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吕思勉讲中国史》（以下称《吕史》），是由张耕华先生编订的一部吕著中国通史新编。对于一个逝去六十年之久的史学家，后人以其名义新编一部中国通史，本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但是，这件事在吕先生这里，竟是切实可行的。
吕思勉
一
吕先生一生，用力最勤的，就是著作本国通史。为此，先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中国史的各个断代上用功，依次出版过《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部断代巨著。这四部断代史虽然晚出，但落笔之际，都已成竹在胸。此外，在数十年的读书与教学生涯中，仅二十四史，先生就通读过三遍，对宋辽金元和明清两部断代史，也酝釀久之。而先生所著的从先秦到近世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本国史教材和本国史自习书、教授书，亦皆具有通史的性质。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把本国史有效地“通”下来，先生对中国社会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类制度）、社会变迁史、文化史、民族史、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由古代而及近世，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写成著作。凡此种种，都为先生能够最终完成一部由古代至近世，基本上可以涵盖先生通史研究成就的中国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史，从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到辽宋金元和明清，乃至近世，对吕先生而言，亦不外乎“损益可知”这四个字了。
“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在吕先生看来，历史不是一门让人照着去做的学问，好像前人如何，后人就该如何；而是要从过去的发展变化中，看到历史进化的趋势；并且从眼前遇到的问题中，去认识社会变迁中的历史共性。惟其如此，先生对自己所生活时代，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是社会生活的潜移默化，往往都会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无论断代之间、古今之间，都是如此。这就是先生讲的古今“合同而化”。先生一生的学术注意力，都放在了本国史的“通”与“合同而化”上。他尤其希望青年人通过学习历史，随时随地地将眼前的事情与历史比照，在面对种种现实问题，个人一时之间莫可奈何时，不至于随波逐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为最终撰写一部完全的中国通史，先生一方面是在史实、史识的贯通上下功夫，一方面则在古今合同而化上下功夫。惜乎先生晚年体弱，又值沧桑巨变，事皆有不得已。而随着先生的去世，他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和明清两部断代史，以及通史事业，都戛然而止了。然而，由后人将先生散见于各种史著中的史识和史论，与先生已撰成的本国史融为一体，以“述而不作”的形式铸成一部新编吕著中国通史，却是件可以实现的事业。吕先生去世后，先生的著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由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及学生李永圻先生陆续整理出版。张耕华先生，三十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事，并最终与李永圻先生将吕先生业经再版，以及绝版和未曾出版的著述，一概依旧文重新加以整理，合成煌煌二十六巨册的《吕思勉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张先生以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古代史为业，在这两个领域里颇有造诣。而三十多年来，张先生对吕思勉史学的研究锲而不舍，则是其性之所近。作为一名在校的历史系本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多数人尚不知吕思勉为谁时，张耕华已在吕翼仁、李永圻两位先生引导下，开始接触吕先生的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张先生出版了研究吕先生生平与学术的传记《人类的祥瑞》。之后，他又与李永圻先生合著《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吕先生史学的论文。有这样的学术经历，为吕先生新编一本中国通史，对于张先生来说，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二
