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北回归线逐渐亮起来。
798没落的街道上，叶乃伊呱啦呱啦地跑过去，长筒靴和半裸的印刷品描述着枯槁而渺茫的日子，十五年前，C包豪斯们在这里树立起中国文创产业第一块招牌。思想改革需要魄力，那可不是唾沫星子争抢话筒，他们在这里迈开了走向未来的第一步。
寒流过境时，夜晚就像水晶宫一般，清澈通透。站在主卧的大玻璃窗前，能轻而易举地看到五十公里开外。远处的半空中，与星光相映成趣的，是各大航空公司班机上的灯光。几十公里之内的高层建筑楼顶闪烁着红色的警示灯，与空中的流光交织成一片别致的和声。春节那几天，天边被各种焰火布满，一百八十度的视野之内绽放得满目辉煌，恍若战场，蔚为壮观。
夜阑人静时坐在窗前，俯瞰冷却下来的城市，品味深邃的静谧,与星辰对话。大运河两岸的新潮建筑群错落有致，时光和色彩斑斓的彩虹之桥一起，静静地变幻。流星划过群青色天穹的时候，闪耀出万种风情，河水里光影阑珊，让人想起马勒的第七交响曲。
从客厅的玻璃窗直线向西，恍如繁星的是国贸三期和央视大楼的灯火，CBD的写字间里，俊男靓女们正在开启宵夜模式。在那些彻夜不眠的闹市，觥筹交错之声不绝于耳，在与他们一墙之隔的老式居民楼里，年轻的父母正辗转反侧，为生计焦虑。
很多人喜欢夜晚，不是因为夜晚更美丽，而是因为那里有找回专属空间的权力。几个小时后，早晨的寒气正浓重的时候，从各种建筑里走出的人群将再一次填满街道和地铁站，再凛冽的寒风也无法分散任何人的注意力，阳光洒向城市的时候，从时间到生命力，身不由己的飞逝又一次开始。
没糊涂过的人没办法变得明白。
十几岁的时候缺少精神寄托，二十多岁的时候有精神寄托没有方向，三十以后发现原来的精神寄托不可靠，诱惑遍地干扰太多。书苑交流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这个年纪了，真是到了该做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了。那是心声，真实。想干什么？想干的事情挺多，还没干就发现行不通，这不是怯懦，是理智。过了年少轻狂的阶段，人开始学会谨慎。他们在碰撞和重重阻挠中学会了抬头向前看，有期望，也有警觉。之后，他们会默不作声地衡量、比较，陷入代价和机会成本编织成的深思中，不久，他们便意识到：在直面竞争时，只有胆量还远远不够，大多数情况下，激情之火会在这里理智地熄灭。
三年前，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激动地述说他在大学里的演讲是如何掀起狂潮。那一刻，他泪流满面。小时候，我非常不理解站在国际大赛领奖台上的人为什么情绪如此激动；如今，突然有了崭新的知觉。渴望成就的人们不会因为付出而啜泣，在那一刻，他们得到的是生命的纯粹，不是依仗合同、头衔、国别、背景和社会关系，而是依靠唯一属于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这更加令人振奋——人，用生命，创造奇迹。
仿佛一夜的光景，小区里便欢快起来。连翘还没来得及送走最后的料峭，蔷薇科的诸君便先声夺人，碧桃和榆叶梅瞬间点亮了小溪和绿地。冬青卫矛铺就黄绿底色，西府海棠打上粉红基调，紫叶李树丛层叠伸展，与法国梧桐隔道相望，垂柳细弱的身影前，是摇曳着微风的白玉兰。当丁香飘荡在以太里的时候，锦鲤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品尝翠色叠嶂的盎然生机。北京的春天就是这样，不抓紧，咏梅一忽儿就变成了咏蝉。
十点钟，女贞树下的黄刺玫丛旁，坐在木栈板上，看溪水从容。心情大好，没有蚊子。
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踱着步子，欣赏着溪畔的景致，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笑眯眯地停下脚步。
“今天没上班？”
我冲她笑笑，“上班。”
“怎么还不走？”
“不着急。”
“你不像是做销售的，做什么工作呐？”
“算是自由职业吧”，我说。
“哦，自己开公司？”
我笑笑。
“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多好啊，不用天天起早贪黑。像我那俩孩子整天忙的脚不着地。”
“您这是来给孩子帮忙？”
“忙，都忙，忙的没有一次按点儿回家，孩子他爸身体不好，我过来帮他们做做饭，接送孩子。”
“够您累的，里里外外一把手。”
“那咋办，现在还不都是这样，行啊，苦几年，以后就好了。”
我知道，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有无数年迈的父母正在为自己的孩子透支已经衰老的身体，他们倾尽平生积蓄，只为孩子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最痛彻心肺的事莫过于将父母重新拉进社会齿轮的漩涡中，他们无法左右生存的节奏，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尽孝。
每天早上，行色匆匆的家长们绷着面孔把孩子送到学校，焦灼地挥手道别，此时此刻，他们的脑海里早就没有孩子的位置，而是在计算赶公交和堵车的时间，充满对于打卡迟到的恐惧。每个人都像上满了发条的机器，四肢、躯干、连大脑都不再属于自己，他们用一整天的时间把体力和精力倾泻在办公室里，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写字楼。再一次见到孩子的时候，他们欢喜得像个孩子，这时的孩子们可以撒娇，可以嬉闹，他们感受到的是父母真实的快乐：放松、惬意、懒散。
换位思考是个标准很高的词，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做到。孩子们无法理解家长的辛苦，家长们却可以理解孩子们对于自己的渴望。不过，在短暂的快乐之后，孩子们又发现，父母和自己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总是转瞬即逝。而这些时光里的父母们，处于高度的身心疲劳之中。
