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风雨乡间路
范郁森 搜集整理
引 子
仿佛有人在蜂巢里点了一把火，那些平日耀武扬威、骑着穷人脖子屙屎的伪警察狗子、“自卫团”员们纷纷离开栖身多年的“局子”、村公所，逃了个星落云散。想发点小财的，忙乱中拣几块烟砖塞进腰里；希图东山再起的，忘不了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古训，把枪当成宝贝藏在身上。大户们紧闭黑漆大门，埋粮食,藏细软，提防着可能遭逢的灾祸；“除开双手,别无长物”的穷人倒实实在在感到开心，他们猜测着，议论着：看这光景，准成是日本人倒牌子了。
这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中旬，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两路出击，越过大兴安岭长驱南下，铁甲战车的履带，在巴林桥通往赤峰的公路上滚滚向前。常住乌丹的日本人早已逃之夭夭，各级日伪政权顷刻土崩瓦解。翁牛特末代王爷拉沁旺楚克刚刚从后门送走仓惶出逃的日本参事官，又派人打起红 旗，到前门迎接过境的苏军。时局象疾速旋转的万花筒，变化之快令人眩目。
远离乌丹的乡下百姓不大清楚城里的事情，但新的消息却象长了翅膀，很快就飞向四面八方。人们同声传告着一件大事：千真万确，“满洲国”垮台了。
本文讲述的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伪“满洲国”垮台后的僻远的乡下。这是面积广阔的一大块地方，它以广德公为中心，包括今杜家地乡的北部、山咀子乡的西部和广德公乡的全部，村庄过百，人口逾万。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建立，将这个地区划为乌丹县三区。
一
“干部”，这是八路军带过来的新名词。开天辟地头一回，不把当官的叫长官。“干部”是啥意思，没人说得清楚， 听起来叫起来都是又新又怪。而一个区的干部有多大？ 一时半会也没人能答得明白无误。闭起眼睛想想吧，方圆百把里，几万百姓的父母官，当然不是等闲之辈。“满洲国”那阵子，不要说这么大的官儿，就是一个甲长，一个牌长，穷百姓谁能惹得起？哪个不是马鞭子抡起来裹着风；村东跺脚，村西乱颤；一个人打声嚏喷，一方人跟着伤风感冒？……
四五年秋末冬初，三区的几个主要干部走马上任了。旧得发白的帽子，粗粗拉拉的家织布做成的青棉祅，以及脚下那双掌子鞋,通身装扮分明朴素得象个庄稼人。不同的只是腰里多束了一根皮带，肩上斜挎着手枪。他们操着河北口音，亲亲热热地称穷人为“老乡”，不端半点架子；他们进出一座座黄泥覆顶、草帘挡门的土房，问寒问暖，话语中满含着阶级情谊。他们也是庄稼院里长大的，熟知农民的一切疾苦，口音不同心相通，三言两语就说得人眼窝子潮乎乎的。初到三区，他们急于尽快熟悉全面情况，有时一天要跑好几个村庄，走几十里山路，白天走村串户，夜晚召集会议，工作十分辛苦。
几个区干部中，为首的区委书记陈明，公开职务是指导员。这是一个瘦小、干练的年轻人，外表看上去刚刚二十出头。黑黝黝的脸膛，棱角分明的下巴，机警有神的眼睛，以及爽快、风趣的谈吐，都给每一个初次接触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出身于河北新乐县渔砥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农家庭。在本村念初小时，教师苏慎彦是地下党员，经常向他灌输进步思想。日寇侵占华北，陈明中途辍学，经苏慎彦介绍秘密入党，整个身子扑在抗日救亡的神圣大业上。他先在县佐公署负青救会工作，不久又担任县文化建国会的干事。四二年五月一日起，五万多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实行“拉网大扫荡”，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惨剧。好端端的冀中平原，成了“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屠场，“出门上公路，睁眼见炮楼”，一派阴森、恐怖气氛。干部们大都隐藏在堡垒户的地道里。已经担任新乐五区区委书记的陈明浑身是胆，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活动。敌人围村，他们就钻地道；敌人撤走，他们就冲出来揍一顿“㨄腚炮”。敌人恨透了他，两次纵火烧了他家的房子，有一次甚至把他包围在一家堡垒户里。敌人上房压了顶，将房顶刨开，向屋里扔火、投手榴弹。陈明机智果断，趁硝烟掩护奋勇突围。大群敌人鸣枪追了过来，陈明左弯右拐，躲进路旁一个干草垛里。敌人狂呼乱叫，从他身边跑了过去。
八年抗战，英雄的冀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少好战友英勇牺牲，多少无辜的乡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多少家庭骨肉离散，多少房屋被大火吞噬，这些人间惨剧几乎天天发生，陈明不可能完全记清楚。有一件事倒是陈明终身难忘的：一次，他奉命带几百个乡亲向西边的八路军根据地送粮，翻越铁路时被敌人发现，密集的机枪子弹象蝗虫一般飞过来。不远处的据点里，敌人的搜索队正在集结，很快就会扑到跟前。时间紧迫，不能再迟疑下去。人们扛起粮包，涌向路沟，前边的中弹倒下，后边的继续前进,没有一个人在死亡面前退缩。陈明身边，又一个高个子乡亲被敌弹击中，沉重的粮包从肩上跌下来。陈明去扶他，却被他用手推开。他指指自己，艰难地摇了摇头，接着指了指粮包，又指了指西边。陈明什么都明白了，抑制不住的泪水一下涌上眼眶。 他弯腰抓起粮包抡到肩上，猛一用劲，冲出了封锁沟。
战争锻炼了人民，人民打赢了战争。“八一五”日寇投降，我们党中央从延安、冀东、冀中等地抽调干部，出关北上，开辟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陈明当时已调任新乐六区区委书记。上级开始确定北上干部名单时，决定陈明留下，派区长白金华去东北。老白正在外地受训，各区抽调的干部已经到县里集中。陈明几次找上级领导请求北上，言辞恳切，态度坚决，终于获得批准。
同陈明相比，副区长陈玉昆年龄稍大一点，身材略高， 长得墩墩实实，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睿智、深沉的眼睛。冀中长期的抗战生活，使他经受了与年龄颇不相称的磨练，举止沉稳，处事谨慎。他出身贫苦，从小和锄头、镰刀打交道, 没有进过正规学堂。地主老财的盘剥、欺诈，从反面教给他怎样去恨不公平的世道。日本鬼子打来了，哪个热血男儿甘心当膏药旗下的顺民？陈玉昆没有丝毫犹豫，跟着共产党，在一望无涯的青纱帐中出没，与残暴的敌寇展开殊死搏斗。日寇投降的消息，曾使他高兴、激动得彻夜难眠。但战斗未有穷期，党又发出向东北挺进的号召,作为一个以解放天下 穷苦人为己任的共产党员，他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同亲人、同故乡熟悉的平原、庄田告别，坚定地踏上新的征途。 同陈明这样的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一起工作，他感到心里踏实，对未来充满信心。
