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文/Sophie Lewis；译/龚思量
【编者按】随着网飞新剧《女佣》的热播，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与家务劳动绑定的女性群体。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多位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家务劳动有偿化”组织就明确地指出了家务劳动对女性的剥削，她们犀利地指出：“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该团体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工资，也反对所有资本主义工作。然而，在当下对于家务劳动的讨论中，日益高涨的是要求雇主“重视”家务工作，并给予家务劳动“尊严”和相应的报酬。但是，许多文化作品中仍然试图将家务与家庭和爱的概念捆绑在一起，掩盖资产阶级与“女佣”、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劳动上的不平等关系。
另一方面，在许多以女性家政为题材的作品中，新自由主义式的精神被一再放大，这些作品赞美了辛苦工作、默默忍受雇主的不良行为的女佣；对领取社会救济和福利的群体则暗中贬低。即使部分作品触碰到家务劳动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作者仍然选择忽略女佣制度中的阶级对立，许多受益于女佣制度的雇主依旧期盼着保留这些制度，进行小修小补。在疫情中，家务工作中的性别分工不平等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并被转移到女佣群体上，而女佣与雇主之间的剥削与矛盾也只是暂时被掩盖。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日渐积累的矛盾会在何时迎来爆发？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Sophie Lewis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爱丽丝-保罗性别、性和妇女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布鲁克林社会研究所费城分部的教学人员。
《女佣》海报
在20世纪70年代，一群女权主义者团结在“家务劳动有偿化”旗帜下，包括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以及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想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口号，以表达她们对许多妇女在自己家里从事的家务劳动的看法。“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准确地说，她们并不否认无偿的家务劳动可能是一种爱的表现。相反，“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组织认为“没有什么能像‘把满足我们欲望的活动和关系转化为工作’那样有效地扼杀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照顾家庭往往是爱的欲望的表达，同时又是一种让人窒息的工作，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句话中的“他们”（老板、丈夫、父亲）其实并没有错，这说明妇女在家庭领域遇到（和施加）的暴力的隐蔽性。这就是有薪和无薪的家庭劳工以及母亲，仍然必须为“被视为工人”而进行斗争的原因。同时，被承认为工人仅仅是有朝一日结束剥削的开始，进而让人们开始了解一种全新和不同形式的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有偿化”认为，“爱”往往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它可以被用来降低工资（你肯定不是为了钱），甚至完全不支付工资（做你喜欢的事，你的生活中就没有一天会在工作）。“关心爱，而不是钱”这一带有性别特征的训诫，掩盖了任何类型的家庭所涉及的工作的辛苦、重复、难以辨识、耗费精力和其他限制性因素。有些东西“不应该被交易”的原则，变成了一种掩盖事实的方式——在任何地方，每条街道上，它们都是可以交易的，并且成为给劳动者支付过低工资的借口。
