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导言
如果有穿越，大宋王朝可能是所有知识分子最向往的一个时代。在那里士大夫得到了最高规格的尊重，就连砍头的事情都可以豁免。虽然让人有了为非作歹的念头。甚至有种说法，宋太祖在太庙的夹室里设立一块誓碑，告诉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关于誓约和誓碑的传闻不绝于道，其中的真伪可能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本文就来讲一下这些说法在流传过程的变异和之所以有这样做法的初衷原因。
一、誓约是真实的
关于誓约的说法，是从曹勋口中得知的。当时曹勋和宋徽宗等人被俘往北方去，在路上写了一本见闻录《北狩见闻录》。其中描写了关于誓约的故事。
（徽庙）又宣谕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要知而戒焉。”
这段珍贵的史料让整个南宋时人对其信任度超高，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真伪性。所以基本上我们也认为这段话是真的存在。毕竟《见闻录》里的描写大体上就是当时社会环境以及国际局面的真实反映。清朝编写的《四库提要》对于《见闻录》的评价很好。
“（曹）勋身自奉使，较他书得自传闻者节次最详，……纪事大都近实。虽寥寥数页，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
宋徽宗口谕给曹勋然后带给在南方的高宗，目的是确认赵构继承皇帝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还有就是他对于诛杀士大夫的一种警告。誓约的真实性在于人们用经验来检验。确实在大宋一朝死于刀下的士大夫并不多，而且相对集中在赵构登基前后，以及曹勋还没有将誓约带回来的那段经历。
二、誓碑的传闻，存在可疑之处
首先，誓碑在北宋的文献记载中见不着的。这一点就很奇怪，难道真的就没有人知道这事情的存在吗？直到了《避暑漫抄》一书中，并且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写。我就进行一下稍微的翻译。
建隆三年，宋太祖秘密请人镌刻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之内，人称“宋太祖誓碑”。
平时这个誓碑使用黄布幔遮盖，并且门窗封死。太祖命令相关机构只有在太庙四季祭祀和新皇继位的时候才可以启封。天子拜谒太庙之礼结束后，由官员恭请皇帝读太祖誓词。而且天子读誓词的时候只能有一个小太监跟着，这个太监还要是一个文盲。其他人在远处呆着不准靠近，天子务必在读完好再拜，跪着默念然后再拜后出来。这么一套仪式由皇家代代相传，外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读啥。只是传说着有那么一套家法的存在。
后来怎么被天下人知道的呢？因为金人攻陷东京进入太庙抢走了里面的礼器，而寝殿的夹室也被撬开，所以才知道原来里面有那么一座誓碑。高有七八尺，宽四尺。上面写着三行内容。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好，问题来了。这本《避暑漫抄》是明代人的作品，而挂名陆游这不过是一种宣传技巧，而事实上这么出神入化的描写肯定夹杂了作者的私活在里面。所以说誓碑的事情很可能是假的，但是誓言倒是真的。
三、誓约的流变，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宋太祖留下来的誓约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有四种论述。
第一种是《宋史 曹勋传》中的记载“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第二种是《北狩见闻录》里的前文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
第三种是《避暑漫抄》的三行记载。
第四种是明末王夫之的《宋论》中“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很明显这四种版本，越往后内容越多，说明了作者对于誓约的猜想更加赋予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在里面。特别是王夫之是受到《避暑漫抄》的影响再加上他自己的回忆可能出现偏差导致，他的版本是最离奇古怪。而所有版本中都没有变化的只有“不杀士大夫”这一条。
从文义上我们也看到了宋朝对于士大夫的偏爱和极度的保护，司马光曾经也感慨“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不杀士大夫几乎成了宋朝各朝皇帝约定俗成之观念，也可以看做是赵匡胤留下的誓约对于以后皇帝具有决定性的约束力和贯彻力。
宰相吕大防曾说，宋朝有八项祖宗之法，分别是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而宽仁之法的核心就是不杀士大夫，臣下有罪，止于罢斥。可见整个北宋时期对于官员的管理尺度之宽也是历朝之仅见的。
四、誓约的真相是皇权对行政权的妥协
那么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真相需要厘清，为什么赵匡胤要留下这个誓约来框限皇权呢？事实上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宋朝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这和皇权对于行政权的弹性控制而威权性相对减弱有一定的关系。
都知道宋代对于军权和行政权做了两个重大的改革。在军事管理上提出强干弱枝的方式，建立庞大的禁军体系，并且轮番到地方去驻守，对于将官也是定期的更换。这是吸取了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的现实。从而实现兵部和枢密院的分开管理。
枢密院掌各路之防务、军政、审查司掌管武职人事、兵籍与士兵，六品下权归兵部，档案在枢密院，六至三品武职任命、迁补由枢密院建议。凡军国战和攻守之策，由皇帝和政事堂（枢使列席）共同决策，枢密院会提供建议供参考，最终方案也由枢密院提出，让皇帝选择采纳。这样就把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上。
在行政上将相权进行了拆分，特别是将财权独立出来设立了三司使进一步的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实现了三司使、宰相、枢密使的三权分立的状态。这种制度安排是皇帝不想让大权旁落而实行的一种变相的削官做法。当然了这种安排的坏处显而易见，就是冗官、冗员、冗兵的宋代三大疾病的发源地。
既然已经对军权和相权都进行了削弱，所以皇权在整个国家运作体制上也会提出一部分的让渡。那么“不杀士大夫”的誓约就应运而生。实际上类似这样的誓约历史上也是有的，比较著名的就是刘邦的“白马盟誓”。皇权依附于士大夫阶级进行对国家的管理这是大宋立国的基本国策，也为大宋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繁荣期。
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他也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国家政策的摇摆程度远远超过上几个朝代，宋代皇帝严重的依赖丞相的意见，而朝廷内部永远是两种声音吵不完，决策效率的地下最终断送了大宋朝。
张荫麟先生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可以参佐。
言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
每一个选择都有两面性，既然你承受了好处，那么必然要诚实的面对所带来的的危害。我们今天再来看赵匡胤留下的誓约，不禁觉得，大宋灭亡的根子就在此时埋下，这也许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