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本文是小编为六韬的治国思想撰写，主要解答关于六韬的治国思想的相关疑惑，以下是正文。
姜子牙六韬有哪些意义《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汉族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最早明确收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吕望。但是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典籍。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237篇，《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但从南宋开始，《太公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但是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太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太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伪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六韬》一书向来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称，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所少见，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六韬》相传为周朝姜太公所著，宋代以后许多学者进行考证认为《六韬》乃后人委托姜太公之名所作。七十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分别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因而证明《六韬》确系先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本谋。”《六韬》共六卷六篇，约两万多字，是先秦六部经典兵书中最长的。它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的形式全面地的论述了治国、治军和军事战略问题，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六韬》的道家思想比较突出和黄老之学有着深厚的渊源，“道”字出现72次，先后谈到了“天道”、“人道”(《发启》);“先圣之道”(《明传》);王者之道 (《上贤》);举贤之道(《举贤》).;立将之道(《明传》)等等，并明确提出了无为的思想。陈锦松认为《六韬》一部黄老道家的兵书实为精辟之见[7] 。比较同为先秦兵家的《六韬》和《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风格完全相反，《孙子兵法》局限于讨论军事领域的战略问题，而《六韬》则更多的关注超军事领域大战略问题。如果说《孙子兵法》是军事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那么《六韬》则大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 。《六韬》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勤勉治国，至于民众是否要这样则未必，治国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此乃典型的黄老道家治国之道 。《六韬》有着非常深刻的治国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六韬》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治国安邦定国的政治著作，其治国思想体系大体上属于黄老道家，提倡无为而治 。《六韬》对理想的治国境界作了描述，“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变于形;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圣人聚人而为，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要达到这容家个理想的治国境界，《六韬》提出“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六韬》治国思想的基本思路是圣贤的君主通过使用贤能之人治国，并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相媲美的治国战略思想，即“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要通过修炼个人心性以获取智慧，通过个人智慧来获取财富，通过财富来获取众人拥戴与归附，从拥戴归附自己的众人中获取贤才，通过贤才来提高自己，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遇到一定的时机，就以行动以获取天下。《六韬》强调以道以智治国，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六韬》治国原则:“无为而治”《武韬·文启》中当文王问太公“圣人何守”时，太公道:“何忧何音，万物皆得;何音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圣贤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天下也因之潜移默化。《六韬》君主治国应当“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无为乃是君主治国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则。《文启》将国君能否掌握与推行无为政治视为其优劣的条件，“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说最上等的圣人是会运用清静无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只能造成天下的动荡。、这充分说明了《六韬》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推崇 。总体上《六韬》内容广博，在各个方面都有比较精辟的理论分析，其思想和黄老道家一脉相承，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好德归利”，并以此作为经国治军的依据，提出需要从德和利两个方面入手，同时吸收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爱民、少扰民，此外，其用人思想和文伐思想乃是其他先秦兵家所罕见的，至于其治敌思想则对战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关注较多。 《六韬》具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思考非常全面，涉及范围广，非常重视大战略，并提出了独特的文伐思想，把文伐作为武力竞争的重要辅助手段 。 (
《六韬》包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涉及战争观、战争谋略、作战指导和军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军事理论，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其中能反映吕尚军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争取人心在《文韬》中，多次强调收揽人心的重要性，并提出收揽人心的具体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以及“爱民”、“惠民”、“修德”等，尽管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汤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对照吕尚在灭商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六韬》中收揽人心的思想与吕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与吕尚同时的周公也曾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后产生的军事理论著作《军志》、《军政》也有“有德不可敌”等，与吕尚的思想亦可谓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作为周军政大员的吕尚，完全有可能已认识到人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适合不同阶层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护。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的争取人心，主要是为了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缓和民众及奴隶们与奴隶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如《文韬》第一章开篇就直言不讳地用钓鱼米比喻收揽人心，即“缗（钓线——引者注）微铒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尽力卖命——引者注）”，可见吕尚争取人心是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利益为前提的。第二，主张政治攻心，瓦解敌人《六韬》第二篇《武韬》中，有《文伐》一章，所谓“文伐”即今天所说的政治攻势，与“武伐”相对。《文伐》的内容分为十二节，主要是谈如何运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达到武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并为武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尊之以名”，“辅其淫乐”、“养其乱臣”、“收其内，问其外”以及“赂以重宝”等等。