“家务劳动有偿化”是一场国际主义运动，但与纽约和意大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根本就不是为了支持家务劳动。相反，这些女权主义者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工资，也反对所有资本主义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的纲领：被费德里奇以“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wages against housework）”这一公式重新表述和澄清，这与日益高涨的、要求我们“重视”护理工作和给予家务劳动“尊严”的呼声相去甚远。
“家务劳动有偿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务劳动与“尊严”在本质上不相容。因此，任何渐进式的改进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妇女将永远被捆绑在这项工作上，因为资本主义需要她们做饭、洗衣、遮风挡雨和捏肩捶背，使工人能够日复一日地辛苦工作，创造剩余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没有将这种非自愿的劳动称为“爱”，而是将其定义为社会的再生产。“家务劳动有偿化”表示家庭的概念并不比“工厂”更自然。作为对比，今天的流行观点，正如全国家政工人联盟所表达的那样，他们正在寻求条件改善，使私人核心家庭（private nuclear household）及其有薪和无薪工人大军能够生存下来，从而继续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这一切都离不开幻想——毕竟，我们在谈论爱情，或者至少是我们认为的爱情。许多世纪以来——自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ault）1697年的《仙女》（后来被格林兄弟记录为“Aschenputtel”又名“灰姑娘”）以来。或者，如果你喜欢，从塞缪尔·理查森1740年发表的《帕梅拉》（又名“获得美德”）开始，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喜欢听穷丫头最终被提升为淑女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掩盖了彩票逻辑所带来的安慰（如果，我是说如果，有哪个王子选择了我，然后我就能逃离这堆垃圾呢？），也掩盖了对种族通婚的巨大焦虑。事实上，这些文本中社会流动性和阶级越界的外在表现掩盖了体裁的内在逻辑。你看，卑微的帕梅拉（或同等人物）天生的精神高贵证明了她根本不应该属于工人阶级，她实际上是分类错误的受害者（一个巨大的分类错误），然后通过让她嫁给“上层”来轻松纠正了错误，从而恢复了自然的秩序。
时至今日，出版业仍坚持在文学和回忆录中为这种保守的幻想制造载体，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浪漫主义的幻想仍然与阶级幻想密不可分。除非我们连根拔掉“与阶级相关的、将家庭浪漫化的爱情情节”的插头，否则这一切不会停止。
到目前为止，我只听见了微小的动静。想想最近三本关于有偿护理的畅销书，它们都基于真实事件，各自的视角形成了互补的三角——天使般的女仆、有罪的夫人，以及介于夫人（作者）与来自郊区、披着羊皮的恶魔保姆之间的虚构叙事立场。
网飞（Netflix）迷你剧《女佣》（改编自斯蒂芬妮·兰德2019年的回忆录《女仆:辛勤工作、低工资和一个母亲的生存意志》），来自工人阶级的主人公亚历克斯被介绍为最渴望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以及私人家庭生活的人。剧中出现了一系列奇幻的场景，包括亚历克斯在做清洁时闭上眼睛，突然出现在一个充满阳光、亲切的家里（以她客户的美丽房子为原型），拥抱她的女儿。这使她成为一个可爱的女主人公——她不是一个有威胁的无产者。只有在亚历克斯的幻想中，她才会从客户的设计师冰箱里拿蛋糕填饱肚子；在现实生活中，她绝对不会偷东西，甚至连她被要求扔进堆肥箱的奢侈食物也不偷。事实上，这足以让她感到骄傲，这是她在家庭暴力收容所里，几乎带着歉意告诉她室友的几件事情之一。通过她的脸部特写，让我们想起了Hulu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我们看到“女仆”亚历克斯基本上只是在受苦，没有复仇的打算。
然而，近来文学界几乎承认，那些照顾厨房表面和小孩的人的心中，有着野蛮、黑暗、绝望和愤怒。对于受雇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如此，对于雇用他们的人也是如此。
《女人的工作：对工作和家庭的反思》(Women 's Work: A Reckoning With Work and Home, 2019)是梅根·K·斯塔克（Megan K. Stack）最畅销的回忆录。在书中，斯塔克写到了她付钱给在北京和德里照看房子的女人，而她则坐下来努力写作（写关于她们的故事）。她说:“我们（那些住在我家的女人）只能随机应变，忍受我们能忍受的一切，变成我们允许自己变成的怪物。”