区委副宣传委员高俊杰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别看只有十七岁，却已饱经冀中平原抗战风雨的吹打。贫困的家境、动荡不定的生活，使他和一切缺乏营养的孩子一样，面容清癯，身材瘦小，额头上过早地出现了浅浅的抬头纹。和平年代，象他这样年龄的孩子，大多还偎在父母膝前撒娇、 任性、哭鼻子。是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斗争、深重的民族灾难和阶级压迫，使他迅速练硬了翅膀，成为勇敢地搏击时代风云的雏鹰。他把陈明、陈玉昆看作可亲可敬的大哥哥，由衷地佩服他们的胆识、智谋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因为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他的公开职务是区农会干事。
三区区政府设在广德公一家烧锅大院里，房屋较多，依渐起的山势筑成，四面环有围墙。高出围墙数尺的炮台雄踞在墙角，上端开挖了许多枪眼。登上炮台，整个村庄尽收眼底。少郎河在南北对峙的两道山梁中间蜿蜓穿过，用它雨季暴怒时的狂涛，在村前不宽的平川地上，犁出了一道深深的河沟。河的下游，广德公东边不远处，有一个叫黄谷屯的村庄，伪满时设过“积慕”村村公所。伪大村长、大地主倪广文在那里横行霸道，巧取豪夺，着实打了几年“响腰”。三区地域广阔，管辖不便，经区上的几个同志商量，在区内划出广德公、黄谷屯、关东铺子等几个小区。区干部做了分工：副区长陈玉昆在区政府留守，陈明去关东铺子，高俊杰带两个同志去黄谷屯，首先了解情况，掌握社会各阶层的动态，认清敌友，然后因势利导，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二
发动群众，陈明堪称行家里手。“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陈明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他目睹了三区群众的贫困生活：不少人家窗上无纸，炕上无席， 囤里缺粮，身上缺衣。十八九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拥着一堆破棉絮蜷缩在炕旮旯。饥饿的孩子张着小手向大人要吃的，可是大人早已满脸菜色，被愁苦压得透不过气。除了流下一把辛酸的泪水，实在拿不出好吃的东西来抚慰可伶的孩子。
这里的土地并不少。临河的平川地土质肥沃，有良好的自流灌溉条件，伪满时一直种植大烟。割烟的季节，伪警察、“自卫团”员们倾巢出动，催缴烟干，哪个烟农没有挨过皮鞭、藤马棒，喝过钻心刺肺的煤油、辣椒水？浓稠的烟膏子装满伪村公所的大缸小瓮，辛苦一年的烟农却落得两手空空。土梁顶上一望无边的漫甸地，适宜小麦、莜麦等作物生长。入秋，遍野庄稼齐腰深，风吹麦海腾金波，但丰收带给穷人的不是温饱，而是更苛刻的“出荷”、更沉重的压迫、更艰难的生活。
这里有着尖锐的阶级对立：一边是广大穷人生活无着, 啼饥号寒；一边是几家大户倚仗财势，横行乡里，剥削无度，敲骨吸髓。在茅草房、长工屋里，人们向陈明诉说着自己的苦难，抒发着内心的不平，一双双眼睛迸射着火花，闪动着渴求与希望的目光。陈明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坚信这里即将掀起摇天撼地的革命风暴，穷苦人会在斗争中牢固地团结起本阶级的力量，跟着共产党，将万恶的封建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关东铺子小区有几十个村庄。伪满时，这里设关东铺子大村，有警察分驻所，下辖东洼、高家梁、海苏沟、因只嘎梁、头道洼、桃山沟、关东铺子等七个甲。没有哪个财主不是靠剥削、压榨穷人发家的。“不杀穷人不富”，这是他们的信条。但是斗争刚刚处于发动阶段，不能把每个地主、富农都当成斗争对象。全面出击，扩大打击面，只会削弱、分散自己的力量。陈明果断决定，选准罪大恶极、有民愤的恶霸地主作为主要目标，砍倒大树，打开突破口。
这个主要斗争目标不难选定。
关东铺子东边二十多里，在一片群山环抱的漫甸子上， 有一个四十余户人家的东洼村。民国初年，村里还没有什么富家大户。张家土地较多，也不过只有一百来亩土质瘠薄的漫甸子地。张家嫡亲弟兄三人，张玉为长，张连为次，还有个独眼“张三斜”，凭着两膀力气终年耕作，家境并不宽裕。民国十年前后，张连身染重病，一命呜呼，扔下妻子包氏和一大堆儿女。包氏当时三十出头，虽出身寒微，但心肠歹毒，老谋深算。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包氏施展神通，巴结官府富商，拚命扩大财势。她先与老毅军的李营长勾搭成奸，并让自己的二儿子张玉珍给李营长当差。时间一长，不免传出一些难听的风声。包氏心一横，干脆把事情公开，来个明媒正嫁。婚后第三天，李营长手下的连、排长们前来贺喜，李营长随口开了一句玩笑：“还贺什么喜？都老夹板子了！”旁边包氏两眼一瞪：“嫌我老哇？嫌老咱娘们走，赶紧腾地方！ ”吩咐一声，套上李营长的小车子跑了。李营长大眼瞪小眼，白白搭了不少钱财。第二次，包氏搭上赤峰街里的富商王掌柜的。白花花的银钱大把大把地捞到手，包氏把脸一翻，卷铺盖走道，闪了王掌柜的一个倒憋气。此后，又有一个买卖人贪色上钩，钱财搭尽，雀飞蛋打。包氏嫁了三 次人，发了三笔大财，因为心毒财黑，得了个“母老虎”的绰号。
有个匪号“小明子”的土匪头子，本是“母老虎”的叔伯侄子，手下有三十几个人，终日打家劫舍，所得不义之财全交“母老虎”窝藏。天长日久，“母老虎”捞足了油水， 恐日后“小明子”纠缠不清，遂生杀人吞财之念。那个时候，二儿子张玉珍在多伦混事，已经有些权势。张玉珍密奉母命带两个马弁回家，劝“小明子”去多伦。“小明子”难离热土，婉言辞绝。第二年，张玉珍再度回家苦劝。“小明子”一时鬼迷心窍，跟着张玉珍上了路。走到红庙子，四顾无人，张玉珍手起一枪，毙“小明子”于马下。“小明子”匪伙的全部赃物遂被“母老虎”独吞。用这些钱财，“母老虎”添车、买马、置地，日子象气吹一样很快红火起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大财主。
日宼侵占热河，膏药旗代替了青天白日旗，“母老虎” 抱定一个章程：谁在台上巴结谁。她把女儿嫁给关东铺子伪警察所所长郭某的副官池文焕，又出面做媒，将十大份一家富农的女儿许给郭所长的马弁。过了几年，池文焕与郭所长结成儿女亲家。这些人沆瀣一气，都成了联首的亲戚。依靠裙带关系，“母老虎”的三儿子张玉林当上了伪甲长，不久又升任关东铺子大村的自卫团总、协和会长。这个曾在汤玉麟部队混事的兵痞，为人阴险狡诈，贪婪成性，平素惯会逢迎上司，死心塌地地效忠日寇。缴烟干，收捐税，抓劳工， 逼得穷人叫苦连天。利用职权，他不断掠取民财，饶有积蓄，在毕家营子买了一处园子，置了几十亩上等水地，又将一个绰号“小蒙古”的风流女子纳为外室小妾，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花用短缺，他只消在关东铺子集上捎个口信，大当家的——他的大哥张玉珠便立即从东洼派车送去。张玉珠本来对张玉林的挥霍无度深为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有丝毫违拗。张玉林是支撑门户的顶梁柱,有权有势牌子硬，这一点张玉珠比谁都清楚。
一九四五年春天，“母老虎”寿终正寝，结束了不光彩的一生。张家停丧十日，雇了四拨子吹鼓手轮番吹打，宰了 四口大肥猪，撕了好几匹孝布。出殡那天，一应仪仗排了 二三里远。从乌丹杠房雇来的人绑了四十八根大杠，抬着棺材串了香房地、戴家营子等好几个村子。棺材过处，张家强迫穷人摆设路祭，惹得人人切齿，骂声不绝。
