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第一章 柏林童年 1892—1912
柏林，本雅明的出生之城，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即便在漫长的流亡期间—从1933年3月希特勒夺权开始，直到1940年9月他在逃离德军途中死去—也是如此。瓦尔特·贝内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edix Schoenflies Benjamin） 1892年7月15日出生在这座直到1871年才成为统一德国的首都的城市；他出生前的那二十年，柏林经历了人口和工业的爆炸性增长，支撑这些增长的现代基础设施也一同得到极大的发展。1871年时柏林的人口是八十万；刚进入20世纪，这座当时欧洲最现代的城市的居民就超过了两百万。暴发式的现代化事实上抹去了这座备受尊崇的老普鲁士首都的历史质感—在本雅明的童年岁月中，德意志帝国的象征物拔地而起：帝国议会大厦（Reichstag）于1894年12月5日开放，威廉大帝的柏林大教堂则落成于1905年2月27日。城市生长和自我更新的速率意味着，完工于1832年的柏林城市铁路的露天铁轨沿线是各种建筑风格的名副其实的拼贴—受新帝国统治者钟爱的新哥特和新罗曼式大型营造紧挨着体现1800年前后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优雅的新古典和新文艺复兴式建筑。而且，柏林的变化并不局限于视觉和触觉：仿佛一夜间，马车穿行的街道上更为缓慢安静的生活就让位给了有轨电车的嘈杂，然后很快又让位给了挤满汽车的城市喧嚣。由于德国的现代化是迟来的，本雅明刚好在现代城市的商业化初期长大；柏林的中心为百货商店、大型广告和工业制品更全面的供应所统治，比巴黎晚了整整五十年。柏林的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是威尔泰姆（Wertheim），1896年在莱比锡广场开张；它拥有八十三部自动扶梯，以一座多层的玻璃顶的天井为中庭。瓦尔特·本雅明的出生和德国都市现代性的出现多少可以说是同步的；他后来创造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从某些方面来看并不令人意外。
本雅明生活在一个属于柏林高级资产阶级的完全归化的犹太家庭。他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在他小时候，这个家井井有条，雇佣了一大帮家政人员，包括一名法国女管家。[1]《柏林纪事》和《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是他从1932年开始写作的详尽的自传作品，描绘了他少年生活的生动画面。围绕在他周围的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物的世界”（Dingwelt），激发着他旺盛的想象力和他兼收并蓄的摹仿能力：精致的瓷器、水晶、餐具出现在节庆上，而古董家具—巨大的华丽盔甲和桌腿雕刻精美的餐桌—则服务于化装舞会的游戏。我们读到，幼年本雅明醉心于许多寻常物件，比如他母亲的上层闪光、底部暗色的针线包；又比如在他的卧室盥洗台上的瓷盆瓷碗，在夜晚的月光中改变着形状；又比如在他房间另一角的带小烤箱的煤炉，侍女在冬日早晨给他烤一只苹果；又比如窗边的可调节写字台，它成了他的洞穴和保护壳。在30年代回想自己的早期岁月时，本雅明把曾经的那个小孩—对于成年的他，这个小孩存在于消失之物的形象中—呈现为安居的天才，他进入了家居空间的隐蔽角落和日常事物的秘密生活之中。与此同时，他还描写了那个孩子对旅行的热爱，他那骄傲到有些冒失地突破既有界限的倾向，也就是试验的倾向。私密的汲取和广泛的探索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他的成人生活和作品也依旧是根本性的。
本雅明对旅行的终身热爱养成于全家人的频繁出游，常去的地方有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黑森林和瑞士，以及波茨坦和新巴贝尔斯贝格（Neubabelsberg）附近的夏季别墅。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在他的阶级中是典型的：其中有捕蝴蝶和滑冰，外加游泳课、舞蹈课和自行车课。他们定期前往剧院、帝国全景幻灯[2]以及位于国王广场的胜利纪念柱，尤其还有动物园，女仆每天都带孩子们去动物园。本雅明的父亲埃米尔·本雅明（Emil Benjamin），持有柏林动物园股份公司的股份，全家人可以免票入园。此外，孩子们经常去外祖母家，她游历过世界，在她洞穴般的公寓，庆祝圣诞节时是人挤人的盛况；常去的还有姨妈的寓所，每次小本雅明一来，她就在他面前放好一个大玻璃缸，里面装着布满工人和劳动工具的采矿场微缩模型。还有自家府邸的晚会，母亲戴上礼仪绶带和最华美的珠宝，把“上流社会”迎入家庭空间之中。当然还有城市本身，虽然它的大部分还蒙着面纱，但已经在刺激着这个孩子的感官，并从各个方向向他招手。
1.埃米尔·本雅明与宝琳·本雅明和他们的孩子瓦尔特、格奥尔格，约1896年。
摄影师：J.C.Scharwächter，柏林（Collection of Dr.Günther Anders，Vienna）
