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
古老的罗斯文明发源发源于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古罗马时代的学者普利尼，在公元77年就已经在自己的著作《自然史》中，提 到了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斯拉夫人的先祖。至于斯拉夫人最早从何处而 来，又是何时定居在东欧地区，在史学界尚存争议。不过罗马帝国尚未崩溃时，斯拉夫人就已经出现了，并开始分裂为不同的群体。6—7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形成了稳定的部落联盟和城邦。根据阿拉伯史学家的记载，到10世纪时，这些东斯拉夫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贵族政体。后来，作为维京人一支的瓦良格人，通过水路进入了俄罗斯平原，东斯拉夫的王公们大量雇用这些金发碧眼的北欧人来扩充自己的军队。之后，融入了东斯拉夫社会的瓦良格人通过征战建立起了留里克王朝。基辅罗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之后罗斯民族也逐渐形成。
1236年，蒙古大军汹涌袭来。他们迅速席卷了罗斯的广袤土地。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城市纷纷被攻破，基辅罗斯的心脏——基辅，也在1240年12月陷落。蒙古大军大肆焚毁古城基辅，基辅大公与一干权贵避入教堂，却被蒙古人一把火烧死。不过蒙古人并没有留在罗斯地区建立新的汗国。将罗斯的城市一个又一个地焚毁后，蒙古人离开了罗斯地区，在钦察草原和黑海草原建起了金帐汗国。这场浩劫之后，罗斯地区一分为三：以莫斯科大公国为首的东北地区的罗斯诸国，作为金帐汗国的藩属，臣服于蒙古人的统治；大诺夫哥罗德在蒙古入侵的灾难中得以幸存，因此依然传承着罗斯文明；西南地区的加利奇—沃伦公国成了基辅罗斯的延续者，大量逃避蒙古兵锋的罗斯人躲避到了这里。
加利奇—沃伦公国通过与邻国之间的巧妙斡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保持着独立。然而加利奇—沃伦公国最后还是因为内部的政治博弈走向了衰落。1316年就任立陶宛大公的格季明整合了四分五裂的立陶宛公国，并进一步吞并了大量的罗斯土地。在这一侵占行动中，长期保持独立的加利奇—沃伦公国也未能幸免，乌克兰的土地遭到了立陶宛大公国的侵占。立陶宛大公国的一系列扩张举动引起了邻国的警惕，相继点燃了与鞑靼人、波兰乃至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不过立陶宛人连战连捷，硬是将蒙古人的势力压缩到了黑海沿岸。
其实立陶宛人的统治对罗斯人来说，并非不可忍受。立陶宛大公国 此时是欧洲少数还未皈依基督教的国家之一，因此对信仰东正教并对长期遭到天主教邻国敌视的罗斯人来说，接受立陶宛人的统治远比接受波兰或者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的统治要好得多。不过这一现状并没有维持多久，为了应付来自条顿骑士团的不断威胁以及在东部不断壮大起来的莫斯科公国，立陶宛与波兰不得不放下恩怨走向合邦的道路。
（与立陶宛大公成婚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嘉）
1385年1月，立陶宛与波兰代表在克拉科夫召开会议，协商合邦事宜，并最终于8月在克利沃签订条约，该条约也被称《克利沃联合》。根据条约内容，立陶宛大公亚盖洛迎娶了年轻的波兰女王亚德维嘉，两人并不幸福的婚姻使东欧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波兰—立陶宛。虽然波兰—立陶宛最终成功击败了他们的仇敌——条顿骑士团，但是在他们控制的罗斯土地上，两国合邦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15世纪末，鞑靼人几乎扫荡了立陶宛治下乌克兰的每一处角落。克里米亚鞑靼人对立陶宛的怨恨由来已久。在金帐汗国尚未彻底崩溃之 前，立陶宛一边希望能够通过与克里米亚结盟来抵制其他鞑靼人的入侵；一边又与克里米亚的死敌金帐汗国结盟，以此牵制莫斯科公国的发展。然而，这一战略在乌格拉河对峙中，伴随着金帐汗国的撤退而破产。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场决定了东欧格局的战争中，克里米亚不仅公开与莫斯科公国结盟，甚至起兵与立陶宛交战。在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唆使下，克里米亚更是毫无顾忌地入侵乌克兰。基辅古城再次被付之一炬，乌克兰地区的大量居民被鞑靼人杀害或贩卖为奴。这样的入侵并不是只发生了这一次，克里米亚年复一年的洗掠让整个乌克兰都陷入了灭顶之灾。在入侵者面前，罗斯贵族们依旧保持着听之任之的态度，立陶宛大公国也束手无策。
