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姓名是专名的一种。既然是专名，就应该是一个人所独有的了；然而世界上不少同姓或同名的人，甚至名姓都相同。西洋人同名的多，同姓的少；中国人却是同姓的多，同名的少。西洋人普通说出一个姓来，大家就知道是谁；中国人说出姓来还不够，往往需要姓名并举。安南人同姓的更多，最常见的只有阮黎李陈范吴几姓，名的第一个字也往往相同，所以他们习惯上称名不称姓，例如阮文桂只称桂先生，不称阮先生。
西洋的姓和名本是同源的。许多教会里给予的“洗礼名”后来都变了姓。但是大多数的姓的来源却不是由于洗礼。只有名往往是“代父”或“代母”题的，这些名差不多全是采用日历上的圣名或上古伟人的名字，所以能有无数的约翰，约瑟，杰克，阿多尔夫，亨利，海伦，玛丽等。一般姓的来源，说来很有趣味。有些是由于原籍或生产地的名称，所以有人姓山（译意，下同），因为来自山上，姓河，因为来自河边，还有姓谷，姓桥，姓桦树坪之类。有些是由于职业，所以有人姓商，姓匠，姓面包商，姓车匠，姓金匠，姓铁匠，姓鞍鞯匠，姓绳索商，姓木屐匠，姓磨坊主人，姓泥水匠，和姓裁缝之类。更有趣的是由绰号或小名变为姓：有人姓胖，姓大，姓小，姓年轻，姓弯腰，姓竖发，姓棕发，姓蓬头，姓赭，姓白，姓黑，姓短大腿，姓独眼龙，姓驼背，姓细毛，姓小约翰，姓大约翰，姓胖约翰，甚至于姓坏蛋拖油瓶！又有人姓鱼，姓猴子，姓母羊，姓梨树，姓苹果树，姓葡萄苗，姓李子，姓玫瑰。由绰号小名变为姓的原因，据说是在从前同姓同名的人太多了。譬如一村只有五六姓，每一姓就有许多约翰，许多亨利，混乱得很，与是人们不喜欢叫名字，只叫绰号，后来渐渐地绰号替代了真姓名。姓年轻的人活了八九十岁，人家仍叫他年轻先生；姓胖的儿子虽然很瘦，人家仍旧叫他胖先生；面包商的孙子做了大官，仍旧姓的是面包商。名流之中不乏其例：美国诗人郎斐罗，直译该长脚或高个子；去年才退位的法国总统勒白伦，直译该是棕发先生。
以形为名，中国上古似乎是有的。春秋时代，郑国有公孙黑，孔子的弟子狄黑，晋国有蔡黯。最有趣的是卫国有公子黑背；楚国有黑要（腰），又有公子黑肱；晋成公的名是黑臀。他们说不定就是因为背腰肱臀等处生着黑痣，所以得到这种名字。至于以名记事，就更多了。郑庄公是他母亲睡着的时候生的，她醒来了吃了一惊，就命名为寤生 。楚令尹子文是吃过老虎奶的，楚人叫奶做“谷”，叫老虎做“於菟”，而子文姓斗，所以他的姓名是斗谷於菟。直到现在，咱们还有一些以名记事的习惯，例如生于上海就以沈为名，生于广西就以桂为名。抗战以后，外省人在昆明生的儿女，不少以昆为名的。依我猜想，重庆的三岁以下的小孩以庆或渝为名的，也该不在少数罢。
中国人命名爱用吉利话，也是自古而然的。无忌，无咎，无亏，无骇，弃疾，去病，千秋之类，汉以前就有了。“福”“禄”一类的字是较后起的。关于寿，大家喜欢用寿彭，鹤龄，嵩年之类；龟年本来也是美名，但是“龟”字变了骂人的术语之后，大家就避免不用了。近似于吉利语的，则有仰慕古人的字眼：泛指的有希圣希贤希哲的；专指的，如果姓张，往往是学良效良或希骞；如果姓李，则往往是希纲，希泌，希白等。
自从女子读书之后，妇女也有名字了。不知为什么，多数人喜欢用些和男子不同的名字。虽不至像安南女子一律在姓下名上加一个“氏”字（如黎氏贵），但如淑贞，淑芳，兰英，静婉之类，总像是带着女性的标记。有些书香人家喜欢在诗经里找名字，如舜华舜英等，这似乎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诗经中用这种字眼形容女子是不怀好意的，至少向来的解释是如此。近来风气似乎是变了，许多女学生的名字都和男学生一样了。
因为中国人命名喜欢用吉利或顺眼的字眼，所以姓名很容易雷同，男的不知道有多少世昌和其昌，女的不知道有多少淑贞和淑芳！即使加上姓的分别，同姓的世昌和淑贞还是不在少数。姓名雷同所引起的误会，小而至于被冒领信件，大而至于替人坐监牢，都不是好玩的。听说某先生曾接到某部长的一个电报，叫他到重庆去，他实在莫名其妙，于是复电 可否从缓启程，那位部长又来一个电报催促，这位先生急得没法了，再打一个电报说明自己的籍贯，那位部长才知道是误会了。这件事虽不至于坐监牢，总算是小小的麻烦，而且耽误了部长的要事，更可说姓名雷同的缺点。
幸亏近代以来，各家族有所谓字辈。字辈和末一字连起来不一定有意义，所以不容易和别人的雷同。只可惜字辈之中仍有许多极常见的字，如“世”“其”“昌”“永”“福”之类，和末一字凑起来，仍旧难免和别人的名字相重。新近又有一种采用外国名字的倾向，如约翰珍妮等，这自然是很新的玩意儿。但在兢尚欧化的今日，我们可以断定将来这一类的名字比世昌淑贞还更普遍。除非不用普通的译名而自创新的译名，如洪煨莲先生；否则将来此风一盛，不难有千百个马约翰！西洋人用洗礼名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同姓的人少；咱们中国人用洗礼名是极容易雷同的，因为咱们同姓的人多。假使将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用洗礼名，恐怕只好“全盘西化”，改用面包商铁匠一类的姓氏了。