本雅明的父亲埃米尔（1856—1926），出生在科隆莱茵区一个殷实的商贾之家，自己也是成功的生意人，19世纪80年代搬到柏林，在那之前曾在巴黎生活过几年；在孩子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不信仰宗教的有文化修养的人，对艺术有广泛兴趣。[3]而在本雅明童年时期的照片中，父亲则显示为一位威严、自信的尊贵人物，着意强调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埃米尔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亲历了19世纪末柏林上层中产阶级迅猛的西迁。在1891年迎娶了比自己年轻十三岁的宝琳·舍恩弗利斯（Pauline Schoenflies）之后，他首先在这座城市尊贵的西区安了家，夫妻双方的父母也都住在那一区。本雅明生在马格德堡广场（Magdeburger Platz）一处住宅中的一间宽敞公寓中，位置就在柏林动物园南边。正如本雅明所说，这一曾经高雅的街区是“资产阶级柏林最后的真正精英”的家园。在那里，伴随着威廉帝制社会中不断滋长的欲求和紧张气氛，“那个把他[4]也算在内的阶级以一种混合了自我满足和怨恨情绪的状态生活着，把这街区弄得像一个出租的聚居区。不管怎样，他当时被限制在这个富裕的一隅而不知道其他任何地方。穷人？对他那代富家孩子，穷人活在与世隔绝之地”[5]。（SW，2：605，600）
仿佛就是为了逃离城市底层苦难不断逼进的幽灵，埃米尔·本雅明在几年间多次搬家，每次都更往西。在这方面，这家人是当时富裕资产阶级中的典型：随着19世纪走向终点，城市中心迅速向西扩张。以前以居住为主的街道，诸如克莱斯特街（Kleiststraße）和陶恩沁恩街（Tauentzienstraße），都迅速商业化，把成群的消费者和城市漫步者引到了新开发的“林荫大道”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本雅明的父亲先是搬到城市边界外的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那里属于新西区，由于税负大为减轻，他得以攒钱准备最后一次搬迁。本雅明的学校岁月因此是在萨维涅广场（Savigny-platz）外不远的卡尔美尔街（Carmerstraße）上的一座宅邸中度过的，那里也是柏林西区最有活力也最优雅的街区之一；他的学校，腓特烈皇帝学校（the Kaiser Friedrich School）的威武砖楼，就坐落在广场对面。1912年，本雅明二十岁时，埃米尔·本雅明又在新发展起来的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区的代尔布吕克街（Del-brückstraße）买下了一栋神气凛凛的豪宅，从那里可以乘坐一条公共汽车特线去市中心。虽然这幢豪宅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建筑图纸告诉我们，房子是四层的巨型结构，风格上不拘一格而追求历史感。全家人住在宽敞的一层，配有日光浴室，其他各层用于出租。虽然和父母有一系列深刻的分歧，但本雅明以及他自己的小家庭直到20年代还时常住在代尔布吕克街的公馆中。
埃米尔·本雅明是专业拍卖商，早先在代理艺术品和古董的莱普克（Lepke）拍卖行做合伙人。在他套现这份日见兴旺的生意中的股份之后，他把自己的资本投到了其他许多不同的企业，诸如一家医疗用品公司，一家酒类分销商，以及1910年左右开始投资的一家财团，由此该财团得以兴建一家名为冰宫（Ice Palace）的溜冰场，后来规模扩大一倍成为夜总会。这后一个项目在本雅明的回忆中一度浮现：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他的父亲决定带他去位于路德街（Lutherstraße）的夜总会，并把他安排在圆形观众席的一个包厢里，从那一有利位置他长久地盯着吧台上一个穿紧身白水手服的妓女—他说，这一形象决定了他其后数年的性爱幻想。像对待家里的其他需要一样，他父亲甚至把家庭娱乐规划进自己的生意活动，本雅明视这种行为为“鲁莽”。但这种鲁莽，无论怎样和“企业家天性”紧密相关，在他父亲身上并不常见。除了父亲的权势和矜贵，本雅明还提到他的体面、礼数和公德心。对我们来说更生动的事实无疑是他父亲的鉴赏力：他懂葡萄酒，而且正如他儿子所回忆的，只要鞋底足够薄，他一脚掌踩下去就能区分出一块地毯的绒头的质地。当时，电话已经在这个家庭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打电话时他父亲有时会流露出一种和他平时的和蔼气质有着戏剧性反差的凶狠态度。本雅明自己后来将领受到他父亲的汹汹怒火，那是在他们反复激烈争吵的时候，这对本雅明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很典型的情形；他们将来的争吵涉及本雅明的事业方向，也起因于儿子始终不愿意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导致他一而再地从父母的保险箱中索要数额越来越巨大的款项。[6]
他父亲的暗示和对供应商的指示让小本雅明幻想出一个未知但有些邪恶的柏林，这或许也透露出了他和母亲一道外出购物所形成的关于传统的“官方”商业秩序的想象。宝琳·舍恩弗利斯·本雅明（Pauline Schoenflies Benjamin，1869—1930）来自勃兰登堡邦一座小城的一户富有而开化的家庭，小城当时以瓦特河畔的兰茨贝格（Landsberg an der Warthe）为名（现属波兰，易名为大波兰区戈茹夫[Gorzów Wielkopolski]）；在长子的眼中，母亲笼罩着权力和威严的光晕。这一点浓缩在“Näh-Frau”（针线太太）这一称呼中，很长时间里这小孩都以为这就是女仆们口中所含糊发出的“Gnädige Frau”（尊贵的太太）[7]。这似乎也恰当，因为他母亲在缝纫机前的座位，像所有权威之席一样，有一种魔法氛围，虽然有时会具有压迫性，比如当她让这个小男孩站着不动，好修补他身上外套的某个细部时。在那样的时刻，他会感觉叛逆的精神正在心里滋生，正如当他被强迫陪母亲到城里办事时，他一般都会跟在她身后，慢半步走，仿佛“决意不和任何人，甚至母亲，组成联合阵线”（SW，3：404），这令母亲颇感气愤。另一些时候，她的雍容又让他充满了自豪，比如她在晚宴聚会之前围着黑色蕾丝披肩给他晚安之吻的时候。当她弹钢琴唱歌时，当她的钥匙筐在屋中发出叮当声时，他都听得入迷。他小时候总生病，习惯了温度计和药勺那一套仪轨，药勺是带着“关爱的细心”递过来的，为了苦药可以“无情”地灌入他的喉咙；在这种时候，他会求着听故事，他后来说，那些故事就像在他母亲爱抚他的手中起起伏伏。