（克里米亚鞑靼人）
同时，波兰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与立陶宛不同，波兰更多地参与进了中欧的事务中，但它的敌人一点也不比立陶宛的弱。哈布斯堡对捷克和匈牙利的觊觎，让波兰在中欧的影响力面临崩盘的危机。环顾波兰四周，北方，虽然条顿骑士团已经被波兰驱逐，但是勃兰登堡却很快成长起来，代替条顿骑士团成为波兰北部的巨大威胁；东方，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依然是波兰挥之不去的阴影。此外，立陶宛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也波及波兰，不过波兰本身对再次合并的兴趣倒不大，毕竟不断崛起的莫斯科公国还没有成为波兰的威胁。对波兰人来说，合邦虽然会获得立陶宛的力量支持，但是牵扯进复杂的东欧事务某种程度上也会得不偿失。
16世纪60年代，转机出现了。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古老的立窝尼亚骑士团开始分崩离析。立窝尼亚骑士团的内部事务由于伊凡雷帝的介入以及莫斯科的入侵而很快演变成了国际事件，立窝尼亚骑士团中的一些派系开始向波兰、立陶宛以及瑞典和丹麦求助。这场战争很快就因此变成了东北欧的一场政治大地震。立窝尼亚战争对波兰与立陶宛两国都产生了极大冲击。立陶宛对莫斯科的行动根本无力抵抗，但立陶宛在立窝尼亚的利益却对波兰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敌当前，波兰只好再次同意了立陶宛强烈的合邦要求，双方于1568年在卢布林城进行了有关合邦的正式谈判。最后，双方终于确定两国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不再像以前一样只依靠同一王朝的统治来维持断断续的合并。1569年，两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结合。波兰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立陶宛手中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立陶宛也终于不再为鞑靼人与莫斯科人的进攻而头痛不已。一个崭新的东欧强权出现了。
（利沃尼亚战争)
哥萨克的形成
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15世纪鞑靼人的毁灭性洗掠改变了乌克兰社会。乌克兰大量村庄被毁，贵族们蜷缩于城市要塞，城外的农民则不得不自发武装起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安全。在广袤无垠的乌克兰平原上，这些农民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他们为了生存，不惜主动袭击鞑靼人的营地，连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甚至更加遥远的顿河沿岸，都成了他们探索的目标。这些游荡的农民冒着被鞑靼人袭击的危险，前往这些地方开垦土地。他们耕作、放牧、狩猎、捕鱼、养蜂，将生产的粮食、蜂蜜等产品贩卖到乌克兰西部及波兰，赚取巨大的利润。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带来了极大的收益，但是伴随而来的危险也是巨大的。第聂伯河沿岸的无人区并不在立陶宛与波兰的管辖范围内，这里没有法律，只有这些游民自己制定的规则与秩序，而且鞑靼人始终威胁着他们。因此，他们既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也是无畏的战士，由此被赋予了一个古老的名字——哥萨克。哥萨克，是对生活在黑海北岸的突厥语系游牧民族的一种称呼，意为“武士”“自由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蒙古入侵之前的10世纪。不过，此时的哥萨克人不是那些古老的黑海游牧民族的后裔，而是来自乌克兰、莫斯科、立陶宛和波兰的农奴、破产贵族、商人以及一些鞑靼人，在刀尖舔血的生活中，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勇士。