“母老虎”的大儿子张玉珠成年后便掌管家政。此人长于算计，深谙诡道，心狠手黑。他从来不把长工当人看，只要“母老虎”喊一声：“大鬼，给我揍！ ”他便抡起镐把、鞭子、二牛杆，……随便哪一件顺手摸过来的凶器，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毒打。青黄不接的时节，张玉珠开仓放粮，穷人借一斗米，秋后要还三斗谷子，外加两块大洋的脚费。奎胜沟农民孙有借了他二斗米，给他扛了三年大活也没还清。利滚利，债如山。三年到头，张玉珠算盘一拨拉，孙有还欠他 三斗三升米。万般无奈，孙有含泪拿出二十亩地做抵押，才算了结了这笔阎王债。碱草洼农民李全有三十来亩树林子, 只因借了张玉珠三斗米，从此家无宁日，脖子套上了索命绳。利息滚来滚去，整片树林子改换主人，成了张玉珠的家产。
还有一件事更是惨不忍闻：
青年农民小郝给张玉珠耪青，妻子容貌端庄，被张玉珠看中，几次施加暴力，强行奸污。小郝忍气吞声，带妻子逃到林东。第二年，张玉珠追到林东，小郝正害汗病，张玉珠将小郝的脸用口袋捂上，嘴里塞满棉花套子，活活将他堵死，然后销尸灭迹，霸占小郝的妻子作了小老婆，
日伪统治十二年，张家巧取豪夺，财产急剧增多，拴起了三辆牛车、两辆马车，还有一辆专供当家的乘坐的小车子。每年雇三十来个长活，在三岔口东沟、毕家营子、东洼分设三处窝铺。郭家窝铺、天益泉、十大份、观音堂等村都有他家的土地，共达一千余亩，每年打粮三百多石。为了保住这些财产，镇压穷人的反抗，张家明结官府，暗通土匪，左右逢源，财势日隆，成了不折不扣的一霸。翻遍张家肮脏的发家史，字字行行，凝结着穷人的斑斑血泪。
日本鬼子倒台，伪政权解体，张家兄弟失去政治靠山。 眼见得“自卫团总”的官衔化作浮云一片，不免愁眉苦脸，惶恐万状。
八路军出面接收敌伪武装，张玉林不明底细，心下惴惴不安。他亲自打听了一下外面的消息：某某大地主带着护院炮手拉起队伍投奔八路军，被委任为支队长；某某大团总把国兵、伪警察、土匪都召集起来，公开维护地方治安。张玉林悬在半空的心重又放回肚子里。“管他这号军、那号军，啥时候也是有钱有势的说了算！ ”他暗赌为自己这一精辟独到的见解感到得意。他收罗了一下关东铺子“局子”的旧部，这些人携枪跑回家里，正巴不得重新出头，很快有二十几个前来投奔。带着这些人，张玉林赶到克旗境内的土城子，与卜云龙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接上头，很快讨了个“三支队”的番号。张玉林出任支队长兼二连连长，威风不减昨日。他经常向人炫耀：“我张玉林有两件宝，一是我的铁青马，称得上追风赶月的千里驹，只要我趴到马背上，谁也别想撵上！ 再一个……就是金鸡满槽匣子枪。你们看，”张玉林说着绾起袖子，来到井边，“嘡嘡”，朝井底打了一梭子，然后得意地瞅瞅众人：“怎么样？弹皮子一个也落不到井里，全都崩到上头。啧啧，瞧这枪条多硬！这枪不保别人，单保我张玉林！”末尾三个字音拖得长长的，神态、语气，带一股咄咄逼人的傲气。
可惜张玉林没有高兴多久。陈明初到关东铺子小区开辟工作，张玉林并不把他放到眼里。他看不起陈明瘦小的个子，看不起那身土里土气的打扮。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看、去想、去衡量，陈明都不象个“官儿”。按他的想法，陈明是一个外乡人，要想站住脚跟，得主动向他“张团总”讨近便，谁不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偏偏陈明对他不理不睬，这就使他感到撅了自己半截汉子。相反地，他却注意到，陈明总爱往穷人堆里跑，找穷人唠嗑儿，到穷人家吃住，亲热得象一家人。几个过去就不好摆弄的穷小子，竟然出头露面， 组织穷人办农会，还要搞什么减租减息，这不是成心和大户过不去吗？
冬至月的一天，张玉林从毕家营子动身去东洼，一路扬鞭，铁青马撒开四蹄，脖子上的串铃响声“哗哗”，刚过仓子东梁，迎面碰见陈明。张玉林赶紧收缰下马，满脸堆笑地打招呼：
“陈指导员，忙哪？”
“随便走走，谈不到什么忙不忙。”陈明回答得不冷不热，脸上是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
张玉林觉得有几分难堪，想再搭讪几句，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退到路边，牵着马走了两步，正要抬腿跨上马背，忽听陈明说了一声：“慢着”，只好转回身来，站立不动。
“有两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眼下是冬季，天气冷了， 前方八路军急需御寒的衣服。上级要我们征收一部分羊皮，任务很紧。小门小户，养羊的不多。你家有两大帮绵羊，一撒半山坡，拿出几十张皮子恐怕问题不大吧？”
张玉林心里哆嗦了一下：这哪象商量，分明是下命令。“满洲国”捐税多如牛毛，我们张家大院掏过一分一厘没有？怎么这回摊派到我头上来了？嘴上却连忙答应：“这事好说，家去知会大当家的一声，改日一定送到！”
“还有一件事，”陈明的脸色十分严肃，“老百姓反映，你对部下管束不严。你的三支队纪律很糟糕，有的讹诈民财，有的吸扎大烟，有的调戏妇女，有的动手行凶。每到一个村子，肥吃肥喝，强迫老百姓蹓马。这一套旧军队的作风，是我们八路军队伍不容许的。请你向你的部下讲明，打起八路的旗号，就得象八路军的样子，挂羊头、卖狗肉是不行的。”
张玉林觉得耳边响起了一阵雷，陈明的话句句铿锵，震得他心里打颤。多少年来，挎枪的横行天下，吃遍八方，打精米、骂白面，老百姓敢说半个“不”字吗？如今这是怎么了？八路军的章程怎么处处同我张玉林拧着来？
陈明的背影已经隐没在山路的转弯处，张玉林还扯着马缰呆呆地站着。脊梁骨上的冷汗干了，额头、手心还是潮乎乎的。当年的张团总可不是这副熊样子。张玉林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自己到了陈小个子面前，脑瓜不灵，说话气短，三个回合不到，就轻易地败下阵来？莫非应了那句“邪不压正”的俗话？
张玉林的姐夫池文焕也是个“营混子”（兵痞），他自以为比小舅子多吃了几年咸盐，对张玉林的苦恼颇不以为然。 他从小浪迹江湖，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经过大阵仗，凭着满口伶牙俐齿，在各种场合从容周旋，既能将大事情化小，也能把小漏子捅大，有时酸中加醋，有时蜜里添糖，官私两面吃得开，玩得转。依他之见，八路军干部也是爹娘生养，知道果子好吃钱好花。同正号八路打交道，摆不得富家大户的谱儿，硬顶硬揸只能自己吃亏，得琢磨点别的办法……
池文焕开始主动同陈明接近。他时时留意陈明的行止，几次到陈明住处探望，很希望能通过这些接触,给别人造成一个他与陈明相熟既久、关系融洽的印象。他卖弄如簧巧舌，为张玉林兄弟辩解、开脱，委婉地劝说陈明不要听那些穷人的话，同张家抓破面子。他一再鼓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一套东西，同时标榜自己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他邀陈明吃饭、喝酒，均遭拒绝，最后竟异想天开，提出他与张玉林都想和陈明“拜把子”，结成“金兰之好” 。陈明看够了池文焕的丑恶表演，对他说：
“你的眼睛看错了人，我们不是过去那个世道的官儿。八路军是穷苦百姓自己的队伍，当然要听穷人的话。张玉林、张玉珠为人如何，老百姓自有公论，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至于拜把子，八路军没有这个规矩，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兴趣。”说到最后，陈明还来了两句笑话：“都说百灵子哨起来最好听，可是哨常了，竟也和大嘴老鸹差不多。”
池文焕闹了个烧鸡窝脖儿，不禁暗骂自己的愚蠢、无知。他见到张玉林，喟然叹道：“我这回看透了，八路军干部软硬不吃，敢情是朝着咱们来的！”
两个脑袋凑到一起，叽叽咕咕，策划下一步棋的招数……。
三
