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本文原标题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选自萨义德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关于本书，萨义德这样说：“‘9·11’事件之后，一种风云突变的政治氛围笼罩美国，也在不同程度上笼罩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这些都造成了一个敌意高涨的世界……造成了所谓“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更加恶化的冲突……这些文章正是旨在促成共存、共享的人文主义文化的理念，无论它们是否成功，我至少已经做了尝试，如此足矣。”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书封。
1981年，《国家》（The Nation）杂志在纽约召集了一次作家会议，它发布了这一活动的公告，而按照我对其方案的理解，留下了未经解决的问题：谁是作家？他或她为什么有资格参加？结果是差不多有好几百人到场，把曼哈顿中心区一家酒店的大舞厅挤得水泄不通。这一事件本身的意图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对于刚刚开始的里根时代做出的反应。在我对其进程的回忆中，一场关于作家之定义的热烈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是希望在场的某些人应该挑选出来，坦白地说，就是促使他们离开。这样做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决定谁有、谁没有投票权；其次，形成一个作家协会。结果，在削减成员以便于管理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群情激昂的人们依然为数众多，难以控制，因为非常明显，作为反对里根主义的作家而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都继续作为反对里根主义的作家留了下来。
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有人提出一个聪明的建议，我们应该采取据说是苏联的态度来定义作家，那就是，作家乃是某个自称他或她为作家的人。我想，各种问题似乎就此得以平息了，尽管成立了一个全国作家协会（National Writer’s Union），但是它的功能限定于技术性的专门事务，比如确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出版商与作者之间的标准化合同。一个专门处理政治议题的美国作家代表大会（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也成立了，但是它被一些人弄偏离了轨道，他们实际上想要它来处理这样那样的无法取得一致同意的特定政治议程。
从此以后，在作家界和知识分子界发生了许许多多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谁或什么样的人是一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定义已经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难以说清楚了。我在1993年的瑞思系列演讲《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做了尝试，但是在此之后又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而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对自己早先的观点做了大量的修正，并且有所补充。这些变化的核心乃是一种未经解决的紧张在不断加深，就是关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究竟是否可以是所谓非政治性的，如果可以的话，如何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是可以的。悖谬的是，对于作家和知识分子个人来说，这种紧张的困难在于，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已经大大扩展，以至于两者实际上已经没有边界了。考虑到“冷战”的两极世界已经以若干种不同的方式重新组装和解散了，所有这一切首先对于作家身体上的和形而上的位置或立场，提供了无限的变体；其次，如果作家或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可以说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可以单独确定的意义或存在，那么，现在开启了让他或她去扮演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的可能性。后“9·11”阶段的美国作家的角色当然已经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关于“我们”的定义之针对性。
然而，尽管有一大批著作和文章说，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冷战”结束，大部分美国大学向众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敞开怀抱，专业化的时代来临，新兴的全球经济中遍及一切的商业化和商品化简直已经废除了那种老式的、有些浪漫—英雄色彩的关于孤独的作家—知识分子的概念（为行文方便，在此暂且将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稍后我将会解释这么做的原因），但在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实践中，看来还有巨大的生命力，它们触及公共领域，并且就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最近，他们在反对——唉！也有支持——英美联军在伊拉克的战争中的角色正是与此相关的例证。
在我略有所知的三四种彼此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事实上是不容置疑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依然感到，在当前的混乱之中，有必要倾听作家—知识分子的言论，把他们看作向导，看作正在争取更大力量和影响力的一种派别、倾向或群体的领导。显然，这两种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想法有着葛兰西式的渊源。
现在，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里，用来表示知识分子的两个词是“muthaqqaf”和“mufakir”，前者源于“thaqafa”或“文化”（也就是说，一个有文化的人），后者源于“fikr”或“思想”（也就是说，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两者的使用场合中，由于暗示着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对照，这些意思的威信都得到了增强和扩大，因为政府现在被普遍认为没有信用和声望，或者说，没有文化和思想。所以，在像埃及、伊拉克、利比亚或叙利亚等国的家族统治的共和政府所造成的道德真空里，很多人要么转向宗教信仰，要么转向世俗的知识分子（还是以男性为主），寻求不再由政治权威所提供的领导，即使政府善于任命知识分子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寻求还在继续，还在为此而斗争。
