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易拉罐制造协会总是热衷于讨论铝的好处，这一点当然也是意料之中。对于铝可以无限回收的话题，他们也是无限次重复。他们也会赞赏易拉罐的其他优点：便宜、可堆砌、易运输、安全——这些都可以在“易拉罐学校”的课堂上找到证据。
这一组织宣称，易拉罐可以阻挡阳光与紫外线，这一点比玻璃和塑料更优秀，同时易拉罐比较容易被冷却，这也胜过玻璃和塑料，它们还可以很好地隔绝氧气。该组织指出，每年有超过5000人死于食物中的细菌，还有35万人因此而生病，相当于每位美国公民为此支出1850美元。而这样的案例，30年来并没有1例是因易拉罐导致，这就很值得赞扬。他们还强调，所有美国人的食物中，有1/5都是从罐头或易拉罐而来。当BPA（双酚A，是一种化工原料，也是一种有机化合物）所受的关注越来越高时，他们引用自己的研究，以证明易拉罐中的BPA水平是安全的。
在2011年的一篇新闻通讯稿中，北美元属包装联盟NAMPA要求决策者和媒体“注意独立毒理学家已经证实BPA的剂量对于人类健康没有影响”。NAMPA的主席约翰·罗斯特（John Rost）认为涂料非常安全，并建议施政者对立法限用的事不要操之过急。罗斯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也是一名说客。对于含BPA的涂层，他对监督部门说这没有“一丁点健康风险”，并得到一些健康机构的支持；更何况，目前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替代品可用。
易拉罐厂商们还争辩道，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在易拉罐以外，还有大量接触BPA的机会；易拉罐中的BPA被认定是安全的；每一只易拉罐所用的BPA微乎其微，渗透到饮料中的量就更少了；在身体中检测到的量简直少得可怜，而且即便被吸收了，BPA也会通过每天的尿液排泄出来。“如果不把可以获得的数据放到消费者‘实际暴露于低浓度’这一条件下去考虑，渗透问题就会有引发反应过激的危险。”这是易拉罐顾问贝弗·佩奇（Bev Page）写下的一句话。
他们还说，BPA与健康影响之间没有相关性；而且，应用于白鼠的实验也不能直接套用到人类，并且很多研究没有重现性。最终，他们表示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多数法规都认定现行的BPA暴露水平是安全的，而最近欧洲食品安全局还推荐将每天容忍摄入BPA的阈值提高5倍。
“赞成”与“安全”这样的字眼，却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的观点背道而驰。HHS曾提到，父母应尽可能避免将他们的婴儿暴露在BPA中。“已知的BPA潜在风险对于幼儿来说是最高的”，该机构警告，“因为他们的身体还在发育早期，用于代谢有毒物质的系统还不健全。”国家毒理学项目组（NTP）也使用了类似的语句：“NTP认为，婴幼儿及儿童暴露在当前人类社会的BPA水平下，大脑、行为及前列腺会受到一定影响。”同时它还将影响分为5个等级：可忽视、很小、少许、显著和严重，而目前已经到“少许”的级别。美国医学会也是同样的观点。甚至最近FDA也宣布：“根据新型方法和终端得到的结果，将相当于人类推荐阈值的BPA暴露剂量施加在动物体内会产生影响。这些新的研究评估认为，在标准化的测试中，发育或行为干扰并不是典型的。”
201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食品罐头厂（不是制罐厂）的工人罹患乳腺癌的风险超出普通人的2倍，绝经前期更是攀升到5倍。无独有偶，2008年在上海，以及2000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的调查，这一数字都是3倍。调查表示：“他们因易拉罐内涂层而暴露在BPA中的可能性貌似是可信的。”
当美国还在辩论不确定性时，其他国家已经做出了决定。加拿大将BPA纳入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有毒物质名录；法国经过投票，继续禁止使用含有BPA的聚碳酸酯杯子；丹麦则经过投票，继续对给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食品包装实施BPA禁令；日本基本已经不再使用含BPA的易拉罐涂层。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这一主题，召集了一场为期4天的会议。
半个世纪以前，在《寂静的春天》中，蕾切尔·卡森写道：“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人都被迫与危险的化学物质接触，从胚胎形成的那一刻直到死亡的那一天。”卡森说起化学物质会在哺乳动物的性器官中富集；她提及喷撒农药的飞行员精子数量偏低；她谈到化工操作员会因失误碰到不该碰的产品而猝死。她将一些化学物质称作是“死神的不死灵药”。
当蕾切尔·卡森创作《寂静的春天》时，她注意到，每4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人会在生命里罹患癌症，而现在的比例几近当时的2倍。在她1964年去世后，我们的地球又经历了一共1439次核试验的袭扰，其中有一半是在美国西南部。