宝琳·本雅明是这样管理家务的，要求秩序时她有铁一般的意志，寻求实际的解决办法时她有透彻的眼光。本雅明觉得，他母亲有办法检验他的实际生活能力，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笨手笨脚。他甚至把自己到了四十岁还不会煮咖啡也怪在母亲身上。当他小时候打碎了什么东西或摔倒时，他总会听到他母亲像许多其他德国母亲一样说一句“笨先生向你问好”。将他的笨拙人格化，在这个孩子的万物有灵的宇宙中简直是理所当然；与此相一致的是他自己观看和阅读世界的原始寓意式（protoallegorical）的方式，借由这种方式，一只卷起来的袜子，早晨拍打毛毯的声音，云、雨和雪，市政阅览室的楼梯井，地府般的卖场，所有这些平常事物都各自不同地向这位年少观察者传达着隐秘的消息，带来他尚不自觉的关于自身未来的知识。这种观看方式奇特地适应于多面向和多层次的城市生活，这种城市生活带着多种临界体验，有着将旧形式作为遗迹内化到新框架之内的倾向。部分因为受波德莱尔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这样一些作家的影响，寓意[8]的理论和实践—在其中，一个事物或文本的表面意义被认为表明另一个也许相当不同的意义—在本雅明这里确立下来，而我们在成年本雅明的“寓意式感知力”（allegorical perception）中可以看到童年本雅明和物的世界之间的神圣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关系中，发现和同化是以摹仿式沉浸（mimetic immersion）为基础的。在《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的结尾，当他以哀悼之情回望那个童年事物的世界，本雅明召唤出了“驼背小人”这一首席人物，笨先生不过是其分身。驼背小人来自德国民间文学，因此为许多德国少男少女们所熟悉，他们觉得他是一个捉弄人的恶作剧专家：“我走进我家小屋，/想吃麦片糊糊，/发现驼背小人在那儿，/已经吃掉了一半的糊糊。”[9]（转引自SW，3：385）本雅明对这首歌谣的引用，最终关系到遗忘的消耗性力量，离散的力量，因为不论谁被小人看见了，都要在一堆碎片面前呆立惶惑：“我走进我家厨房，/想去做一碗汤，/那儿站着一个驼背小人，/竟把我的小锅打碎。”[10]在本雅明具有寓意化能量的回忆中，不论这小孩去哪儿，驼背小人总是先到一步，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估税人，从孩子所注意的每样东西中都抽走“遗忘的一半”，其结果是，在后来的回顾中，当这些场景被有选择地取回、提纯并在文本中活转过来的时候，忧郁之阴影投向所有过去的嬉戏场景。
但这些关于他在接触实际生活时能力不足的声明也许并不完全可信。这可是一个规矩严格的普鲁士家庭，它的习俗在本雅明及其弟弟妹妹身上都留下了持久的烙印。虽然我们没有记录可以证明本雅明是一个有条理的孩子（除了他自传中对童年时期各种收藏的描写），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弟弟格奥尔格是一个痴迷的目录保存者：他为自己的玩具和暑假旅行地制作目录，后来又给和他的自然保护兴趣相关的剪报做了清单。这种记录和存档的需求同样也可以在作家本雅明身上看到，比如说，他不仅为自己的发表作品制作目录，也记录自己读过的—或者说完整读过的—每一本书。无疑，这种倾向内在地关联着他毕生收藏有美感或有特色的物件并制作档案的冲动。
本雅明的回忆录读起来很像是一个独生子的记忆想象。事实上，三个子女间的年龄差别—格奥尔格比他小三岁，朵拉（Dora）比他小九岁—使得每个本雅明家的孩子都像是“独生子女”一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瓦尔特后来和格奥尔格变得亲近，已经到了他们都是大学生的时候，至于1924年以后他和弟弟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则是因为对左翼共同的同情而走到一起。朵拉成年后和瓦尔特的关系，在他们的母亲去世、本雅明和妻子分居之后，变得尤其紧张，充满冲突，直到流亡期间他们都住在巴黎时才缓和；他们在1940年6月一起逃离了法国首都。
希尔德·本雅明（Hilde Benjamin），本雅明弟弟格奥尔格的妻子（她后来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司法部长），把这个家庭描述为典型的自由派布尔乔亚，政治取向中间偏右。[11]同样典型的还有大家族的母系纽带：本雅明的祖母、外祖母提供了叔舅姑姨和堂表亲们之间的联络空间，本雅明的一些亲戚在现代德国的学术和文化生活中是显要角色：一位舅公，古斯塔夫·希施费尔德（Gustav Hirschfeld）曾是柯尼斯堡大学的古典考古学教授，另一位叔公，阿图尔·舍恩弗利斯（Arthur Schoenflies），是法兰克福大学的数学教授和校区长。本雅明的表姐妹中有人嫁给了汉堡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威廉·施特恩（William Stern）。一位表亲，格特鲁德·科尔马（Gertrud Kolmar）是一名受推崇的诗人，而另一位，希尔德·施特恩（Hilde Stern），曾活跃于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12]
2.瓦尔特·本雅明与格奥尔格·本雅明在施莱博尔豪（Schreiberhau），
约1902年（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Vienna，ÖLA 237/04）