一九四五年农历腊月十九。呼啸了一天的西北风余威未尽，还在光秃秃的树梢上发着单调的“呜呜”声。衔山的夕阳被严寒冻白了脸，瑟索着放出冰冷的光。
在四野升起的渐浓的暮色中，沿着蛇一样盘来绕去的乡间小道，从西边驰来二十余骑。马上的人服装很不整齐。他们大背着枪，神色疲惫。有的一边揉着冻得发酸的鼻子，一边骂骂咧咧地抱怨天气。
陈明、陈玉昆和高俊杰也在这支队伍中。最近一个时期，经过分头宣传、发动，越来越多的贫苦群众开始觉悟，有的积极分子已经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一部分村子建起了农会，穷人有组织地采取行动，迫使地主接受减租要求。黄谷屯的大地主倪广文和东洼的大地主张玉珠，是三区群众公认的两霸。但倪广文正当着县支队的连长，手里有武装,而张玉珠也靠着张玉林是八路军的支队长，被附近不少农民看作打不倒的老虎。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不少棘手的问题暴露出来。最令心担心的是区小队，在陈明他们到任之前就自发成立起来。二十几个人中，当过土匪、国兵、伪警察、自卫团员的占大多数，有的甚至民愤很大。区小队长程玉堂倒是个出身贫苦、朴质正直的好同志，但手下的两个班长——徐国栋、傅海山却都是土匪出身，心术不正，根底很坏。他们与张玉林、池文焕私交甚深，控制着区小队的绝大部分成员。前几天区小队住小高家梁，有人反映,张玉林带十几个人从土城子下来，曾在关东铺子与徐国栋、傅海山等人会面。他们叽叽咕咕，行踪诡秘，似乎密商了什么大事。这些情况引起了陈明的警觉，几个区干部立即集中起来，决定带区小队一起活动，随时注意观察，以便寻找时机采取措施，剔除隐患。这天中午，他们带区小队来到东洼北边二里的香房地， 傍晚突然紧急集合，把队伍向东北方向拉走。翻过香房地东 梁是荷勿苏川，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两旁，拉开五里、八里的不等距离，分布着大小四五个村庄。当走到小荷勿苏村旁时，徐国栋气冲冲地叫起来：
“我们不走了！黑灯瞎火的，天又这么冷，弟兄们的肚子前腔贴后腔，再说，马也迈不动步了！什么了不起的紧急情况，还犯得上吃马肉？”
这话很有煽动性。立时，身后七嘴八舌，一阵乱嚷嚷： “我也不走了！” “说出大天来，今天也在这住！” “谁愿走自个儿走，咱们不跟着喝那份酥！”
陈明强压火气，没有发作。他沉吟半晌，隐约感到徐国栋一伙的起哄，似乎包含着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小荷勿苏属梧桐花四区管辖，陈明以前来过这里，知道村里一些情况。他想，先不必因为宿营地点同他们闹翻，住下再说，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反正狗吃不了月亮，随时加点小心就是。
小荷勿苏村子中间，前临大沟，后靠东梁，是地主阎凤奎的院子。院内房子较多，有一块不大的天井。房后紧靠墙根处，还有几个盛粮食、杂物的土圆仓。板打黄土围墙一丈多高，将院子护得严严实实。陈明把区小队战士安排到村里几户人家，自己和陈玉昆、高俊杰、程玉堂等几个人住进阎家大院。阎凤奎平素处事圆滑，能说会道，附近村子发生口舌纷争，也总找他评长论短，调解说合。他的大儿子阎坤是张玉珠的妹夫、池文焕的连襟，关系非同寻常，但阎凤奎却同这些人不即不离。他既想利用张家的财势，求得稳固的立足之地，又有点看不惯他们的强梁暴虐。八路军干部一来， 阎凤奎很快看出，张家兄弟遇上了剋星，今后不会有好日子过。两虎相斗，自己夹在中间，到底应该倒向哪一边，还得留神看看再说。今晚区里的几个人到他家里住，他当然不敢有丝亳怠慢，一边吩咐长活喂马，一边亲自下厨房安排饭菜。
入夜，山村罩上了一层幽暗、神秘的纱幕。风渐渐刹住了，星星在深邃的天穹上闪闪灼灼。大半个月亮从东山顶上缓缓升起，清辉洒落，寒气袭人，大自然仿佛冻结成乳白色的一大片坚冰。
陈明、陈玉昆和高俊杰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晚饭后，他们仔细地在院子里巡视了一遭。看到大门上锁，又有两条凶猛的狗守夜，才回屋休息。热乎乎的炕，对在寒风中奔波了一天的人，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但他们怎也睡不着。他们同区小队长程玉堂小声地交换看法，都认为徐国栋等人靠不住，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很大。天亮后，应该把队伍继续向东拉，最好拉到乌丹，征得县委同意，对区小队来一次整顿。 同屋还有一个叫陶德成的，此人伪满时在关东铺子村公所当过吏员、司计，没有民愤。现在任区小队的司务长。领导干部们商量事情，他不便插嘴，但心里却暗暗打开了算盘。他深知徐国栋、傅海山等人的为人。这些人过去横行惯了，现在哪肯接受八路军的管束？自己参加区小队，是为了奔个好前程，混上一官半职。眼下徐国栋真的动手，陈明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真枪实弹地一打，谁也保不准枪子儿朝哪飞。倘若自己点儿低，就碰上了一颗……陶德成不敢再想下去了，拉过被子蒙住脸，通身出开了冷汗。
天色大亮了，炊烟从家家屋顶上升起，在半空中搅成灰黄色的一团。阎家大院的门开了，两个人影闪进院来。陈明定睛一看，来人正是徐国栋、傅海山。
“指导员、区长！现在就让弟兄们集合呢，还是等吃过饭再说？ ”两个人朝着陈明、陈玉昆同声发问。
“先吃饭吧！啥时候集合，我们派人通知你们。”陈明回答。徐国栋、傅海山转身走了。大门当然没有再关。
陈明他们还没有端起饭碗，一个叫罗松坡的区小队员又来了。他先向屋里的人打过招呼，然后对陶德成说：“司务长，刚才小高家梁来人，说你父亲病了，让你赶紧回去一趟。”陶德成满脸焦急，问陈明怎么办，陈明要他出去看一看，问清情况，再回来请假。
陶德成随罗松坡来到徐国栋、傅海山住的院子，立刻发现气氛不对头：二十几个区小队员面露杀机，长、短枪背在肩上，所有的马匹都备好了，马缰抓在手里，做出了即将开拔的姿态。
“你们干什么去？ ”陶德成小心地问。
“干什么？下口里侉子的枪马，你敢不敢跟着？ ”徐国栋一手按着枪把子，眼睛凶狠地盯着陶德成。
陶德成的脸色“刷”一下白了，裤裆湿了一片。他战战兢兢地问：“你们想让我干、干什么？”
“把你的枪拿出来，跟着我们走！”
“光棍不吃眼前亏”。徐国栋人多势众，陈明他们好虎斗不过一群狼，肯定要占下风。陶德成慑于淫威，顺从地点了点头。
陶德成回到阎家大院，见陈明他们正在阎凤奎住的屋子吃饭，赶紧蹑手蹑脚地溜进住处，从墙上摘下自己的套筒枪，递给身后的罗松坡。
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从院外传来，透过窗上的玻璃，陈明见大门涌进十几个人。他们手里端着枪，进院后忽拉一下散开，直奔上房包抄过来。陈明说声“不好”，迅速拔出手枪，一个箭步冲出屋外。有几个叛匪眼看就要扑到身边，陈明先发制人，“乒”的一枪打去，几个家伙向后一闪，陈明趁势三脚两步，跑到房后，飞身一跃，单手抓住墙头，眨眼间屈臂纵身，越过高墙。追来的叛匪面面相觑，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事后，三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陈明从小练过武功，身轻如燕，有飞檐走壁之能。要不，他那么小的个子，怎么能跳过阎凤奎家一丈多高的围墙？）
屋内陈玉昆、高俊杰、程玉堂稍一愣神，还没来得及掏枪，已经被叛匪堵住门口。阎凤奎死死抓住陈玉昆的胳膊，哀求他千万不能开枪。罗松坡狞笑一声，命几个持枪的叛匪上前，解除了三个区干部的武装。