在莱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的小说《完美保姆》（The Perfect Nanny，2016）中，女佣心理的扭曲达到了杀婴的地步。在小说的第一页，被压榨的巴黎保姆被指控“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小男孩和女孩”。斯利马尼在摩洛哥长大时，她的父母确实雇佣了一个保姆。她回忆说，每个人都假装这个保姆“是家庭的一员，但每个人都知道她不是”。那么，《完美保姆》一书的作者，在她别致的巴黎公寓里，是否雇佣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她的小儿子和小女儿呢？我不知道。但在2018年，斯利马尼身着印有含有暧昧的挑衅意味的“Bourgeoisie Sauvage（资产阶级的野蛮人）”的毛衣，迎接采访者的到来。
《女佣》、《完美保姆》和《女人的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是孤独。“尽管米娅（Mia）不断地抚摸和拉扯，而且用她黏乎乎的手抓着我，”兰德谈到她的女儿（现实中她的名字叫Story，在剧中叫Maddy），“但是我还是走在绝望的深渊中。”许多兰德/亚历克斯（分别为小说与网剧的主角姓名）打扫的房屋的主人都把她当作一个无名小卒。而兰德/亚历克斯不得不一面 “为她清理喷射浴缸的塞子上的阴毛和腿毛茬”，一面从听她的命令。她对这种待遇以及对她那可笑的低工资的愤怒，因作为单身母亲（甚至因为身为白人母亲）去领取国家福利时候遭受的对待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超市里，当她用食品券付款时，人们对她咆哮道：“不客气！”她的孩子经常生病，因为霉菌侵袭了她们的小家，兰德/亚历克斯不得不在工作结束后进行大扫除（这是出于关爱，而非金钱）。
2019年，在新冠大流行前夕，全球估计有1亿名带薪家政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工人中有五分之一是移民。这个庞大劳动力中的大多数（也许是全部），同时在其他家庭免费工作，大多数妇女都是如此。斯塔克认为，无报酬的家庭工人占到了“人口的一半”。即使作为清洁工和厨师的工作场所的“家庭经理”，她也清楚且正确地将自己归在这一半人里。《女人的工作》令人信服地描绘了家务劳动的邪恶、无限扩张的本质：它的重量甚至可以压垮像斯塔克这样的“女士”， 她被新殖民主义的阿嬷（ayahs），英国统治期间的欧洲太太（memsahibs，从前印度人对欧洲妇女的尊称）所雇佣的的保姆所包围。作家斯塔克“一次又一次地被她自己（我）所写的东西绊倒”。她失败的原因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女性记者，“你的劳动力更便宜，你的非家庭工作比你丈夫的更可有可无”。
亚历克斯与女儿
网飞迷你剧《女佣》的主人公逃离了她的酒保男友和他的移动房屋（mobile house），签约成为了价值女佣（Value Maids）的一员，该公司在华盛顿一家洗衣店后面的一个存储集装箱内进行经营。离开男友后，她和女儿先是住在她的车里，然后住在轮渡码头的地板上，最后住进了受虐妇女庇护所。一名当地的福利官员向亚历克斯介绍了这份工作和收容所，在她出现在社会服务中心时，她非常绝望，还抱着一个小孩。不过，她仍然需要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住处，因为在她看来，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虐待（她的前男友只是用拳头打了她头旁边的墙）。
亚历克斯不愿意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或者把她的伴侣当作虐待者，这令人心碎，也反映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但这也被描绘成道德上的荣誉。与《前程似锦的女孩》（2020）这部支持殉节和反叛乱的电影幕后团队所提供的信息相似，《女佣》的主角并不对任何人感到愤怒。至少，她不会因为愤怒而采取行动。在亚历克斯的第一个任务中，房主是一个恶毒的、超级有钱的黑人婴儿潮一代。在亚历克斯因饥饿而晕倒仅几秒钟后，她就命令温顺的年轻苦力站起来。然后，她拒绝向亚历克斯支付她被拖欠的37.5美元。即便如此，与许多关于被利用的劳工的故事（奉俊昊的2019年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比，《女佣》中的亚历克斯没有孵化出报复性的暴力、没有仇恨，也没有复仇的幻想。当她那个更有阶级意识的收容所伙伴绑架了这位女士的狗，希望帮助亚历克斯讨回她被欠的工资时，亚历克斯承认了罪行，虽然她设法说了一句“去你妈的”，但她甚至没有向这位女士要钱就把狗还给了她。在该系列的最后，这位女士成为了亚历克斯的假朋友、救星和恩人，慷慨地给她介绍了一位精英女性老板，一位使亚历克斯摆脱监护权之争的律师。