本雅明备受呵护的童年受学业干扰是相对较晚的事。他直到快九岁时还受教于私人教师，最初是和一小群富人家的孩子一起。他的第一个老师，海伦娜·普法勒（Helene Pufahl），出现在《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中《两幅谜一般的景象》[13]的开头，本雅明怀着亲切之情回忆她。后来本雅明一直保存着一张明信片照片，上面有“优美而清晰的签名：海伦娜·普法勒……名字开头那个字母p是义务（Pflicht）、准时（Puenklichkeit）和成绩优秀（Primus）的p，f是听话（folgsam）、刻苦（fleissig）和完美无缺（fehlerfrei）的意思；至于最后那个字母l则意味着宛如羔羊般温顺（lammfromm）、值得颂扬（lobenswert）以及勤奋好学（lernbegierig）”[14]（SW，3：359）。他关于他的下一位家庭教师克诺赫先生（Herr Knoche）的记忆则迥然不同：Herr Knoche—骨头先生[15]—是作为一个虐待狂军官的原型形象出现的，他用“频繁的鞭打插曲”（SW，2：624）来配合他的教诲。
1901年春，本雅明已近十岁，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夏洛腾堡的腓特烈皇帝学校，这是柏林一所相对较好的中学，恰巧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学校是一座很有气势的砖楼，挤在柏林市政铁路的拱桥后面，给人留下“胸窄肩高的印象”；在本雅明看来，它散发出“悲哀的老处女般的拘谨”（SW，2：626）。[16]关于这个机构，本雅明自称没有任何一点愉快的记忆。在校内，占统治地位的是一套令人厌倦而又执行严格的清规戒律，和其外表正好相配。小本雅明在低年级受过鞭打和课后留校之类的管教，他从未完全克服那种在教室和走廊里困扰他的恐惧和羞辱感，他觉得自己就像囚犯，无时无刻不被那无情的学校大钟监视着。尤其让他厌恶的是向老师脱帽致敬的义务，他“不停地”重复这动作；十年后，当他狂热地投入学校改革运动中时，无等级的师生关系是他拥护的中心信条—不过他的平等主义总是和一种贵族精神并存。
本雅明本能的精英主义，他的过分考究和高超心智—这些后来给他对政治左翼和流行文化的分析赋予了冷峻的色彩，确实早在校园里就已经体现出来：他发现吵嚷的、身上有味的学生人流，尤其在拥挤的楼梯上，并不比老师们“白痴般的长篇大论”更让人好受。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多病的、戴近视眼镜的孩子完全拒斥体育活动和班级出游，因为它们喧闹而带着明显军事化的味道。不过应该指出，关于这所学校的另一种相当不同的说法出现在本雅明的朋友格肖姆·肖勒姆的评论中，他后来接触过本雅明的一些老同学。腓特烈皇帝学校是一所“绝对进步的学校”，由一个教育改革家领导；一年级就教授法语，从四年级或五年级开始教拉丁文，六年级或七年级开始教古希腊文—古希腊文的教学不是以语法为基础，而是基于《伊利亚特》的文本。
即便是本雅明，也承认这所学校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它有一座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在上学之前，本雅明的阅读受到父母的鼓励，他也很快成为一个什么都涉猎的读者。有些是属于他那个年纪的男孩的典型读物：比如詹姆斯·费尼莫·库柏和他的德国追随者卡尔·梅伊的作品。[17]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鬼故事，这和他成年后的兴趣沾一点边：他一遍遍地回到《剧院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和E.T.A.霍夫曼的小说这类作品。
他在腓特烈皇帝学校度过的几年确有一个历久不变的影响：他和两个同学阿尔弗雷德·科恩和恩斯特·舍恩结下了一生都没有失去的友谊。当然本雅明后来和其他朋友—肖勒姆、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佛罗伦斯·克里斯蒂安·朗（Florens Christian Rang）、古斯塔夫·格吕克（Gustav Glück）以及阿多诺和布莱希特—也变得关系密切。但后来的这些友谊都缺乏他与科恩、舍恩的成年关系所特有的那种信任和亲密。
本雅明小时候身体不好—他很容易反复发烧，每次发烧时间还较长—有时连着好几天不能去学校，对这类缺课，他并非不情愿。考虑到他不断生病，刚过了1904年的复活节他的父母就让他从腓特烈皇帝学校退学，那时，他已休假在家好几个月了。他们把他送到了豪宾达乡村学校（Landerziehungsheim Haubinda），一所位于中德意志图灵根邦的为初中年龄学生开设的昂贵的乡村寄宿学校。他父母希望，那里的实践课程（主要是农场劳动和手工）以及在周围乡村的徒步旅行会对他有益。事实证明，本雅明在豪宾达度过的两年是他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年：这段时光对他有着解放的效力，只不过这效力和他父母想的不是同一回事。
在和缓的山坡上有一座房子；从四周看来，是春天的模样。夜里刚下过雨，地上一片泥泞；天空反映在积水上，是白色的。这房子就是豪宾达，学生们的住处。据说它是半木结构的建筑；它的高度并不起眼，视野所及不足以越过平原的森林，却像宝座一般。门前小径向下延伸到花园，然后左转就会看到黑色的村路。花床沿着小径两侧展开，棕色的大地裸露着。[18]
3.学童时期的本雅明（Akademie der Künste，Berlin.Walter Benjamin Archiv）
豪宾达并没有强健他的体魄，孕育出他和自然世界更积极的关系，而是决定性地促进了瓦尔特·本雅明心智和性格的成形。
