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贾敏，季寺
Pornhub背后的隐秘财富帝国
上周，成人视频网站Pornhub下架了超过1000万部未经认证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此前，一项排名将Pornhub列为世界上访问量第十高的网站。有研究认为它是21世纪对社会影响第三大的科技公司，仅次于Facebook和谷歌。
Pornhub 网站截图
隐形的儿童性剥削
Pornhub的这一举动与普利策奖得主纪思道2020年12月4日在《纽约时报》发布的专栏文章《被Pornhub毁掉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Pornhub）有关。该文指出，Pornhub每月能吸引35亿次访问，每日广告曝光量高达30亿美元，然而这家标榜活泼风格、时常投身公益的公司有着鲜为人知的阴暗面，它的网站上充斥着强奸视频，从强奸儿童、复仇式色情、偷拍女性洗澡、种族主义和厌女内容以及女性在塑料袋里窒息等的视频内容中获利。
Pornhub允许用户上传视频，每年发布的680万条新视频中，不乏描绘虐待儿童和非自愿暴力的内容，并且因为视频中人物的年龄难以确定，无法判断究竟包括了多少违法内容。文中提到一名加州女孩14岁时将自己的一段裸露视频发给了当时迷恋的15岁男生，他将视频分享给了其他男生，有人将其上传到了Pornhub，女孩的人生从此一溃千里。一些性侵幸存者的视频也被传到Pornhub上，“一场性侵最终会结束，但Pornhub却会让这场折磨没有尽头。”
网络儿童性剥削不是Pornhub独有的问题，今年Facebook在3个月内删除了1240万张与剥削儿童有关的图片，去年Twitter在6个月内关闭了26.4万个涉嫌儿童性剥削的账号，而Pornhub声称致力于打击儿童性剥削图像的非营利组织互联网观察基金会（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近三年来仅在其网站上发现了118起涉及儿童性虐待图像的案例。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Pornhub的用户对此习以为常，不太可能举报，因为只要使用特定的关键词，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在Pornhub上找到几百个明显带有儿童性虐待的视频。
Pornhub拒绝公开内容审核员的人数，一名采访对象提供给作者的数字是80人，而Facebook给出的数字是1.5万人。文章还指出，各界对Pornhub的担忧正在加剧，要求关闭该网站的请愿已经收到了210万人的签名，美国、加拿大的政客呼吁政府对其展开调查和打击，活动人士记录了网站上的虐待行为。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了除限制豁免权（过去Pornhub享受《通信规范法案》第230节赋予的豁免权，该法案旨在保护有公众发布内容的互联网平台，美国国会在2018年对第230节作出了限制，促使MindGeek改进了行为）之外的三项建议：只允许经过验证的用户发布视频、禁止下载以及加强审核。但这远非万全之策，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Pornhub对视频严格管理，那些最不堪入目的内容可能流向暗网或者管理不严的国家的网站。
文章发布后，Visa、Master等美国信用卡机构宣布暂停与Pornhub母公司MindGeek的合作。Pornhub随后发布公告采纳了文章中的建议，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自我整顿。
MindGeek的隐秘财富帝国
MindGeek是一家注册在卢森堡、实际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私营公司。近日，《金融时报》发布了关于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MindGeek：Pornhub和RedTube的秘密所有者》（MindGeek: the secretive owner of Pornhub and RedTube），揭开了这一神秘巨头的面纱一角。
文章指出，曾经由像《花花公子》杂志创始人休·海夫纳（Hugh Hefner）那样身着丝质长袍的大亨经营的成人内容产业，如今正被一个由精通算法、搜索引擎优化和定向广告的秘密专家团体所领导。意大利色情电影导演、制片人马里奥·萨列里（Mario Salieri）说：“我们这些色情产业的老一代经营者都忙着数从录像带、DVD和电视转播权赚来的成百上千万的钱……没人想过新一辈的色情作品制作者。”
