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卢轲、陶林林
原始阶段：资本逐利
随着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以物易物”或者货币的即时交换制度无法满足复杂的贸易需求，建基于信任的“借贷”逐渐产生，这就是金融的雏形。在东方，上古时代的舜就留下了“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的记载。顿丘（今河南浚县）的（盐）价格较高，于是就（把盐）运到顿丘来卖；而传虚（今山西运城）的（盐）的价格较低，于是以借贷的方式买进。而在西方，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便出现了以寺庙为主体的货币保管和借贷业务。
但是，借贷这一行为被早期的天主教认为是罪恶的，世俗也对此排斥。直到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在1580年建立了第一家银行，而英国也在1694年建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现代金融才由此从欧洲生发。但在金融发展的早期，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经济交换的需要，人们参与金融行为的主要目的也在于获取利益，并不考虑其道德不当。不管是残忍的黑奴贸易，还是荼毒广泛的鸦片贸易，都是这一趋势的力证。
图：鸦片贸易
孕育阶段：道德金融
在圣经时代，犹太人便有以道德价值为出发点的投资标准。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对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作为深受欧洲文化影响的殖民地，有着较为完善的金融业，又经历了诸如黑奴贸易等破坏性金融的影响，因此成为了改革的先驱者。早在16世纪，在美国创立的贵格会便支持人权及反对战争，并把这些社会标准在投资行为中进行实践。而在1758 年，美国费城教友会便要求教徒不能从事奴隶买卖，远远早于林肯1853年发布的解放奴隶宣言。但是，之后几百年，这些原则仅限于教徒和宗教组织，并未影响广泛的金融业参与者。其对产业的筛选也局限于宗教教义所反对的有限行业，诸如烟酒，赌博。
图：贵格会集会
发展阶段：责任金融
1760年代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到19世纪末，伴随着工业的发展，金融业成为了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产业。而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对资本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越发警醒，对金融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始关注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兴起于1960年代的社会责任投资，便标志着可持续发展金融的早期阶段。 在这一阶段，金融从业者虽然意识到了社会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只把他们看作躲避风险的手段，将其纳入投资过程的方式也多从公众事件出发，缺乏系统性考察。
在社会方面，社会责任投资随着人权运动的爆发而发展。马丁·路德金作为人权运动的先驱，发起了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通过起诉巴士公司的方式捍卫了美国宪法保证的平等权利。而这场起诉本身也对公司形象和市场价值造成了巨大影响，投资者开始意识到社会因素可能对金融获利产生的风险。此外，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反对军火和化工公司通过战争牟利，反战人士自发抵制这些公司的股票，造成其股价大跌。在大势所趋之下，投资者为了避免损失，也逐步将社会因素作为风险管控手段纳入了投资审查机制。
在二战之后，伴随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环保呼声高涨，并逐渐影响到了公众消费选择，有的消费者更偏好绿色的产品，甚至愿意为绿色支付溢价。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刺激了供给，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提供绿色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也更注重环保问题。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开始关注绿色生产、绿色制造，加之环境法律法规的完善，投资者也慢慢意识到企业环境绩效可能会影响到企业财务绩效。于是，绿色金融开始进入投资者的视线范围。
图：反越战集会
主体阶段：可持续发展金融
1990年代，社会责任投资进一步发展，开始系统性地考察公司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并将保证公司持续运营的治理也纳入考量，形成了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的潮流，逐步进入可持续发展金融的主体阶段。人们关注社会、环境、治理所代表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潜力，并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而这一阶段还在不断的发展中，2007年，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投资者们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在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对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在获得财务回报的同时对社会和环境产生正面影响，看重企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可持续发展金融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考量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贡献，以达成企业自身和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实践证明，不论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只有追求义利并举，才能实现基业长青。