这些内容虽然多是战国时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与吕尚辅文王时采取的麻痹纣王，分化瓦解商统治集团的种种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文伐》中的思想是吕尚思想的记录和阐发。可见吕尚已经认识到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即为了夺取战争胜利，不能一味靠军事进攻，还必须善于实施政治攻势，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顺利地实现战争目的。当然，吕尚在这方面的思想还很肤浅，还未系统深入，只能认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吕尚已经具备的。第三，文武并重，谋略为先《六韬·武韬·发启》中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意为战争在于以智取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而要做到以智取胜。高明的人运用智慧于无形，使人不见其智，运用谋略于作战之前，使人对其意图不能察觉。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强、离亲、散众”，就要“因之，慎谋”，就是说要对付强敌，要使其众叛亲离，最好的办法是表面顺应敌人的意图，实际上则秘密运用谋略。另外，在《兵道》章中还说：“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即用兵之道在于把握战机，造成有利形势，要造成“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以上这些论述与吕尚在灭商之战中不因自己势力的迅速发展而立即发动决战进攻，自始至终没有忘记用智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当商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又不失时机毅然发动进攻等政治、军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这足以说明《六韬》中重视谋略制胜的理论，实来源于吕尚的军事思想，是吕尚谋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六韬》一书向来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称，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所少见，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六韬》相传为周朝姜太公所著，宋代以后许多学者进行考证认为《六韬》乃后人委托姜太公之名所作。七十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分别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因而证明《六韬》确系先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本谋。”《六韬》共六卷六篇，约两万多字，是先秦六部经典兵书中最长的。它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的形式全面地的论述了治国、治军和军事战略问题，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六韬》的道家思想比较突出和黄老之学有着深厚的渊源，“道”字出现72次，先后谈到了“天道”、“人道”(《发启》);“先圣之道”(《明传》);王者之道 (《上贤》);举贤之道(《举贤》).;立将之道(《明传》)等等，并明确提出了无为的思想。陈锦松认为《六韬》一部黄老道家的兵书实为精辟之见 。比较同为先秦兵家的《六韬》和《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风格完全相反，《孙子兵法》局限于讨论军事领域的战略问题，而《六韬》则更多的关注超军事领域大战略问题。如果说《孙子兵法》是军事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那么《六韬》则大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 。《六韬》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勤勉治国，至于民众是否要这样则未必，治国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此乃典型的黄老道家治国之道 。《六韬》有着非常深刻的治国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六韬》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治国安邦定国的政治著作，其治国思想体系大体上属于黄老道家，提倡无为而治 。《六韬》对理想的治国境界作了描述，“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变于形;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圣人聚人而为，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要达到这容家个理想的治国境界，《六韬》提出“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六韬》治国思想的基本思路是圣贤的君主通过使用贤能之人治国，并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相媲美的治国战略思想，即“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要通过修炼个人心性以获取智慧，通过个人智慧来获取财富，通过财富来获取众人拥戴与归附，从拥戴归附自己的众人中获取贤才，通过贤才来提高自己，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遇到一定的时机，就以行动以获取天下。《六韬》强调以道以智治国，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六韬》治国原则:“无为而治”《武韬·文启》中当文王问太公“圣人何守”时，太公道:“何忧何音，万物皆得;何音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圣贤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天下也因之潜移默化。《六韬》君主治国应当“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无为乃是君主治国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则。《文启》将国君能否掌握与推行无为政治视为其优劣的条件，“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说最上等的圣人是会运用清静无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只能造成天下的动荡。、这充分说明了《六韬》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推崇 。总体上《六韬》内容广博，在各个方面都有比较精辟的理论分析，其思想和黄老道家一脉相承，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好德归利”，并以此作为经国治军的依据，提出需要从德和利两个方面入手，同时吸收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爱民、少扰民，此外，其用人思想和文伐思想乃是其他先秦兵家所罕见的，至于其治敌思想则对战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关注较多。 《六韬》具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思考非常全面，涉及范围广，非常重视大战略，并提出了独特的文伐思想，把文伐作为武力竞争的重要辅助手段 。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汉族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最早明确收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吕望。但是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典籍。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237篇，《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但从南宋开始，《太公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但是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太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太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伪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六韬》一书向来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称，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所少见，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六韬》相传为周朝姜太公所著，宋代以后许多学者进行考证认为《六韬》乃后人委托姜太公之名所作。七十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分别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因而证明《六韬》确系先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本谋。”