Niya，其成员多次被警察逮捕。难民危机中志愿者组织和警察时常表现出显著的对立关系：如“丛林”难民营被强行拆除时发生的冲突，难民和志愿者点燃了数间棚屋，向执行拆除工作的警察投掷石块，警方以催泪瓦斯进行还击。我所拜访的组织就是这场冲突的见证者，它不是正式注册的NGO，甚至没有一个组织者，却是文蒂米利亚所有露宿桥底的难民每天的食物来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扛起了维系难民社群的大旗。而成员是一群住在山里的嬉皮，探索的是一种难民庇护的新乌托邦。
在这场难民危机中，许多政府并未遵守许下的承诺，“人权”高姿态随之落空，警察更是充当了暴力机器，其中充满讽刺之处。当今天的难民被卡在主权国家间无处可逃的死循环中，我们看到草根志愿者和乌托邦社群艰难的努力。
初到
Kesha Niya在库尔德语里是“没有问题”的意思，他们的口号是“没有边界，就没有问题”。成员住在法国境内靠近边境的深山里，我先坐火车到所在的小镇，最初是一名三四十岁左右的法国女士开着自己的车来火车站接我的，我问她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她惊讶地说当然不是，这里没有负责人。我也因此认识了副驾驶上头发蓬乱的中东小伙，他一路上奔放地开着玩笑：“我只在我想吃鸟时杀鸟！你觉得我是疯子？真的觉得我是疯子？”法国女士一路狂笑，一边在急弯很多的盘山路上狂飙，小伙告诉我他是难民，让人分不清真假，后来得知他是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难民，和另一位来自库尔德的难民已经在这里帮了几周的忙。
两个库尔德小伙。本文照片均为李丹 摄
这里像一个家庭。后来这两个库尔德人离开，返回他们居住的第戎（法国城市），这是他们被“再安置”的城市，在这个跨越欧洲的“大计划”中某种程度上算是幸运儿。他们能说英文和一些法语，我鼓励他说他的英语已经足够好了，他懊恼地说：“不好，法语也不好，我需要学习”，他对第戎接下来将要开设的法语课程充满期待。他们和每个人恋恋不舍地拥抱，背起破破烂烂的背囊，要搭便车回第戎。Kesha Niya成员美国女孩叮嘱：“千万避开城市，才能搭到车！”
营地烧水的机器，看起来很蒸汽朋克。
这里有典型的普罗旺斯地区的阳光，虽然夜晚寒冷，白天可以穿短袖，很多男生都光着上身劳动。这里生活着十几个成员，大多是长期的，少数是流动的。他们以自己的选择体现着“上山下乡”的初衷，尽管从蒲鲁东到“68学潮”，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绝非新事，但这里的面孔和能量是年轻的，他们的选择面对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处境。这里每天的工作是白天做几百人的饭菜，傍晚开一小时的卡车翻越边境，到文蒂米利亚给难民派发食物。另有医疗小组提着药箱为难民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
文蒂米利亚的情况极其恶劣。400到500人的难民住在红十字会的难民营，另有200到300人就住在桥下河边，睡在毯子和纸板上，既用河水洗漱，也在河里便溺。在上文提到的Refugee Rights Data Project的研究中，60%的受访者表示，自从抵达意大利以来，他们遭遇了健康问题，其中44％的人认为健康问题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条件而开始的。
这个桥下就是他们露宿的地方，几乎每个傍晚都有辉煌的晚霞。
几乎17％的受访者将自己的健康问题描述为心理健康问题。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志愿者告诉我，难民中时有争斗发生，有时伤口化脓也得不到治疗。几乎人人都有令人震惊的经历。获得食物的人中，70%的人说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这也许就是Kesha Niya晚上派发的那一顿。曾有一个来自法国尼斯的组织一周派发三次食物，但是今年夏天停止了，Kesha Niya就成了唯一派发食物的组织。