村外东山坡上，陈明放开脚步，向北猛跑，钻心的寒冷通过脚板传向全身，他意识到自己没有穿鞋。是在屋里来不及穿，还是翻墙时不小心弄掉了，他都不去细想。脑后响起枪声，他回头一看，四五个叛匪已经骑马追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凶狠、剽悍的徐国栋。
“乒”，陈明手起一枪，徐国栋的马前冒起一股白烟。 叛匪惊魂未定，陈明跟着又是一枪，徐国栋只觉得耳边一震，一颗子弹擦着帽子飞了过去，不由得紧紧扯住马缰。陈明借机向前飞跑，双方又拉开了一段距离。徐国栋不肯轻易放过，他不信四条腿的马跑不过两条腿的人，回头对其他几个匪徒嘶声喊道：
“弟兄们，抓不住活的要死的，开枪啊，别让姓陈的跑了！”顿时，“乒乒乓乓”，叛匪在马上胡乱射击，枪声响成一片。徐国栋留神一看，陈明的跑法实在奇怪，只见身子忽屈忽伸，边向前跑，边左右躲闪，两腿敏捷地跳来跳去，子弹再密也别想碰他一根毫毛。跑着跑着，他还出其不意地蹲下来，似乎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匆匆扒拉几把土埋上， 或塞进路边的石头缝儿里。是什么值钱的玩艺儿呢？徐国栋满腹狐疑，下马查看。等他认认真真地在陈明停留的地方翻找一遍，确认一无所获时，陈明早已无影无踪。他连连悔恨自己上了大当，带着几个喽罗垂头丧气地返回小荷勿苏。在阎家大院，叛匪整好队伍，徐国栋跨马来到队前，扯着脖子叫起来：
“弟兄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受土八路的气，要改换门庭，走另一条道儿。国军已经占了平庄、乃林，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国军的天下。你们知道吗？国军才是正牌号的部队，兵多枪好，一色的美国装备。我有一个亲戚，正在国军那边当团长，他捎信让我去，损到加一，给我个营长当。我不会亏待弟兄们，只要跟着我干，都能弄个连长、排长当当！”
叛匪们“嗷”地一声欢叫起来：“没说的，你老徐走到哪，我们跟到哪，后退一步的是孙子！”
傍晌午的时候，叛匪押着被俘的三个区干部离开小荷勿苏，一路向西，直奔徐匪的老巢——西大梁。走到关东铺子， 张玉林迎了出来。当着三个区干部的面，张玉林嗔怪徐国栋年轻气盛，不该同区上的领导闹翻。第二天，张玉林出面斡旋，让徐国栋把三个区干部放了，并退回他们的枪支。陶德成表现得十分殷勤，随即遨陈玉昆、高俊杰去小高家梁，到他家住了几天。
张玉林同徐国栋之间曾有过一段不寻常的谈话，现补记如下：
张玉林：“老弟实在太年轻，大意失荆州，把个陈明放跑了，要不稳稳当当地来个一勺烩。想不到我在东洼等了一天一宿，等来这么个结果。”
徐国栋：“行了，孬种让我当，三哥充好人。我是逼上梁山一条道，只能去投国军。比不得三哥，唱了一通三花脸，临了成了土八路的救命恩人！”
张玉林哈哈大笑起来，他拍拍徐国栋的肩膀：“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报效国军，还望老弟先行一步，你我后会有期！”
四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早，春节一过，天气很快转暖。少郎河里，沿流水漫溢、上涨，很快冲开冰层，汇成满川春潮。春风拂过复苏的土地，染绿山野，催开满树杏花，也把希望的种子，播在穷苦庄稼人的心头。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从二月开始，乌丹全县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清算反霸斗争。“北霸天”倪广文被县政府公审处决，三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县委进一步加强了三区的领导力量，派赵学祖同志任区长，贾忠同志任农会主任。吸取徐国栋叛乱事件的沉痛教训，陈明、赵学祖等同志首先重新组建区小队，以县支队支援的一个班为骨干，又吸收了一部分青年贫苦农民，很快地，区小队兵强马壮，阵容一新。此后，他们将主要力量放到东洼附近的几个村子，意在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斗倒“南霸天”张玉林、张玉珠弟兄。
区干部经常住在窑上村中农申仁家里。窑上位于东洼西边四里处，有四十几户人家，大部分成年男子给张玉珠家扛过活，耪过青，对张家的残酷压榨切齿痛恨。区干部组织办农会，这个村群众基础好，行动也快，报名会上，举起的手臂象一片密匝匝的树林。庄稼人一旦认准了一条道路，信服了一种主张，十八条大牛也别想拉他们回头。借走亲串友的机会，他们当起了义务宣传员，逢人便讲办农会的好处，称颂八路军的章程。还有的人主动去东洼村打听消息，监视张家大院的动静。
播种时节，一天中午，东洼村农会干部刘树贵到窑上区干部住地报告：张玉林单人独旗，从土城子回到了张家大院。
正在三区指导工作昀县委副书记张冠军（公开职务是县支队副政委）立即同身边的几个区干部商量对策，并做了周密布置。张冠军给张玉林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短信，派人送到东洼。时间不大，院外传来“哗哗”的串铃声。张冠军知道张玉林来了，便迅速抽出手枪，推上子弹，将枪放在背后，然后仰身斜倚在炕上。
张玉林最近心情十分复杂。小荷勿苏事件发生后，徐国栋在当地不敢停留，带着手下二十几个叛匪南逃朝阳，投靠国民党军队。张玉林一面庆幸自己没有在叛乱中公开露面，一面也为眼下的处境忧心忡忡。在人前，他忘不了夸耀几句自己如何急人之难，救了几个区干部的命，但总觉得底气不足，心里发虚，害怕有一天被八路军干部看破内幕，找到头上。倪广文被枪毙对他刺激很大，他时常梦见自己也被解除兵权，五花大绑押到法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围拢过来，开心地看热闹。猛然间，对面红旗一举，一把雪亮的刺刀向胸前扎来。他厉声尖叫，挣扎呼救，醒来后通身冷汗淋漓，心脏 “咚咚”地狂跳不止。八路军正规部队已经向他的支队派了政委、参谋长，使他很快成了聋子的耳朵。紧接着，八路军明令革除陋习，禁止吸、扎大烟，政委要他先回家住一段，戒掉烟瘾后再回部队。他回来了,尽管有几分无可奈何。他也想实地摸一摸家乡的动静。谁知进家门屁股没有坐热，张冠军的信就送来了。打开一看，写得蛮客气。“请张支队长到窑上面叙”，一个“请”字，出自堂堂的县支队副政委之手，是福音还是祸殃，是诚心还是歹意，他一时猜测不透。但他还是决计走一趟。他来了，骑着疾步如飞的铁青马，斜背着“金鸡满槽大镜面”。走到申仁家大门口，有两个人上前接过马缰，把马拉向后院。院子里空荡荡的，不见有人出屋迎接。正在纳闷时，正房西屋喊了一声：“谁在外面？” 他朝喊声走去，挑门帘进屋，只见一个陌生人头朝里斜倚在炕上。屋子里空气有些沉闷，四只眼睛互相注视了许久，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张玉林毕竟是社交老手，他先是“嘿嘿”干笑了两声，然后问道：“请问，你就是张政委吗？”
炕上的人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张玉林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嚢囊的钱包，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张政委初来三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这个地方太穷，饮食上多有不周，这点菲薄小礼，难成敬意，请政委收下买包茶喝。”
张冠军不由得怒火中烧，他猛地挺身坐起来，手一扶炕， 顺势抓起枪来厉声说道：
