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在中国也被亲切地称为崔娃。他被《人物》杂志评为34岁最性感男性，曾入选《时代》周刊“2017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人”，被评为“纽约媒体35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这是属于崔娃的耀眼荣誉。但他并不是生来如此，如人们所调侃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些人生来就在罗马。
崔娃来自一个混乱、无序、危险重重的南非底层社会，他偷窃、进过监狱，睡在车里，曾数周用毛毛虫充饥。他的自传《天生有罪》，就以妙趣横生的笔调，展示了一个在贫民窟左冲右突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崔娃用幽默的笔调让你看到命运的无常，行差一步，他都会被困在那个让人绝望的世界。而那些锐利的，深刻的痛苦，都被作者巧妙地消化或隐藏，你很难看到留在他心里面的那些阴影。
整个混乱的成长时期，崔娃都在为一个问题所困扰。
这也是悬浮在人头上的一个永恒之问：我是谁？
你可以滔滔不绝，用一些具体的数据来回答这一问题。但身高、体重、家庭，它们实际只是一堆信息。而“认识你自己”，这一刻在德尔斐神庙里的箴言，是个永恒的哲学问题，需要自我持续探寻。
天生有罪的崔娃，如何在无尽的身份迷失中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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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01
「这个世界并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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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的一家医院，医生剖开她的肚子，取出了一个身上流着一半白人血液、一半黑人血液的婴儿，这个婴儿违反了无数的法条、章则与规则——所以，我生下来就有罪。”
崔娃出生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当时法律严禁白人和所有非白人发生性关系。但他无畏而反叛的黑人母亲帕特利莎，从不愿意遵守那些规定。所以，她和一个瑞士白人罗伯特恋爱，然后生下了崔娃。
反抗制度需要勇气，因为你会面临真正的严酷惩罚。南非政府就设立专门的警察小队逮捕违反规定的人。当然，根据肤色，他们处理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如果发生关系的，是黑人妇女与白种男人。警察会暴打女性，并把其投进监狱，而放男人一马。而黑人男人和白人妇女的结合，会被认为疯狂，男性甚至面临被判处强奸罪的风险。
那天生有罪的崔娃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那就是钻法律的空子，种族隔离并不禁止有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结合。所以，在曼德拉当选，废除这一法律前，崔娃的身份必须成为一个秘密，他的童年也伴随着无数的躲藏。因为肤色不同，崔娃无法和母亲共同走在大街上。母亲带他上街时，只能约一名有色人种女性。通常的情景会是：崔娃和这名女性在前，他母亲则走在后面，装作是他们的黑人保姆。父亲罗伯特也会走在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小崔娃曾在街上大喊罗伯特“爸爸”，引得路人张望，这吓得罗伯特落荒而逃。
崔娃年幼时生活的索韦托有约一百万人口，只有他不是黑人。孩子们会喊他“那个白人”，有些人甚至会跑过来摸他，看他是不是真的。当地人常拿他当地标来指路：“转角处你会看到一个浅皮肤的小男孩。在那儿右转。”
成长中的崔娃总是处在身份焦虑中，肤色让他格格不入。他当然不是白人，但作为黑人，他又太白，有色人种则彼此仇恨。在居住的街区，在学校，在监狱，崔娃都要为自己该融入哪个群体而大伤脑筋。
这一身份困境让崔娃深感迷茫。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实际就是放弃融入。换一种思维：既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那他就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圈子。崔娃学会了在圈子间游走：和爱运动的小孩一起运动，和书呆子一起讨论电脑，和小镇男孩一起跳舞。
崔娃把自我训练为一条文化上的变色龙。这也是他得出的人生智慧：“身为局外人，你可以缩进壳里，默默无闻，让别人看不到你，或者你可以走上另一条路。你通过敞开自己的方式，从而保护自己。” 既然无法选择，那就自我接纳。他是自由的，也是孤独的。
