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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西半球最穷国:木划艇、摩托车、蹦蹦车过海地

把地图、文章和旅行指南读到令人疲倦,我们俩最终还是不情愿地得出了结论:无路可走。

从圣马丁岛的首府马里戈特市(Marigot),到海地与多米尼加边境线上的安塞·阿皮特莱市(Anse-à-Pitre),直线距离不过39英里,以美国州际公路上行驶的标准,不到40分钟即可驱车抵达。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想到,这段前往海地东南省最后一座公路可达的城镇的旅途,竟然是一段危险而漫长的海路?何况,这段七小时的海上航行,必须得在夜深时分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登船,乘坐严重超载的小木划艇才能完成。一路上没有任何遮蔽物,当然也没有厕所或者任何救生设备,连人带船沉入鲨鱼出没的水域这种事,绝非罕见……

本地人在港口边的牌桌围坐,从他们脸上的晒衣夹数量便可知道今天的运气怎么样。本文图均为 埃利奥特·罗斯/Elliot Ross 图

我们还是不得不来到了这里,一间摇摇欲坠的、煤渣砖盖的迪斯科舞厅,坐落在马里戈特的卵石海岸上。我们从日落起就等待着。天际电光闪亮,不祥的预感随之升起。终于,船长在一片黑暗中来到我们眼前,用热诚而安稳的话语欢迎我们,但令人心跳加速的是,他手中还有一瓶朗姆酒。他拍拍我们俩的后背,然后回到那个从后备箱里掏出饮料卖的女人身边。我们吃下口碑极好的晕船药“达姆明”和“易蒙停”,心想:世界上原来有许多人,即使短途出行也不得不面对危险和强烈的不适,而我们平常却只需要克服一点轻微的不便罢了。

尽管安全性令人担忧,马里戈特发出的小船却是许多人的生命线——海地东南一带海岸多山,完全没有铺设公路,沿海孤零零的乡村之间依靠海路联系。在一个几乎没有旅游业、基础设施也严重毁坏的国家中,我们很快发现,这里的资源并不是供人使用的,而是还等着开发、建设呢。

你可能猜到了,我们既然已经备好了“易蒙停”,显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晕车晕船的。我们从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出发,乘着一辆配备空调的大巴抵达海地第二大城市王子港,这趟车沿着一条长满矮小灌木的高速公路行驶,途经昏昏欲睡的炎热城镇,横穿西部的艾利斯皮亚省,在正常情况下,开上5个小时至9个小时不等。抵达边境时,我们发现艾利斯皮亚省几乎符合人们对边陲城市的每一个既有印象:尘土飞扬的小镇,午后的酷热中,牲口群和十几岁的孩子是仅有的活物。我们在一家孤零零的杂货店驻足觅食,这里只卖Prestige啤酒和香蕉片,老板殷勤地为啤酒罐子掸掸灰再递给我们。我们过境前往海地,渴望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展示给我们的一切,海关官员几乎没添什么麻烦。

昏昏欲睡的王子港。

陆上边陲总是地势平缓。随着地形、建筑和作物的微妙迁变,另一片风景逐渐在眼前展开,但有时这样的变化也发生得极为突然——仿佛一眨眼间,一个世界结束了,另一个世界开启了。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之间的国界既是结束也是开始。一方面,变化颇为不易察觉,国界两侧几英里内的土地上,两国的村落和芭蕉园看起来实在差不多,躺在门廊上、塑料长椅上的人们,以及他们身上那种消磨时间的气质也无甚区别。而另一方面,国界又隔开了截然不同的现实生活,标志着我们从中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来到了整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

2015年7月,多米尼加官员开始驱逐海地移民和有海地血统的多米尼加人,大约20万出生在多米尼加的海地裔失去了公民身份,发现自己成了没有国家的人——他们从未在海地生活过、也不会讲海地语,同时又无法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继续呆下去。上千名移民工人将家人送回海地、躲避审查,于是一股主要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潮涌入边境,海地不胜负荷,不得不建立了临时难民营。

东部的山脉阻挡了海上季风,使得海地境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热带气候和半干旱气候。我们途径茂盛的热带雨林,随后植被变为岩石断层带和被侵蚀的山坡,乡村生活不急不缓的节奏也转为城市工业区。街上车辆逐渐密集起来,我们的大巴驶入城中,挤进一片拥堵。汽车鸣笛声起伏,女人们却在其间轻巧地穿行,东西顶在头上;孩子们放学了,涌向家中;牲口群在路边徘徊,而小贩们则见缝插针,随处兜售甘蔗、汽车部件、内衣、电路板、电话、衣服、活禽和药剂,还支起了理发摊子。无事可做的人站在自家门口,静静看着。

