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来源：检察日报 陶琦
过去用BP机的年代，经常能在公用电话亭听到一些有意思的对话。有一次，排在我前面的人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叮嘱对方“帮我搞一本科的，不要大专！”我看他的样子，像个小包工头，很困惑他要假文凭做什么。多年后，看到有单位招聘，竟然洗菜工也注明须有本科学历，我才“佩服”那个包工头的远见，往后看到有名人明星学历作假，我也不再感到惊讶，知道一切都源于这种人设被不断拔高的时代焦虑。就像心理学家那句总是能够戳到人性痛点的话：你最需要的，就在你最不堪入目之处。
14年前，自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的刘某，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据悉，因虚假学历涉嫌诈骗被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全国尚属首次。为什么会造假，就是因为他学历低而屡屡碰壁，最后没办法搞了个假学历，但没过多久就露馅了。
我小的时候，有两个名词对我影响深远。一个是“工程师”，另一个是“技术员”。父辈们提及这两种人，语气总是充满了仰慕和歆羡，因为这是目不识丁的父辈们日常所能接触到的最高文化阶层。“工程师”和“技术员”的背后，意味着有技术，有文凭。当时在我的小脑袋瓜里，工程师就相当于商务出版社的经典大部头，技术员则与线装版的名家文选等同。
这种对文凭的崇拜，影响了好几代人的认知智慧。钱钟书说：“文凭好像亚当、夏娃下身的那片树叶，可以遮丑，可以把一个人的愚笨遮盖起来。”《围城》里边，方鸿渐就道出了时人对文凭的认定：“大学里，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外语系的瞧不起中文系，中文系的瞧不起哲学系，哲学系的瞧不起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的瞧不起教育系，教育系的没有谁可以瞧不起，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我读书的时候，不同的文凭也像是在下军棋：本科生大于大专生，大专生大于电大生，电大生大于高中生，高中生大于职校生……
各种社会信息也在向人们贩卖文凭焦虑，包括现在街头的“膏药贴”。有数据统计，美国的高中毕业生，一生平均收入为140万美元，大学毕业生240万美元，硕士280万美元，博士350万美元，医学、法学、商学等专业学位为420万美元。而且到了2020年，预计会有65%的工作需要接受大学以上的教育，35%的工作要求更高的文凭。因此，很多家庭从小学开始，就已是“兵戎相见”——即便买不起学区房，孩子进不了好学校，就通过多补课找回来。今天我们站在街头，满街的“教育产业”如过江之鲫。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艾伦埃泽尔写过一本《文凭工厂》，揭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售出上百万假文凭”。艾伦埃泽尔曾花费40年时间调查提供假文凭的虚假学校，他的结论是：学位证书是一个全球性市场，一张文凭纸可以打开获得晋升机会的大门。其实，听其言观其行，一般而言，不需要火眼金睛就可以看出来，“混”来博士文凭的人和那些货真价实的博士不可同日而语。
前些年“唐骏门”如火如荼之际，有人因此在网上做了一个文凭生成器，只需输入自己的姓名，就可以获得一张用英文书写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文凭。虽然纯属恶搞，却也满足了很多人对于高端文凭的渴望，其作用，就像专门拿到酒吧里泡妞的假名车钥匙。不过，这种把戏也不要玩脱了，须知，假博士永远当不了真博士。一如不知道“知网”又当众晒博士后通知书，与当初在公用电话亭大声购买假文凭，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