第聂伯河沿岸富饶的土地不仅吸引了哥萨克人，也吸引了波兰贵族。第聂伯河靠近鞑靼人的土地，贵族们不敢贸然染指，但是乌克兰有大量因鞑靼人袭击而产生的荒地，这些贵族便毫不留情地蚕食起来。为了抵御鞑靼人的再次入侵，这些大地主不断修筑城塞来保护自己的农民。不过他们通常不会前往庄园以及给农民建造的城塞，往往将其交给下面精明的犹太人去打理，自己则和家人住在华沙或者利沃夫这样的大城市，享受来自乌克兰的财富。这些贵族家族庞大又臃肿，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甚至可以与已经消亡的那些罗斯公国相提并论。这种奢侈的生活，建立在对乌克兰农民的层层剥削之上，许多农民因此而破产，最后不得不选择加入哥萨克的队伍。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哥萨克人开始向南扩展。当哥萨克人一步步接近鞑靼人的领地时，其社会结构出现了极大变化。向南前进的哥萨克人，在第聂伯河下游的一处河滩上建立起了一个防御工事，即后来著名的“扎波罗热”。由于乌克兰语习惯将这种简易营地称为“塞契”，因此这个地方又被称为“扎波罗热塞契”。不过，这种“塞契”营地并不能抵挡鞑靼人的扫荡以及来自北方波兰—立陶宛军队的清剿。因此一开始，扎波罗热塞契是流动的，里面的居民进行着耕种、狩猎甚至掠夺等工作。能够进入扎波罗热塞契的只有哥萨克中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则禁止入内。不过，哥萨克人同通常不会在扎波罗热塞契待很久，到了冬天，他们便会离开这里，回到位于周围城镇的家中，只有极少数人会留下来。
随着哥萨克规模的不断扩大，波兰—立陶宛逐渐改变了对哥萨克的态度。以扎波罗热为核心，哥萨克人的社会逐渐完善起来，在扎波罗热形成了以“盖特曼”（军事首领）为统治者的军事行政一体化政府。由于扎波罗热浓厚的军事色彩，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哥萨克人非常好战。当然，这也和鞑靼人的不断袭扰有关。当哥萨克人拥有自己的行政体系后，便开始对鞑靼人进行有组织的对抗。双方的战争已经不再局限于陆地，在海上，哥萨克人驾着一种能够搭载60人的小帆船扬帆远航，在黑海掠夺鞑靼人和奥斯曼人的商船及沿海城市。
（哥萨克人）
1572年，波兰—立陶宛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下令组建一支300人的哥萨克队伍，并将这些哥萨克人收编入册，发放军饷。虽然这支哥萨克军团很快就宣告解散，但它的出现却是波兰—立陶宛建立在册哥萨克军团的开始。
到了波兰国王斯托凡·巴托里（Stefan Batory，1533—1586年）统治时期，出于战事需要以及避免刺激奥斯曼人的想法，国王开始再次尝试利用这些哥萨克人。他于1578年组织起了一支600人的在册哥萨克队伍，并命令切尔卡瑟和加涅夫的国王代表米哈伊尔·维什涅韦茨基担任队伍统领。这些在册哥萨克人作为一个军队团体，拥有大量特权和自治权：不仅内部有自己的法庭，还被免除了一切赋税和劳役；拥有土地所有权；允许自由捕猎和经商；还发放军饷。波兰—立陶宛专门给在册哥萨克人划拨了土地，用来维持队伍的运转。作为回报，在册哥萨克人效忠于波兰—立陶宛派遣的统领，并答应其“不擅自攻击鞑靼人”的要求。
波兰—立陶宛建立在册哥萨克队伍的政策，实质上是在哥萨克人中扶植起了一支特权基层，并通过他们试图将波兰—立陶宛的行政体系强加到所有哥萨克人身上。此后，在册哥萨克队伍虽然由于哥萨克农民起义两次被取缔，但还是发展到了6000人的规模。当然，在册哥萨克队伍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一方面，波兰政府对它的两个邻居——奥斯曼以及克里米亚极不信任，它必须依靠哥萨克人为自己镇守东部边疆；另一方面，哥萨克人是造成波兰—立陶宛与奥斯曼、克里米亚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并且哥萨克本身还使波兰—立陶宛对乌克兰的统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
此外，这支拥有特权的在册哥萨克团体，与在乌克兰拥有大片领土的波兰—立陶宛大地主之间同样矛盾重重。结果，大地主们通过对波兰—立陶宛施加的政治影响，使联邦政府在在册哥萨克的政策上变得反复无常，这种反复的政策又使波兰—立陶宛更加难以控制本就不稳定的边境。另一方面，在册哥萨克作为特权阶层，很容易引起哥萨克群体中其他人的不满。因为相比这些特权阶层，普通的哥萨克人不仅没有在册哥萨克的荣耀与特权，甚至在大地主的眼中，他们只是一群游荡在第聂伯河流域的暴民。大地主的压迫使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自由，成为对方的农奴。
（17世纪的波兰军队）
联邦政府对哥萨克的分化政策并没有取得足够好的效果。虽然被笼络的哥萨克首领在不少哥萨克人心中有不小的威望，但偏远地区的哥萨克人对此依然冷漠。而对外军事征服中的收获与战果不匹配的现象迫使许多哥萨克人开始私自发动军事冒险，以获取财富和地位。他们洗劫了小亚细亚，甚至攻入君士坦丁堡的郊区，但这类冒险却使得联邦的外交形式大大恶化，对此的限制又缺乏安抚性质，难以获取哥萨克人的忠诚。