王子港城中,沿街叫卖的小贩。

酒店入口并无标志,好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奥洛夫森酒店树荫遮蔽,仿佛形成了自己的气候圈,它是“哥特式姜饼屋”风格的精致典范,这种法式殖民地建筑于19世纪在海地兴起。酒店曾是显贵、作家和好莱坞明星们消磨时光的去处,如今却散发着一种失落的气氛,如同一件过时了的美丽裙装。1965年,海地建设了新机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步改善;于是这个国家热闹起来,成为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热门旅游区。然而,随着艾滋病的蔓延和政治、经济的动荡,旅游业又陷入衰退。王子港那充满原始生机的海滩曾深受杰奎琳·奥纳西斯的喜爱,如今已不复存在。这个国家的生态健康被腐蚀了,旅游业也一样:2013年,全国只剩20家酒店还在运营。

从奥洛夫森酒店走到市场区也不过是几英里远,在别的城市只要漫步过去就好,然而在王子港那令人精疲力尽的酷热、在那时刻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和坑坑洼洼的马路上,走这样一段路堪称艰苦的跋涉。地震五年之后,城市大部分建筑仍摇摇欲坠,重建完毕的少之又少。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技术性失业之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从事点对点的劳动服务或交易为生,形成一种非正式的经济体,临时商业和小型工业因此挤占了街道。连公共交通系统也是非官方的:皮卡车改装成了小型巴士,喷漆鲜亮的“蹦蹦车”沿着指定路线行驶,由司机播报终点站。乘客需要跑着追上这样的交通工具,然后奋力挤上挂车。

由于交通管控全面缺失,摩托车、蹦蹦车和载货卡车纷纷抢道,指望别人反射弧比自己长。行人们往往胆大包天,保险杠和车轮离脚趾头只有几厘米也毫不畏惧。我们很快学会了海地第一课:随时注意身边的一切。第二课则是一位长期居民告诉我们的:最好别走路。

夜幕初降,在街头饮水的小马。

尽管有些重建工作早早完成,比如标志性的钢铁集市(Marche de Fer),但集市周边的居民区则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国家宫的穹顶依然坍塌,圣母升天教堂则成废墟:曾是国民骄傲的标志性建筑物,如今却成为国家经济衰退的象征。教堂会众只能在防水布棚子下面集会。不远处,泥瓦匠们仍在用铲子、水泥和小块的混凝土混合物手工制造煤渣砖。这种易碎的稀释混凝土方曾是房屋在地震中大量坍塌的罪魁祸首,但因为没有更好的建筑材料,它们至今仍广为使用。

我们离开王子港,乘坐超载的蹦蹦车,穿过塞勒山区(Massif de la Selle)前往雅克梅勒(Jacmel),一座宁静的南部海滨城市。雅克梅勒港坐落在一片宽阔的海湾上,当年从咖啡和糖贸易中获取暴利的法国商人们让这座城市兴旺起来。法国人建起的住宅倒是历经地震而完好无损,那些精美的立面和精铸的铁艺装饰都是从法国运来的,让人忆起这座城市精彩的建筑史,从1504年西班牙人初建开始。酒吧和教堂里人声鼎沸,街上回荡着人们的狂欢声。我们在一家小小的海鲜馆子驻足,喝着海地啤酒,看着夜生活在眼前拉开序幕。

就在这时候出“状况”了。整整一天以来,我的肠胃都在莫名地轻轻抽搐,而轻微的不适终于累积成了严重的症状。我们本打算在雅克梅勒欢度夜晚、第二天造访城外的蓝港(Bassin-Bleu),那里有一片奇美的蓝色瀑布,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酒店里瞪着天花板和浴室地砖度过接下来的18个小时。想来是午餐吃坏了的结果:我们对酒店乏味又昂贵的饭菜无比厌倦,中午在外面吃了些海地混墨西哥风味的食物。