“你很有钱是不是？你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也能打动八路军干部的心。你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吗？上面有穷人的血，闻起来是腥的！”
张玉林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望着眼前黑洞洞的枪口和神态威严的“老八路”发呆。掏枪抵抗来不及了，他的背后，出现了陈明、贾忠和几个端长枪的区小队员。心爱的金鸡满糟匣子枪不再保他张玉林了，它成了陈明手里的战利品。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玉林明知故问，颤抖的嘴唇上下翕动。
张冠军收起枪，跳下炕来，重重地在张玉林肩头上推了一把：“走吧，我们到你家看看去！”陈明、贾忠一左一右，持枪将张玉林夹在中间，十几个人一起走出了申家院子。张玉林停住脚，扭头向后院张望。陈明看透了他的心思，笑了：“张团总还找你的千里驹呀？算了，走几步路脚又大不了。再说，别人都是步行，光你一个人骑马，怕不好看吧？”
张玉林脸色蜡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张冠军和陈明、贾忠他们都是第一次进张家大院。过去耳闻，今日亲见，气派果然不凡。黑漆大门钉满密密匝匝的铁钉，向北开着，活象饿狼张着贪婪的大嘴。门洞子西边是客屋，炕上垛着毛毡被褥，地下摆着红漆八仙桌和几把太师椅。院内有正房七间，腰房子七间，碾房、油坊倶全。紧靠东西两侧院墙，分布着车棚子、草屋子、牛棚马厩、羊栏猪舍，铺铺拉拉占地十几亩，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大院。张玉珠已经穿了兔子鞋，下落不明。张家其他人也都分头躲了起来，偌大的院子空空落落。陈明他们将张玉林关进腰房子东头一间屋里，门上加锁，窗户用木板钉死，令区小队员轮流站岗，严加看守。天傍黑，他们派人到附近各村“放告”，宣传张玉林被押的消息，约各村农会第二天一早组织农民来东洼参加公审大会，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张家大院热闹起来了。最先听到消息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向这里汇集，一张张皱纹遍布的脸上绽开笑容，从内心发出的喜悦毕竟是难以掩饰的。入夜，人们从仓房里抬出面柜，从圈里抓出肥猪，杀猪、烙饼、聚餐，美美地吃了一顿解气饭。明灯闪闪的屋子里，不时腾起一阵开心的笑声。
夜深了，大院里渐渐安静下来。张玉林手扶窗框，绝望地注视着乌蓝的夜空。明天会怎么样？穷人控告，八路军干部宣判，跟着一声枪响，这一百多斤就交代了。趁黑夜逃吗？门外有岗，窗户又钉得牢牢实实，插翅也难飞呀！
突然，一个黑影靠近窗口，有人压低声音在叫“张团总”。张玉林觉得声音好熟，不禁心中一喜，急忙问“你是谁？ ”
“我是张福庆呀，团总把我忘了吗？”
张玉林想起来了，这个张福庆是牛家窝铺人，伪满时在他手下当过“自卫团员”，溜须捧盛那一套玩得不错。转念一想又感到奇怪：外面有岗哨，张福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张福庆低声告诉他，沾了家里贫穷的光，他最近混进区小队，正好轮到站这班岗。他要张玉林耐心等一会儿，换岗后，只消如此如此……。张玉林生怕听漏一个字，脸上浮现出一丝奸笑。
张福庆下岗了，接班的区小队员从他手里接过枪。这是个入伍不久的小伙子，初次执行看押任务，心里难免有几分紧张。上岗时间不长，黑洞洞的屋里，传出张玉林一声紧似一声的呻吟。
“你怎么了？ ”哨兵隔着窗户问。
“哎哟，肚子痛得厉害……来屎了……憋得难受！ ”张玉林一边有气无力地叫唤，一边用脚跺着地，好象再迟一会儿，就会屙到裤子里。
哨兵要他在屋里屙，张玉林不肯，说这是住人的屋子， 没病没灾的大活人，屙到屋里太晦气。他苦苦向哨兵哀求，年轻幼稚的哨兵心软了，掏出钥匙打开屋门。哨兵要张玉林在门口屙，张玉林依旧不肯，他说这里人来人往，谁不小心踩一脚，太埋汰。嘴里应付着，脚下不停，直奔东跨院。哨兵只好端枪跟了过去。张玉林解开裤带，贴墙根蹲了下来。
东跨院是张家的草园子，紧靠东墙，一大垛干草象小山， 堆得几与围墙相平。黑暗中，张玉林悄悄把裤带重新系好，从地上抓起两把沙土，照旧静静地蹲着不动。果然，哨兵等得不耐烦了，听张玉林好半天没有屙出屎来，感到奇怪，便走到跟前伸手去拉。劈面两把沙土扬过来，哨兵的眼睛睁不开了。他慌忙扣动扳机，枪是哑的，拉开枪栓一摸，弹仓里没有一粒子弹，这才明白，换岗时接的是一支空枪。张玉林早已从地上跃起来，爬上草垛，跳出围墙。其动作之快，远非惊枪的兔子可比。
天亮了，四乡农民一千多人齐集东洼，听说张玉林跑 了，人们纷纷指责失职的哨兵：“你知道吗？你放跑的不是张玉林，那是一只恶虎，一只饿狼！……”
五
恶虎逃出铁笼，找到肯于豢养它的主子，磨利了白森森的牙齿；饿狼反扑回来，瞪着血红的眼睛，怀着兽性的复仇心理。
张玉林跑到朝阳，最先见到的熟人是悍匪徐国栋的老子徐春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地主，做梦都想打回老家，杀个痛快，抢个干净，临死也抓几个闹翻身的穷小子垫背。土埋溜脖的家伙，官瘾倒大得出奇，不知钻营的什么门路，竟同大蒙奸李守信牵上线，当了“反共先遣军”的副团长。张玉林有奶便是娘，投到徐春华手下效命，手头一根兵毛没有，也被委任为光杆连长。说来好笑，名为一个团，实际只有十八个人。老匪首刘子泉久闯江湖，毕竟多走了几年黑道，挂了个团长的空衔。下设四个连的空架子：一连长王儒，二连长邵广先，三连长徐国栋，四连长张玉林。余匪如傅海山、朱洪元、王锡久等，有的是排长，有的是副官。绿豆、芝麻大小的官衔各自封了一个，哄得喽罗们喜笑颜开。阴历六月，蒋军开始大规模向宁城、天义、承德等地进攻，前锋逼近赤峰外围。匪徒们唯恐落于人后，放走头功，也于六月底从朝阳动身，一路上藏踪隐迹，昼伏夜行，很快进入乌丹县境。七月十八日晚上,他们从东朝阳沟起身，后半夜偷偷摸进小高家梁村，村外设了双岗，禁止通行，严密封锁消息。在村中唯一一处亮着灯光的屋子里，匪徒们抓住正在开会的区农会干事姜延廷和小高家梁村干部王永林、张永、陶德贵， 用两根绳子将四个人捆成一团。从村干部口中，张玉林听说陶德成在家，便带上徐国栋，翻墙进了陶德成的院子。
陶德成本是个见风转舵、顺水驶船的投机分子。小荷勿苏事件发生后，他曾一度后悔不该主动向叛匪交枪，眼见得八路军的事业越干越红火，徐国栋、张玉林又逃得音讯杳然，便决定还是靠着八路军这棵大树乘凉。仗着粗通文墨，又能说会道，他很快骗取了区干部的信任，当上三区的财粮干事。七月初，他随区长赵学祖来到关东铺子，协助办理扩军手续。因为离家只有五里路，几乎天天晚上请假回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他点上灯，披衣下地开门，一看来人是徐国栋、张玉林，惊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张玉林笑了： “陶老弟不要害怕，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区里的情况。”徐国栋那边故意拍了拍手枪套子，陶德成的骨头就软了。不用打，不用逼，叛徒的口供是最廉价的。他供出：区里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扩军，干部已经做了分工。陈明带区小队在广德公，赵学祖、贾忠带两个通讯员在关东铺子。白天他们曾在集上宣传扩军，夜里就住烧锅院，手里有长、短枪各三支。他特别供出，其中有一支就是张玉林的金鸡满槽匣子枪，由赵学祖带在身上。张玉林、徐国栋满意地走了，陶德成听到了匪徒们紧急集合起来又匆匆开走的纷乱的马蹄声。他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他也知道他刚才讲的那番话将会发生的后果。他害怕了，主动开脱罪责的强烈愿望攫住了他的心。他跑到地主姚万章家，骑上大黄马，想抄近路去关东铺子送个信儿，又怕事后张玉林知道了不肯善罢干休。他勒紧马缰，一步捱一步地边走边思索退路。眼见东方已经放亮，他才走到离家八里远的沙布台。骤然间，关东铺子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他才恍如大梦初醒，知道不能再犹豫下去，便狠狠抽了大黄马一鞭子，箭一般地向七十里外的广德公驰去……