绑架一只狗5分钟，就为了向一个百万富翁勒索你应得的工资，这让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这是个滑坡，我们也许应该这样想：接下来，你就会以给你女儿提供栖身之所，养活自己等等的名义，征收有钱人的财产，这一切都比“对你所服务的统治阶级抱有同情心”要好得多。亚历克斯无休止地听着雷吉娜的生存之痛，她在不成功的生育治疗上花费了30万美元，然后把她在感恩节工作时试穿的一件羊绒衫还给她。雷吉娜表示：“你留着吧。”亚历克斯说，“不，有一天我会自己买的。” 雷吉娜告诉了她这件开衫的价格。亚历克斯迅速地拿走了这件开衫。同样地，相对富裕的熟人、理想伴侣、关爱大师、亚历克斯的准男友内特，也必须被她拒绝，理由是她不会接受“施舍”或“卖淫”。她不想成为一个傍大款、被包养的人。奈飞公司暗示，她是美国白人女性勤奋工作的典范，也是一位极度投入且负责的母亲。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电视上，《女仆》都不愿让读者和观众体验阶级复仇的乐趣，哪怕只是提供短暂的体验。斯利马尼的《完美保姆》和斯塔克的《女人的工作》都沉浸在家务活可能带来的残酷中。
斯利马尼同情地想象着来自郊区的白人家庭佣工在伸手拿菜刀之前，一点一点地陷入债务和苦难的深渊。斯利马尼的小说捕捉到了保姆的斗争本质——她的困境是不可抗拒的，这种力量令人想起莫泊桑的19世纪寓言《项链》（The Necklace），或者黄东赫（Hwang Dong-hyuk）的新热门作品。
相比之下，斯塔克，尽管她作品的副标题是“反思”，而且因为“毫不留情”而受到批评，但是她焦虑地面对着一种可能性，即她实际上可能是家中唯一的“怪物”。《女人的工作》记录了一位生活在印度和中国首都的著名美国作家，在维持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考验和与道德规范做斗争，她不仅与她的丈夫（一个更为成功的外国记者）共享空间，还与小丽、玛丽和普加共享空间：一群成员不断变化的、廉价的棕皮肤保姆（她们自己就是母亲），她们做饭、打扫房子、照顾她的小孩。为了不让斯塔克在她自己的眼中受到谴责，她必须掩盖她家里的阶级对立，转而以性的团结为中心。为了把自己看成一个好妈妈，她必须相信这些女人大概和她一样，并不希望她的儿子们受到伤害。将这一点与《前程似锦的女孩》中似乎坚持“女性是非暴力的”这一观点，以及与《女佣》决心推广的一种观点：“白人工人阶级的单身母亲摆脱贫困的方式是天真、体面、且纯洁的”相比较——雇用帮手不仅合乎道德，而且安全！就好像斯塔克的写作下意识地在反对1997年保姆路易斯·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因过失杀人罪受审时提出的辩护：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出事，你应该自己照顾他们。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暴露了对母性的美好看法（只有斯利马尼敢于指出）——毕竟，“亲生”母亲也会杀死婴儿。
在爽快地摆脱了关于永恒母性的感性意识形态之后，斯利马尼在采访中并不避讳谈及自己与《完美保姆》主角路易丝的雇主、富有的法裔阿拉伯人米里亚姆（Miryam）之间的相似之处。米里亚姆把给自己和孩子们买的衣服藏在布袋里，等路易丝回家后才打开。为此，米里亚姆的丈夫保罗，一名曾经的左派对她的策略表示“祝贺”，“路易丝把他变成了一个老板。他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给妻子的卑鄙建议。‘不要做出太多让步’”。
路易丝与雇主的互动使她同时被幼稚化和去性别化。当路易丝未偿还债务的通知被寄到米里亚姆和保罗家中后，他们对她进行了严厉的家长式谈话，但与此同时，米里亚姆“认为露易丝很聪明、很善良。”就像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2018年的电影《罗马》（Roma）中的女主人一样，保罗假设保姆会想和他们一起去度假，接着“指责路易丝把她的贫穷和虚弱一路带到了希腊”。 尽管如此，这次度假的照片还是被挂在客厅里，因为米里亚姆表示路易丝是“家庭的一部分”。然而，很快米里亚姆就完全换了说法：“她是我们的员工，不是我们的朋友。”
《完美保姆》海报
“我承认，”斯利马尼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歉意地宣称，“和我儿子一起玩有时很无聊。”同样地，角色米里亚姆在雇佣保姆之前，认为自己“快要死了，因为除了孩子们的滑稽行为之外，她没什么可谈的”；她说，孩子们正在“把我生吞活剥”。 她确信，她的朋友们肯定也是这样做的：“看着他们的孩子睡觉，（我）想知道如果那小小的身体变成一具尸体，他们会有什么感觉。”米里亚姆在看着她的孩子们时，会时不时感到“一种疯狂的需要，要以他们的皮肤为食”，要“用自己的身体挤压他们，直到他们晕厥、直到他们挣扎。”