在马里戈特海滩,等待载客的木划艇到来。

从马里戈特到安塞·阿皮特莱市的船晚间就要出发了。我们别无选择,要么强行缩短恢复健康的时间,要么就得再等上一星期。尽管身心脆弱,却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我们在下午过半时一鼓作气离开了酒店。从雅克梅勒到马里戈特的蹦蹦车本来只要走几小时,但据说路上有游行队伍,高速公路被路障封锁了,不得不下车改乘摩托车,最终又只能走路前行。我们身上挂着行李,坐在摩托车后轮上,紧紧抓住开车的人,心里尽量想着急速前行的快感,而不是海地的摩托车游客死伤数据……海岸风光优美,我们超过了一支送葬的队伍,让我想起正是这里近来爆发了霍乱。五年前,由于滤水器遭到病菌污染,霍乱重回海地。据说那些滤水器是联合国提供的,但不管怎样,已经有近一万名居民因此丧生。

我们停在海滩旁,六条色彩鲜艳的木头小艇在海浪间摇摆。几个肌肉强健的男人把大量设备、行李甚至乘客都扛在肩头,穿过海浪,运到船上;等我们终于被叫到海滩上时,也被扛在了肩上。终于,我的搬运工在船边弯下身子,脸庞几乎全都浸没在海里,然而我没有力气直起身来迈上船去,只好让背包滚过尾舷,自己也照样滚上了船。真是够尴尬的,而且我浑身都湿透了,但也不得不说,整个上船过程好像也还算流畅。

本以为上船是最难的,但如今我们却遇上了更大的难题:我们该坐在哪儿?靠着头灯的昏暗光线,我看出这条船不过是个全无遮挡的大船壳,麻袋和集装箱堆得满满当当,而人们就坐在这些货物上面。等我们刚刚给自己找了个窝,大副就发布了新指令,全体乘客都不得不勉强挪挪地方,好让船装上更多的货物。终于,我们的船长朋友上船了。他热情地招呼了我们,叫我们“好朋友”,并且帮我们在船尾搞到了容身之处——一些可以当作板凳使用的玻璃丝麻袋。不过,随着船只行进,我们逐渐发现,船头总会随着海浪疯狂颠簸,而船尾却装满了压舱物、好让那个40马力的小引擎呆在水下,相比之下倒是稳当得很,我们不由得对船长深怀感激。

船长坐在小木凳上,船员们把裤子穿上了,他们很多人之前都浑身赤裸,免得搞湿自己的衣服。骚动止息,船在沉默中启航。天气预报说有暴风雨,但海面上倒还平静。船上没有灯光,只有月亮和猎户座流星雨照亮了我们。我们紧紧抱着船柱,任由海浪的轻柔摇摆和晕船药的催眠作用摇着我们入睡。长夜航行中,我们时常醒来,因为温暖的海浪扑过船舷上缘、打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船长忽然开始大声训话、唱歌。

随处可见的海产摊。

金星出现在天际线上闪耀,像个温柔的邻人,仿佛感受到了我们的疲惫,来安慰我们道:“不远了,朋友们。”夜空融化了,变成黎明前的灰色,前方的海岸逐渐清晰起来。一挂粗糙的铁丝网立在水中,这是边界了,一带海滨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领地,而小屋和翻过来的小船则是海地这边的财产。船员们行动起来。衣服又脱掉了,压舱物——装满了卵石的麻袋被扔回海里。同样的流程重演,不过这次是下船上岸。我们最先下了船,滑到水手的肩膀上,他们扛着我们回到岸边。

要怎么去过境处?“往前走几条街,再往右走几条街”——我们就得到了这点简单的指示。我们找到了一座发黑的船运集装箱,里面有些烧糊了的文件和办公室家具。门口遇到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女人,她告诉我们这里的确是移民局,只是几天前遭遇了火灾。8点是移民局的上班时间,一位官员拖着办公椅走过来,坐在树下,掏出笔记本和橡皮擦。几个人立刻排成队,我们也加入其中。在这片树荫之下,我们的证件得到了处理,走上一条步行桥离开了海地。

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成功抵达了多米尼加。上百名海地人每周都走过这条路过境,我们的戏剧性旅程,不过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罢了。

本地人习惯用头顶驮货,轻巧的穿行在暴土扬长的街市里。

本文作者桂尼维尔·艾利森(Genevieve Allison)是新西兰作家、艺术家,目前定居纽约。她的文章多见于Suitcase、Le Roy、The Collective Quarterly杂志,以及Aperture和Artforum网站。个人网站:genevieve-alli。

本文图片作者埃利奥特·罗斯(Elliot Ross)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引发了他对地理隔离地区的兴趣,现在他致力于通过旅行探索地理上的孤绝对人际关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埃利奥特·罗斯的作品广获刊载,多见于《国家地理杂志》《卫报》、《大西洋月刊》杂志。个人网站:www.el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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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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