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作者：佴澎（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简琨益（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秀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在当下，生化武器攻击、对烈性病毒的管理失范等都可能造成病毒迅速传播。一旦生物武器被恐怖分子等敌对势力利用，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难以想象。传统刑法治理思维对现代生物威胁巨大杀伤力应对不足，对未来世界生化风险无法形成体系化的治理供给，给外交和反恐斗争埋下重大隐患。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门户，对治理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带来众多未知风险。生物安全风险危害社会的行为更加具有危害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刑法治理的预判。除了赋予传统犯罪全新的危害性界定以外，生物安全风险还会被新型犯罪所利用，一旦恐怖主义或者其他敌对势力与病毒武器建立关联，将演变出足以威胁人类的超级犯罪。生物安全风险一旦扩散，引发的连带效应会逐渐蚕食社会秩序的根本，恐慌和绝望状态下的人群，极有可能背叛道德与法治，引发社会骚乱和国家动荡。
边境地区丰富的生物自然资源、复杂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历史渊源，形成了巨大的生物安全风险隐患。一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容易诱发生化灾害。自然科学已经证实，人类社会大部分生化入侵来自于脊椎动物，边境地区有全面的脊椎动物生态样本，一旦遭受犯罪破坏，极易诱发生化危机。二是跨境犯罪诱发的生化入侵。有效治理偷越边境犯罪是国际性的难题，偷越边境犯罪为生化入侵创造了条件。三是生化攻击有可能成为敌对势力使用的生化武器。边境地区处于反恐、邪教治理的第一线，一旦生化武器被恶性犯罪组织利用，对国家安全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整合多元化治理力量，是边境地区应对生物犯罪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
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理论体系是以早期工业社会风险为蓝本构建的风险防范系统，虽然在对抗神权政治，使劳动市场自由化方面提供了动力，但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命运被彻底割裂开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刑法眼里，更侧重于彼此戒备，防止国家刑罚权侵入市民私人领域被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但是，这种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中备受质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权利的滥用面前手足无措、管理失范，绝对的自由就是绝对的恐怖，任何个人都不能够脱离他人安全而独善其身，缺少强有力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一切私人领域的自由都将为生化危险吞噬。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国家为单元考虑风险预防，能够最大限度整合人民力量，在抗击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发挥巨大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在面对生物安全犯罪时，将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到首位，全方位统筹力量，严厉打击威胁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的犯罪，由此形成一种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凝聚同气连枝、和衷共济的民族共识，应对现代社会的超级风险。
面对现代生物安全风险的挑战，边境地区应当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统筹各方治理资源的指导思想。对于生物安全犯罪，我们所应看到的不是单个治安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而是各种因素持续推动下形成的威胁国家安全的系统性风险。这样的治理思路一旦得以确立，治理犯罪就能获得“大数据”“大分析”“大治理”赋能。在超级风险出现时，既能预判与指挥，统筹犯罪治理综合系统，又能防范犯罪与风险的互动发展，构建形成国家总体安全的治理格局。
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
边境地区治理生物安全犯罪，应当在国家立法框架下，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融会贯通，因地制宜，形成具备前瞻性和规模优势的统筹治理新安全格局。
一是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形成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法治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基因编辑、野生动物资源利用进行了全新规制，保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法治理念已经在国家立法层面中明确。边境地区宜结合地方治理实际开展培训宣传，牢固树立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法治理念。
二是统筹推进维护国家安全，预防生物安全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生物安全的防控需要对治理资源进行全方位统筹，结合边境地区实际，需要在生物入侵的边境防控、动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恐怖主义防范、邪教犯罪治理等方面进行统筹考虑。需要将防范生物风险的理念融入这些领域，各个单元除了要考虑到对传统犯罪领域的治理以外，还需要对犯罪未来的发展进化有足够的前瞻眼光。
三是要形成未来边境地区应对突发生物风险的指南。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要围绕边境地区妨害公共安全及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环境犯罪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以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为统筹，形成应对生物安全犯罪的综合治理办法。
四是总结边境防控经验，上升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法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边境地区承担了重要的边境管控任务，形成了现代社会防范生物入侵的宝贵经验，要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上升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法律。边境管理是我国防御生物安全犯罪的重要抓手，建立并完善这一制度，将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提供重要屏障。
五是以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为中心，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移风易俗，培养良好的生态资源保护氛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往在考虑生态犯罪治理时，多从保护自然角度出发。其实如果从生物安全的角度分析，生态犯罪治理同时也是保护人类自身的重要举措。如禁止捕杀珍稀野生动物确实是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但《刑法修正案(十一)》禁止以食用为目的捕杀陆生野生动物，就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其更重要的目的是防范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生物安全风险。因此边境地区在建设绿水青山、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过程中，应当提高站位，充分重视保护国家生物安全。通过犯罪治理，移风易俗，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
六是强化对恐怖组织、邪教组织的打击防范力度，防止敌对势力向生化犯罪组织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然而，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文化冲突甚嚣尘上，极易使基于意识形态形成的犯罪组织滋生暗长。无论是世界历史上，还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境外势力利用意识形态犯罪组织破坏他国和平稳定、健康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可不防。边境地区是多元民族文化的汇集地，务必对利用意识形态进行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未雨绸缪，曲突徙薪，持续发力。特别是针对恐怖主义犯罪、邪教组织犯罪，要坚决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能让境外敌对势力有可乘之机，坚决防止其向生化犯罪组织发展并利用生化攻击来制造社会恐慌，实施破坏活动。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