为了避免雷同，有些雅人采用偏僻的名字。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十五六岁时，我嫌父亲所给的名和老师所给的字都太俗，太普通，于是自己改为“力”，改字为“了一”。但是所谓僻名也是没有标准的。我改名不到几个月，就看见《小说月报》上有个饶了一。后来又知道《西儒耳目资》的刊行者王征别字了一道人。了一道人姓王，这有多么巧！名字古怪了，虽然不容易雷同，却有另外一种麻烦。人们看不顺眼，就会念错：曾经有一个邮差在我的门口高喊“王力先收信”（把“先生”的“先”连上念）；另一次又有一个在院子里喊“王了的电报”。前者是“添足”，还有可说；后者竟是刖刑。
我的名字虽是僻名，却非僻字。若索性用了僻字，大约是不会和别人相重了。但是，天哪，我的名字还有人误念为王刀！试想僻字还有人念得出声音来吗？王世杰先生之被念成王世术，夏丏尊先生之被念成夏丐尊，该怨一般人认识的字太少呢，还是该怪自己用字太深？浙江省主席黄绍雄先生原名绍竑，后改今名，也许就因为要避免一般人张不开口之苦。
中国人于姓名之外，还有一个“字”，这也是由来已久的。“字”不一定要有两个字，例如蔡公孙霍字盱，齐高龁字齮，项籍字羽，刘邦字季。就是加“子”字和孟仲叔季之类，也可当作一个“字”看待。孟仲叔季伯子父（甫）等字的来源较古：“堂”“廷”“斋”“幼”等字是后起的。表字根据经典，似乎春秋时代就有了的。陈公子佗字五父，王引之以为是根据诗经“素丝五紽”之句，紽佗通。后代相习成风，于是名凤者字鸣岐，名琼者字子瑶之类，差不多看见了字就猜得着名。其中也有割裂得极不通的，如聚五，立三，绳祖等。这种风俗，最近一二十年来似乎渐趋消灭了。青年们往往只有姓名，没有表字。因此，他们也就多数不懂称呼上的规矩。有一个高中的学生写信给我，封面写的是王了一，信内却称王力先生。但是，有一位朋友在某机关当秘书，同事们却又劝他取一个表字，以便称呼。青年总是和社会打成两橛的，区区称呼一事也不在例外。
实际上，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在现代，非但没有好处，并且还有坏处，常常有人知道我叫王力，还问我认识不认识王了一。这且不提。在北平的时候，有人寄钱给我，写的是王了一。我只有两个图章，其一是王力，另一是了一，银行里不许我取款，因为前者是姓合名不合，后者是名合而没有姓。结果是劝我花了一角钱在刻字摊上刻一个木印，才算办清手续！朱佩弦先生的别名比我更多，也曾遇着同样的情形。他气起来，就叫人刻了一个十几个字的图章，文曰“朱自清字佩弦，又字某某，又字某某之印”，这样才算是处处通用了。
别号和表字不同，却和现代所谓笔名是一样的东西。旧文学家之有别号，正像新文学家之有笔名。《儿女英雄传》的著者署名燕北闲人，和《阿Q正传》的著者署名鲁迅，只有摩登不摩登的分别而已。文学家之用笔名，不外两种原因：第一是换换新花样，第二是不让人家知道真姓名。若为的是换换新花样，那没有什么可说；若为的是隐藏真姓名，这个目的却不容易达到。世间只有捐钱修葺寺庙的“无名氏”没有人根究真姓名，否则只要人家肯调查，总会查得出来。甚至自署“废名”的，人家还会知道他是冯文炳。固然，笔名常常变换的人比较容易隐藏真姓名，但这是和文坛登龙术相违背的；一般人总喜欢专用一个笔名，以便读者深深地印入脑筋。但是咱们须知，名字只是一个人的标记，如果天下人都只知道你的笔名，那么，从某一意义上来说，这个笔名才是你的真名，而你本来的名字倒反等于完全废弃或半废弃的“原名”了。由此看来，笔名满天下而原名湮没无闻者，事实上等于改名换姓。改名固然平平无奇，换姓也不过等于一个招赘女婿或螟蛉女儿。人家给咱们介绍一位沈德鸿字燕宾又字雁冰的先生，不如介绍茅盾来得响亮；介绍一位谢婉莹女士，不如介绍冰心来得如雷贯耳。等到自己也肯公然承认名叫茅盾或冰心的时候，仍不失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千秋万岁后，非但真假难辨，而且弄假成真。除了研究文学史的人外，谁还知道莫里哀的真姓名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乔治桑的真姓名是欧洛尔杜鹏或杜德方男爵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