今年7月，Kesha Niya与所有难民进行了几次会议，讨论难民的几条出路：1.徒步跨越边境；2.沿河前进占据另一个地点，如果警方干预，进行抵抗；3.乘坐火车前往法国边境；4.去红十字会，但立刻被所有人否定。第一种选择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选择。
Kesha Niya提醒难民每个选择所隐含的风险。跨境要冒的险包括：直接被驱逐到意大利南部，受到警察的人身虐待，甚至可能将其驱逐到原籍国——这已经发生在一些苏丹难民身上，一年前他们在边境进行了一次抗议，之后被驱逐。“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将采取坚定的行动，尽一切努力提供支持。”
难民为什么要跨境？
在文蒂米利亚，难民时常受到当地民众的种族歧视性辱骂，被告知不受欢迎。在他们走过人行道时，居民会从阳台上向他们扔水桶。还有人说，因为他们是难民，在市中心被拒绝饮水。
对于庞大的难民群体而言，无人会把意大利当做想要停留的地方。在意大利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意大利人本身已经在遭受着高失业率危机，更不可能让难民群体找到工作。这个国家对难民来说是失业和融入困难的代名词，许多人在这里陷入饥饿和疾病。在我和难民的交谈中，他们也纷纷表示对留在此地的绝望。
移民政策专家介绍，在意大利和德国，申请到难民地位的人都有权享有与公民相同的权利。 在德国，这意味着获得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经济支持、语言课程和其他帮助融入社会的援助。 在意大利，情况则完全不同，“意大利的社会制度甚至对意大利公民也不好”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工作过，就没有得到失业救济金的权利。对于难民来说，不会讲意大利语，是很难找到工作的，而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意大利鲜有针对难民的语言课程。
在意大利，帮助难民的工作主要由政府外包给意大利各地的慈善机构、个人、公司和合作方。有人住在集中的难民营，有人被送到较小的物业：酒店经理和餐馆业主会把他们的可用空间改造成住房。这是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业务：每接纳一个成年人每天能拿到35欧。如果一个人每年容纳100人，一个经营住所的人可以得到128万欧元。黑手党都放话了：做难民生意利润比贩毒还高。难民帮助志愿者向媒体控诉，“难民生意”已经被犯罪组织渗透，尤其在黑手党势力较强的意大利南部。
类似这样的事情见诸报端：一个饭店里住了300个难民，让他们挤在同一个空间；一个本来能住两三人的酒店房间里摆上双层板床，让六七个难民住在里面；移民庇护所的拥有者让难民到自己到底农场工作，一天干12个小时，工资仅为10欧。“很多雇主不把非洲人当人对待，而是当做动物，觉得只要给吃的给水就够了。”
在意大利，申请难民庇护要经过难以忍受的漫长等待，难民本应在到达后的60天内接受当地移民局的面试，但是大多数人需要等上6到8个月，面试后再等6个月才能得到答案。这期间，他们不准工作或离开这个国家。难民帮助志愿者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停留的时间越长，意大利政府就能从欧盟拿到更多的钱，庇护所拥有者就能从意大利政府手中拿到更多的钱。”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不仅是由于缺乏组织，而成了人为的故意操作。不得以，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相邻的法国。
法国的紧急状态和边界关闭
文蒂米利亚是从意大利进入法国的最著名的中转站，但自从2015年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边境以来，进入法国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本来是反恐的临时措施，却一再延长成为两年间阻拦难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工具。关闭边境意味着难民们不再试图乘火车进入法国，而是开始在深山中的“死亡通道”或高速公路隧道碰运气。这个“死亡通道”也是二战期间意大利的犹太人逃离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通道。