豪宾达是1901年按照英国模式创办的，虽则在其整体规划中也并非没有一种强烈的沙文主义倾向。这所学校强调观点的交流，尤其是在晚间固定的音乐和文学讨论中，而且，和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学校的气氛相对立，这里的教员都鼓励学生某种程度的独立思考。[19]以教学改革的观念为基础的新学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在德国各地大量涌现；1900年瑞士教育理论家和妇女选举权运动家爱伦·凯（Ellen Key）已经宣布新的时代是“儿童的世纪”。正是在豪宾达，本雅明第一次遇见了教育改革家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这个人的激进教学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一直激励着本雅明自己的学生运动；他关于唤醒青年的观点更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维内肯从1903年到1906年任教于豪宾达，最终因和学校创办者赫尔曼·利茨（Hermann Lietz）的争执而被开除。随后他很快和自己的同事保罗·格希布（Paul Geheeb）一道成立了自由学校共同体（Freie Schulgemeinde），选址图灵根森林中的维克村（Wickersdorf），在那里大约四年的时间里，他得以更全面地实践他的理论。[20]本雅明在1905年至1906年间在豪宾达跟随维内肯学习德语文学。他后来评说过这些德文课如何为他的兴趣指引了方向：“到那时为止，我对文学不过是沉浸于随性的阅读，教学在我心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批评和审美标准加深了我对文学的偏爱，并为我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同时，这种教学也唤醒了我对哲学的兴趣。”（EW，49 [1911]）在维内肯全面的文学和哲学影响下，本雅明对上学的厌恶转化为一种对学生生活的理想化，教室变成了真正共同体的一个可能模型。多年以后，当他在巴黎流亡时，他简要地提到了“教育理论作为乌托邦的根基”（AP，915），我们从其具体的历史建构中可以辨听出早期影响的遥远回声。
从维内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写作的结集《学校与青年文化》（Schule und Jugendkultur，1913）—这既是一本教学手册也同时是一部文化理论—可以看出，维内肯的作用像是一个哲学普及者，把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和更幽暗的尼采式生命哲学结合在一起。[21]他的教诲的主旨，是关于作为新人类先声的“新青年”理念，“新青年”这一理念在接下来的动荡岁月中也屡屡得到召唤。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它本身就是创造潜能，而非仅仅是转向成人的“实用现实”的过渡—但这还只是一个理想；维内肯评论说，当前，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他们身上都还没有这种青年的迹象。学校（代替家庭）的职能，就是去唤醒这种青年理想，而且是通过传播文化来实现这一点。这里重要的不是对信息的汇集和组织，尽管这也是必要的，而是对心智和感受力的培养，对传统的更新；一个人学习外国文化，是为了让这些文化成为他自己的。真正的精神和身体的觉醒存在（Wachsein），必须具备历史的—最终也是社会层面的—和“宇宙的”两种意识，其顶点（正如在柏拉图的教育理论中那样）是对美的欣赏。活的文化以艺术和哲学为根基。因此，维内肯的教育计划致力于把各学科综合到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Weltbild）中，这图景既是科学的也是诗学的。和尼采一样，维内肯批评“旧有的人文学秩序”，认为它不再可行，同时还号召从“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中解放出来。文化的成型取决于一种新的“非历史的”历史意识的出现（这一表述来自尼采1873年的论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这一表述后来对本雅明也非常重要），这一意识的核心在于对“现在（the present）的伟大文化内涵”的确认，其紧迫的任务是去执行一个“持续自我更新的过去”（转引自EW，40）的诸种要求。取代傲慢的资产阶级的“空洞理性主义”的，则是一个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智性—爱欲共同体（intellectual-erotic community）—人们互相把不论男女的对方看作“同志”—这个共同体必须学会一种“更具悖论性的”思考方式，向生命的黑暗之流敞开，并能够接受观点灵机突现（Aufblitzen）的情况，但不返回到超自然的解释。这种不受束缚的反思，其任务的特征正是自由，指出了一种批判的且历史的新宗教虔诚的可能，它将超越教会那些招人厌恶的教条。也只有这样的精神巨变可以反过来使一个文化国家（Kulturstaat）成为可能，这样的国家代表了一种致力于文化繁荣的政治体，超越民族国家的自恋和党派之间的争斗。任何新的政治联合体所面对的重大问题都是物质（技术）发展和理念（道德和司法）发展之间的当下分歧。