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有77种官方语言。这是政府制造的巴别塔，人们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交谈，而隔阂也因此加深。崔娃发现：比起肤色，语言更能决定你是谁。语言蕴含着你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人们用语言来区分彼此。
崔娃的母亲会英语、祖鲁语、德语和南非荷兰语等，这使得她可以运用语言来跨越种族界限、处理难题、闯荡世界。受母亲影响，崔娃也学会了像母亲那样使用语言。遇到任何人，他都马上切换为对方的语言与其交流。这使得他本来因肤色而引人可疑的身份，避过了很多危险。
纳尔逊·曼德拉曾说：“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
语言在南非被赋予了等级，会英语被视为有身份，会受到各种优待。
而黑人说的本土语言被认为是低等语言，白人和有色人种都不屑学习，但崔娃可以用非洲语言与这些黑人小孩沟通，距离马上拉进，对黑人来说，他这个有色人种显得亲近多了。
高中毕业后，崔娃无力承担大学学费。于是17岁的他每日游荡在街区，靠倒卖盗版碟片赚钱。也是在这期间，他因无证驾驶而被警察拦下，投进监狱。一个新带进来的犯人让所有人心怀恐惧：“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严峻的脸庞，看上去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都捏死。”但用这个男人的语言与他聊天后，崔娃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人们害怕这个“绿巨人”，但这个男人其实也深深恐惧着这个世界。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任何技能，根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他曾找到一份做建筑工的工作，但后来被解雇了。走投无路，他偷了一些电脑碟片，想去卖钱用来养活孩子，但被抓到了监狱。
这正是悲哀而吊诡的地方。种族隔离结束，奴隶被解放，但失业率反而更高。为了保护人权，法律规定所有人都要拿最低基本工资。奴隶制不复存在，使得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去了，几百万人面临失业。“绿巨人”就是其中迷茫的一员，因为语言不通，他甚至无法和别人交流。当他站在审判台上，审判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不懂别人说的英语，人们只会根据他的外貌把他想象成一个最为穷凶极恶的人，而这样的不幸会不断重复，联结成他惨淡的一生。
在监狱里度过的一周，使崔娃深感后怕。法律并不公正。肤色、律师、金钱，是这些决定了你是否能被释放，而不是你真正犯的罪行。崔娃是幸运的，他被母亲保释出狱，而母亲也重申这一残酷的真相：“这个世界并不爱你。如果警察抓了你，警察并不爱你。我打你的时候，我是在试图救你。他们打你的时候，他们是要杀了你。”
/ Part 02
「女性掌控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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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曾对崔娃说：“我选择生下你，是因为我想要去爱某样东西，并且它也会无条件地爱我。”母亲并不要求崔娃的生父为这个孩子负责，她总是尽全力为崔娃提供一切。
崔娃在索韦托认识的孩子们，几乎都经历了父亲的缺席。父亲去哪儿了呢？在远方某个矿场工作，在蹲监狱，或因为打架被流放。女人们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这片世界也因此呈现出一种虚伪的面目：从国家的角度，他们尊重女性的力量，但是在家中，女性被要求绝对顺从丈夫的意志。
外婆弗朗西斯是家里的大家长。她身高不到一米五，但坚强而富有活力。九十来岁的曾祖母可可，弯腰驼背，眼睛全瞎，她受全家人的照顾，人们会把她搀扶在厨房的煤炉边——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坐一整天。外婆家里共有两个房间，最热闹时，崔娃和母亲，姨妈和表兄，舅舅、外婆，人们都会聚在这儿，一起睡在地上的海绵床垫上。
信仰构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重心，上帝填补了丈夫不在而带来的空虚感，崔娃五岁时，因为不愿去外面的铁皮棚里上厕所——有苍蝇，下雨天又会滴水。他就把报纸铺在厨房地上，拉了一坨屎，并偷偷把它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坨屎引起了一连串让人啼笑皆非的连锁反应。
在崔娃解决生理需求时，房间里并不是空无一人，九十岁的可可正坐在他的对面。当然，她的眼睛看不见，但她嗅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等到外婆回来，恐惧的可可大声喊叫，声称屋里有东西。对味道敏感的母亲，在垃圾桶里找到了那团报纸，和里面包着的大便。因为曾祖母可可坚称没有人出现过，于是，经过对这件诡异事件的反复讨论，她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家被下咒了，有魔鬼。”