我们每天的工作还包括到文蒂米利亚的火车站和海滩搜寻新到的难民，告诉他们我们每晚在一大型超市旁免费派发食物且不查证件。这一行动有微妙之处，因为成员在确定对方需要帮助之前，暴露组织的信息其实是有风险的，而不是每次沟通都是顺畅的。一天，我们在火车站前面的花坛处碰到了出现在前一天新闻上的受伤难民。报纸上说他们自己摔伤了，而他们告诉我们，真相是法国警察把他们摔在了石头上，还有两个同伴死亡。
中间的即出现在新闻的受伤难民。
当研究者询问难民经过文蒂米利亚面临的最大风险时，绝大多数人提到与过境有关的危险（75％）。令人惊讶的是，43％的受访者知道至少一名在意大利或法国边境死亡的难民。37％的人认为道路交通事故是死亡的原因，大约10％的受访者认为健康问题是其原因，8％的人表示死亡是由于警方的暴力行为造成的，3％的人认为死亡是由自杀造成的。报告还发现，越过边界的人身危险以及警察暴行是对难民的主要威胁，超过一半（53％）的调查对象在法国边境遭受过法国警察的暴力。
后来有许许多多的难民跟我们诉说相关的经历。
法国警察在山中甚至会动用无人机和警犬进行追踪。难民白天躲在铁路桥梁的矮树丛或拱门里，吃野生无花果或者随身携带的任何食物来充饥。一旦被捕，他们将被带回边界，交给意大利警察，后者将他们送到移民中心。Kesha Niya给难民的建议是，即使遭遇了警察，也最好不要和警察过多交谈，“说的话常容易被利用”。
许多受访者回忆说在边界遭受催泪瓦斯的袭击。根据上述报告的记录，来自苏丹的一名18岁的学生说：“当我越过边境时，他们抓住我打我，喷了催泪瓦斯。 这是边界最糟糕的事情。”另一名18岁的苏丹人说：“我的右肩被打破了，我的脖子被法国警方在边界打伤。在文蒂米利亚，我的鼻子在火车站被意大利警察打断。”
从两年前的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等恐袭以来，法国的紧急状态一直备受争议，这一极端安全措施在历史上只使用过三次。除了可以实施宵禁、禁止游行集会、关闭公共场所、实施交通管制外，安全部门还可以在没有司法批准的情况下随意检查个人身份、包裹、行李、汽车后备箱等。
两年时间内，紧急状态被六次延长，紧急状态已成常态。反对派、人权组织、知识分子一直在表示愤怒：法国部分人群会因为宗教信仰或出身的原因处境更为艰难。内政部长科隆曾表示，法国不能总处于非常状态，“紧急状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出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了”。于是今年十月，在公众的持续争议中，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加强国内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法案，新法案在11月1日起取代“紧急状态”。本来的“申根法”允许在沿边界以内20公里，以及港口、机场和开放国际运输的铁路或公路车站进行6个小时的身份检查。而新法案将这些检查的持续时间延长至12小时，并将范围延伸到车站的站台。
文蒂米利亚街景，中间的是火车站。
法国警察每天都在文蒂米利亚火车站搜查火车并对跨越边境的难民进行拘留。从意大利边境摸上从意大利开往法国的火车入境只需几分钟，因为火车会经过难民们露营的河岸，但是这几分钟的时间，已足够法国警察在车厢里巡逻，把任何看上去像是难民的人从到达法国的第一站——整洁体面的著名海滨小镇芒通（Menton）押解下去，趁着火车还未穿过富裕的摩纳哥公国，到达时髦的戛纳，难民已经被遣送回意大利了。
Kesha Niya接受的捐助的衣物，一个带子上印着芒通小镇的体面风景，芒通已经成为成功越境的象征。
仍然有人不断地问志愿者从哪里可以搭火车到摩纳哥，一个食物派发结束后的夜晚，Kesha Niya成员荷兰女孩无奈地说起这一点，她只能告诉难民这行不通。
事实上，把已经踏上法国土地的孩子遣送回去是违反欧洲规定的，而法国一直做着这样的事。还给难民儿童提供虚假信息，跟他们撒谎说：“你不了解这里的规则：你不能留在法国。”这是对紧急状态的滥用。