《吕史》新编分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和综论五编六十三章，分正文和附注两个部分，另有《编选说明》和《导读》，共三十万字。正文为吕先生所著之《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附有当初吕先生写的一篇《编辑者言》。在此《编辑者言》中，吕先生说：初中教科书的编写，如果样样都觉得是学生应该知道的，“学生的消化力，可就不胜其任了。不能了解，即使记得，亦有何益？况且总是要忘掉的。而勉强记忆，以及过于努力，强求了解，实于真正的了解有害”，知道得“过于详细，反而会连轮廓都丧失掉的”。为了矫正这一弊端，吕先生编写此书，凡不必要的材料、人名地名，以及不必要的内容一概不用，认为节省下来的时间，学生可以用来自己读书。先生说，学生“自以余力泛览的书，大抵是兴趣所在，容易了解，自然也容易记忆”。总之，教材“勿责记忆”，主要应以联系本学科或别的学科的相关理论为主，可以大致知道历史的轮廓和普通的道理。
《吕史》的《导读》，是李、张两位先生共同创作的。他们对吕先生学历史反对死记硬背的观点非常重视，指出吕先生所著通史，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登楼远眺”的特点；而“不写历史的局部细节，并不是说局部的细节不重要，而是强调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细节的描述，原也是为了有整体上的全面把握，或揭示一些不可忽视的历史侧面”；“许多史事间的联系，非拓宽了视野、扩大了时空范围则不易察觉”。比如，汉朝征匈奴对中国历史的意义，就必须是拉长了时段，才能看清楚的。又如，明太祖所建立的北部边防规模弘远，却因为明成祖的裁撤，而导致北边失据，先受制于蒙古，而后受制于满洲，也“都是放开了视野、拓展了空间才能获得的历史观察”。
《导读》还非常强调吕先生注重历史上的民生，以及评论史事是非得失时所持的民众立场。如谓汉朝“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如谓两宋不能改变晚唐以来豪强兼并，地权不均的状况，私租、官税畸重，所以“宋朝的农民是很困苦的”。如谓“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是最甚的”。如谓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篡皇位，杀无辜”，但“确是能勘乱和恤民的”。这些论述，以民生是否改善，统治者是否懂得去安定社会和体恤人民，作为评价好坏善恶的历史标准，反映了吕先生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良知所在，充分表明他是一位进步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对“率兽食人”视若无睹的“进步主义”史学家。
《导读》对吕先生提倡的读书方法和治学目的，也作了意味深长的提示。吕先生反对迷信古书，说必须“综合名实”，才不至于被古书所误。他建议读社会历史方面的书，要先学习社会科学方面的常识，“若其常识不完具，退化了好几个世纪，而还自以为是，那就不免要生今返古，与以耳食无异了”。至于读书与治学的目的，吕先生非常直截了当地说：“人之所求，仅在衣食，是率天下皆自私自利之徒也。聚自私自利之人，而欲为利国利民之事，不亦蒸沙而欲成饭乎？”先生说，他小时候遇到的一些读书人，识见或迂陋可笑，但都还想要通过读书自效于社会国家；读书以身家为计，在那时则人皆笑之；但现在，读书人都不过为求衣食。他举宋人张载“见饿莩辄咨嗟，对案不食竟日”事为例，指出读古书，就像与张载这样的古人为友，好比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与之俱化，未有志徒在身家衣食者”，“今之时事艰难极矣，有大志者，理宜风起云涌，而顾寂然，是则士之耻也。”身为读书人，吕先生对读书人的期待，正如古先贤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读这部新编《吕史》，对上述吕先生提倡的读史方法和治史精神，是不可不注意的。
三
以下就《吕史》新编之编辑特色，略作介绍。《吕史》的正文，之所以选择吕先生《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首先一个好处，在于它是吕先生所著初中本国史教材中的最后一部，是对中国历史轮廓勾勒得最为简约明了的一个版本。而吕先生之前所著的高中本国史诸种教材，因限于编写方面的种种要求，在这一点上似都有所不如。上世纪二十年代，吕先生所著之《白话本国史》，以及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所著之《吕著中国通史》，虽然内容丰富，纲举目张，惟用意既深，叙事又极概括，若为补注疏证，亦必致叠床架屋而失掉轮廓，从而失掉通史的本意。选择《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行文平易，深入浅出，深者可以深看，浅者可以浅看，既便于教师讲解发挥，又便于学生自习，于教于学各有所宜。将其选为《吕史》正文，正可以通过“附注”，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寓意更加深入，也更易于读者理解和把握。
本书的附注，皆选自吕先生有关著述。编者说：“这些著述，有的在史事的叙述上更为详细，有的在因果分析上更加深入，有的则是对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评述。”附注选文相当不易，惟编者熟悉吕先生的著述而得其旨趣，故选得精到，与《吕史》正文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编者对《吕史》每一章所涉及的主要史实，还都有要言不烦的介绍置于各章之前，篇幅一般在二、三百字，或三、四百字之间。这些介绍，既是对所涉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实的概括性叙述，也是对那一时期的历史的基本轮廓的一个展示。写这样的介绍，为完全忠实于吕先生的原意，编者用的都是吕先生的原话，一仍其述而不作之宗旨。根据以上介绍，读者大致可以明白，说这是一部新编的吕著中国通史，是完全恰如其分的。
四