关东铺子是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北依土山，东靠深沟。羊肠子河从西北方向流过来，在村前折了个钝角，转过山湾，掉头向东。兵荒马乱的年月，散匪流贼没有攻坚的重武器，五米多高的土圩墙就成了可以固守的屏障。圩墙西、南两面都有大门，白天洞开，赶集上店、下地出工的人们出出进进，晚间大门紧闭，拇指粗的铁链上挂一把草棍也能拨开的铃铛锁。进得南门，有条十三四丈宽、东西走向的土街。每月逢三逢八，这里是传统集日，土街两侧各种货摊一字排开。漫甸的莜麦、河套川的线麻、旱地的火烟、园田的青菜，是四乡农民主要的交换物品。村东紧邻大沟，有一座临街的五开间石座青砖瓦房，当地农民称之为“高台阶”。
东头一个单间，靠南窗盘着火炕，西边四间打通成了筒子屋。外屋门九尺多高，四尺来宽。双扇对开的厚板门，密密实实地布满铁钉。门角用铁页子包护，十分坚固。民国初年，这里有口里人开的一家烧锅，“高台阶”是掌柜的帐房。十几年后，房子易主，成了头道洼地主马玉强的一处“窝铺”。伪满时期，这里设杂货铺。小吹小打的买卖，无非经营一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八一五”光复后，这里经常住着八路军禁烟督察局的两个干部。“高台阶”东边有一个小院，由铁匠张瑞田赁住；右方后侧是一溜东厢房，西南面的房角紧挨着“高台阶”的东山墙，由季长春等几户穷人住着。
阴历七月十八日上午，赵学祖、贾忠带通讯员陈凤山、周景山出现在关东铺子集上。随行的还有两个女干部，一个叫刘淑芩（后来同县委副书记张冠军同志结了婚），一个姓王。他们向赶集的农民做扩军宣传，讲得口渴了，就到路南杨茂林的烧饼铺喝水。时值中伏酷暑，天气炎热难当，太阳落下山去，村子里仍有驱不散的暑气。两个女干部去单长久的药铺借宿，赵学袓图凉快，便带着贾忠他们住进“高台阶”。前半夜屋子发闷，又有蚊子袭扰，几个人睡不着，谈了一阵工作。后半夜凉风一吹，暑热全消，他们闩紧屋门，沉沉睡去。拂晓时，张玉林、徐国栋带匪徒从东沟底下摸到关东铺子，放好“马盘子”，便悄悄来到南门外。这时，大门已经被早起耥地的农民打开。匪徒们毫不费力，蹑足鱼贯进入， 包围了“高台阶”。
东屋传来低沉的鼾声。张玉林摸到窗下，借微明的曙光一看，北墙根的春凳上躺着一个人，便从窗眼里伸进枪去，“嘡”的一声，正打在赵学祖的右臂上，立时血流如注。屋里的人从熟睡中惊醒过来，赶紧跃到门后、窗台边，利用墙壁掩护进行抵抗。赵学祖扯出毛巾包住伤口，钻心的疼痛使他额头上滚下成串的汗珠。他怕因自己负伤影响同志们的情绪，努力做出十分轻松、镇定的样子。他知道小陈、小周都是第一次打仗，难免紧张，不断小声地叮嘱他们：“沉住气，别发慌，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注意节省子弹，别放空枪！”
天色大亮了，屋里屋外，紧张的对峙在继续。匪徒们倚仗人多，频频射击；区干部凭窗固守，不时打一下冷枪。突然一个粗嗄的嗓子在外面喊起来：
“赵区长，咱们都是跑外的人，说话直来直去，讲究信用，我这次来不是为别的，就为我的金鸡满槽大镜面来的。把这支枪扔出来，我们拉马就走。”
枪声沉默了。赵学祖高声问道：“张玉林，你说话算数吗？”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咋说就咋办！”张玉林在东山墙的拐角处立即答应。“好吧！你接着！ ”赵学祖手一扬，一支打光了子弹、杀伤力不强的橹子，从窗洞里飞出来，落在“高台阶”门前。
几个匪徒喜出望外，顺墙根摸了过来，手还没触到橹子上，这边赵学祖猛扫了一梭子，可惜左手握枪，没有打中。匪徒们赶紧争相逃命。
村里的人早已被密集的枪声惊醒，凭经验判断，是赵区长他们被优势敌人包围了。胆小怕事的人战战兢兢地趴在炕沿底下，害怕被流弹打中。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捺不住性子，他们不顾家里人的劝阻，很想冲到“高台阶用木棒、铁锨杀散匪徒，给被困的亲人解围。但是走到门口，他们一个个收住了脚步。他们发现，大街上，三三两两的匪徒荷枪实弹，严密警戒。有的正在吆喝：“都在家里老实呆着，这里没你们的事，谁要出来打死谁！ ”人们被矛盾的心理折磨着：赤手空拳同敌人搏斗，只能徒然增加牺牲；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遭难，又觉得问心有愧。难言的痛苦，象毒蛇一样啃啮着人们的心，不少人已经痛哭失声。
单长久的药铺在“高台阶”的西边，相距不过二十几丈。枪响后，单大娘找出女儿的衣服，帮借宿的两个女干部换上。这里危险，房子临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匪徒发现。单大娘帮她们翻出西墙。她们连着横越了几个院子，躲进西头任家房后一丛茂密的狗奶子棵里。街上远远传来土匪的吆喝声：“挨家搜一搜，看两个女八路藏到哪去了！ ”危急间，后院的任全跑了出来，将两个女干部领进东间盛破烂杂物的屋子里。外面“咔嚓”一声，反锁了一把锁。任全豁出去了，宁肯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掩护两个女干部脱险。
激战的“高台阶”。
匪徒们狗急跳墙了。久攻不下，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匪徒们非常清楚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危险性。屋子里，有两个久经战阵的老八路；七十里外的广德公，有他们闻名胆丧、英勇善战的陈明和他率领的区小队。说不定什么时候，枪声会把他们引来，那时内外夹击，匪徒们就成了砧板上的碎肉。
匪徒们从村里找来梯子，用枪逼着季长春去刨山墙。镐头“咚咚”地刨在墙上，苦涩的泪水汩汩地流进肚里。季长春活了半辈子，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亏心事？山墙刨通了，季长春的脑袋暴露在墙洞里。贾忠刚想射击，定睛一看是村里的老乡，赶紧将枪一抬，“乒”的一声，季长春的帽子飞了。他佯装中弹，仰面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一计未成，匪徒们冲进村东几户人家去掀炕席。铁匠张瑞田的几个孩子还在熟睡，匪徒们抓住席角猛力一掀，孩子们被掀得满炕骨碌。十几领炕席卷成圆筒，竖在高台阶的屋檐下。席筒点着了，火舌舔着屋檐，窜上房顶，顿时瓦片横飞，“噼噼啪啪”响成一片。
屋内四个人，这时都已明白，他们正面临着最后的时刻。房上，火舌在奔窜；胸中，怒火在燃烧。在这危急的关头，他们可曾想到了什么？
