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彭派新闻记者朱英
我不想再多呆一秒钟。
在读完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的那天，小卡决定逃离学校。
一整天，她心脏跳得厉害，听不进课，频繁地去洗手间。这个想法，在心里埋藏了很久。这天上晚自习时，小卡在作业本上给老师写信，解释逃离的原因：按部就班地上高中、考大学、找工作……对自己来说，“难以妥协”，她已“想尽办法去接受并且忍受了十几年之久”。
“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吗？让他们卷入同样的模式，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你们同意吗？”她把笔抓得很紧，右手开始酸痛。
写的时候，她犹豫过：会不会像其他同学一样，把高中熬过去，上大学就轻松了？
晚上十点，下课铃响。小卡将信留在桌上，混进走出校门的学生中，心里出奇的平静、轻松。
打车回家路上，小卡将头凑到窗边，风吹进来，她想起了《逃离》中那个离开家庭聚会去约会的女人，坐在敞篷车上，风灌进眼睛，吹散头发，她“并不疯狂，反而奇迹似的十分安详”——像极了她此刻的心情。
那天是2017年6月15日。17岁的小卡，从四川资阳中学退学了。
高中休学前的小卡（左二）。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四年后，我在云南香格里拉见到了小卡，她的真名叫蒋逸雯，小卡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她正在创业，经营一家服装工作室。我们聊起了她退学的选择，以及这些年的经历。我很好奇，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一个不走主流道路的人，又会面临些什么？
小卡朋友圈。
在小卡的讲述里，我看到了家庭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也看到了一个女孩内心的成长与变化、挣扎和反叛。我对她产生过质疑，并最终理解了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一】
去香格里拉前，同事在微信上问小卡，最近有什么安排。
小卡说，她的生活日常是：每天在工作室干活，跟客户沟通设计方案，有时去裁缝铺请教老师傅，不忙的时候去酒吧坐坐，约朋友去附近草原溜达，或者去松赞林寺拜访僧人，请他教自己藏语。
“太丰富了”，我和同事有种被“凡尔赛”到的感觉。
6月，在独克宗古城见到小卡时，她身穿黑色牛仔外套、深蓝色牛仔裤，一米七的个儿，极瘦，一头波浪卷披散着，看上去有种超越年龄的成熟。
小卡带我们去了她的工作室——位于一家藏式客栈二楼的玻璃房，正中间一张三米长的工作台，旁边几张桌椅、缝纫机、熨斗，简陋又安静。
小卡在工作室做衣服。
小卡介绍说，工作室是去年12月租的，之前租的是另一个地方，被“坑”了。当时，一个认识的叔叔租下几栋房子，想打造成创意产业园出租，小卡很喜欢这个设想，便交了2万元租金。交钱后，房子迟迟未动工，房租也拖着不退。
她跑到对方开的餐厅催债、放狠话，“今天你必须把钱全部给我，拿不出来，就当着我的面，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借。”耗到了半夜也没用。
家里人说，你就当交学费了。她偏不认，跑到法院起诉。协商多次后，硬是要了回来。
之后，重新租房，注册营业执照，设计商标、包装，运营公号……今年一月，工作室开业。小卡原想将服饰和文化融合，每季度出一个系列。但设计了几款衣服，都不太好卖。
刚开始没有订单，小卡有些焦虑，到5月份才慢慢好转，基本都是朋友找她定制，有企业员工服，旧布改成裙子……头四个月，她一共做了十几件衣服，挣了七千多块钱。
不过，“上个月的活现在还在干”，小卡说，她一个人做，一件就要两三天到一个星期，生产力太低。她招过学徒，干一个月就走了，“有技术的不来，没技术的不愿学。”
工作室衣架上挂着一排衣服。小卡指着一件绿色外套说，那是她做的第一件衣服。
小卡16岁时做的一件衣服。
那时她16岁，正在休学。有一天逛街，偶然看到一块绿色化纤布，老板说可以做成衣服，她就买了下来，花两个月时间手缝出一件朋克风外套。