在互联网时代，色情产品无处不在，其所有者却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色情产品在定向广告、每点击付费以及邮件营销等全球线上广告工业的新元素中都是先行者，如今是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视频网站也引发了和儿童性剥削以及性交易相关的争议。市场对性唤起视频的需求永不餍足，但人们对利润进了谁的口袋却几乎一无所知。MindGeek就是这样一家闷声发大财的主流色情公司，旗下网站包括Pornhub、RedTube以及Youporn，根据公开财务记录，至少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居于领先地位。然而关于这家公司的基本信息却不为人知，直到《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发出，其主要所有者、有着全世界最成功的色情大亨之称的Bernard Bergemar的资料几乎无法在互联网上被找到，其身份也只有MindGeek高管和顾问的小圈子知道。MindGeek网站上几乎看不到成人产业的痕迹，它将自己包装成为“设计、发展……以及高流量网站管理的领导者。”
MindGeek2018年被记录的收入为4.6亿美元，但它旗下网站每日吸引的访问量高达1.15亿人。例如在上个月，根据谷歌数据，Pornhub在美国被搜索的次数超过了coronavirus（新冠）和Trump（特朗普）。每天大约15万亿字节的视频被上传到MindGeek的网站上，大约相当于Netflix上所有可供观看的内容的一半。
近年来，Facebook、Youtube等科技巨头在变得家喻户晓的同时，也成为了密集政治关注的对象。网络色情虽然没有完全豁免政治和监管的压力——在长达数年反对报复性色情和其他性剥削的活动推动下，Pornhub上周不得不开始了自我整顿。但即便如此，MindGeek的所有者及其早期投资人仍然得以隐身幕后。“不是你的色情片”（Not Your Porn）运动的发起人Kate Isaacs认为，“没有政客愿意谈论色情产业，因为那样一来他们不得不承认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没有人向MindGeek这样的跨国公司追责。”
MindGeek的商业模式是鼓励用户上传内容，但大量免费视频网站上的色情视频都是偷来的。据版权保护咨询公司Battle Stance的总裁Jason Tucker所说，色情作品是世界上被盗版最严重的内容，就因为“它是世界上最被渴望的内容”。Tucker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为网络色情公司工作，MindGeek是他的客户之一，他声称像Pornhub这样知名的色情网站是最负责任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违法的风险太高了。”其他业内人士则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认为MindGeek推动的免费色情片商业模式挤压了制作人的收益，压垮了小公司，也导致不断壮大的演员群体收入下降，工作条件更恶劣。巴塞罗那色情电影制作人Erika Lust表示，她的团队每周（如果不是每天）都要向MindGeek发出下架她的作品的要求。
定义了色情作品新时代的人是Fabian Thylmann，1990年代末，还是一名德国青少年的他开发出了最早让网站所有者可以按点击向广告商收费的软件之一，从中看到了像免费性爱视频这样能够吸引大量流量的内容的盈利潜能。赚到第一桶金后的Thylmann很快开始抢购色情视频网站和制作公司，他的机会于2010年到来，当时Pornhub和Brazzers背后的加拿大母公司正准备出售业务。因为这个价值超过1.3亿美元的交易，Thylmann到处找钱用来扩张他当时叫做Manwin的色情帝国。因为涉及色情内容，风险投资家人一度很谨慎。问题在2011年得到了解决，Thylmann从125个保密的投资人借到了3.62亿美元，据一名财务支持者透露，投资人中包括堡垒投资集团、摩根大通和康奈尔大学。尽管利息高得吓人，但利润仍然可以达到25%。2012年底，Thylmann被德国公诉人以逃税的罪名起诉，他很快将公司卖给了高管Feras Antoon和David Tassillo，他们将公司更名为MindGeek并在加拿大进行运营。
MindGeek通过对好几亿用户的性幻想进行详细数据追踪获得灵感，让制作工作室为其订阅内容制作视频，然后通过庞大的视频网站网络传播给广大观众。如果免费内容收入下降，付费内容的观众就会增加，反之亦然，MindGeek怎么样都能获利。然而直到2018年，MindGeek的利润都很微薄，2018年的税前利润为3830万美元（2017年为970万，2016年为2600万）而净收入却接近5亿。这部分可能和巨额债务的利息支出有关，但同时收入也流入了由很多MindGeek持股不足三分之一的子公司组成的复杂网络，Bergemar在这些公司都持有大量股份，并有多方信源表示他是MindGeek最大的所有者和受益人。公司的管理层和财务状况一样不透明，除了一些匿名的家庭信托和空壳公司，只有Tassillo和Antoon两个人被列为持股人。