大起义
17世纪40年代，波兰—立陶宛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与起义后，终于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波兰—立陶宛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局势都可谓一片大好。此时，对波兰—立陶宛有着极大威胁的哈布斯堡和瑞典都深陷“三十年战争”难以自拔；奥斯曼帝国无休止的宫廷政变正在折磨这个帝国；莫斯科公国的情况稍好一些，经历了沙皇米哈依尔一世时期的休养，莫斯科已经逐渐从“大动乱”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不过因忌惮波兰—立陶宛的武力，没有贸然撕毁双方签订的和平协议。
不过，波兰—立陶宛的贵族显然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稳定，他们毫无节制，继续扩大自己在乌克兰的土地，这使他们与哥萨克人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贵族们肆无忌惮地掠夺那些非在册哥萨克人的田产，许多哥萨克人因此沦为农奴。在册哥萨克的日子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的特权在贵族们的运作下，被联邦政府不断否认和削减。大量犹太人也参与了这场灾难性的土地兼并。在波兰—立陶宛的法律中，犹太人无权拥有田产，所以这些犹太人基本上是以贵族代理的身份来到乌克兰的，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中饱私囊的机会。让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农民以及哥萨克人忍受他们厌恶的犹太人的剥削，无疑又是一种精神侮辱。
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上层，对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其实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以及他们选举的国王，对乌克兰的现状和那里将要爆发的危机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并不打算因此得罪那些强势的地方势力。在世界历史上，波兰—立陶宛的政治结构可谓一个异类。虽然波兰—立陶宛有王室，但王室成员并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联邦议会选举产生的。这种奇怪的制度最早源自波兰，在卢布林合邦之后，立陶宛贵族也开始使用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导致王权极大程度上受到贵族的掣肘，而对地方贵族势力的打压无疑极其困难。对于连开战和收税不经贵族议会通过都不能实行的国王而言，控制乌克兰的土地兼并吃力又不讨好，但没人想到这场危机将如此深刻地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乌克兰的东正教教堂）
如果说经济上的压迫是长期存在的暗雷，那宗教冲突便是引燃战火的导火索。在新教浪潮的冲击下，天主教会开始内部改革并加强对地方信仰的控制，而虔诚波兰天主教徒对主要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更加排斥，宗教上的迫害和威胁日益频繁，这极大地触犯了乌克兰人以及哥萨克人的底线。在此前16世纪末的哥萨克起义中，宗教冲突的矛头就已初见端倪。当时由于天主教的侵入，乌克兰的东正教高层一分为二，分成了支持耶稣会、教会合并的教会合并派，以及要求维持东正教纯洁的东正教派。然而后者极为不幸，被联邦政府认作是联邦的反对者。哥萨克们作为正统的东正教信徒，为了捍卫信仰，在1625年顺从基辅司祭的号召，将迫害东正教徒的基辅市长扔进了河里淹死。天主教神父在乌克兰的活动，时常被乌克兰人和哥萨克人认为是贵族的挑衅，联邦政府在乌克兰的统治根基被动摇了。天主教神父不仅恶化了与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关系，并且让在册哥萨克们很忧虑：和平时期，自己的特权是否会随着天主教神父的传教而被取消；这些天主教神父很可能就是贵族派来试探哥萨克人势力的探子。更糟糕的是，联邦政府对哥萨克人进行的一系列军事部署，进一步增强了哥萨克人的危机意识。