这之后，她喜欢上做衣服，自己自学，看专业书和网络教程，只在前年去成都一家服装培训机构学了半年。
刚开始没经验，她老出问题：缝纫机断线，锁边机不会穿线，领口小了、拉链忘上了……男友小胖调侃她，做衣服像“开盲盒一样”。
“妈妈就希望我独立，最不接受我20多岁了，还要花她的钱。”小卡说，刚退学那两年，妈妈每月会给她2000元生活费，去年租工作室，又给了她两万元。
这几年，她靠打工、做衣服、写文章挣钱，开始体会到挣钱的辛苦，做一件衣服要好几天，只能挣一两百块钱；小胖送外卖，一单才几块钱。工作室刚起步，收入不稳，为了省钱，她和小胖经常“薅羊毛”，有段时间每天吃一分钱的外卖，有时两个人一天三顿，控制在10块钱以内。
有时她也会想，若不是四年前的退学，自己的人生大抵会很不一样。
【二】
“香格里拉对我来说就是长久的东西。”小卡说，还有服装设计。在这里，她感觉“生活里有一些自己能抓住的东西了”，这消除了她长久以来的不安。
坐在古城一家咖啡馆，小卡对我说，十六七岁时，她很想结婚，有个孩子。
那时，她觉得心里空空的，渴望拥有“稳定长久的东西”、“永远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孩子；如果无法拥有，就放弃一切，去流浪。
小卡想要“一个稳定的家”。五岁前，她和外婆在四川资阳老家生活，五岁时，爸妈在四川什邡一家光盘厂上班，把她接过去上学。
她年龄小，上课容易走神，“不太会跟别的小朋友相处”，体育课上摔倒时，同学们会嘲笑她，给她起外号。
七岁时，爸妈离婚了。第二年，汶川地震发生，家不敢回，学校也成了危楼，睡了一周大街后，小卡回老家借读了一个月，9月随妈妈到广东江门生活。妈妈在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她重读三年级。
在新学校，她成绩是年级前三名，跟同学关系也逐渐变好。唯一的噩梦是那个男孩，他总是拿保温杯砸她的背，往她身上扔东西。忍了许久，小卡哭着跟妈妈说想转学，妈妈以为是闹着玩，没在意。到五年级时，她直接跑到男生家质问他父母。一直到初中，想到这事她都会哭，妈妈这才发现女儿心底留下了阴影，后悔没早点让她转学。
那时，妈妈经常出差，小卡一个人在家害怕，就到同学家住。同学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每天一块做饭、洗碗，正是她向往的。同学妈妈经常问她，去哪儿玩了、什么时候回来。她很享受被关心的感觉。
小卡和妈妈。
上初中后，妈妈出差更频繁了。一到周末，她跑回家放下书包，到咖啡厅、餐厅消磨时间直至关门。天一黑，就开始焦虑晚上怎么过。
她不喜欢回家，觉得家里空荡荡的，“心也空落落的”。站在家门口会害怕，给妈妈、同学打电话，说不敢进门。晚上睡觉也不敢关灯。
“父母不管你的时候，心里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小卡说，“没有人告诉我要做什么，也没有人问过我几点钟回家。”
孤独感包裹着她，她尝试过一整天待电影院，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出来时依然心慌，“不知道去哪里。”到现在，她也有这种感觉。
她有时埋怨妈妈不管自己，幻想生在别人家；有时希望妈妈再婚，“妈妈不在的时候也有人管我，照顾我。”
步入青春期后，母女之间的争吵变多。妈妈詹敏一度怀疑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
小卡记忆中，妈妈对自己的教育很不一样。六七岁时，就让她一个人睡，她害怕，跑去敲妈妈门，妈妈没开。上学也是她自己去，早饭自己解决，出去玩，妈妈很少过问。跳舞疼，她不想学，妈妈也尊重她意愿。
妈妈对她的成绩也没什么要求，不拿她跟别人比。但她没学懂的时候，作文不会写，会教她，还会带她参加公益活动。一次小卡考试没考完就走了，成绩80多分，老师很不高兴，詹敏却不在意，觉得分数只是评价一个人很小的一部分。
妈妈会让她自己做决定，跟她沟通商量，“我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商量这个事情可不可行。”
签订协议是母女两特有的沟通方式。最早是妈妈出差时，商量留下的零花钱怎么花，到后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签协议。
“执行起来的时候，政策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小卡笑着说。