为了规避可能的监管，MindGeek拒绝承认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成人内容公司，把矛头指向竞争对手WGCZ Holding，这家Xvideo和Xnxx网站背后的成人内容公司注册在捷克，所有者是两个同姓的法国公民。但在内部，Pornhub声称自己是地球上流量最大的成人网站，比其他网站赚得都多，并且拥有在线广告网站TrafficJunky、年龄认证服务AgeID等一整个产业链支持其视频网站和订阅业务。
批评者认为，性禁忌让MindGeek和其他色情视频分发网站逃脱了监管的视野。艾塞克斯大学网络法教授Lorna Woods是英国《网络危害法案》（Online harms bill），她表示，Youtube更可见也更在意名誉受损，而她虽然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但直到今年春天才开始注意到MindGeek。MindGeek一方面从低调中得益，另一方面却经常将挑战它的小公司告上法庭，但有时候也会遇到无法找到这些小网站的所有者的情况。Lorna表示，这个行业有着“隐秘而下流”的名声，因此很多网站都不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这些人有权决定我们，以及更重要的，我们的孩子会在网上看到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是谁在控制被投喂给我们的性产品类别。”
说出冷战间谍活动真相的约翰·勒卡雷
作家约翰·勒卡雷近日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的小说拒绝了冷战时期间谍小说的光彩和豪华。相反，他把间谍活动描绘成一个沉闷的、令人不安的机器，为了一个不值得付出人性代价的目标而磨碎了无辜的人。Emma Steiner在《雅各宾》发文称勒卡雷说出了冷战时期间谍活动的真相，而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约翰·勒卡雷
勒卡雷从不沉溺于大多数外交政策分析的黑白逻辑，而是认识到所有相关人员的人性（和非人性），对美英冷战的残酷性投以嘲讽的目光，而当时很少有西方作家会这样做。他的所有作品都探讨了忠诚、实用主义的主题，以及对理想的献身和理想的幻灭意味着什么。
勒卡雷痴迷于忠诚的理念，他从个人和职业的角度来探讨。他最著名的人物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承受了高调的婚外情，多次被他的社交名媛妻子尴尬地、公开地羞辱。然而，他却保持着对婚姻的专一、孤独的奉献（在一定程度上）。勒卡雷的许多人物都在与不忠问题作斗争。
情报史学家和间谍活动的学者经常使用缩写词MICE（金钱、意识形态、妥协、自我）来讨论线人的动机。但勒卡雷从自己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经历中明白，线人和情报人员之间，或者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从来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清晰。他所写的东西在其他地方被描写成道德上的条条框框，但勒卡雷作为一个内行在这个世界行走过，他知道非黑即白的区分并不准确。这样说，就是要违背西方的共识，这一共识要求对西方安全国家绝对的忠诚和无休止的赞美。
众多史迈利小说的结尾都是史迈利在某人的死亡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为了避免暴露，还是为了结束威胁，甚至是为了防止给行动带来更大的尴尬。这一系列的结尾，史迈利在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摧毁了他的自我意识，这是对胜利和放荡不羁的情报人员类型惯例的重要背离。
在《柏林谍影》中，假装的英国叛逃者利马斯与东德同行菲德勒进行了一场关于理想与行动需要的长谈。利马斯认为西方情报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比东德的情报机构更高尚或更道德，而菲德勒驳斥了他：“我们所有的工作——你的和我的——都植根于整体比个人更重要的理论”。
这与小说开头神秘的间谍大师“老总”（Control）说的一些话形成了有意的呼应：“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和敌方的方法——已经变得大同小异。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仅仅因为你们政府的政策是仁慈的，就比对方更仁慈，对吧？ ”
西方情报部门和东德情报部门为了类似的模糊目标而采取类似的行动，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断言，这与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希望被描述的方式截然相反。在一个情报工作被认为很潇洒的环境中，读者被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小说所吸引，而勒卡雷却为他们提供了史迈利：矮小、发福、被背叛，特征是他的阴谋诡计而不是强健的天赋。史迈利并没有毫不含糊地一直站在正义的一边对抗邪恶，而是为了英国的情报部门毁掉了一些人的生命，导致无辜的人死亡。