对于国王来说，哥萨克人也是自己可以笼络来对抗贵族的对象。因此在许多哥萨克人看来，即使发动叛乱也是针对贵族的，而消灭残暴的贵族反而是效忠国王的方式。带着这样一种想法，许多哥萨克加入到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队伍中去。
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他的父亲米哈依尔·赫梅利尼茨基是一名在册哥萨克士兵。由于父亲在国王驻奇吉林代表手下当差的缘故，波格丹被送到一所耶稣会学校上学。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东正教信仰，但他掌握了历史、地理、法律等知识，并可以流畅使用波兰语、土耳其语以及鞑靼语，使他后来在大都是文盲的哥萨克人中与众不同。1620年，波格丹与父亲米哈依尔参加了波兰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波格丹来说可谓是一场灾难，不仅父亲命丧沙场，他自己也沦为战俘，在两年后才得以回国。之后，波格丹在哥萨克队伍平步青云，仕途顺当。1644年，波兰—立陶宛许可法国人在乌克兰招募哥萨克人，这些法国人对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给予了高度评价。赫梅利尼茨基本人也前往法国，参与了1645—1646年的敦刻尔克包围战。但就是这么一位为联邦立下许多功劳的军人，他却遭到了波兰贵族的欺辱，未婚妻被霸占，儿子被杀死。而贵族当权的联邦政府也没有给他公道。赫梅利尼茨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1648年，熬过了圣诞节之后，赫梅利尼茨基及其追随者来到了扎波罗热。不过，他们没有贸然对扎波罗热塞契发动进攻，而是选择在第聂伯河下游，距离塞契大约一俄里的小岛上安营扎寨。一开始，驻扎在扎波罗热的那些亲波兰—立陶宛的哥萨克军队，并没有将这支小小的队伍放在眼里。然而，赫梅利尼茨基的威望和人脉，让他这个小小的营地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扩张。扎波罗热塞契遭到赫梅利尼茨基的兵马围攻时，扎波罗热警卫队表现得实在不堪一击，当地的在册哥萨克团长仓皇出逃，留下哥萨克士 兵则纷纷选择向赫梅利尼茨基效忠。之后，奇吉林的在册哥萨克士兵匆忙赶来救援，然而这些哥萨克人也立刻反水投向了赫梅利尼茨基。就这样，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起义军在扎波罗热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初步胜利后，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了让更多的哥萨克人加入自己的阵营，他利用口才煽动了很多哥萨克人和乌克兰人起来反抗波兰—立陶宛贵族的暴政。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行伍经验，对之前几次哥萨克起义的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
17世纪生活在第聂伯河流域的哥萨克人（包括扎波罗热）与后来的顿河哥萨克人和库班哥萨克人不同。他们大都以塞契为中心，过着半农半兵的生活。究其原因，躲进塞契、依靠城寨进行防御显然比在外野战要好得多。即使主动出击，哥萨克人大多也会与莫斯科一样，通过战车使自己免受骑兵的践踏。战车在东欧比在西欧要普遍得多。除了单纯依赖骑兵的鞑靼人以外，波兰—立陶宛、莫斯科、奥斯曼这些军事强国都喜欢在野战中使用战车。波兰—立陶宛使用战车主要是为了弥补步兵的不足，哥萨克使用战车的原因和方式，某种程度上与同样信仰东正教的莫斯科颇为相似。他们拥有优秀的步兵，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瓦良格人的血统；但他们的骑兵则相比较弱，尤其是哥萨克骑兵，他们的马匹大多是通过各种手段从鞑靼人那里获得的，而且，这些骑兵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极为不堪。毕竟以塞契为单位的哥萨克人，虽然并不缺少马饲料，但他们没有好的养殖条件，马匹通常被作为公共财产养在塞契里的马厩里。因此，久经战场的哥萨克人是波兰—立陶宛最好的步兵。通过长期与鞑靼人作战，他们变得擅长使用火枪与短矛，对战车的使用更是炉火纯青。波兰—立陶宛联邦政府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成功镇压哥萨克起义，靠的不是在册哥萨克与德意志佣兵组成的步兵，而是他们至今都引以为傲的骑兵。
（波兰翼骑兵）