我们已经禁用了DDT，但依旧在很多物品里使用着BPA，恐怕列举出不含BPA的产品还容易些。《化学世界新闻》（Chemical World News）时至今日还在附和易拉罐制造协会、北美元属包装协会以及美国化学委员会，称《寂静的春天》是“科幻小说，应当用观看电视节目《阴阳魔界》（Twilight Zone）的心态去阅读。”我认为这本书比任何电视节目都要可怕得多，无论是老节目还是新节目。卡森写道：“如果我们一直和这些化学物质亲密接触，比如吃下或喝下它们，将它们吸收到我们身体的每一寸骨髓中，我们应当明白它们的性质和威力。”她不知道的是，还有很多化学物质具有改变人类激素系统的能力，而我们却能够生产出含有阈值10亿倍以上的产品，在自动贩卖机里将它们卖给学校里的孩子们。
就像弗洛伦斯·威廉姆斯在《乳房：自然与不自然的历史》（Breasts: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中所写的那样：“我们追求着更舒适的生活——控制生育、吸烟、喝酒、躺在房间里慵懒地读书——但这也让我们陷入了困境……我们已经让这台脆弱的生化机器超负荷运转了，正处于欲望与承受力的矛盾之间。”
帕特里克·罗斯（Patrick Rose）在1999年一场对波尔的易拉罐爆炸诉讼案中担任律师，最终败诉，但他对于BPA的关心甚于爆炸。“我从不喝易拉罐里的饮料”，他告诉我，“我也不会让我的孩子接触它们。我很奇怪这一点为什么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他说，他认为乳腺癌发病率的大幅攀升就跟BPA有关。“我们正在摧毁女性的健康，而这本来是可以预防的。”
贾米尔·巴格达迪，也就是那位运行着涂料研究学会的易拉罐涂层顾问，对这一问题也是忧心忡忡。他说：“我担心魔鬼会被我释放出来。我宁可使用玻璃瓶。如果涂层没有完全固化怎么办？如果一些化学物质被萃取出来了怎么办？我研究化学，每天都在研究……我知道我们会犯什么错，知道我们怎么犯错。”他认为易拉罐是“可疑的”，也不再购买罐头食品。他告诉我，他很乐意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跟弗洛伦斯·威廉姆斯一样。“你懂得越少，生活就会越好；你知道的越多，忧虑的就会越多……这不是什么等式，而是悟性。我有此悟性，是因为我的学识。”
弗雷德里克·冯扎尔是位德高望重的生物学家，他也表示不会购买罐头包装的食品饮料，而且不允许他家里出现聚碳酸酯塑料。2010年，在接受耶鲁大学在线杂志《环境360》（Environment 360）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的采访时，他回忆起行业潜规则的一次表演。1996年，他研究发现BPA在很低的剂量下就能影响发育，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研究的剂量数据是他的2.5万倍。此时，陶氏化学建议他不要发表这一研究结果。当他坚持发表时，BPA的生产商给他打来电话并进行恐吓。化学工业也是如此。他说毒理学家会被限制进入某些区域，并分为8种限制等级。对于管理部门，他表达了更大的愤慨，称他们是“在过期几十年的流程上抱残守缺”，不懂现代科学，更不知道怎么运用。他认为整个体制已经僵化，是谎言，是骗局。
迈克·亚当，那位FDA的化验师，并没有对所有易拉罐饮料都反感。“我知道我们是怎么评价这些物质的，”他说，“我们有这个星球上最敏感的毒理化学家，而他们对自己的决定都非常慎重。我没有任何犹豫。”对于模拟实验，他说道：“我们百分之百确信这不会有问题。”至于BPA引发的关注，他称之为“偏执狂”。他告诉我，检测实验室“正竭尽全力地、实实在在地提高着分析能力。”
波尔公司的雇员们并不是伪君子：他们也会吃自家产的罐头盒装食品，喝自产易拉罐里的饮料。有些雇员们相信，这些罐子还会越来越好，所以有关改进极限的讨论毫无意义。而其他人则说没有提高的空间了，易拉罐已经是工业上可以实现的最高水平，生产的失败率也已是最低。如今的易拉罐廉价、实用而精致，也许还是最好的捕鼠器。但它还是不完美，因为很多人将BPA视为一项商业问题而非健康问题，他们不愿意承认也许“不含BPA的易拉罐”是改进的方向。
位于旧金山的乳腺癌基金会已经激励他们的成员使用不含BPA的罐头盒，其中包括德尔蒙特（Del Monte）食品公司、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和康尼格拉（ConAgra）食品公司。美国有一半州的立法机关已经提出禁用BPA产品的法案，但大多数法案都无果而终，通常是因为商业委员会的反对。美国每年会生产数百万加仑的BPA，利润高达60亿美元。很少有已当选的官员会在美国化学会、食品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面前昂起他们的头颅。
在酒精类饮料的外包装上，官方警告修正为：“根据美国外科医生总会的意见，怀孕期间的女性不适宜饮用酒精或易拉罐包装的饮料，避免造成生育风险。”我问起贾米尔·巴格达迪对此有什么看法，他说：“现在很多人都会看标签。有用吗？还真有用，这至少是前进的一步，就好像全球变暖问题一样。我们越早开始讨论，无论用标签、书籍、论文还是别的什么方式，都会对整件事更有利。”不过他也强调，只有外科医生总会这样的权威部门才能促成这一改变，他个人不会建议这一修正，因为这样行业会排挤他。
本文选自《锈蚀》，（美）乔纳森·瓦尔德曼（Jonathan Waldman）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