英国观众还有最近的例子，金·菲尔比（苏联在冷战时期潜伏在英国的双重间谍，和其他四个潜伏在英国的苏联间谍并称为“剑桥五人组”——注）和我们现在知道的“剑桥五人组”：一群受过剑桥教育的人，在英国成了工具性的苏联特工。冷战如火如荼，勒卡雷已经厌倦了全世界间谍用于道德失范的理由，对自己的工作也感到厌烦。这些不当行为的许多细节最近才被曝光，它们令人震惊：1954年美国支持的危地马拉政变、越南的凤凰计划以及其他以打击共产主义为名的暴行。
他认为，“老总”对不道德行为的辩解来自“同一个人”，正如他在五十年后为《柏林谍影》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这个人）解释伊拉克灾难性的非法战争，或者证明中世纪的酷刑技术是21世纪的首选审讯手段，或者捍卫看起来正常的精神病态者携带半自动武器的不可剥夺的权力，捍卫使用无人驾驶飞机作为一种无风险的方法来暗杀自己认为的敌人和任何碰巧站在他们附近的人。或者这个人是他的公司的忠实仆人，向我们保证，吸烟对第三世界的健康无害，伟大的银行是为了服务公众。”
勒卡雷的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对红军或高尚的西方英雄大肆宣扬，他们是一个个破碎而忧郁的人，经常失败。当他们获胜时，常常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有人说很欣赏勒卡雷，因为他敢于在他的一本书的结尾让主人公“打个盹”。这种对胜利的、欣喜若狂的英雄惯例的背离，是因为在情报部门供职多年后，勒卡雷彻底厌倦了情报工作，并不觉得必须让一切都在最后得到解决。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小说既是个人的宣泄，也是一种政治声明。
尽管有这样的情绪，勒卡雷在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尖锐的谴责之后，并没有强烈地参与政治。虽然勒卡雷的作品对左翼来说具有参考性和指导性，左翼并不是他的政治立场。
勒卡雷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摒弃了间谍小说的传统，即不可捉摸的亚洲人、狡猾的斯拉夫人和西方自由主义的顽固敌人，而采取了一种给予所有人平等的世界观。勒卡雷笔下的人物从骗子、秘书、教师、特务到酒保都有。他们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是无名小卒，所有的人都被勒卡雷聚集在一起，他为冷战及其残酷后果描绘了一幅富有细节和人性的画面。
“大重置”如何成为反封锁的阴谋论
近日，学者Quinn Slobodian在《卫报》探讨了一个新近崛起的右翼阴谋论“大重置”。
最近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反封锁抗议活动中，数千人聚集在一起，反对他们认为在疫情掩护下进行的秘密夺权。一些抗议者举着纸板标牌，上面印着“大重置”（The Great Reset），一个人喊道：“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他们的大重置，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大流行病是个骗局！”
The Great Reset 网站截图
大重置，既是创意经济“大师”Richard Florida的一本机场书的书名，也是企业做好事者（do-gooders）青睐的口号，同时也是在反封锁右翼中越来越流行的一个网络术语。在其最不可信的版本中，这个阴谋想象着全球精英正在利用新冠病毒的机会，推出诸如强制接种疫苗、数字身份证和放弃私有财产等激进政策。
尽管对全球事件的原因诊断得很差，但大重置提供了对公众情绪的洞察。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提供了最初的火花。6月3日，当英国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达到5万人时，王室的YouTube账户发布了一段视频，介绍了威尔士亲王领导的“可持续市场倡议”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的新的可持续发展动力。这个倡议名为#TheGreatReset，呼吁“更公平的结果”，并将投资转向更“可持续的未来”。电影视频里有浮冰和鲸鱼，还有查尔斯王子的独白，符合对世界经济论坛的期待。