利比亚难民告诉我，蛇头现在的要价是150欧。边境的关闭驱使人们尝试危险的山路和致命的高速公路路线，这种情况也使许多人处于蛇头的控制之下。
南苏丹难民
一位“世界援救组织”（Intersos）的医生这么说：“对文蒂米利亚许多难民来说，利比亚是他们经过地狱的通道。我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故事是可怕的。他们成功通过了利比亚，现在指望着穿越这条二战期间意大利的犹太人逃离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这条山间通道，这条通道曾经对意大利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安全，而对于今天的难民却是未知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他们被困在的边界正是欧盟的两位创始国之间，而这两个国家都赞同人权公约。”
困境中的苏丹难民。
一位难民在RT的采访中说，他必须向蛇头支付3000美元（大约2600欧元），从利比亚穿过地中海进入意大利，这是自2014年以来约有50万人遇难的危险旅程。“如果你不付钱，他们可以用枪把你打死，也可以砍掉你的腿，也许会割下你的手。”
难民大多来自南苏丹，南苏丹内战使近400万人流离失所，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了30万。到意大利之前，他们需要穿越利比亚的沙漠，那里恐怖分子出没，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
由于中国对南苏丹的援建项目和石油合作，眼前的苏丹人似乎都对中国人抱有好感，至少是熟悉感。我所到之处常听到一片询问：“中国人吗？”一个人苏丹人在夜色里吵我兴奋地喊着：“孔子！”，他是一个工程师，在苏丹曾和中国人一起工作。
他在利比亚被恐怖分子抢过两次，然后水路到达西西里，心中的目标是英国。他和他的伙伴被困在法国边境面前，一个试了三次，一个试了四次，都失败了。他向我透露，要想到英国，除了加来之外，还有一条路是经过比利时的
一个男孩跑过来诚恳地说：“我多年轻，你知道吗，我只有17岁。”能感觉到他迫切想要学习的愿望，他说着蹩脚的英语，“我想学英语，想学法语，语言太重要了，我这么大年龄的人需要的是上学啊，在意大利，在西西里，在这里，每天有吃的，但我最需要的不是吃的！我有朋友在英国、法国，我想和他们一样读书。”
一个难民说他们六个人刚刚结束几个小时的徒步，遇到警察，“还准备试”。这几乎是每个人的相同的故事。
文蒂米利亚海滩的傍晚。
文蒂米利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每晚都有壮美的晚霞，加了我whatsapp的难民小伙伴也过来跟我说他刚试了一次又失败了。昨晚出发，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还是不行，他刚刚回来。绝望的人生，身后是血色的夕阳。
这个时候还会有很多难民坐在海边看夕阳，夕阳美得连糙汉子都会被震慑，但他们呆坐其中的是一处非常布尔乔亚的风景。远处山上有五颜六色的意大利风格建筑，清澈充沛的海水拍岸，每天我们在这里都会碰到新来的人，火车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聚集。
Kesha Niya成员罗马尼亚男孩走向几个坐在海边的难民模样的人。
有一天碰到一个传奇人物，见到我就开始飙中文，一句句非常流利，充满喜感，让我惊讶。这个苏丹难民是一名军官，曾在中国呆了三年，学习制造武器，“我懂很多技术，从直升机到枪”。他去过天津，喜欢长江，觉得中国比意大利好，“中国干净，东西都是新的，人们走路都特别快”。后来因为拒绝参战，他被投入监狱一年，出来后继续拒绝，两年被禁止出境，之后想方设法一个人逃了出来，而家人和孩子此刻还在达尔富尔。他有朋友在利物浦，而他梦想的是能去德国从事机械制造的工作。还会有难民来道谢。在火车站遇见的一个人吃完派发的食物过来问我还认识他吗，他彬彬有礼地说：我吃好了，谢谢女士。
谁来帮助难民？