哥萨克人的短矛长的不过2米， 短的只有1—1.3米。与德意志雇佣兵的长矛相比，哥萨克人的短矛可谓粗制滥造，矛杆大多是用一些乌克兰当地质地较硬的木材简单处理后制成，因此无法使用太长时间，所以哥萨克人往往会将矛杆受损严重的部分去掉后继续使用，或者准备一些木材以便随时更换在战斗中损坏的矛杆。短矛略短的枪杆很适合在空间较小的地方使用，而且相对于长矛，短矛在肉搏上拥有的优势更为明显。在战场上，哥萨克步兵在火枪与战车的掩护下，负责将对面的骑兵或步兵拖入肉搏战。用这种战法对付防护较弱的鞑靼骑兵时效果并不差：由于有战车掩护，骑兵很难直接伤害到步兵；骑兵必须在战车前停下来寻找进攻方法，这一耽搁，骑兵具有的冲击优势不复存在，哥萨克人的短矛便可以发挥作用了。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对此时的赫梅利尼茨基来说，装备精良的翼骑兵是自己最需要防范的敌人。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波兰—立陶宛的骑兵并不只有翼骑兵，还有为数众多的轻骑兵，他们大多是贵族奴仆或投靠的鞑靼人。这些骑兵虽然大多只是作为辅助力量，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战斗力。事实上，他们在翼骑兵发动冲锋时，常常包抄敌人侧翼或骚扰敌人。这些轻骑兵在装备上与鞑靼人有几分类似，都是以弓箭和马刀作为主要武器，较为富裕的，还会有一副比较好的锁子甲防身。
（联邦轻骑兵）
没什么可靠骑兵的哥萨克人，要与联邦军队正面对抗，显然是件很困难的事。前几次起义失败，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哥萨克人在骑兵方面的缺陷。因此，赫梅利尼茨基如果想让自己的脑袋不与其他先烈一样挂上城墙，他就必须改变哥萨克人的骑兵劣势。短时间内提升哥萨克骑兵的战斗力并不现实，那么就只能为哥萨克人找一个可靠的盟友了。莫斯科似乎是哥萨克人最好的盟友，两者都有共同的信仰，最关键的是，莫斯科人也仇视波兰—立陶宛联邦，并且把“将所有罗斯故地纳入统治范围”视为责任。然而，莫斯科并没有涉入哥萨克起义的打算。在莫斯科看来，哥萨克人比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人入侵莫斯科的土地时，对教堂的破坏甚至比鞑靼人还严重。哥萨克人的叛服不定，也让莫斯科不敢信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在“大动乱”时期失去了重镇斯摩棱斯克，莫斯科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已被波兰—立陶宛死死堵住。既然不可能获得莫斯科的支持，赫梅利尼茨基的目光就落在了老邻居——鞑靼人身上。
鞑靼人作为哥萨克人的老对头，双方结怨颇深。不过所幸的是，鞑靼人与波兰—立陶宛的关系更糟，所以赫梅利尼茨基两次派遣使者前往克里米亚后，鞑靼可汗伊斯兰·格莱三世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汗大方地派遣了克里米亚最具影响力的贵族——长期驻守在边境地区的鞑靼名将图盖别伊，带领4000名骑兵去扎波罗热。不过，鞑靼人可不是什么慈善家，对赫梅利尼茨基施展援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里米亚汗国背后的奥斯曼帝国，希望能够借此一举削弱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势力，并且让哥萨克人忙于战事，这样就不用担心哥萨克人再去骚扰奥斯曼在黑海沿岸的港口了。鞑靼人也绝不忘雁过拔毛，伊斯兰·格莱三世要求鞑靼人的军队在乌克兰与哥萨克人并肩作战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需要掠夺人口，卖作奴隶。赫梅利尼茨基答应了这一要求，最终为乌克兰带来了惨烈的血光之灾。
（鞑靼人与哥萨克起义军汇合）
联邦曾想和赫梅利尼茨基谈判，但赫梅利尼茨基不再信任联邦贵族，也明白自己没有后悔的机会。在石滩之战中，以在册哥萨克打头的联邦军队兵分两路，同起义军遭遇并展开会战，就在联邦一度取得上风之际，却获知另一路军队已经哗变，军中的哥萨克人处死了随行长官和德意志佣兵，投靠了起义军。这个消息在联邦军中迅速传开，军中的哥萨克人也投靠了赫梅利尼茨基，联邦军在撤退的途中陷入鞑靼人与哥萨克人的埋伏圈，遭受大败，一众军官做了俘虏。
（石滩之战）
获知前锋军队惨败以及哥萨克哗变消息的联邦将军米科拉·波托茨基大惊失色，但此时获得大量哥萨克和乌克兰农民拥护的赫梅利尼茨基已经率领规模远超联邦军队的大军向他们逼近。由于对鞑靼人大规模增援（联邦并不清楚克里米亚汗派遣了多少援军，也低估了哥萨克的力量）的畏惧，米科拉不顾属下反对执意选择撤退。仓皇撤退的联邦军队在科尔孙落入了哥萨克的陷阱中，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联邦军队崩溃。80多名军官、8500名士兵以及41门大炮成为了起义军的战利品。这些俘虏中只有少部分被赎了出来，大部分都被卖到了卡法（克里米亚半岛上著名的奴隶贸易城市）。