所有这些都准确无误地反映了路易丝身上存在的相似冲动——对此，斯利马尼很清楚，这些冲动是与真实的感情、真实的忠诚、真实的爱共存的。换句话说，《完美保姆》最核心的黑色笑话包含着这样一个概念：如果家务劳动是去做别人的脏活，那么这些职责可能包括杀死女主人经常希望死去的孩子。我们了解到路易丝会在孩子们的皮肉上留下咬痕，然后撒谎；了解到她会在“孩子们捉迷藏时因无法找到她而感到惊慌失措时”获得邪恶的快感；还了解到“有时她想掐住男孩的脖子，一直掐到他晕过去”。
如果斯塔克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么至少她没有直接说出来。在试图避开对她孩子的威胁时，她是“无可救药的仪式主义者”。 她说，她对灾难的天生恐惧并不是来自于从战区的报道，而是来自于“身为人母的内心深处的恐惧”。她不止一次地以这种本质化的方式呼吁宏大的、跨历史的“母亲的愤怒”——但这种想法与她自己的观察有着直接矛盾，在印度为她工作的女仆们没有这种愤怒。她观察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我想，这是没有特权的养育方式。当你没有保护孩子的幻想时，这就是你培养孩子的方式。”
在《女人的工作》一书中，斯塔克记录了她在要求一个贫穷的中国妇女，以及后来的两个尼泊尔妇女“到我家来，帮我照顾孩子”后，她所感受到的矛盾心理：内疚、偏执、自我欺骗、自我庆幸、放松以及自我厌恶。当其中一名员工被丈夫殴打并开始饮酒后，斯塔克开始了她的宏大反思，“不管普加有什么麻烦，我都对它有一定的责任。我带来了这些麻烦。如果普加的公婆知道她的工作，他们就会和她断绝关系。我是同谋，而读者也是。”在书中的另一处，斯塔克问道：“我有什么资格为把一个母亲从她的孩子身边租来而感到内疚？我有什么资格感到内疚？我是谁？我不确定了，因为那些女人不愿意说我的名字。她们都说：请原谅我。夫人。”
三本小说对于资产阶级如何通过幻想来看待他们的“帮手”的描写美丽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常常是无意的（不过，奇怪的是，在唯一一篇由女仆写的，而不仅仅是关于女仆的文章中，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最温和且不残忍的）。例如，当斯塔克和她的丈夫汤姆讨论如何管理他们的员工时，她写道：“每次我们像这样谈话（我们常谈及这个话题），我都不喜欢汤姆，我也不喜欢我自己......它贬低了我们的爱情，玷污了我们的家庭。”斯塔克的书中充满了负罪感，她将负罪感概括为所有外籍人士的负罪感:“我们都感到负罪——虽然没有严重到去不雇佣女佣，但仍然非常内疚……我们不得不重复念咒来驱散罪恶。”在为她的书做研究时，斯塔克不得不向一群为自己辩护的西方人保证，他们雇用本地女佣“并不意味着他们全是贱人”。 “‘我请了保姆！’”斯塔克说，好像在抗议一般，“我还是你们的一员！我没有违反军纪！”
关于她写这本书的理由，斯塔克写道：
我不希望我的家庭历史上留下一串被遗忘的女人，她们曾经照顾过我们的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说，我曾经有个保姆。她们就像家庭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妇女好像只是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功能而存在。
但不可避免的是，人们购买的正是这种功能。普加，由于不守规矩的酗酒行为和相关的“麻烦”，让这种购买有点不舒服。斯塔克承认自己“在Facebook上跟踪了普加”，然后又在线下跟踪了她，完全不信任她。相反，玛丽，斯塔克悲伤地写道，是“生活在反乌托邦世界的梦想工人”、“一个没有渴望的移民工人”。她是“我信任的人”，但同时，“我总觉得我从她那里买了不该被出售的东西。”斯塔克表示，玛丽是“一个雇来的枪手，一个雇佣兵式的母亲”。
斯塔克继续说道，“玛丽就是印度。印度就在我的房子里”，斯塔克持续输出着她的东方主义，“这个聪明的胖女人，这个专业的育婴专家，正口述着塞满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真理的单字......她的眼睛低垂，是一个正在享受私人笑话的宇宙女神。”将玛丽称作宇宙女神？斯塔克置身事外的另一个笑话，是她自己无法避免在自己的陈述中加入一些相对化和为自我辩解的成分。她写道：“玛丽是帮助某个幸运的女人进步的工具，并且不会让她感到内疚——事实证明，那个女人就是我，”她说，“当然，不仅仅是我，也一起也不仅仅关于我们。”这里的伦理推理非常混乱，斯塔克宁愿接受某些原则，即每个孩子都有，且都应该有很多母亲，却无法贯彻对阶级鸿沟的批评。这意味着一些家庭有购买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吸纳其他母亲（但不会在孩子的出生证或财产证上加上这些妇女的名字），而贫穷的女性和黑人妇女却往往被迫共同抚养孩子。斯塔克隐约意识到有些东西在结构上是错误的，但却完全不愿意指责资本主义，因为她害怕自己看起来太幼稚、太天真了。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更容易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不是家庭的终结。兰德被父母和继父母抛弃和忽视，这既没有阻止她近乎规范性地投资于“真正的家庭”的想法，也没有改变她对“母亲”的信念。奇怪的是，斯塔克更接近于破坏普遍家庭，她的言论有可能将小说标题中，含有无阶级普遍性的女性概念一分为二：