在文蒂米利亚的火车站前，当我们告诉难民我们的食物派发马上就要开始了，让他们过去，一个腿脚不便的难民提出能否顺便坐法国女孩Q的车过去了。Q拒绝了。被警察看到要冒很大的风险，但Q的解释让我惊讶，如果要冒险，不如解决大的问题，比如帮一个难民过夜。
Q看上去文静纤细，戴着眼镜，头发蓬乱，其实非常有主见，她开着自己的车来到这里，经常嘴里叼着一根烟，她车里塞着一本讲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的书，我问她去过吗，她说去过。
近年来，太多试图帮助难民的人成为了受害者。法国农民Cédric Herrou多次被捕，今年2月被罚款3000欧元，因为他帮助难民从意大利过境，并将他们藏在自己家，Herrou案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案子，这个低调的橄榄种植者和坚定地表示，他将继续帮助从意大利过境的非洲难民在法国寻求庇护。今年夏天，Herrou被判处四个月监禁，缓期五年执行。
法国农民Cédric Herrou，他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图片来自网络
帮助越境无疑充满争议，也不属于Kesha Niya的议程。但甚至连派发食物的行为都受到限制，文蒂米利亚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强硬的，去年的规定是：任何人被抓到给移民提供食物，将处以200欧的罚款。Kesha Niya成员英国老伯告诉我，当今年春天他们来到这里时，不得不打游击战，偷偷摸摸地给难民分发食物，每次在不同的地点，发完就迅速离开。
今年四月，在停车场分发食物开始被允许。成员只是每天庆幸于今天没有警察的骚扰，并不知道这种状况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几百难民选择不住在红十字会难民营，而是睡在河边，是因为他们不想登记指纹。尽管按照欧盟的规定，寻求庇护的人应该在到达的第一个国家登记指纹。但是难民们都会登记指纹心存疑虑，而且他们都不想在此久留，惦记着法国。很多人不信任红十字会，有传言说里面有传染病。还有人告诉我红十字会难民营因为男性多女性少而产生的性危险。此外，因为里面条件并不好，有的人即使注册了也不愿住在那里，宁愿住在桥底。
里面的食物很差，罗马尼亚男孩有过各个国家的难民帮助经验，他告诉我：“哪里都一样，西班牙也是，其实来的人越多他们机构得到的钱越多。”他们会雇佣医生，但文蒂米利亚的医生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德国女孩说Kesha Niya不会停止发食物，一天都不会，除非完全确定另一个组织今天会来发。
目前意大利和法国互相指责，意大利抱怨欧盟不顾“南方国家”的困难，让意大利独自承受难民压力，法国警察则指责意大利警察阻止难民跨越边境不力。
今年从年初到夏天就有9万多难民从海路到达意大利，比去年人数上涨了17%。意大利甚至威胁要对人道主义救助船只关闭港口，后者指的是从地中海沉船上救援难民的船只，意大利希望它们重新定向开往其他国家。欧盟委员会支持意大利的呼吁，称巴塞罗那和马赛的港口也可以接收移民船，但西班牙和法国对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热情。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Filippo Grandi）年中曾表示，意大利需要欧盟的更多帮助。“意大利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悲剧，欧洲需要一个’紧急分配制度’和扩大接纳寻求庇护者的合法渠道。”
欧洲四分五裂。 波兰和匈牙利拒绝接受难民；捷克最初接受了12人，但从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对这三个国家采取法律行动。意大利和希腊这两个所谓的“前线国家”，与北部的邻国特别是法国和奥地利立场难以统一。法国没有达到欧盟“再安置计划”的配额，曾有NGO起诉政府难民救助工作在各方面的不到位。在极右和新纳粹崛起的背景下，奥地利在付钱给难民离开。维也纳政府表示，如果意大利为移民签发临时旅行签证，他们将关闭布伦纳山口处的奥意边境。