（科尔孙之战）
失败震惊了整个联邦，但更加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深受许多哥萨克爱戴的瓦迪斯瓦夫四世在科尔孙战役后不久便病逝，联邦的贵族们开始为了权力互相争斗，以便于选出一位对自己有利的新王，而哥萨克的起义对于贵族来说却是次要之事。
在乌克兰，受起义军影响，许多不满贵族暴政的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人也揭竿而起。群情激奋的人们破坏、焚烧贵族的庄园，并把那些平日欺侮自己的犹太人用各种残忍手段折磨致死。据记载，有两万到十万名犹太人在此期间被残忍杀害。除此之外，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联邦官甚至是王室军队，都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这场骚乱从基辅地区开始，席卷了博多利、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等地区，原本富庶的城镇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废墟，政府机构也在乌克兰的惊涛怒雷中化为了灰烬。
当波兰—立陶宛联邦因国王逝世而陷入一片混乱之时，赫梅利尼茨基却表现出一副岿然不动的气势。科尔孙之战结束后，他便率军前往白采尔科维休整，盘算军队该何去何从。他很清楚，波兰—立陶宛绝非一推就倒的花架子，虽然自己刚刚连打了两场胜仗，但始终未伤到联邦元气。农民起义军虽然势大，但仅凭他们难以动摇联邦的根基。对这一切洞若观火的赫梅利尼茨基，开始试着与联邦贵族谈判。他向华沙派出使节，表示自己并不是想反叛国家，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这种极端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他还向贵族提出了议和的条件：
第一，扩编在册哥萨克，使其达到12000人。
第二，发放联邦拖欠了哥萨克士兵5年的军饷。
第三，保护东正教在联邦中的地位，归还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
宛那些被霸占的东正教堂。
6月，似乎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谈判诚意，赫梅利尼茨基率领军队退回了奇吉林。图盖别伊和他手下的鞑靼人则带着虏获的超过20万的乌克兰人满载而归，回到了克里米亚。在华沙谈判期间，无论是赫梅利尼茨基还是波兰—立陶宛的贵族们，实际上都在磨刀霍霍。贵族们为了镇压乌克兰农民起义军和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开始积极扩军备战。联邦以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为根据地，招募了一支由32000名贵族武装、8000名德意志佣兵、100门火炮以及无数后勤辎重组成的军队。赫梅利尼茨基则将手下的乌合之众整合成一支能够和联邦军队一较高下的军团。由于大量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人前来投奔，此时赫梅利尼茨基掌握的队伍已经接近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也足有4万人之多。核心军队被赫梅利尼茨基分成16个哥萨克团，由那些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人做头领。这些人出身各异，有哥萨克人、乌克兰的小贵族、市民等等，赫梅利尼茨基还从各部当中抽调组成了一支骑兵部队，显然是因为他对鞑靼人不信任了，所以决定组织起自己的骑兵队伍。
（哥萨克与联邦军队的激战）
7月，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停止谈判，因为波兰—立陶宛的军队此时已整装待发，哥萨克人也摩拳擦掌准备与贵族们大干一场。他动员完军队后，又请来鞑靼人的骑兵，然后大军开拔，挺进到了利沃夫北部的沃伦地区。此时，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及其骑兵正在驱逐沃伦的波兰—立陶宛军队。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在皮利亚夫齐根据地形安营扎寨。哥萨克人用带有火炮的战车围住自己的营地作为屏障，最后又把马克西姆的骑兵布置在外围作为机动部队。由于鞑靼人的军队还在路上，所以赫梅利尼茨基决定守株待兔，静待波兰—立陶宛的大军前来。
（哥萨克的军旗）