赵学祖，这个滹沱河水养大的年轻人，面对熊熊的大火，可能想到五年前日寇对冀西山区的一次血腥扫荡。秋天，眼看五谷就要登场，村干部忽然接到情报：敌人出动大批兵力，就要来血洗南贾良。男女老幼大转移，火速赶到西青同。 敌人的马队冲了上来，机关枪朝着密集的人群喷吐火舌。赵学祖心爱的妻子倒下了，怀里抱着未满周岁的小女儿；善良能干的三弟媳倒下了，不肯闭上的眼睛瞪着高远的蓝天。中 秋节前夕，敌人再次扫荡,也是烧起眼前这样的火，将他家二十几间房子燃为废墟。
赵学祖，这个当年灵寿简易师范十九岁的高材生，面对华北平原上燃起的抗战烽火，没有二话，辍学回乡参加革命， 当过村民兵自卫队中队长，做过区文化救国会干事，也因文笔流畅，任过晋察冀军区北岳分区的秘书。“八一五”日宼投降，他奉调北上，临行前回了一趟家，把年仅九岁的 女儿敬华叫到跟前。想到远方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离别当作诀别。一遍又一遍，滚烫的大手抚摸着女儿蓬松的头发， 那话也是滚烫的：“孩子，跟着奶奶、叔叔好好过,爸爸走了，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爸爸坏，爸爸狠，爸爸把一个没娘的孩子扔在家里……”随之，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下来， 那泪也是滚烫的。
难忘呵！南贾良村头,秋风吹过霜染的枫叶，枫叶红如血。四弟学昔——十几岁的儿童团长，背着小包送远行的二哥上路。哥哥嘱咐弟弟：在家干好工作，带好村里的孩子，好好照顾老人，多替哥哥尽孝；弟弟嘱咐哥哥：出门在外不容易，要时时注意身体，到了新地方，别忘了常给家里写信。二哥穿着紫花土布裤褂的身影终于消逝了，弟弟抬起头来，深情地仰望蓝天，望着列阵整齐、鼓翼远飞的一行征雁……
也许，烈火炙身，匪徒如狼，赵学祖什么也没想，什么也顾不上想，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掩护同志们冲出去。赵学祖把贾忠叫到身边，附耳叮嘱了几句。可是，贾忠却犹豫了。
贾忠，你这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困难、艰险面前，你什么时候有过一丝一亳的犹豫？我知道，你的真名不叫贾忠， 叫赵顺德。你的老家在河北新乐县北城西村，距陈明同志老家渔砥不过二十几里。三七年日寇占新乐，三八年沙河发大水，三九年区里开始有共产党的活动。你是北城西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你们那个村子离县城只有五里路，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等于在刀尖上翻跟头。你没有怕，没有退缩。为了防止汉奸告密，你改了名字，随了母亲贾小缺的姓，就象王书喜同志改名陈明一样。你这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兼抗联会主任起步不凡，先抓两件大事：你狠狠教训了鱼肉乡民的伪办事人员，制止他们大吃大喝，随意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你巧妙地瞒过村里的汉奸，带领民兵秘密地修了一条环村地道。你真聪明，地道口选得那么隐蔽，伪装得那么严实，而且逐一避开了那些暗中通敌的人家。记得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傍晚，你带人去东阳桥向据点的伪军搞政治攻心。深夜，由于汉奸告密，大群敌人突然包围北城西。敌人气疯了，满村不见一个人影，想破坏地道， 又找不到出口在哪里。天寒地冻头一刨一个白印。敌人 泄劲了，垂头丧气地撤回城里。靠了你带头修的地道，我们十几个区、村干部和百十多个乡亲得以保全。冀中抗战八 年，天天有人牺牲。那个时候，身边时时险象环生，你何曾犹豫过呢？
哦！你的犹豫，不是惧敌，而是想到了负伤的战友。有一线生的希望，也该留给赵学祖同志。你认为：老赵活着冲出去，能够做出比自己更大的贡献。
这是什么时候，还在你推我让？赵学祖急了，枪膛里的子弹“哗”一下泼向敌人，为战友扫开一条突围的道路。贾忠不再犹豫，他深情地望了赵学祖一眼，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他冲到南门，眼看就要脱险，耳边一声枪响，他重重地倒在地上。圩门拐角处，匪徒王儒望着枪口冒出的一缕轻烟，得意地狞笑了。
紧随着贾忠，年仅二十岁的通讯员陈凤山脚步轻捷，也冲到了南门。老匪刘子泉手起一枪，击中了陈凤山的头部。
第三个冲出‘高台阶”的是周景内。在南门，匪徒向他射击，没有打中。他跳进圩墙外的菜园子，躲进一片齐腰深的蒿草里。群匪乱枪齐发，夺去了烈士年轻的生命。
“高台阶”突然静下来，枪声止息了，火还在呼呼地燃着，再也不见有人向外冲。张玉林纳闷：赵学祖现在怎么样了？是死，是活，怎么这么沉得住气？
张玉林用枪逼着一个叫于天成的农民，要他进屋观看动静。于天成提心吊胆地走进屋去，他看见，赵学祖躺在炕沿下，因为失血过多，脸色有些苍白，但目光是刚毅的，还在用毛巾包扎臂上的伤口。于天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硬汉子，不禁失声叫了一声：“赵区长没死！”
张玉林象饿狼一样扑了进去。他不敢正视英雄的眼睛， 慌乱地扣动了扳机……
英雄倒下了。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隐隐感到一丝遗憾：刚才枪打得太急，怎么没给张玉林这只恶狼留下一颗子弹！
恶狼也是狡猾的，一面嗜血、咬人，一面捻动佛珠。 “高台阶”的房顶轰然倒塌了，张玉林站在街头大喊：
“乡亲们，出来吧！赶快救火、抬人，行行好吧!” 人们陆续走到街上，眼前的惨景使他们目不忍睹。张玉林拉着几个岁数大的人：
“快到东沟沿去吧，那里还捆着四个人呢！大伙求求情，要不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东沟沿，一块平坦的空场上，绑着匪徒们从小高家梁带来的四个干部，他们没有求饶，静静地坐在地上，眼睛里射出不屈的光，匪徒王儒、邵广先杀气腾腾，手里端着枪，正喝令他们跪下。他们没有跪，跪在地上的是关东铺子村张振仓、徐万生等几个老人。他们苦苦求情，却激怒了匪首徐春华。他从人空儿里伸出枪去，打死了区农会干事姜延廷。
太阳已经升起一竿子高，匪徒们不敢久留，仓惶撤离。关东铺子村响起撕裂人心的哭声。人们按照传统习惯，用树枝搭起灵棚，将五位烈士的遗体安放在一起。
陈明带区小队战士赶来了。这个身经百战、铁石心肠的汉子，俯在战友的遗体上泣不成声。他主持了烈士的追悼会。他紧握拳头，强抑悲痛，一字一顿地说：
“匪徒打死了我们一个赵区长，一个贾主任，我们还有千千万万个区长，千千万万个主任。共产党员、八路军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要胜利，烈士们的鲜血不会白流！”
这洪亮、坚定的声音，撞击着山崖，山崖发出嗡嗡的回声；激荡着河水，河水响起哗哗的和鸣。连关东铺子村头的老榆树，也簌簌抖动着枝叶，向烈士颔首默哀。
一九五九年，一个化名张荣久的人在包头市被捕，押回原籍，关进了乌丹监所。那满脸乱蓬蓬的络腮胡，那鹰隼一样凶狠的目光，都使人们一眼认出，这就是关东铺子血案的罪魁祸首、恶贯满盈的张玉林。
在庄严的法庭上，他低下罪恶的头，交代罪行，接受人民的审判。
他病死在监所里，无声无息，象墙缝里自生自灭的臭虫。
人呵，要善良，莫作恶，作恶必被捉，天涯海角难逃脱。历史老人铁面无情，功过是非，自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摘自1984年10月翁牛特旗旗志编纂办公室编印之《紫城风云——翁牛特旗革命回忆录》）
（编辑、插图：史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