玛丽是一个理想的家庭雇员，因为她缺少对家庭的真正重视，因此也不希望拥有自己的家庭。她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给她钱，她就会留下来工作。她说服自己，父母是多余的，所以她也不会因为离开孩子而备受煎熬。
斯塔克补充道：“没有罪恶感和情感冲突，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容易多了。如果玛丽不介意，我们为什么要介意呢？”
斯塔克后来坦白道：“在某些方面，我是个糟糕的老板。当一个人拥有权力时，这不是一场斗争，而是更接近于虐待。”我们要为她清楚这一点而给她加分吗？但是，斯塔克认为，这一切不是因为“他们（雇主）不爱你”（难道家庭成员总是彼此相爱吗？)，而是因为“你不能像责骂家庭成员那样责骂员工”(那么家庭中就不存在权力不对称吗？)。斯塔克有时意识到，不知道“员工”的名字，不给予她们爱，是商品化家务的魅力的一部分：“和玛丽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爱。我们是她的职责，仅此而已。”那么，哪种情况更糟，是失职还是失去爱？
兰德最接近离职的时刻，是经历了短暂的诱惑，她扔下刷子，离开了一个脏得让她的老板“喘不过气来”的房子，停止了进行“搬家式清洁”。在她离开时，她还对另一个不受欢迎的房子竖起了中指。兰德的手和胳膊上都有纹身，但如果你看过她在女仆夹克上的作者照片，你根本无法想象她那么叛逆。在照片上，她穿着有蕾丝衣领的衣服，看起来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网飞改编版中的角色同样没有纹身，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孩子气，演员玛格丽特·库里（Margaret Qualley）为了这个角色遮住了自己的纹身。在小说的最后几页，兰德宣称自己一直是一个嬉皮士。但是，在书的开头，当她因为怀孕而告别服务员和舞蹈的生活时，我们却丝毫看不到反生产、反纪律、多家庭的嬉皮士亚文化。
我会做父母们会做的事，几代人都会做的事——我会做到的。毫无疑问。没有其他的选择。我现在是一个母亲了。我将用我的余生来履行这个责任。我站了起来，在出门的时候，我撕掉了我的大学申请书，去工作了。
这种牺牲是极不公正的。但在书的最后，兰德回溯到她那些痛苦地吸尘和擦拭的岁月里，她发现了爱，偶尔还会伴随着恐慌症的发作。兰德的女儿米娅了解到，她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一直是“帮助别人”。这种累人、重复、吃力不讨好、有害健康的工作一下子就得到了救赎。原因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痛苦不仅是非必要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想法更以难接受。
这也无伤大雅，在书的结尾，兰德正在摆脱贫困，她的作品正在走向畅销。这种类型的作品坚持要求对“她的劳动意味着什么”这一谜题提供答案。纯粹的偶然性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似乎必须要有叙事性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她能逃脱贫困，为什么她应该获得幸福。
而且，事实上，即使在兰德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支持福利申请者（“如果没有这些政府资源，这些工人、单亲父母以及其他的人将无法生存。这些不是施舍。”），她也清楚，她比其他处于类似情况的妇女更成功，因为她是“最努力的工人”。最努力的工人，一个“忍者”。她明白，资本主义的一个变态效应就是让她觉得，如果她坐下来，哪怕只是因为极度疲惫：“就意味着我做得不够，就像人们认为我是那种懒惰的福利接受者一样。”但她并没有为自己或其他人的“懒惰”权利辩护。她写道:“我必须不停地工作，我必须证明我在接受政府福利方面的价值。”换句话说，她可以看到，但并不否认这种逻辑，即吃饭的权利取决于个人的工作，并将居住的权利与道德上“应得”的标准捆绑在一起。为了在书中阐明这一观点，读者们得到了安吉拉这个文学上的陪衬，她是一名不明种族的同事，住在一辆“被谴责”的拖车里，兰德认为她烟瘾大、懒惰、还做着“从客户家里偷零食”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在电视剧中，偷东西的女人丹妮尔是拉美人。