在法语地区，“intellectuel”（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携带着一些公共领域的流风余绪，在那些公共领域，最近先后去世的一些人，像萨特、福柯、布迪厄和阿隆，曾经与非常广泛的听众争论并推行他们的观念。20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大部分大思想家（maitres penseurs）消失了，给予人们的一些满足和慰藉也跟他们一起消失了，新的过剩状态仿佛使大量没有影响力的小人物自从左拉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出来说话了。今天，似乎有一种萨特复活的迹象，而皮埃尔·布迪厄或他的思想几乎出现在每一期《时尚界》（Le Monde）和《解放》（Libération）的副刊，直到他去世为止，由此我想，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当高涨的兴趣已经俘获了很多人。远远看来，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争论似乎非常活跃，而且全然不是在美国那样的一边倒的。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Keywords）里的简洁表述，用多半带有消极内涵的力场（force field）来说明“知识分子”一词，这对于理解这个词的历史语义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出英国的起点。由斯蒂芬·柯里尼（Stefan Collini）、约翰·凯里（John Carey）和其他人进行的出色的后续工作已经相当大地加深和改善了知识分子和作家一直以来所处的实践领域。在20世纪中期之后，威廉斯自己也继续指出，这个词呈现了一系列新的、稍微有些扩展了的联想，其中很多内容涉及意识形态、文化产品，以及对于有机的思想和学识之接受和生产能力。这说明，英语里的用法已经扩展开来，吸纳了在法国和一般的欧洲语境中已经非常普遍的一些意义和用法。但是，跟法国的情形一样，威廉斯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经历了那一幕（言辞清晰、才华横溢得简直不可思议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个少有的例外），并且，从他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里的一些后继者来判断，或许已经开始了左派无为主义（Leftist quietism）的新阶段。尤其是，考虑到新工党彻底否认了它自己的过去，参与了美国重新整理世界秩序的活动，由此，就有一个全新的机会来欣赏持不同意见的欧洲作家的否定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派的知识分子差不多还是他们（掌权时期）一直所处的立场，在传媒界很有优势，有更多的讲坛可以发表言论——比如，支持或批评伊拉克战争。
在美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一词却比我已经提到的这三种话语和讨论的竞技场都更为少用。原因之一是专业主义和专门化给知识分子的工作赋予了比它们在阿拉伯语、法语或英式英语中更多的标准。在美国，专家崇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地统治着言论界，在这里，政策知识分子（policy intellectual）能够感到他或她在纵览整个世界。另一个原因是，尽管美国实际上到处都是勤奋工作的知识分子，以他们源源不断的思想和语言占据电视、广播、印刷品和赛博空间，公共领域却如此热衷于政策和政府的问题，以及有关力量和权威的考虑，以至于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他既不为官职的激情所驱使，也没有野心让当权者侧耳倾听——的观念都转瞬即逝。利和名都是强烈的兴奋剂。多年来，我在电视上露面或接受记者采访时，无一例外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处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把这个看作一个标记，说明统治的观念如何扎根于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实践的核心。我也可以顺便说一句，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在美国，公共领域并不缺乏拉党结派的政策知识分子，他们有机地连接于这个或那个政党、游说团、特定利益群体、外国势力。华盛顿的智囊团，各种各样的电视访谈，不计其数的广播节目，且不说数以千计的报纸、期刊、杂志——这一切充分证实了浓墨重彩的公共言论如何与利益、权威和力量有关，而后者在整体上的规模和多样性所达到的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唯一可知的是，这个整体集中施加压力，促使人们接受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后福利状态，这既不是对公民，也不是对自然环境，而是对不受传统屏障或主权国家制约的巨大的全球化企业做出的响应。美国在世界各地无与伦比的军事扩展就是这个新的结构所必需的组成部分。这种新的经济状态下的各种专门的体系和实践只是非常缓慢和局部地揭露出来，而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是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我们正在开始亲眼目睹一场浩瀚无边的全景图： 这些体系和实践（其中有很多是新的，很多是由传统的帝国体系翻新的）如何组合起来构成一种地理形势，其目的是慢慢挤压和蹂躏人类的力量。——参见我现在所能想到的一个例子，伊文思·德兹勒（Yves Dezelay）、布赖恩特·G．加思(Bryant G. Garth)的《凭良心办事： 国际贸易仲裁与跨国法律秩序结构》（Dealing in Virtue： International Commert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我们绝不能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丹尼尔·叶金（Daniel Yergin）、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斯（Joseph Stanislas）以及大量此类人等所散布的言论误导，他们颂扬全球化，让人相信这一体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最好结果，与此相应，我们也必须注意，以一种不那么迷人的方式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如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所说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可以凭借人类的潜能和创新而得以形成。现在，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络，用来处理少数民族和人权问题、妇女和环境问题、民主和文化变革运动；虽然这些都无法代替政治行动或动员，尤其是抗议或者努力防止非法战争，其中很多组织也确实体现了对发展中的全球状况的抵抗。
