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乐队的夏天》最后一期，朴树抱着琴来了。
人们不免要谈起他的《New boy》，而他不止一次说，这首歌对他来说一直是个污点，觉得歌词是“胡来”。
朴树创作《New boy》时，张亚东是制作人，他们起了意见争执，两人都年轻气盛，吵翻了，亚东撒手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赶时间，没写好。”朴树说。
这首歌的原版，朴树后来只唱过一次现场。
2013年，因为歌实在不够了，才把这首歌拿来“凑数”，唱几句歌词，后面都用他的“树语”胡唱过去。
2015年，在演唱会上，就变成了“纯树语”的舞曲，几乎是瞎哼哼地唱完了这首歌。
2017年，44岁，他将这首歌 remix, 重新填写了歌词，“还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
2018年朴树将这首歌重新填了词
盘尼西林改编了那首歌后，“对小乐那个版本，朴树很喜欢。那天晚上，朴树就让张亚东把他微信推给小乐，说‘你让他来找我玩。’”“专业乐迷”席中的王硕介绍说。
时间过去，个中纠葛已不太重要，旋律响起，触动人心的，依然是最简单的此刻做音乐的热情。少年也好，中年也罢，清贫也好，赚钱也罢，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这支撑了很多音乐人，走过之前黯淡时期。
朴树在节目上挺开心——坐了一半回家睡觉了
因为节目，很多人不断谈论起“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
王硕是音乐频道坏蛋调频主理人，在他看来，“中国摇滚乐没有黄金年代，那个都是报纸上瞎写的，只是盗版商的黄金年代。”
“那时候做正版的都得求着盗版商，大爷求您了，您能让我们先卖一礼拜正版，您再上盗版么？盗版商说，不行，你只能卖三天正版……”
’94红磡、魔岩三杰........光芒万丈的“大摇滚时代”，在王硕看来，更像是想象出来的世界。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乐手们多半过得清贫。
2003年, 来自吉林的小崔住在北京霍营的平房里
消费群体远未起来，“大摇滚时代”昙花一现。但受其影响，还是有一拨拨年轻人开始组起乐队。
青春无法选择时代，但总要先唱出自己。
从小酒吧里走出来的乐队
2000年后，又有一批乐队，从全国各地小酒吧的livehouse成长起来。
海龟先生说，是成都小酒馆蔡鸣的一个“来成都”的提议，使他们找到了继续用音乐存活的可能性。
他们在西南6城巡演，成都票房是最好的，每场每个人能分几百块。于是，2007年，他们在成都扎下根来。
2005年海龟先生第一次到成都小酒馆
蔡鸣是摄影师，也是小酒馆负责人。在他看来，黄巍、蒋晗都挺符合“雷鬼乐手”的感觉，有孩子心性，而李红旗更稳，更像一个冷静的艺术家。
“有一次在西岭雪山上一个度假村演出。头天下暴雨，舞台全废掉了。主办方要求我们在水泥地广场上直接演。我刚想说别演了。但李红旗说，来都来了，再艰苦的条件都要演。”蔡鸣对Lens说。
2011年海龟先生在宽窄巷子的新年音乐会
“早几年时，李红旗在成都还是有一些迷茫。一直想写歌词，但不知道写什么样的，或者写了不满意。就用‘龟语’其实也就是鸟语在唱。”
“李红旗特别自律，我几乎没见过他做什么冲动的事情，这一点和其他乐手很不一样。很多乐手演出完就会喝酒，喝个酩酊大醉，他几乎不参与这些，演完了聊会儿天就回家看书。”
“后来，李红旗就开始要求乐队里的人演出前也不能喝酒。接着据说有段时间演出前后都不让喝酒了。”
海龟先生后来去北京发展，但没工作的时候，还是会回成都待着。
对他们而言，这里有家的氛围。
2012年海龟先生小酒馆专场海报 摄影/李桐 设计/蔡鸣
小酒馆是成都第一家livehouse，早些年，每到周末，创始人唐蕾把酒吧的桌子椅子一收，酒吧就变成演出现场。
来演出的乐队穷，看演出的也穷——基本上是大学生、文艺爱好者，舍不得在酒吧买酒——于是每到演出，小酒馆隔壁的小卖部的生意就非常好。
2002年成都第一支中学生摇滚乐队
演出一般十点多结束，音乐一停止，外面的酒客就冲进来了——把桌子重新摆开，这里又变回酒吧，有消费能力的酒客都是附近的上班族，但是他们不听音乐。