小卡因此很早学会了独立，小学时会自己查路线，带同学坐车去动物园玩；也会独自坐飞机回家，坐高铁去别的城市。
詹敏告诉我，对女儿“放养”，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父母也很少管，不大在意成绩。15岁她就离家，在外地上学、工作，跟父母关系不亲近，“觉得父母不爱我”，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姐姐身上。
她在父母的安排下读中专、进工厂，工厂破产后，她自学进入公益行业。这些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无法为女儿的未来做主，她也不希望孩子的期待和想法像自己当年那样被压抑。“你要对自己的事负责。”她一直告诉女儿。
小卡长大后，她曾反思，不该让女儿太早上学、一个人睡，这些可能导致女儿缺少安全感。后来想起，詹敏心中刺痛，感到愧疚，觉得自己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
【三】
五年级时，小卡身体开始发育，“就会比较在意这些，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很想跟别人一样。”
班上老师也换了，她常觉得新老师说话“难听”、“说的不对”。
詹敏能感受到女儿身上的敏感、较真、早熟。在小学时，老师用粤语讲课，小卡听不懂，会直接举手问，“可以说普通话吗？”她还给老师写信，反映班里的问题。
上初中后，小卡预感“读不下去了”。
地理、历史、物理这些科目，她都很感兴趣，喜欢周末和同学到图书馆看书和写作业。但她不喜欢划重点、背诵的教学方式，追逐成绩的学习氛围，以及学校统一的管理机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穿整齐一致的校服，领口扣子只能系一颗，外套必须拉拉链，女生头发要扎起来，只能用黑色发卡夹刘海……每天铃声一响，学生们全都冲进食堂，边排队边看书，一吃完马上回教室学习。这些让她觉得难受。
初二时，小卡第一次“反叛”了。一次考试后要补课，她觉得没什么意义，不想去。妈妈让她自己去跟老师说。她写了几大页纸，鼓足勇气找班主任、年级主任谈，成了学校唯一没补课的人。
那时，小卡成绩中上，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起眼就行，“希望老师不要发现我。”脑海里每天蹦出各种想法，必须写下来，不然“没办法专心做别的事”。作业经常写不完，又不愿糊弄，只能第二天补。
初中时的小卡。
“我不应该在这里听人指挥”，“应该是自由的”，小卡想。唯一期待的是周末。她周一就开始在本子上写周末的计划，要学拉丁舞、钢琴，爬山，游泳。
小卡回忆，那时的自己爱钻牛角尖，“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晚上不想回家，为什么其他同学相处起来都那么和谐那么开心，为什么我跟他们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不明白就哭。
詹敏很早就发现，女儿“比较自我”，“从小想事情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初中时就会认真去想一些事，“过早进入到煎熬的状态……少了很多那种单纯的孩子的快乐。”
青春期的小卡，三天两头打电话给她，说“妈妈我有个想法”。她一听头皮发麻，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女儿还会故意说气话。
詹敏很焦虑，害怕女儿会重蹈姐姐的悲剧——姐姐高中时想读文科，被父母逼着学了理科，成绩变差后，自信心受挫，得了精神分裂，上自费大学后没多久就退学了，至今无法工作和正常交流，一辈子靠母亲养着，成了母亲永远的伤痛。
为此，詹敏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要以家长的身份去压制小卡，把她当成年人，尽量保持平等的关系，尽量去支持她、了解她的想法。后来面对小卡层出不穷的想法，她采用的方式是让女儿把想法写成计划书，再一起分析可行性。