以下，略举数端，就《吕史》第一编所勾勒的上古史轮廓，作一展示。这一编，九章，从传说时代，一直讲到春秋战国；从民族、国家的起源，政教、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变迁，一直讲到先秦诸子；最后，是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总结。吕先生认为，讲通史就是要抓住最基本问题，讲清其之所以然，而不是讲故事。如古史上的三皇，即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必须要讲的是有关他们的传说所对应着的火的使用、渔猎和农耕这三个时代的出现，以及人类工具进化的三个阶段。又如炎黄之战，依据畜牧部落性喜侵略，农耕部落安土重迁，宁愿以缴纳贡赋的形式接受征服，也不愿意逃亡，这一国家起源上最普通的原理（畜牧和农耕两种部落的结合），讲明炎黄最终联盟，标志着中国国家的起源。
吕先生还强调了夏、商和周的区别。指出夏、商的政教，仍处于部族社会阶段；只有周才称得上是“封建”的。其中原因，就在于周“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这样区别的意义，就在于指出“封建之世”之前，还有一个政教规模小而简单的“部族之世”；而周的建立，“即自部族之世，渐入于封建之世”，其政教规模也变得浩大而繁复。而对于春秋的争霸和战国的吞并，吕先生解释说，过去小国林立的时代，一个强国胜利了，大家都服从它，它就可以为王了；春秋时，大国多，谁都称不了王，就只能争霸；但是，到了战国，小国都没了，大国之间没有了缓冲，又皆兵多地广，吞并就成为必然之势。
据此数端，即可看出《吕史》上古史部分的一个大致轮廓。而对于这一轮廓基本特点的具体展开，《吕史》讲的道理，都是向浅中求，而且也都是常理。如讲部落和民族，先生说：“人是生来会合群的，所以其团结，并不以血缘为限。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就是接近的部落，也会渐渐同化的。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故“所谓民族，本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并非有什么种族的成见。”
正因为向浅中求，先生的话总能讲得意味深长，而避免了历史研究中通常容易发生的求之欲深，而失之于浅的毛病。如讲工商业的兴起，说：“使人分裂争逐的是政治，把人连结起来的是文化和经济。”讲商业资本的兴起，说：“到商业兴起后，社会的组织，就要逐渐变迁了。”讲宗法的破坏，说：“宗法是要和封建并行的。封建制度，既然日渐破坏，宗法也就逐渐衰落，都变做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讲社会组织的变迁：“人的剥削人，有两种法子：一种是靠武力，一种是靠财力。……这都是人类在进化途中，发生出来的病态。”讲孔子，说：“他的特色，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思想。他的哲学思想，最高的是‘易’和‘中庸’。……他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所想望的境界是‘大同’，而其终极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
许多看起来是深奥难言的东西，先生一讲，就变得极为平易。如讲古代“五行”的生成秩序是水、火、木、金、土：“从轻微不可见的气，变成极博大的土，只是由于一种动力。一方面，固然由微而至著；一方面，也由著而仍至于微。气固可以成形质，形质亦可以复返于气。大概古人的意思，以为物质凝聚的最紧密，就有质可触；次之就有形可见；再次之，就并形而不可见，而但成为一种气了。这种凝而复散，散而复凝的作用，是无时而或息的。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用现在的话来说，‘易’就是‘动’，‘乾坤’就是‘现象’，就是咱们能够认识的，只是动的现象。总而言之，他彻始彻终，只是把一个‘动’字，说明世界的现象。”古人想要了解世界的态度是好奇而朴实的。而能够循着这样一种好奇而朴实的态度，去了解古人的思想，讲的是常理，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五
若将《吕史》各编，都统统介绍一遍，即便简略，也还会长得让人读得不耐烦。以下仅就《吕史》之“通贯”与“合同而化”，这两个方面，略举几例。史事是没有完全一样的，各时代相似的事情，总有各自的特点，却又具有某种共性。所谓“通贯”，就是要把相似的事情之所以发生的不同原因和它们的共性揭示出来。兹举例如下：
如关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同化，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题目。吕先生指出，在上古史中，这些问题是与疆域的开拓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而言，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目标虽指向中原，但又各自在本国的周边开疆拓土。诸如齐、楚、秦、晋、吴、越这些“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这两个方面，为后世中国之广大和人口众多奠定了基础。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和异族融合，与春秋时期则大不相同。吕先生指出，造成这一长期分裂的原因，是由于两汉时代所接触的异族太多，来不及同化；但是“文化便是生活，生活劣者总不得不改而从优”；“这个时代，我们的政治，是衰败的；民族的潜势力，却是优越的”，是以一种“柔和”的“忍辱负重，在平和中，靠着文化的优越，潜移默化地”与异民族融合。而对于隋唐及其后的民族的关系，吕先生指出，隋唐之初，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外族，如铁勒、突厥，皆自西来；而中唐以后，将近千年的时间，外族的入侵，皆来自北部的东方族类。吕先生说，这种“东西民族动息交替”，反映的是历史上的“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辽、金、元、清继起焉”；而从当时文明的分布来看，“先进之国，在东方为中国，在西方则为地中海四围”；而历史的经验表明：“后起之族，必经先进之族牖启”。这种从同类史事中，揭出其不同时代的特征和意义，以及贯穿其中的共性，是吕先生贯通史事，并从中获得通贯史识的一种史家自觉。读者根据《吕史》篇目，即可找到各种相互关联的问题，通读而领会之。