北京的School 酒吧兼livehouse，则是在网上找很多学生乐队去演出。“只要不太差都能来。”“有些高中生乐队，演出时家长还跟着呢。”创始人兼主理刘非说。
盘尼西林就是这么走进来的。
“他们在school一个月两到三场，也没什么收入，一眼望下去就没有观众，哪儿来的钱。”刘非说，“但我会引荐一些前辈、朋友过来看演出，让这些新生力量能够被看见。他们要是发现不足，就直接和小乐去说。”
小酒吧里立得住脚，赶上音乐节接续涌现，乐队才开始见着钱了。
2002年扭曲的机器乐队北京迷笛音乐节
那时，新裤子已经发行了多张专辑，摩登天空力挺他们在草莓压轴，“草莓这样安排，别的音乐节也参照，新裤子的演出机会和行业地位逐渐建立起来……”草莓音乐节总负责人张翀硕谈道。
“2013年后，更多的音乐节百花齐放.......演出费也慢慢涨起来了……”
像痛仰乐队，在音乐节阶段之前，开着辆小面包车全国找地方演出，多小的地方都去。
更早之前，高虎租住在北京树村，晒不到阳光的破旧小平房里。冬天取暖，买最便宜的湿煤，有一次煤炉管道堵塞，差点送了命。
2002年，痛仰的排练室就在树村这个垃圾堆旁的小院
2002年，痛仰在排练室内
痛仰有一些歌，灵感就来自全国的巡演游历。歌曲广泛传唱，慢慢地，他们也成了音乐节的压轴乐队。
要收获，先得去栽种。
要谈乐队的春天、夏天，先要看他们在冬天做了什么。
“在摇滚乐世界，别动不动叫老师”
不少乐队在Livehouse阶段就搁浅了。
年轻乐手们往往有着孩子心性。Livehouse负责人经常要充当类似大家长的角色。
2002年小酒馆六城巡演，声音玩具乐手们和小酒馆创始人唐蕾在去南京的船上吃晚饭
“比如带乐队去巡演，临到出发了一联系，还在网吧呢。”
“经常不是误了火车，就是误了飞机，要么谁又忘了东西在酒店里，要回去拿.....”蔡鸣说。
“然后为了不迟到，一路火急火燎赶到场地，一口水不喝直接冲上台演出......"
懒惰也是乐队们普遍存在的毛病。
“好多乐队都没有紧迫感。比如排练的时候喝酒，喝多了醉倒，结果一下午啥也没干。”
“从20多岁混到接近30岁，有的乐队就会突然意识到问题，会坐下来开会，定计划，约法三章，比如排练不能再迟到，迟到就罚款。”
“经常有人约定来做一个专场，三个月以后你问他，说还没准备好；过两个月再问，还是没准备好。”
“毕竟独立音乐的市场也是最近几年才壮大起来的，长期以来很多乐队都是自己管自己的状态，看不到多少发展的希望，拖延也就难免了......”
“很多音乐人是因为生活环境相对安逸，创作上遇到问题就会花很长时间慢慢去解决。”蔡鸣分析说，“但当他们解决了问题再出来的时候，属于他的那种音乐类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都是拖延造成的结果。”
他觉得海龟乐队后来选择去“北漂”，也是觉得“成都的生活太安逸了，人会变得懒散”。
2008年新裤子在小酒馆芳沁店
调解矛盾、拉架也是家常便饭。
在刘非看来，“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就不是摇滚乐人了。
“小乐2013年刚来School就很‘狂’，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和我说人家乐队的问题。经常打架。打完架，俩人又搂一块喝酒。”
孩子气本身不是问题，“前提是你要热爱音乐，把音乐当回事，把自己当回事。”刘非说他是看着小乐又狂又好学，一点一点进步，最后做出成熟的音乐。
“都说小乐装逼。我不明白所谓的装是什么。大家只是不能明白，一个年轻人怎么可以这么狂。玩摇滚乐，你不狂，上班去好了。它就应该这样。我们认为摇滚乐就该传达这种东西，但观众们抱着一个看偶像练习生的心态。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压抑了许多歌手的气势和锋芒。”
“在摇滚乐的世界，你动不动叫别人老师，那是真不行。”
“年轻人的条件会越来越好”
音乐的潮流时时在变。
“我经历了金属乐的发展时期，那是因为当时整个时代有很多的规矩限制，和所谓的道德标准，人们内心有很多压抑的东西，需要疯狂、有劲的东西，需要真正的冲击，需要人性的出口。”成都小酒馆联合创始人史雷回忆道。
“而从2005年、2006年之后，年轻人做音乐心态放松多了，各种音乐风格，表达的东西也更多元。像海龟先生这样的跳舞音乐，和偏向电子乐的风格的受欢迎，与大家娱乐化的心态是有关的。”蔡鸣补充说。“但在这样的心态中，艺术家又会下意识去寻求一种不同的表达，比如复古的音色潮流就产生了。”