初三下学期，中考临近。班上大部分同学能直升高中部——当地最好的高中。但小卡不想在同一所学校上六年。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她第一次萌生出想要摆脱什么的想法，“可我不知道我想要摆脱的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可我喜欢的究竟是什么呢？”
她羡慕同学能出国留学，但詹敏那时工资每月几千，她告诉女儿，你要自己去争取奖学金。
小卡上网查了很多学校，有外国语学校、国际学校等，发现都不合适。回老家资阳读高中成了唯一选择。
詹敏知道，以女儿的个性，回老家的高中会有很多问题。但小卡很坚持，觉得自己能克服。
【四】
2015年9月，刚进入资阳中学，小卡就感觉压抑。
压力“无处不在”：走廊上张贴的“985”、“211”高校简介和励志标语，宣传栏的考试排名，老师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之类的耳提面命，记录每天学习状况的成长手册，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时间……
第一次月考，小卡考了班级第二名，她形容，那时一下被“内卷到”，“以后不能考得比这差”，她决心好好学习，考重点大学。
时间在身后追赶着，她经常晚上来不及洗澡，只能吃饭时回去洗；作业总有一两科写不完，经常被老师找。
“学校的氛围，对我们的管理，给我们精神上灌输的东西，对我的精神是一种摧残。”小卡发现，身边同学也会抱怨，但“大家感受到、能接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的性格，跟这个体制需要磨合的地方也不一样”。
詹敏记得，那时小卡和宿舍同学发生过矛盾，同学们觉得她孤傲，她关注的话题也和同学不一样。
“同学们常常说我很文静。”小卡说，“我不是文静，我只是不快乐。”
到高一下学期，小卡成绩依然靠前，却总感觉没学懂，跟不上进度，脑子仿佛被禁锢了，经常“考哭”，“不是说我担心考不好，是觉得，天呐，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我做不出来？”
“禁锢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大脑，是所处的教育模式。”小卡说，她害怕“在体制里变得愚钝”，那阵子，不想跟人说话，什么也不想做，每天哭着给妈妈打电话。
詹敏感觉女儿陷入拧巴的状态，她想要自由，“想要追求的东西和现实有太大的差距。”
小卡想到校外租房，妈妈不放心她一个人住；想晚自习在家自学，又担心她会影响到年迈的外婆。
只能休学了。小卡想调整好状态再回去，“如果能找到更好的路，就不回去了。”
老师们安慰她，没学好也不要怕，高三会再复盘一次。但小卡学不进去了，每天“混着”。一周后，班主任同意了她休学的请求。
女儿要休学，詹敏一度感到恐慌，不知如何面对家人——家族中有大学博导、中学校长，都是接受正统教育走出来的，休学的小卡无异于“叛逆分子”。
詹敏最担心母亲的看法。母亲是中学老师，觉得小卡是孙辈中最有希望考大学的。听闻小卡要休学，不停打电话让她劝小卡“还是要读大学啊”。亲戚们也说，千万不要放弃她。
詹敏也担心，女儿休学后，会不会更不想读书了？回校后还能否适应校园生活？
朋友开导她，小卡学习能力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算不上大学也没关系。她渐渐想明白，女儿有自己想学的东西，她和小卡一起制定了休学计划，决心支持女儿。
小卡和妈妈签订的《休学公约》。
休学的九个月里，小卡到杂志社实习，到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实习，去湖南和广东的学校走访、开展活动；到一家外语培训学校试读了三个月；还参加了世界联合书院的选拔。许多新事物朝自己涌来，她觉得充实。
随着回校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她愈发紧张，每天将自己关在房间，用毛巾、湿纸巾、干纸巾，将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窗帘紧闭，只开一个台灯。
春节时，妈妈回来想跟她一块睡，她拒绝了，买了顶帐篷在房间支起，每天睡帐篷里，“感觉我的世界越来越小了。”
【五】
2017年3月休学结束后回校，小卡转到文科班重读高一。
她一个人坐教室后排，很少和同学交流。每天最开心的是看书，从马尔克斯的小说到海子的诗集，再到蔡崇达的《皮囊》，只有将自己沉浸在书中，才没那么难受。一旦从书中抽离，那种不自由的感觉又笼罩过来。