然而，如德兹勒和加思业已证明，考虑到很多此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募集，它们有可能被这两位研究者所说的“善良的帝国主义” （L'impérialisme de la vertu）定为目标，附属于像福特这样的巨大跨国基金，它们是公民道德的核心，先发制人地预防着更加深入的变革和对长期以来的种种假设提出的批评。
当此之际，对照学院知识分子的话语世界——普遍与外界隔绝，行话充斥，毫无危险的争强好斗——与周围的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可以使人清醒，乃至于惊恐。三好将夫率先开辟了这种比较研究，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方面。美国的学院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分离，我想，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严重；尽管在佩里·安德森为左派所作的挽歌（他以此宣布他出任《新左派评论》编辑）里面，再清楚不过的是，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所剩余的英雄人物的万神殿，除了一个例外，断然、全然是学院派的，而且几乎全部是男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我认为这个说法非常离奇，他没有考虑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如约翰·皮尔杰（John Pilger）和亚历山大·考克伯（Alexander Cockburn），或者重要的学院派和政治人物，如乔姆斯基（Chomsky）、齐因（Zinn），后期艾克巴·阿曼（Eqbal Ahmad）、 杰曼·格利（Germaine Greer）, 或者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如穆罕默德·希德·阿曼（Mohammed Sid Ahmad）、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科纳·韦斯特（Cornel West）、瑟吉·哈利米（Serge Halimi）、三好将夫、拉纳吉·古哈（Ranajit Guha）、帕撒·查特利（Partha Chatterjee），且不必说令人难忘的爱尔兰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应该包括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卢克·吉本斯（Luke Gibbons）、戴克兰·基伯德（Declan Kiberd），还有别的很多人，而这些人肯定不会接受他因为他所谓“新自由主义大获全胜”而吟唱的沉重的挽歌。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参与2000年美国总统竞选所特有的新奇之处在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敌对的知识分子，用祛魅的、清醒的修辞和策略，竞选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在此过程中，给那些普遍对政府不满的选民提供了以准确的事实和数据所支撑的另一种信息。这与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采取的通行模式截然相反，它们含糊不清、神秘莫测，有着平淡乏味的口号，也有着宗教的狂热，它们得到媒体的支持，而且，悖谬地凭借其无所作为而得到人文学院的赞同。纳德的竞选姿态是一个确定的信号，说明世界各国的反对倾向远未终结和挫败；同样的证明还有伊朗的改良主义的高涨，非洲各地民主的反种族主义的加强，如此等等，且不必说还有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反对WTO的活动，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前所未有的遍及世界的针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等等。这将是个很长的序列，而且在音调上（如果它得到充分的解释）迥然不同于安德森看来推荐的那种抚慰人心的绥靖政策（accomodationism）。就其目的而言，纳德的竞选也不同于他的对手，他旨在唤起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发现未经开启的参与制定国家策略的潜能，而不只是贪图或简单地赞成那些称为政治的东西。
刚才我概略地将知识分子和作家这两个词汇彼此等同，现在我得说明它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归为一类，尽管它们的起源和历史各不相同。在日常使用的语言里，作家，在我所熟悉的各种语言和文化里，乃是创作文学作品的人，也就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我想，一般说来，在所有文化里，作家比知识分子更有一种独特的、也许是更受尊敬的地位；创造性的光环，一种几乎神圣化的原创性的才能（常常预示在其活动范围和特性之中）自然产生于作家，却根本无涉于知识分子，在文学方面，后者属于批评家，亦即略微有些受人贬低的寄生阶层（有很长一段历史，批评家受到攻击，他们被看作令人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除了吹毛求疵和寻章摘句、卖弄学问之外就没什么能力）。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若干年里，作家在各种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反抗特征，比如，对权势说真话，成为迫害和苦难的见证者，在与当权者的冲突中发出反对的声音。作家和知识分子相互融合的种种标志，必须包括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案例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后果，包括众多作家议事会和代表大会，致力于讨论各种问题，比如不容异说，文化之间的对话，国内冲突（比如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真相和调解（比如在非洲南部、阿根廷、爱尔兰等地），等等；也包括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的象征角色——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从而赋予那种经验一种公共的身份认同，永久题写在漫无边际的全球记事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