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UNEP FI)联合其它机构提出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 ESG)，并认为其是影响股东长期利益的重要因素，这一概念成为了系统化考察企业非财务因素的开端。2007年，联合国发布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ing，简称 PRI)。 PRI致力于推动各大投资机构在投资决策中纳入ESG指标，帮助PRI的签署方提升可持续投资的能力，并强调 ESG可以优化投资表现。而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绝大多数整合了 ESG的投资项目回报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截至2018年12月， PRI已有超过2200个签署机构，总共管理着81.7万亿美元的资本，国际主流的投资机构大多都是PRI的签署机构，而在中国有18个机构成为了签署机构，包括华夏基金、博时基金等。
图：UNPRI
国际主要的指数公司陆续推出了ESG指数及衍生投资产品。1990年全球最早的ESG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 （后更名为MSCI KLD 400 Social Index）在美国发布，该指数跟踪了标普500的400家公司，从1990年5月到2001年5月，平均年收益率为20.83%，超过了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年收益率18.7%。目前比较著名的指数还有明晟发布的MSCI ESG系列指数（全球/美国/新兴市场）、富时发布的FTSE4Good系列指数、标普道琼斯发布的The Dow Jones 可持续发展系列指数等等。而在中国，我们也有类似的指数，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所发布的“义利99”指数，从沪深300中以“义利并举”为标准，根据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贡献，选出了价值量化得分居前99的上市公司。从2013年12月到2018年10月，“义利99”指数累计涨幅达86.03%，跑赢了上证50、沪深300、上证综指等市场主流指数，领冠A股。不仅如此，主流的共同基金也纷纷发行ESG主题基金，较为著名的有贝莱德（BlackRock）的MSCI US ESG ETF基金，以及领航（Vanguard）的FTSE Social基金。在中国也有兴全的社会责任混合基金。多数ESG责任投资基金和传统投资基金相比，均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较小的波动率及提供了较为持续稳定的价值回报。
图：义利99指数与市场经典指数对比
200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召集金融界和慈善界的领军人物，在贝拉吉奥中心(Bellagio Center)召开会议，探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产生社会和环境影响力的投资行业。这些与会人士其实正是早期的影响力投资家，他们早已不满足消极避免不利后果，而是通过绿色科技、微型金融、信贷创新等手段积极创造附加值，之前的投资方式，包括社会责任投资等，已经不能准确描述他们的投资行为和目的。这次会议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于次年再次召开会议，并拨款 3800 万美元用于影响力投资行业的建设，发起成立 GIIN （国际影响力投资网络）、建立开发 IRIS 标准。根据2018年初GIIN对226名影响力投资者的调查显示，其资产管理规模达2281亿美元，比2017年翻了一倍。而摩根大通银行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预计，在 2020 年影响力投资可以达到四千亿到一万亿美元的规模。
未来展望：义利并举，方可基业长青
金融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建立，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道德金融中孕育，在责任金融中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并认同，只有追求义利并举，才能基业长青，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金融在关注公司的可持续价值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体现了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代表的人类共识，也与中国五大发展理念所代表的发展方向一脉相承。
2019年1月9日在北京金融街，将举办“可持续发展金融峰会暨《财经》长青奖典礼2019”，本次峰会由《财经》杂志主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提供研究支持。此次峰会，《财经》杂志将立足本土，放眼全球，携手专业机构，汇同业界、学界和政界专家，聚焦ESG、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多种可持续发展金融方式，共同探讨实践路径。
峰会现场，我们还将为表现突出的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颁发重磅新锐奖项——长青奖。长青奖榜单由《财经》杂志发起，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进行研究支持，以严谨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考察过往一年中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贡献，并作出评选。
此次峰会，重磅云集，敬请期待。
本文作者来自：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主要参考资料：
王群，2016，影响力投资简史:一脉相承，不断升级，善与志总第34期
维基百科，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Charting the Course: How Mainstream Investors can Design Visionary and Pragmatic Impact Investing Strategies.
GIIN. (2018) Annual Investor Surv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