9月中旬，联邦大军终于到达了沃伦。其统帅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并不急着和哥萨克人开战，而是带着军队在离哥萨克人营地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与哥萨克人隔河相望。多米尼克是一个富裕、有权的大贵族，但论手段，与亚列马·维什涅维茨基相比，他就是个酒囊饭袋。再加上体型肥胖之故，他常被同僚们嘲讽。赫梅利尼茨基并不急于和这支庞大的联邦军队早早开战，但神奇的是，多米尼克居然也什么都没做。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周，除了发生过几次小规模试探性的战斗外，一直相安无事。不过，与多米尼克·扎斯拉夫斯基的安逸不同，赫梅利尼茨基实际上一直在等待机会，准备一举消灭这支波兰—立陶宛联邦大军。随后，哥萨克步兵占据了沿岸河坝，并击退了联邦军队的几次小规模进攻；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的骑兵则到联邦军队左翼等待决战开始。对此，多米尼克始终一无所觉。9月22日，鞑靼人终于迎着黄昏到达了这里。虽然鞑靼人的数量不多，但是鞑靼人的到来却给联邦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不安。赫梅利尼茨基感觉时机已到，于是命令哥萨克大军立刻向联邦军队的营地发起猛烈攻势。与此同时，马克西姆的骑兵和鞑靼人一起开始对联邦军队进行迂回包抄。眼见大事不妙的多米尼克没有组织军队进行反击，而是焦急地想让军队有组织地撤离。但是他的意图被赫梅利尼茨基看穿了，于是哥萨克人立刻加强攻势，对殿后的联邦军队发起了猛攻，并完成了对联邦军队营地的包围。在哥萨克人的攻势下，联邦军队崩溃了。混乱的波兰—立陶宛士兵和德意志佣兵们，纷纷抛弃营地和武器夺路而逃。赫梅利尼茨基为了能够彻底消灭波兰—立陶宛的这支有生力量，早就下令不留俘虏，鞑靼人和哥萨克骑兵继续追杀逃跑的联邦士兵。多米尼克的大量火炮和辎重，就这样成了哥萨克人的战利品。正所谓“一将无能累及全军”，皮利亚夫齐之战的惨败让整个波兰—立陶宛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时，通往波兰本土的道路，已经毫无阻拦地向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敞开了，而联邦军队由于皮利亚夫齐之战的失利以及华沙大贵族的相互攻讦，此时根本无力抵抗赫梅利尼茨基的进攻。
不过，就下一步的计划，哥萨克人与鞑靼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鞑靼统帅图盖别伊坚持主张向波兰腹地进军。从军事角度看，图盖别伊的建议显然很合理，此时波兰—立陶宛的大片领土对哥萨克和鞑靼人来说已如探囊取物，如果放过这次机会，联邦贵族势必会统合起来，到时赫梅利尼茨基的军队必将成为新国王的首要对付目标。对鞑靼人来说，此时烽火四起的乌克兰遍布着武装的农民和哥萨克人，鞑靼人的劫掠已经让这些人对赫梅利尼茨基有了很大意见，相比之下，平和的波兰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且，波兰富庶的城市和乡村未遭破坏，那里的贵族因为战争和王位继承问题而无暇分身，此时正是发起进攻的大好时机。哥萨克团长们所考虑的自然与鞑靼人不同。他们并不打算扩大与波兰—立陶宛之间的战争，而是主张军队应停止进攻，待将鞑靼人打发回克里米亚后，就在斯卢奇河一带沿江驻守，一边巩固对已有土地的控制，一边严防联邦的报复性进攻。既然贵族们已经因为与自己的战争变得无力，那么只需稳固之前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哥萨克人就有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
赫梅利尼茨基清楚处于四战之地的乌克兰难以提防环伺的强敌。在10月下旬，他已经基本控制了乌克兰全境，并开始调集兵力朝华沙进军。然而在距离卢布林不远的扎莫希奇城驻扎时，起义军中爆发了瘟疫。冬天也已经不远，他不得不与新继位的国王杨·卡奇米尔和谈，在确保了联邦贵族的特权以及哥萨克的自治后，起义军和联邦达成了暂时的和平。
1649年1月，他带领哥萨克人到达基辅。在这里，他受到了无比隆重的欢迎。基辅牧首和恰好在基辅的东正教耶路撒冷牧首，带着基辅神职人员出城迎接。耶路撒冷牧首特意尊敬地称赫梅利尼茨基为“特级公爵”，并邀请他与自己共乘一辆雪橇入城。基辅城内的礼炮和教堂大钟纷纷响起，向这个曾经一无所有的哥萨克人献上祝福。基辅学院的学生也为他写下了冗长的颂赞词，将他称作“救世主”“摩西”以及“上帝赐予乌克兰之人”。然而，无论是此时欢度冬天的哥萨克还是已回家的乌克兰农民，谁都没有想到，战争才刚刚开始。
（赫梅利尼茨基进入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