她不断对自己产生怀疑，“如果我在学校里待不了，我是不是到了社会上就能受得了呢？”
到后来，她感觉“坐牢一样”，身体和精神都封闭了，灵魂不在自己身上，每天“像具皮囊在学校走来走去”，不想说话，甚至想要吃药自杀。
直到一次英语演讲后，一个同学跑过来跟她说，“你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将她从轻生的念头里拽了出来。
“连死都不怕，为什么不能放弃别的呢？”小卡心想，“高中学历、大学学历对我真的很重要吗？没有它们我就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她觉得，考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这些大部分人选择的路，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她更想去一个喜欢的地方，做些喜欢的事。她想摆脱让自己枯萎的环境。
女儿回校后的状态，詹敏看在眼里。她记得，女儿曾问她，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她说，只要你健康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
她提醒小卡，没文凭，未来找工作会很难，自己没法给她提供很好的资金或社会资源支持，选择这条路，注定会比其他孩子走得更难。
2017年6月15日，小卡从资阳中学退学。
小卡知道，“这条路不会简单”。从学校逃离后，她曾回校找过年级主任，申请在家自学，主任没同意。班主任告诉她会考时间，嘱咐她到时候回来参加，会考前一天，还让同学打电话提醒她——但那时小卡人在香格里拉，错过了会考，没拿到高中毕业证。
什么样的学校适合自己？退学前，小卡就一直在思索，也曾经去了解了一些体制外的学校。
退学后，她想建一所学校：在一栋带小院的别墅里，十来个学生在常规导师的陪伴下，共同生活、学习；课程学生讨论决定，只要有两三个人想学，就邀请该领域专业老师来校授课，一周两三节，其余靠学生自学，不必像初高中一样，每个学科都得学；教室没有固定桌椅，学生在客厅围圆桌而坐；课程结束后分享个人所获，没有考试，亦无好坏的评判；学校没有学历，没有毕业证，毕业后，学校扶持其创业……
仿照英国的夏山学校，她将项目命名“夏山计划”。“我们需要一个看本事和人格的社会，而不是看学历、文凭的社会。”在计划书上，小卡写下自己的理念，“在我们的学校里，学生只有‘不一样’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们不需要分出谁好谁不好。”
小卡制定的“夏山学校”项目计划书。
小卡在公号上发文，招募到八九个和自己一样不喜欢体制内学习模式的学生，每人交300元，邀请一位心理咨询师担任常驻导师，想要摸索一种快乐高效的学习模式。
这个带有试验性质的线上学习项目开始后，学员们在群里反映不太积极，一个月后，项目解散了。
小卡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设想在现实中有相似的雏形——实务学堂，它最核心的难题是，无法解决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问题，大部分企业依然看重文凭。
如今回看，“每个孩子适合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小卡觉得，有的人能很好地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有的就是没办法。自己没能适应，“那并不是懦弱。”
【六】
去香格里拉是个意外。
退学后，小卡“没人管，也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她想找个安静、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偶然听说了香格里拉，直接将全部家当——一台小缝纫机、几件衣服，寄了过去。
初到香格里拉，她对各种事情都很感兴趣，到酒吧做义工，当服务员，跟不同的人聊天，“很开心。”
因为没时间做衣服，做了三个月后，她辞掉了工作，找了家客栈长租，边学英语、法语，边接做衣服、改裤脚之类的活。