2003年二手玫瑰乐队在北京迷笛音乐节
观众也在变化。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说：“起码现在90后或者00后，他的心态放松多了。像最早我刚去演出的时候，70后他不会干别的，他只会用眼睛看着你，他觉得你在唱他心里那句话。”
2007年新裤子在成都ROKER音乐会上跳霹雳舞
艺术家是要引领潮流的，但潮水会在什么时候形成气候，事后总结容易，当时摸索却难。
“像新裤子乐队，一直不停地在创造新的表达语言，他们早在2000年就放弃朋克，开始玩迪斯科，但早期，这样的风格对大众来说依然过于超前。”
还有很多好乐队，没有熬到他们的时代，就像烟花一样消散了。
“比如说有个乐队，从2000年代初玩流行摇滚，现在回头听来都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乐队了，但那时独立音乐圈不太认可偏流行的东西，他们一直无法爬上更高的台阶，乐队渐渐就散了。”
还有一些乐队，为了维持生计，乐手们开始去工作，工作后越来越忙，乐队就搁下来了。
2000年，虞志勇在结束了乐队之后带着PC电脑在小酒馆演出电子音乐
老虞是 90年代的吉他手，乐队解散后去做生意了。
2000年初，蔡鸣来找他的公司给乐队做专辑，老虞听了一首歌后当即就来气了，“这么好的歌，这么好的乐队都红不了，还搞什么？没有意义！不要再搞乐队了！”
那时候，他身上都是生意人派头，一脸义愤填膺。
“他爱这个东西，但又觉得特别地没有希望。”蔡鸣说。
乐手在那录音，一拖3年，老虞一直支持着他，最后惹得合伙人不满，纷纷退股。再后来老虞就把公司关了。
“公司关了后，老虞重新染了黄毛，留了长发，穿上当年的紧身牛仔裤，现在一身的铁链子，又变成一个摇滚青年了。”
还有一些人年轻时候没机会接触音乐，到30多岁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了，就组个乐队来找蔡鸣，要求上演出。
“这一类乐队往上走的可能性很低，但往往很纯粹，也不想其他的。”
“现在成都有好几个做重金属的乐队，主唱都是设计师，或者建筑事务所老板，虽然现在听金属的观众真的很少了。”
“再倒退回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搞乐队的人，更是本来就看不到什么希望。支撑他们的就是一种简单的热情。从少年到大胖子，还在这样玩，挺好。”蔡鸣说。
2019年小酒馆，一支由8-9岁的小朋友组成的少儿摇滚乐队 NO WHY乐队
“现在，许多七八岁的小孩就会做音乐，组乐队，来我们这里做暖场演出。以后的年轻人们，条件会越来越好。”小酒馆负责人蔡鸣说。
2004年迷笛音乐节上观众的标语牌
最近，这些背后的人接受了很多采访。
刘非说，“他们对我的评价都不对。我就是简简单单做自己的事情，没那么高尚。没这个节目，我们也会周而复始，继续寻找乐队来这里演出。但节目会让大家了解到，在最地下的地方，也一直有乐队在表演。”
因为，不管在哪个年代，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幸福的。
2009年4月刺猬乐队在小酒馆芳沁店演出现场
“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乐队，平庸的乐队，只是每个时代的天时地利人和不一样而已。”草莓音乐节负责人张翀硕说，“我们要相信时间和竞争，会迭代出优质的乐队。”
乐队趣味各有其美，也总会有起起落落，重要的是要有丰厚的土壤，水大鱼大，林丰鸟多。还要有伯乐和舞台，这样，好的乐队、原创的表达，才会源源不断，充满生机。
采访：覃仙球、武权、cc
除官方图外，文中出现的摄影作品皆为蔡鸣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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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跟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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