内在于这一综合信条的是一种显明的精英主义：天才崇拜、领袖的概念、“更高贵的人”和“群氓”的区别—所有阐述都带有我们在尼采那里看到的哲学悲怆，但却不包含任何尼采式的哲学反讽。更高贵的人的辨识标志是对本质的感知和对艺术及哲学的沉浸，这种品质，在维内肯看来，将培养出对各类导致平庸的民主化动向的质疑；真正有文化的一生并不追求幸福，而是追求以自我克服也即对自然的胜利为形式的英雄主义。虽然他自己的思考受制于19世纪的生机论（vitalism），而后者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滋养了德国许多的反动意识形态，但维内肯却也警告起源于政治右翼的“外部危险”和政治左翼的“内部危险”。在他的构想中，个人通过服从客观精神而实现自我，客观精神的逐渐发展的真理高于个人，但也不是与人无关的。不过，尽管这种论争中偶尔有辩证法的反转，但维内肯还是明确地反对个人主义的精神，而这种反对也为他最终拥护德国民族主义做了铺垫。确切地说，那并不是偏离原轨—虽然对他的追随者来说那像是背叛了他自己的教导—他在1914年11月肯定了青年有献身于德国战争大业的责任。维内肯的教导对瓦尔特·本雅明的性格和观念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在随后的七年中本雅明成为德国青年运动的一个主导声音的时候，而这影响最终也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1907年春，本雅明回到柏林，在腓特烈皇帝学校完成剩下五年的中学教育。他新获得的方向感贯穿于他如今的阅读：他谈到，离开豪宾达之后形成的“特定美学兴趣”，是他的哲学和文学兴趣的“自然综合”，他提到了他专注于“戏剧理论—首先是对莎士比亚、黑贝尔（Hebbel）和易卜生的伟大戏剧的思索，附带对《哈姆雷特》和[歌德的]《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的深入研究，以及对荷尔德林的集中阅读……此外，当代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自然也对我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上，心理学方面的爱好是部分因素”（EW，50 [1911]）。为了进一步培养自己对文学问题的判断力，他还和他的朋友赫伯特·贝尔摩尔（Herbert Belmore，本姓布鲁门塔尔[Blumenthal]）以及其他同学聚会组成了每周活动的阅读和讨论小组，他们关注一系列不能在学校研读的德国现代戏剧家（包括格哈特·豪普特曼和弗兰克·韦德金德[22]），还阅读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其他经典作品的德语译本。[23]成员们还在去剧场看戏后写评论。这些文学夜晚，据一位成员说，从1908年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显然呼应了豪宾达的那些音乐和文学的“教堂”聚会，同时也预示了本雅明将会在大学时代参与各种学生组织的讨论活动。这个阅读小组应该与后来本雅明所说的他在腓特烈皇帝学校的“朋友圈”有重合，那时他已经从图灵根回来一两年，想要传播关于维内肯的信息，而维内肯关于维克村自由学校共同体的使命的文章也继续是本雅明的灵感源泉（GB，1：70）。
在经历了和同事以及国家当局的新冲突后，维内肯1910年4月被迫离开维克村。他继续从事学校改革，随后开始了繁忙的巡回演讲，同时继续发表文章并督办各种刊物。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和本雅明的联系加深了；维内肯1912年至1913年的日记中，有许多地方都提到他这位出众的门徒，他会私下向本雅明朗读自己的作品。当时专门宣传维内肯观念的显要刊物是《太初》，从1908年到1914年在柏林刊行，分三个系列。最初的副标题是《新兴艺术和文学杂志》（Zeitschri昀für kommende Kunst und Literatur），在高中生中发行，每期用胶版誊写印150份；《太初》由一个与本雅明年龄相仿的柏林学生编辑，他自称乔治·巴尔比宗（Georges Barbizon，本名格奥尔格·格雷托尔[Georg Gretor]），是一个坚定的维内肯派，他的父亲也是一名艺术品交易商。本雅明从1910年起开始在此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他当时还在念高中，利用多重含义的拉丁假名“Ardor”逃避来自学校和社会正统的怒火，而这种怒火也的确如期而至。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一首题为《诗人》（“The Poet”）的诗，流露出当时流行的新浪漫主义的典型音调：诗人遗世独立的形象受到来自奥林波斯山顶的暗中注视，而他将永恒的诗行镌刻在深渊的边缘，他的目光时而转向内在，时而投向上面的诸神，时而投向“大众”。1911年，刊物开始以印刷形式发布，并换了新的副标题《青年联合杂志》（Vereinigte Zeitschriftender Jugend），1913年到1914年间又简化为《青年杂志》（Zeitschrift der Jugend）。从1911年改版时起，本雅明发表的作品就显示出一种坚决的政治色彩乃至战斗色彩，他直接探讨了学校改革和青年文化问题。他这一系列纲领性的宣言的第一篇，题为《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开篇是一则关于青年觉醒的寓言，而青年觉醒正是维内肯所设定的目标。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需要新青年引领革命性的文化转变，是本雅明作为学生的全部发表作品的主旨，甚至也是他所有写作的主旨。