接下来的事，就非常富有喜剧性了。因为对待巫术的正确办法就是把这个咒语的承载实体烧掉。所以，妈妈，外婆点燃便便，并围着它，开始祈祷、唱赞美诗。社区的人们奔走相告，也都参与进来。因为如果你没有来参加祷告，魔鬼可能在被驱逐后，就去别家了。崔娃不敢告诉所有人真相，他只能目睹十几个老奶奶，手捧《圣经》，在他家围成一圈共同祈祷。
崔娃的母亲帕特利莎是崔娃生命中的英雄，她带领崔娃一起对抗这个不公正的世界。她会质疑一切荒唐的规则，从年少时就渴求自由，表现得无所畏惧。帕特利莎曾被送到黑人家园工作，而晚饭仅有一只鸡，供14个孩子分食。生存的严酷激发了人们心中野蛮的竞争机制，帕特莉莎依靠和人打架才能抢到一块肉、一勺汤，或者一块骨头吸点儿骨髓。没有晚餐时，她就只能去偷猪食或者狗食，甚至挖泥巴吃。
生活在村庄中，帕特莉莎需要保持警惕，才能不被陌生男人强奸。这些磨难使她格外强大：“她从来不会怨天尤人。哪怕她没有经历过正常的童年，还遭受了父母的背叛，她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崔娃与母亲居住的街区充满了混乱与危机。但即使伊登公园外面有五百个暴徒正在烧轮胎、设路障，母亲也不会让这些干扰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邻居关好门，躲在家中时，帕特利莎会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去要去的地方。她心里唯一的权威只有上帝。上帝是爱，《圣经》是真理——所有其他事情都可以辩驳。
“跑”是这本传记的第一章名，不止是与母亲猫捉老鼠般的相处中，生活在危机四伏环境中的崔娃，他的生存哲学与隐喻也有关于此。
五岁的崔娃就拥有了逃跑的本能。一个周日，母亲帕特利莎带崔娃穿梭于各个教堂之间，而结束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外面危险环伺，枪支、死亡司空见惯。因为母亲的二手车坏了，他们只能搭乘小巴车回家。但很久也没有等到。于是，他们坐上了一辆顺风车。但车刚驶出去，就被一辆小巴拦停了。小巴车里的男人认为，这个司机抢了他的生意，他们用一种巨大的传统祖鲁武器，粗铁棒痛揍司机，准备杀了他以泄愤。帕特利莎劝阻住她们，并抱着弟弟，带着崔娃爬到了小巴车里。
暴躁的司机不停地咒骂，认为帕特利莎举止随便，竟然上除了丈夫以外的男人的车。崔娃和母亲都察觉到了弥漫的危险，他们会被杀害，而母亲还可能遭遇强奸。在下个路口车子减速时，母亲先把崔娃扔了下去，又抱着弟弟安德鲁跳车了。两个人飞速奔跑，而小巴车里的男人下车，却发现他们追不上我们：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和一个小孩。逃离危险后，崔娃和母亲满身脏污和血迹，站在加油站里大笑起来。
母亲帕特利莎唯一头疼的，就是小崔娃总在试图挑战并质疑她。崔娃是一个能吃，多动，擅长闯祸的男孩。这也使得他与母亲的关系像电影里的警察与罪犯，侦查与反侦察的游戏持续上演。她也会揍崔娃，当他做了坏事，如破坏钢琴或在地板上大便。但给崔娃足够时间哭泣后，母亲会跑进崔娃的房间，笑容满面地邀请他看电影。这对一个孩子的心灵尤为重要，母亲树立规则，但同时告诉他：惩罚是因为你做错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你了
在崔娃生活的地方，姓名被认为具有预言般，决定人性格的功能。表哥穆隆格斯的名字意为“修补的人”，他也总是在摆平事情；暴力的继父名字叫尼萨文尼，意思是“恐惧”；母亲的名字叫帕特莉莎·努拜伊赛罗·诺亚，意思是“奉献的人”，而她也总在奉献。因此，母亲给“我”取名 “特雷弗”，她希望崔娃不要被命运所束缚。
母亲希望崔娃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她教会了崔娃英语，到处搜集书，让崔娃广泛阅读。她对崔娃的教育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解放他的思想。
母亲教崔娃学会尊重女性，爱自己的伴侣：“特雷弗，记住，你的女人就是你生命里的唯一。别变成那些让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妈作对的男人。一个有了老婆的男人并不欠自己的妈什么。”她带崔娃探索世界，鼓励他思考。除了用所有的钱来买食物和书，崔娃的母亲不会花钱在别的地方。虽然贫穷，但崔娃的生活并不贫瘠，母亲总是带他去外面玩，还开车带他去高级白人社区转悠，尽可能为其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
崔娃的母亲从来不会被“黑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之类的话语束缚。身边的人经常指责她，认为她不应该带崔娃去冰场，汽车影院，郊游野餐，这些都是白人的活动。种族隔离的逻辑已经在这些黑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啊？他一辈子都没法离开贫民窟的，为什么要给他看外面的世界？”“那是因为，”我母亲会说，“哪怕他一辈子都离不开贫民窟，他也能知道，贫民窟不是整个世界。哪怕我只能让他明白这个道理，那也够了。”