小卡在纸上画图。
那阵子，她反省自己，像个“没钱人家的富二代”，习惯进餐厅吃饭，“整天东想西想，干什么都只凭着心血来潮，做不长久。”
她问妈妈，是不是应该像别人一样去找份工作？詹敏安慰她，单纯为了挣钱去打工没必要，想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坚持做自己想要长期发展的事。
第二年，小卡到一家手工艺品店看店，边看书边做衣服，兼职教当地小朋友英语，学习藏语。
2018年，小卡在一家手工艺品店看店。
隔段时间，她会自我反思，是不是在“耗着”。
2019年，她到成都学了半年服装设计，每周上三天课，其余时间在青旅兼职。还到非洲坦桑尼亚参加远征活动，50天里，背着锅碗瓢盆和帐篷徒步，和各国志愿者帮助当地学校修建厕所，教卫生课，了解非洲文化。那次她觉得，自己和同龄人相处时，有些难以融入。
2019年10月，小卡到非洲坦桑尼亚参加远征活动。
我问小卡，退学后前三年没有马上学习做衣服，会不会有些浪费时间？
小卡不这么觉得。她说自己“一直都爱玩”，那时候对世界充满好奇，打工挣钱、旅行，都是探索世界的过程，这几年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很充实。
詹敏想过最坏的情况：女儿无法养活自己，事情也做不成功，啃老。
如今，她觉得欣慰，女儿这几年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做想做的事，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小卡和妈妈签订的《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
她想起女儿到香格里拉后不久，有一次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我觉得我现在内心安宁。”她很感动，感到女儿终于不再拧巴，可以和自身和世界和解，“这个孩子又回来了。”
“有时候我会看到孩子那种非常强的生命力和自我纠错的能力，就好像一颗树，可能有一个石头或者一面墙挡住它了，它可能拐个弯，然后它会继续地向上生长”，詹敏说。
2021年7月，小卡和妈妈在香格里拉。
小卡觉得，走非主流道路，初中得读完，还要具备自学、自理等能力，对学习有兴趣。
现在做衣服，她有时也会崩溃，压力大的时候，会觉得“干不下去了”，有时为了赶工，一直做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接着干。
詹敏理解女儿，“她也会去做自己的调整，可能不是通过学校，老师告诉你这个道理应该是怎么样这样来成长的，她是通过我自己去试，我去碰壁，我去失败。”
退学后，小卡曾应聘广州一家服装工作室，没能通过，她猜测可能是学历原因。在香格里拉，也有同行看不起她。
2018年，她报了云南师范大学英语专科自考，想有个学历，以后想接受系统性服装设计教育的话，能多一个机会。她还计划接着考本科自考，甚至读研。
这几年，小卡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有的四年级就开始在家上学。她发觉“人生可走的路太多了”，“不单有好坏之分，不需要比较。”
小卡的朋友圈。
小卡说，自己从未后悔过退学的决定，也不羡慕同龄人的大学生活，她不怕走弯路，不怕比别人落后，不想要被设定好的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人生，想自己去“DIY”。眼下正是她想要的生活，自由自在，不受拘束。
年底，小卡打算重新租一间带小院的老藏房作为工作室，展示一些传统服饰、摄影作品。未来，在设计中融入刺绣、布艺等元素，做一些与服装相关的文化传播工作，为当地就业困难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去年春天，她和男友去普达措牧场徒步，夜晚在山谷扎营，用牛粪、酒精、木条燃起篝火，煮面和奶茶，看星星，睡帐篷。
第二天清晨醒来，发现草原被白茫茫的雪覆盖，看不清路，辨不清脚下是沼泽、斜坡还是石头。他们就那样，在雪中一步一步，走出了一条路。
（澎湃新闻记者姜昊珏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黄霁洁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