本雅明参与《太初》的那几年也见证了他和先锋派同人社团“新俱乐部”（Neue Club）的联系。这是一个初具表现主义特征的作家团体，活跃于1909年和1914年之间的柏林。在这个俱乐部所组织的所谓“新激情歌舞表演”（Neopathetisches Cabaret）晚会上，有作品朗诵。“新俱乐部”由库尔特·希勒尔[24]创立，其成员有两位后来成为德国表现主义的主要贡献者，他们是诗人格奥尔格·海姆（Georg Heym）和雅各布·范·霍迪思（Jakob van Hoddis，又名汉斯·达维德松[Hans Davidsohn]）。本雅明与其中一些活跃成员相熟识：西蒙·古特曼（Simon Gu琀mann，后成为驻柏林和伦敦的摄影记者）也活跃在供稿《太初》的作者群中，此外本雅明还认识罗伯特·延奇（Robert Jentzsch）和大卫·鲍姆加特（David Baumgardt），他们是这一社团中的重要存在。我们不知道本雅明是否和这一团体中最有才华的诗人海姆相熟，虽然海姆是古特曼的朋友；不过肖勒姆告诉我们，本雅明曾为他背诵过海姆1911年的诗集《永恒之日》（Eternal Day）中的诗作—“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寻常的行为”（SF，65—66）。[25]希勒尔随后在1912年出版了表现主义诗歌的第一部合集，《秃鹰》（Der Kondor）。
1911年年底，本雅明申请参加会考（Abitur），这一告别高中的考试将使他获得大学录取资格；对此，父亲心有抵触，他想让儿子像这个年纪的其他男青年一样选择一个有用的职业。（埃米尔·本雅明改变主意，是接受了他的知识分子姐姐弗里德里克·约希菲[Friederike Joseephi]的劝说，她是本雅明最喜欢的姑母，教过侄子笔迹学。她于1916年自杀。[26]）在转年的2月和3月，本雅明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笔试和口试。除了一科之外，各科都考得不错：他的古希腊语笔试没有及格（考的是翻译柏拉图选段），虽然他在口试中有所弥补。[27]他的数学分数“令人满意”，拉丁成绩“不错”，德语作文“很好”，作文的命题关于歌德和奥地利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他的导师夸奖这篇作文理解深入，行文优美。即便是这个小作文也表露出维内肯的影响：它以“天才问题”为关注点，援引莎士比亚的“伟大沉思者”哈姆雷特为例证。文章认为，天才“触生活而搁浅”（GS，7：532—536）。不久前，他还以同样的笔触谈论过品达（Pindar），文章题为《对高贵的思索》（“Reflections on Nobility”），他在《柏林纪事》中称之为自己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3月从腓特烈皇帝学校毕业后，本雅明看起来很快又得到了父亲的恩宠，因为他得以在五旬节假期（5月24日到6月15日）进行一次全面的意大利之旅—包括了科莫、米兰、维罗纳、威尼斯和帕多瓦。在这之前，他总是和家人一起旅行。我们可以从他给赫伯特·贝尔摩尔的最早通信中读到1910年和1911年夏天他们前往瑞士旅行。这些书信有着高涨的情绪，充满文学戏仿和他的阅读报告及判断，从弗里茨·毛特纳（Fritz Mauthner）的语言理论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无所不有。现在，他已经十九岁，获允和两名校园同伴一道出国旅游。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摆脱家庭和老师的自由。他以旅行日记的形式记录了1912年的这次“意大利之行”，就像他对1902年以后的其他几次旅行所做的那样，不过这次的日记是到那时为止最长的一部。这一次引人注意的是，他把日记看作旅行的真正实现：“旅行应首先从我正要书写的日记中成为其自身。在这部日记中我想看到……沉静的、自明的综合得以发展，教育旅行要求这种综合，并以此为本质。”（GS，6：252）这是典型的本雅明式逻辑：写作的任务是让已经发生过的一切第一次成为其实在（actuality）。写作旅行日记事实上才是真正的旅行，起到教育作用的综合。已然隐含其中的，是对时间维度和文学作品的形式及内容的交互关系的复杂理解，这一理解—不仅预示了后来唯物主义的“生命处境的文学化”的构想—将在那些野心勃勃的早期论文《青年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Youth”）和《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两首诗》（“Two Poems by Friedrich Hölderlin”）—如果不算旅行日记本身的话—中结出果实。同时，《我的意大利之旅，1912年五旬节》（“My Journey to Italy，Pentecost 1912”）则充分证实了他对旅行和旅行写作的激情。随着时间推移，这激情会越来越强烈。
会考之后不久，本雅明为他的中学时光发表了简短的《尾声》（“Epilogue”）。这篇小品匿名出现在他和同校同学编的一份幽默杂志（Bierzeitung[28]）上，他在其中提出“学校给了我们什么”这样的问题。[29]在玩笑话之外，他这样回答：它给了我们许多知识，但却没有提供指引方向的理想，也培养不了有约束力的责任感。他说，始终伴随课业的是一种任性和无目的感带来的令人痛苦的感觉：“我们不能严肃地对待自己，也同样不能严肃地对待功课。”（EW，54）又一次，他呼吁师生之间的开放交流、开放对话，这是严肃对待“青春”本身的必要第一步。对教育制度的审判，是如此高调地肇始于本雅明的高中时代，很快也将以更多的公开方式宣扬出来。
[1] 本雅明的弟弟格奥尔格（Georg，1895—1942），成长为一名医生，1922年加入共产党，后在纳粹集中营死去。他的妹妹朵拉（Dora，1901—1946），是一名社工，30年代生重病，1940年和本雅明一起逃离巴黎，后定居瑞士。
[2] 帝国全景幻灯（Kaiserpanorama）位于柏林的一条拱廊街中。它是一个拱形装置，座位形成一圈，观者可以看到立体影像。本雅明在《单行道》和关于柏林的回忆文字中都提到过帝国全景幻灯。《拱廊街计划》对这类装置亦有讨论。—译注
[3] Hilde Benjamin,Georg Benjamin,13—14.