人们总是会用到了什么时候就该干什么来解释生活中的一些事。这个理由并不总是那么靠得住。假如有足够的选择，极少有孩子喜欢去幼儿园，假如有足够的选择，学校也并不受欢迎。这不是原理，而是秩序，数百年来形成的秩序。很少有人敢于挑战这种秩序，绝大多数人因为不敢挑战，便理所当然地遵从，并且认为它不可更改。这是个社会现实：大多数人必然处于某种具有共同特征的生存状态中，这个状态叫主流。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如今叱咤风云的巨子们中间，不乏当时的“投机倒把分子”（今天这个词已经成为历史一笑）。在那个特殊的春天，一大批敢于率先挑战秩序的人勇敢地迈出了对普通人来说噤若寒蝉的步伐，不论是通过高考制式获得机遇的马蔚华、陈伟荣、李东升，还是徘徊不定最终毅然保留万科的王石，不论是一口大锅打天下的年广久，还是翠花胡同的刘桂仙，甚至是一步登天又在春风得意之时建立用友软件服务社的王文京。在计划经济仍然一统天下的岁月，他的行为是与“自掘坟墓”并列在一处。在那个市场秩序踌躇不决意识形态已被解禁的年代，民众仍然不敢从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的出走与成功便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不同者，不同于当初的“八大王”，他们用领先常人的胆略和脑力设计出注定不平凡的前景。
历史终将成为历史，如今的人们不能再指望这种混乱再度出现，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机会真的出现了（事实上，也的确出现了，起点就是2013年），是否能够被认出来也是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职业生涯的问题，没错，也不对，规划对了，职业不对，现在的人们做的是不是应该叫战略性生涯规划。时代已经悄悄地把操纵杆交给人们，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不知道发现没有，他们的身边已经悄然出现了这样的一群人，用常规和传统的定律看来，他们非常年轻，却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能力和胆识。他们并不是早熟或者早产儿，而是掌握了特殊渠道的人。
这个渠道就是指人才成长的模式，背后隐藏的则是加速器，人才成长的加速器。一个女孩跟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上总监。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不过把总监说的跟中药一样就很难理解，企业不养闲人，总监怎么是说熬就能熬出来呢？不过这事很有代表性，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总监如何熬或者职业生涯如何不如人所愿，在于成长的效率太低。
有个小伙子在超大型国企的宣传部工作，每天要写大量的公文，上到总部下到处室，和很多人一样，他白天的工作量很大。不过最棒的是到了临下班二十多分钟的时候，更大的工作量会如约而至。不过，他却可以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干脆利索地写完五千字的报告、层次分明、重点清晰、用词规范、有述有评、跌宕合理。之后，他拿起球拍去运动。
一个做行政的女孩可以用一天做完一个星期的工作量。耐人寻味的是，她不仅能够对拿到手的工作一挥而就，还能游刃有余地处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一个做人力出身的女孩，能以很高的准确率预测企业里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她只有27岁，却已经是三家公司的顾问。
北京某高校的学生，不仅在本科阶段拿到了两个学士学位，提前毕业，还获得了哈佛、剑桥、牛津、苏黎世、斯坦福、哥伦比亚等七所全球顶尖大学的硕博连读的录取通知书。与他的母校不远的写字间里，另一个27岁的小伙子用一年时间砍下满满一大堆国际执业资质。
尽管工作有随机性和灵活性，然而效率却无处不在发挥着作用。一个事实是：当成长的效率没有办法形成绝对优势的时候，想要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强劲的动力是非常艰难的。
效率可以改写价值链。全国都在学习传统文化，在研习家风，然而在忙碌的身影背后，时间的尴尬正在成为最大的阻力。人们在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单位时间的效率却得惊人。迄今为止，人力资本的浪费效率仍然占据着社会诸多浪费之首。
不能否认，即便在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职场仍然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于希望获得真正的自由的人来说，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为工作效率提速，没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和精力，企业里的创业没有足够的空间拓展；二是优化人力资本价值，这需要借助多方面的力量，包括热情、偏好或者天赋。至于那些想要直接进入社会的人来说，将要直接面对的，是人力资本—社会价值链的重构。
从此刻起，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身边那些举重若轻的人，这是一群极其特殊的高能力者，他们用胆识和高超的能力构筑起发展的天梯，他们就混杂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里，静静地书写着一个又一个非凡的传奇，他们被称为生命和时间的主人。
灰喜鹊的叫声打破了宁静，老人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阳光从女贞的枝叶间斑斑驳驳地透过来，空气中弥散着丁香的馥郁，绿色的树影在溪水里荡漾出一副光与影的画作，墨色最浓的空隙里，映射出明亮的蔚蓝。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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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三茅人力资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