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最近看了2020年国内图书零售市场的报告，进行了简单的数据浏览，想法误入歧途。其中个别数据让我想起了不同的含义。(美国电视剧《Northern Exposure》)。
过去的一年，繁荣的出版业不知道制造了多少本书，按照“报告”给出的数据，2020年有196万种书销售数量不及1000册，而头部1%的图书贡献了57.73%的码洋，前5%的图书贡献率占比高达81.17%。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嘛，顶端的优秀作品稀罕，再加上还得作为“商品”跻身市场，别说掀起波澜，就算能荡起微末涟漪的“角色”也是不多见的。
毕竟，按照读书达人内部流行的说法：绝大多数书是不值得阅读的。尤其是众多识字人士热衷著书立说的当下，就一般的图书而言，真若能取得几百册的销售量，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现实中，很多受资助的学术书籍几乎就没有人买——关系好的可被赠予，离得远的根本不知书名。再加上以“论文”之名印刷凑数的各种著述，以及各色自费印行的文人雅士之作，更是罕有人理睬……
当然，书该不该出版这事儿无需我等闲杂人士操心，那是出版人（公司）的业务，专心牟利的出版商肯定不会做赔本买卖，尤其是赔钱之余连吆喝都没得赚的那种生意。我想到的是，有那么多种难以吸引人的书籍现世，是不是著书之人写字儿有点随意了？
先表个态，本人是支持识字之人写书的。写得多了，就算没有修成文人雅士，文字箩筐里选些字出来整本合集也是有助于文明进步的，至少对写作者自身的进阶有益，对吧？或者是自己留个念想，或者是赠送亲友，让乡亲们也念想一下之类，这当然是好事。只是，如果不是“论文”那般饱含生活压力的书，窃以为著作家须得更用心地推敲，更仔细地雕琢。
可能我这种没写过书的人想法太天真了，“著作家”们更愿意多多益善，大概都有“著作等身”的意欲。这就有点毁人了。
不说寻常写手，不少专业人士也会因为这个陷阱而露怯。前不久我就看到一篇据说是中学生写的书评，文中轻易就挑出了顶级学府著名教授大作中的好几处毛病，如北宋名臣范镇的生卒日期，中学生就根据韩维为范镇所撰写的神道碑碑文，指出教授所列有误。这就有点尴尬了。这之中多半有“著作等身”的祸害：为了多出书忽略了细致的考证。
反观经典名家轨迹，著作等身的说法也不大科学。康南海身居大变革时代，挣脱羁绊换个视角翻炒旧学，加冕“著作等身”自然无可厚非，只是就大多数大师级的人物来说，“著作等身”更像是胡言乱语。
曹雪芹就一《红楼梦》，不知高度能超过脚踝不；蒲松龄让市井知晓的仅脚背以下的《聊斋志异》；卡夫卡除短小的《变形记》外，能拿出来叫板的不过《城堡》和《审判》，估计脚踝都过不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之外，能传世的作品几何啊？说余华能叫响的作品也就《活着》，估计余华老师也会同意，《白鹿原》之于陈忠实也是如此……著作等身的大家或有，像列夫·托尔斯泰、查尔斯·狄更斯，还有那个被万众人改编得完全找不到本真模样的莎士比亚等，但以个人陋见，即便是这些人的文字，也未必每篇都是杰作。
撇开“杜撰”的虚构故事范畴，转向专业学术领域，能讲清楚一个观点，能证伪一派学说就是顶级好手了，著作等身地出那么多书，反而会有点得不偿失。比如因编著《古代汉语》而声名卓著的王力先生，虽然有人称之为“我国百年来最大的语文学者”，然而其等身的著述，也获得了“没有语言学精品”的同行后学评价。
一个人作品多了，必然会损及作品之精，这也是从常识可以推断出来的。著作等身的说法无疑有点虚幻。
诚然，天才是有的，但为“著作等身”刻苦努力的梦还是别做比较好，既然钟情写，那就认真写好一篇文章先，学问大一点的，不吝时间精深学术，来一两部能立身的专著，是不是更好呢？（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