《六韬》共六卷六篇，约两万多字，是先秦六部经典兵书中最长的。它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的形式全面地的论述了治国、治军和军事战略问题，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六韬》的道家思想比较突出和黄老之学有着深厚的渊源，“道”字出现72次，先后谈到了“天道”、“人道”(《发启》);“先圣之道”(《明传》);王者之道 (《上贤》);举贤之道(《举贤》).;立将之道(《明传》)等等，并明确提出了无为的思想。陈锦松认为《六韬》一部黄老道家的兵书实为精辟之见[7] 。比较同为先秦兵家的《六韬》和《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风格完全相反，《孙子兵法》局限于讨论军事领域的战略问题，而《六韬》则更多的关注超军事领域大战略问题。如果说《孙子兵法》是军事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那么《六韬》则大战略方面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 。《六韬》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勤勉治国，至于民众是否要这样则未必，治国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此乃典型的黄老道家治国之道 。《六韬》有着非常深刻的治国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六韬》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治国安邦定国的政治著作，其治国思想体系大体上属于黄老道家，提倡无为而治 。《六韬》对理想的治国境界作了描述，“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变于形;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圣人聚人而为，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要达到这容家个理想的治国境界，《六韬》提出“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六韬》治国思想的基本思路是圣贤的君主通过使用贤能之人治国，并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相媲美的治国战略思想，即“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要通过修炼个人心性以获取智慧，通过个人智慧来获取财富，通过财富来获取众人拥戴与归附，从拥戴归附自己的众人中获取贤才，通过贤才来提高自己，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遇到一定的时机，就以行动以获取天下。《六韬》强调以道以智治国，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六韬》治国原则:“无为而治”《武韬·文启》中当文王问太公“圣人何守”时，太公道:“何忧何音，万物皆得;何音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圣贤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天下也因之潜移默化。《六韬》君主治国应当“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无为乃是君主治国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则。《文启》将国君能否掌握与推行无为政治视为其优劣的条件，“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说最上等的圣人是会运用清静无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只能造成天下的动荡。、这充分说明了《六韬》对道家无为思想的推崇 。总体上《六韬》内容广博，在各个方面都有比较精辟的理论分析，其思想和黄老道家一脉相承，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好德归利”，并以此作为经国治军的依据，提出需要从德和利两个方面入手，同时吸收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爱民、少扰民，此外，其用人思想和文伐思想乃是其他先秦兵家所罕见的，至于其治敌思想则对战争的一些细节问题关注较多。 《六韬》具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思考非常全面，涉及范围广，非常重视大战略，并提出了独特的文伐思想，把文伐作为武力竞争的重要辅助手段 。 (
《六韬》包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涉及战争观、战争谋略、作战指导和军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军事理论，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其中能反映吕尚军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争取人心在《文韬》中，多次强调收揽人心的重要性，并提出收揽人心的具体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以及“爱民”、“惠民”、“修德”等，尽管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汤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对照吕尚在灭商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六韬》中收揽人心的思想与吕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与吕尚同时的周公也曾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后产生的军事理论著作《军志》、《军政》也有“有德不可敌”等，与吕尚的思想亦可谓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作为周军政大员的吕尚，完全有可能已认识到人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适合不同阶层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护。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的争取人心，主要是为了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缓和民众及奴隶们与奴隶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如《文韬》第一章开篇就直言不讳地用钓鱼米比喻收揽人心，即“缗（钓线——引者注）微铒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尽力卖命——引者注）”，可见吕尚争取人心是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利益为前提的。第二，主张政治攻心，瓦解敌人《六韬》第二篇《武韬》中，有《文伐》一章，所谓“文伐”即今天所说的政治攻势，与“武伐”相对。《文伐》的内容分为十二节，主要是谈如何运用政治攻势来瓦解敌人，达到武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并为武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尊之以名”，“辅其淫乐”、“养其乱臣”、“收其内，问其外”以及“赂以重宝”等等。这些内容虽然多是战国时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与吕尚辅文王时采取的麻痹纣王，分化瓦解商统治集团的种种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文伐》中的思想是吕尚思想的记录和阐发。可见吕尚已经认识到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即为了夺取战争胜利，不能一味靠军事进攻，还必须善于实施政治攻势，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顺利地实现战争目的。当然，吕尚在这方面的思想还很肤浅，还未系统深入，只能认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吕尚已经具备的。第三，文武并重，谋略为先《六韬·武韬·发启》中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意为战争在于以智取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而要做到以智取胜。高明的人运用智慧于无形，使人不见其智，运用谋略于作战之前，使人对其意图不能察觉。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强、离亲、散众”，就要“因之，慎谋”，就是说要对付强敌，要使其众叛亲离，最好的办法是表面顺应敌人的意图，实际上则秘密运用谋略。另外，在《兵道》章中还说：“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即用兵之道在于把握战机，造成有利形势，要造成“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以上这些论述与吕尚在灭商之战中不因自己势力的迅速发展而立即发动决战进攻，自始至终没有忘记用智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当商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又不失时机毅然发动进攻等政治、军事措施是大致相同的。这足以说明《六韬》中重视谋略制胜的理论，实来源于吕尚的军事思想，是吕尚谋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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