和兰德一样，斯塔克在书的结尾也思考了她拥有这样的核心家庭是多么幸运。但与《女佣》不同的是，《女人的工作》采用了性别差异的普遍概念来构建其最终结论。斯塔克写道，女性“为家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们付出了生命……每个母亲都为自己的孩子献出了生命。这是首先发生的事。”她似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性别与阶级是可分离的，而且比阶级更重要。她写道：“归根结底，答案是男人。他们必须做工作。他们必须做这该死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如此纠结，不愿说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呢?”斯塔克知道，并给出了答案。斯塔克明白，要求所有阶层的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担这些任务——减少女性的责任、公正分配育儿任务，就足以“把我们的家庭炸成碎片，使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破坏我们伟大的爱情，破坏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即便如此，对斯塔克来说，克服性别分工的前景似乎是现实的，而克服资本主义则不然。“我去过世界各地，但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妇女不受打击、不被剥削和憎恨的地方”。
网飞版的兰德回忆录敏感地处理了伴侣虐待的话题，和斯塔克一样，它坚持女权主义的集体团结是对抗家庭暴力的核心（也暗示了家庭生活中暴力的存在）。但它也保留了《女佣》作为灰姑娘式故事的结构，为她配上了邪恶的继母，似乎没有对此类故事带来的政治后果进行任何的反思。在《女佣》播出前，詹姆斯·柯登（James Corden）执导的亚马逊版《灰姑娘》就已经上映。剧中，灰姑娘是一个女老板，她拒绝过相对轻松的生活（扮演王子的妻子），坚持在自己选择的高级时装职业中努力工作，“永远”从事企业工作。灰姑娘大声唱道：“如果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会坚持下去，我也要做那一个。”还有什么比这两部剧更能概括破坏工会、反对团结的意识形态呢？
亚马逊版《灰姑娘》海报
在兰德摆脱贫困之后（通过书籍的预付款、佩尔助学金和芭芭拉·埃伦瑞奇的社区变革和经济困难中心的奖学金），她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当她在刷马桶时，她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她会住在属于自己的、漂亮的大房子里。现在，随着《女仆》的全部十集上映，大房子被封锁，兰德在采访中采用了一种似乎更安全，甚至是温和的自我批评的语气。她现在特意坚称，她的人生故事并不是“自力更生的美国梦神话”。她表示：“我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运气，这种运气中很多来自于特权。”
女佣工作应该存在吗？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兰德的想法。她的“政治”观点，仍然属于当今美国主流家庭工人运动的“尊严政策”要求的范围。然而，在被新冠放大的护理危机中，与女佣名声有关的普遍问题可能会成为更值得探究的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只是去关注其他女佣，（虽然这当然是一个起点），而是去关注女佣制度本身呢？他们说这就是爱，而我们当然可以团结在一起坚持获得更好的爱的可能性。
什么是不可能的——正如《废除主义、女权主义与现在》(2022）的作者所坚持的，是改革新殖民主义的阶级关系。二十一世纪的批判性种族女权主义者称之为生殖劳动的“分层”。未来人们是会围绕《女佣》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剧集展开的一场关于阶级的对话，还是说“白手起家的叙事”会成为在情感上获胜的商业公式，受到赞扬，免受质疑？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兰德谈到了在她丈夫的帮助下，他们在后院建造了一个“她的小屋（she shed）”(一种新的房主趋势，为“她”提供一个舒适的隐居场所)。不过，似乎没有人问过，他们是否雇佣了外人来打扫房子。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