在古今“合同而化”方面，读者在《吕史》中也随处可以感到。如先生在指出唐代藩镇种种弊端之后说：“此等军队，真乃所谓骄兵。凡骄兵，则对外必不能作战，而内部则被其把持，一事不可为，甚且纲纪全无，变乱时作。”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唐朝军阀割据发生的结果。从来军人权力膨胀，结果不也都是如此吗！其如南宋初年，“将骄兵惰，军政不肃”。吕先生说，这些军人的功劳，“亦多是削平内乱，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而生于民国时代，对军阀割据和军人跋扈，国土被外敌侵占，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吕先生则更有切肤之痛。所以，吕先生对于唐代的藩镇割据，真有万般的痛恨，说国家“非加以彻底整顿，不足以有为的”。话虽是针对唐代藩镇割据而讲的，却又何尝不是吕先生面对现实，将古今合同而化的心声呢。
对于历史上的改革，吕先生也总抱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如王莽的改革虽不切实际，其失败是必然的，但吕先生更看重的是，从那以后中国人在政治上愈趋保守，“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成为政治的信条，凡事只是敷衍而得过且过。而讲到王安石变法，先生对“新党”，自然生出很多的同情，对“旧党”则批评得比较厉害。先生说：“新党的所长，在于看透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则在于徒见改革之利，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只是对人攻击，而自己绝无正面的主张。”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现实的启发。且看，先生在论及近世改革之难是怎么说的：“屋子住了一年要扫除，是没人反对的。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必要。社会上堆积着千万年的灰尘垃圾，赞成扫除的人少，反对扫除的人多，甚而至于把灰尘垃圾，视为宝物，死命的加以保存”；“社会是时时需要改革的，然其改革却极不易。所希望的目的，未曾达到，因改革而来的苦痛，倒不知凡几了，人们当此之际，就要嚣然不宁”。把吕先生这些关于改革的看法联系起来，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古今合同而化的历史观的深刻性和力量。生活的现实，总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也自然会参照其所身临的现实问题。吕先生的古今“合同而化”，就是他从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出发，而对历史所做的一种反思。在《吕史》中，这种认识与反思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
六
还是那句老话：好书由读者自己看，会看到更多的好处。当然，《吕史》新编，也有一些不足。一是限于体例，对于《吕史》的正文，一仍《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之原文，而对于有些史事的叙述，吕先生后来已有改变。二是附注的文字，还可以更丰富些。然而，这些所谓的不足，不是限于体例，估计就是限于出版方面对于字数总还有些限制，或竟是编者担心普通读者读起来会有些偏深。但是，笔者以为，这部新编《吕史》仍是一本深者可以深看，浅者可以浅看的中国通史，而且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较吕先生曾写过的诸种通史，会更适合今天的读者。
最后，如果要用两句话来概括这部新编《吕史》的特点，笔者以为，这第一点，就是作者忠实于吕先生向来的写史风格，对吕先生取精用宏的叙史功夫，把握得十分到位，有助于读者在阅读中，专注于吕先生的通史理路；第二点，就是作者对吕先生通史研究的贯通史识作了全面的呈现，有经验的读者，应该能够在这种述而不作之中，随时获得认识历史的灵感。就这两点而言，《吕史》新编也可以称得上是张耕华先生对吕先生通史研究的一个相当全面而成功的研究了。
附笔：
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听到李永圻先生逝世的消息。王家范老师叮嘱我，去看李先生时一定要代他问好，我却一直没去，很难过。我过去每写一篇关于吕先生史学的文字，李先生都是看到的。这篇文章，李先生看不到了。李先生是个很纯粹的人。现在许多人著书作文，不大考虑读者，行文飘忽不定，好像被人看懂了，就是自己的失败，正因为有这样的学术经历，他能够抓得住吕思勉通史创作中在史料上取精用宏，在史识上的通贯这两个特点，并由此对吕先生合同而化的历史通感有一完整转载于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