[4] 指瓦尔特·本雅明。—译注
[5] 参见潘小松译《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第207页。—译注
[6] 汉娜·阿伦特评论道，当时的文学中充斥着对父子冲突的表现。见阿伦特为《启迪》（Illuminations）所作的导言，第26页。
[7] 这是德语中对女士的老派敬语。—译注
[8] 如何翻译allegory这一重要的修辞学和诗学概念，在中文世界并非没有争议。国内学术界讨论本雅明时，多译为“寓言”，李双志则提出“寄喻”的译法。本译文主要将此概念译为“寓意”，有时也会根据语境，用“寓象”“寓言”等译法，对allegorical这一形容词形式的翻译，也如此处理。—译注
[9] 参见王涌译《柏林童年》，第86页。—译注
[10] 参见王涌译《柏林童年》，第86页。—译注
[11] 希尔德·本雅明（1902—1989），本姓朗格（Lange），在1949年至1967年期间东德司法体制的斯大林主义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一名法官，她赢得了“血腥希尔德”的绰号，因为她经常做出死刑判决。她在1963年至1967年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司法部长。她为亡夫所作的传记首版发行于1977年。
[12] 参见Hilde Benjamin，Georg Benjamin，14—15，及Brodersen，Walter Benjamin，17—19。
[13] 本书《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的节标题译名据王诵译本。—译注
[14] 见王涌译《柏林童年》，第116页。—译注
[15] 德语中骨头一词是Knochen，与Knoche相近；而且中高地德语中的Knoche就表示骨头。—译注
[16] 参见潘小松译《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第242页。—译注
[17] 詹姆斯·费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作家，以描写边疆拓荒精神而著名；卡尔·梅伊（Karl May，1842—1912），德国流行作家，著有多种旅行探险小说。—译注
[18] Benjamin，“Die Landscha昀von Haubinda”（ca.1913—1914），in GS，6：195.
[19] 参见匿名纪念册文章《德国乡村寄宿学校》（“Deutsche Landerziehungsheime”），转引自GS，2：827—828。如布罗德森（Broderson）所指出的，学校的沙文主义倾向很快就加上了“几乎不加掩饰的反犹主义”（Walter Benjamin，25）。关于“教堂”夜晚的简短描写，见于SW，2：322。
[20] 参见本雅明1911年在《太初》（Der Anfang）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自由学校共同体》（“吀e Free School Community”），EW，39—45。
[21] 见Wyneken，Schule und Jugendkultur，5—12。本雅明曾在1914年5月23日的一封信中评论过这本书的初版：“他的理论继续落后于他的愿景。”（C，68）C中的书信英译在本传记中多有修订，以便更接近德文原文。C的译文是以第一版本雅明《书信集》（Briefe，1966）为底本的，这一底本就有很多错误和遗漏，已经被《书信全集》（Gesammelte Briefe）所取代。
[22] 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和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1864—1918），德国剧作家，他在表现主义文艺中的地位，后面的章节还将谈及。—译注
[23] “本雅明的校友包括恩斯特·舍恩、阿尔弗雷德·科恩、赫伯特[·贝尔摩尔]、弗朗茨·萨克斯（Franz Sachs）、弗里茨·施特劳斯（Fritz Strauss）、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费尔德（Alfred Steinfeld）、维利·沃尔夫拉德（Will Wolfradt）等。……这些学生组成一个定期阅读和讨论文学作品的圈子。弗里茨·施特劳斯告诉我，这个圈子视本雅明为领袖，他在智识上的优越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SF，4）
[24] 库尔特·希勒尔（Kurt Hiller，1885—1972），德国犹太裔表现主义文学家、反战记者、公开的共产主义同性恋者。—译注
[25] 另参见Voigts，Oskar Goldberg，127—128。本雅明和希勒尔的关系，可以追溯至1910年前后，参见SF，15—16。
[26] 肖勒姆记录了本雅明在姑母自杀前三天所做的一个梦：“‘我躺在一张床上；我姑姑和另一个人也躺在那儿，但我们没有混在一起。从外面走过的人透过一扇窗户向内看。’他说他后来才意识到，这个梦宣告了姑姑的死亡。”（SF，61—62）如果再从本雅明自己的自杀角度来看，这个梦又展现出另一个维度。
[27] 本雅明的离校证书上提到了他“按时出勤”，“行为可嘉”，但书写“不令人满意”（Brodersen，Walter Benjamin，30，32）。
[28] 字面义即“啤酒报刊”。—译注
[29] 1913年9月6日给青年运动中的同志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的一封信中，本雅明提到了这份高中时期的“幽默杂志”，他毕业时在上面发表了《尾声》，“作为我这一代人的幽默杂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教师们能看到的。我和两个朋友一起背着全班人搞出了这一期，在告别宴会上给了学生和教职员们一个意外”（GB，1：172）。那两个朋友可能是弗里茨·施特劳斯和弗朗茨·萨克斯，虽然恩斯特·舍恩似乎也牵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