更重要的是，母亲会用乐观的心去接纳一切苦难。面对再黑暗、再痛苦的事，她都能用幽默化解。当崔娃因为肤色被黑人孩子排斥霸凌，哭着跑回家时，她安慰崔娃：“试着想想好的一面，”她笑着，指着半身满是桑葚汁的我。“你现在真的是一半黑一半白了。”
就像鲁迅说的：“泪和笑之间只隔着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从母亲那儿，崔娃耳濡目染到一个重要的人生智慧：不让回忆的痛苦阻碍对新东西的尝试。当然，崔娃绝不严肃说教，他总会用幽默，出人意料地解构：“过一段时间，淤青会褪去，而且它们褪去是有原因的——又到了该干点儿什么坏事的时候了。”
/ Part 03
「种族隔离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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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是荒唐、邪恶的，但崔娃不是用宏大的政治学说去言说这一切罪恶。相反，他用幽默的笔调深刻揭示并戳穿了其中蕴含的荒诞，回到黑人的日常生活中，让读者看到这一切不幸。
南非政府强迫人民将自己的血统记录在案，并按种族区分，这使得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荒诞的是，因为在南非的中国人数量不多，政府不知道该如何分类，就把他们划为黑人。种族隔离表面是对肤色的区分，深层实质是对权力的划分，它是彻头彻尾的对人权的践踏与不公正。
崔娃出生的被禁止就是种族隔离带来的悲剧。而黑人被这套思想与言论所控制，更是饱受其害。以鲜活的儿童经验，崔娃展现了成长中经历的种族歧视，讽刺了其深刻的不公正。
作为“白人”的崔娃，在黑人家庭享有许多特权。种族隔离造成认知经验的匮乏，祖母甚至不敢在他做坏事后打他：“我不知道怎么打白人小孩，”她说，“黑人小孩，我知道怎么打。你打了，他们还是黑的。但是特雷弗的话，你打他，他就青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红一块的……我可不想失手杀死一个白人。我好害怕。我不能碰他。” 外公甚至会叫五岁的崔娃“主人”。坐车时，他也坚持让崔娃坐在后面，以充当其司机。
从家庭中延伸出去，崔娃批判社会的法律：“家里对我的态度和美国司法系统的逻辑差不多：比起黑人小孩，我受到的待遇明显更宽容。”
种族隔离加深了人们之间的隔阂，造成人们彼此间的仇恨。这点在有色人种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有色人种无法简单归入某一类人，于是他们被划为“近白人”一类。这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他们是二等公民，优于黑人，但又低于白人。
“有色人种一边渴望着那些已经和自己脱离关系的白人父亲，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歧视着彼此。”崔娃目睹伊登公园的有色人种，因为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他们转过来怨恨彼此，这正是种族隔离意图造成的内部分裂。这也给孩子们带来困惑。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种族隔离的理念。“那天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们明明在一起却又不在一起的样子，他们明明处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却选择互相不进行任何接触与交流。那一刻，我忽然看到、感觉到了人们之间存在的界限。”
“知识让人自由，或者说渴望自由”。因此种族隔离致力于削弱黑人的思考能力。崔娃是幸运的，他接受教育，并从街区那种让人下坠的力量中逃离了出来。这也是崔娃始终指出的：对于南非的很多街区青年，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而是犯罪构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
这本传记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深厚力量。因为崔娃的人生确实复杂纷呈，而他作为脱口秀演员，也善于讲故事。他知道如何营造冲突，悬念，在煽情和喜剧间跳跃游走。但也正因于此，这本以片段，而不是时间顺序组合而成的传记，在有些地方显得轻飘，不够厚重。对南非生活的描写，也聚焦其传奇性的一面，似乎有满足人们对落后地区的窥视癖的倾向。但以爱的温情和强大的勇气，对南非残酷与凶险社会的穿透，还是让这本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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