这个倡议加入了一系列类似的宣言，模仿了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发表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在过去的十年里，作者和政治家们谈到了“大金融化”、 “大倒退”、“大逆转”、“大加速”、 “大解体”和“大脱钩”等等。世界经济论坛的大重置起初基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接下来就是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全世界引起黑命攸关运动。大重置后来流行起来，是以一种组织者很可能没有想到的方式。
在世界经济论坛宣布后的几周，自由至上主义智库Heartland Institute的编辑部主任Justin Haskins在福克斯商业、福克斯新闻等媒体称大重置“计划的大致轮廓很清楚，彻底摧毁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西方世界”。 然而，除了右翼回声室中的一些孤立的叫喊声之外，大重置未能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阴谋论流行起来，直到乔·拜登在11月初的胜利，谷歌趋势显示，这个词的搜索在网上激增。
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最明显的导火索是Laura Ingraham在福克斯新闻电视节目中的一段话，这个节目在2020年平均有350万观众。Ingraham在11月13日说： “你知道‘永远不要让危机白白浪费’这个想法。嗯，随着冠状病毒的发生，这个想法走向了全球。而从去年春天开始，有权势的人开始利用这种流行病，迫使各大洲进行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几天后，Ingraham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在一个被浏览了约240万次的视频片段中，她说拜登的“幕僚”相信“资本主义的大重置，这是一个迫使全球资源更公平分配的计划”。同一天，另一位保守派评论员Candace Owens在推特上说：“他们正在利用病毒来破坏西方经济，并实施共产主义政策。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而在澳大利亚，《Spectator》专栏作家James Delingpole接受了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和福克斯新闻一样为鲁伯特·默多克所有）的采访，称“任何没有意识到大重置是我们现在生命形式的最大威胁的人，都是不注意的人”。
大重置理论是无稽之谈，很可能会成为2016年以来大学校园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许多研究“虚假信息”的新研究中心和计划的主要目标。但是，尽管我们可能会蔑视反封锁抗议者的想法，我们不能忽视了大流行的不平等现实。世界上许多科技公司和首席执行官都从这场危机中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事实上，在许多美国人失业的同一周，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一天之内就增加了130亿美元的财富。在这样超现实的情况下，1%的知名人士似乎真的从这场大瘟疫中获得了好处。
大重置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愤怒的地方。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Klaus Schwab，被澳大利亚天空新闻贴上了“有个人魅力的德国人”和“危险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标签，是这个阴谋论中的完美反派。对于右翼评论家来说，大重置也是对他们自己与权力和财富共谋的一种转移注意力，他们花了四年时间为一位总统助威，而这位总统的主要立法成就是大规模减税，使富人不成比例地受益。
世界经济论坛激发了一个关于精英阶层的阴谋论，这并不奇怪；这个组织最著名的是其在瑞士达沃斯的年度聚会，届时，企业高管乘坐私人飞机抵达，对气候变化进行口头表态。它每年发布“全球竞争力指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指数一直在鞭策各国政府降低税收和削减法规。
作者认为，如果说大重置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政治现实的事情，那就是企业精英们无法通过空洞的举措赢得合法性。事实证明，人们对被当作可以重置的有bug的硬盘感到反感。要改变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疏离，需要的远远不止是世界经济论坛那段由皇室撑腰的关于大流行病机遇的空洞（tone-deaf）视频。在如何争取民众支持变革方面，诸如 “黑命攸关”和气候罢工等社会运动，而不是董事会的倡议，提供了更好的经验。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