新的难民危机还正在演变成一场关于国家主权的、欧盟范围内的战斗。 匈牙利右翼总理维克多•奥尔班表示，他将“不屈服于来自布鲁塞尔的勒索”。 波兰右翼更是鼓吹右翼的典型言论：大多数难民并不真正害怕迫害，他们只是谋求更好生活的经济移民。他们称欧盟的“再安置计划”在鼓励更多的移民。
《卫报》称在文蒂米利亚唯一善意的姿势来自摩纳哥的阿尔伯特王子，他资助了一个由红十字会志愿者组成的信息中心。我们发现这个信息中心时开时不开，前一阵子一度关闭。他们还用公交把到达火车站的移民送往城市边缘的难民“欢迎中心”。但悲观主义者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一个让移民远离他富裕城邦的策略。
进了法国后是天堂吗？
Kesha Niya本来是一个在敦刻尔克的组织，离开的原因是“那里成了噩梦”。法国警察对“丛林”难民生存状况不闻不问，除女性之外，这里的未成年人也得不到保护，被报道的就有7名少年被强奸，罪犯却逍遥法外。
成员向我讲述，去年圣诞在一次对抗中，警察把所有志愿者赶出难民营，关起门来向难民发射橡皮子弹，但遗漏了营地中心厨房的几个K志愿者，他们把整个过程拍下来放在了网上。“那里变得特别可怕，每天有强奸发生，警察也不好好地管和查，后来发生了三个难民试图强奸Kesha Niya的一名志愿者的事件，因为不再能保证志愿者的安全，所以我们离开了。”后来发生的事每个看新闻的人都知道，政府清走了“丛林”。“还记得著名的大火的新闻吗？我们都觉得非常可疑，也许不是难民而是警察纵的火，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清除难民营了。”
“丛林”被拆除之后，成千上万的移民被派往法国各地的接待中心。媒体这样说：“这就是法国政府正在做的事：竖起高墙，关闭难民营，使难民陷于limbo。”
不得不再次提起那个庞大的“再安置计划”。根据2015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提案，16万入境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的难民，将由欧盟成员国参考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难民申请数量、失业率等权重强制性分摊接收。成员国每接收一名转移安置的难民，可获得6000欧元的补助；无法参与接收难民的成员国，可能会被要求向欧盟作出最高占国内生产总值0.002%的财务补偿。如今这个计划变成一纸空谈。
一个来自荷兰的志愿者女孩总是充满愤怒，当大家聊起“再安置计划”，她几乎愤怒得要咆哮：这个计划虚伪、恶心。另一个荷兰女孩说起荷兰的“再安置计划”，“被再安置到荷兰的难民都会很开心，再安置到罗马尼亚的则会非常悲伤。”
许多难民向我诉说了对意大利的厌倦和对法国的渴望。可到了法国又怎样呢？2016年，有5800多名苏丹人在法国申请庇护，约有百分之三十七被接受。单身男性获得避难的机会很小。
如果获得批准，这些幸运儿会被安置到类似Les Minguettes这样的公房。以Les Minguettes为例，这是里昂郊区一个被法国白人遗弃的社区，一批建于70年代的17层楼建筑，一直用来容纳法国工人阶级和北非移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成为了高青年失业率、高失学率以及社会边缘生活所有弊端的中心。现在是数千名苏丹人、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的家园，名声是暴力、毒品和犯罪。据说雇主们不会雇佣住址填写在这里的人。于是很多绝望、疲惫的难民又把希望投向英国，开始北上到加来等待偷渡到英国的机会。这样，“丛林”又在“死灰复燃”。
意大利的难民渴望着法国，法国的难民渴望着英国，他们都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英国女孩久已离开家乡，在世界各地过着做志愿者的生活，好看的花裙子上有磨损的破洞，她和美国男友辗转来到这里。难民经常跟她说想去英国：看过照片，知道那里好。“但我知道那里并不美好，可是我怎么跟他们说呢？怎么能打碎他们的梦？也许这就是一个阶级问题，我家是工人阶级，很穷，所以经历了很多不公的对待。难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