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把地图、文章和旅行指南读到令人疲倦，我们俩最终还是不情愿地得出了结论：无路可走。
从圣马丁岛的首府马里戈特市（Marigot），到海地与多米尼加边境线上的安塞·阿皮特莱市（Anse-à-Pitre），直线距离不过39英里，以美国州际公路上行驶的标准，不到40分钟即可驱车抵达。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想到，这段前往海地东南省最后一座公路可达的城镇的旅途，竟然是一段危险而漫长的海路？何况，这段七小时的海上航行，必须得在夜深时分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登船，乘坐严重超载的小木划艇才能完成。一路上没有任何遮蔽物，当然也没有厕所或者任何救生设备，连人带船沉入鲨鱼出没的水域这种事，绝非罕见……
本地人在港口边的牌桌围坐，从他们脸上的晒衣夹数量便可知道今天的运气怎么样。本文图均为 埃利奥特·罗斯/Elliot Ross 图
我们还是不得不来到了这里，一间摇摇欲坠的、煤渣砖盖的迪斯科舞厅，坐落在马里戈特的卵石海岸上。我们从日落起就等待着。天际电光闪亮，不祥的预感随之升起。终于，船长在一片黑暗中来到我们眼前，用热诚而安稳的话语欢迎我们，但令人心跳加速的是，他手中还有一瓶朗姆酒。他拍拍我们俩的后背，然后回到那个从后备箱里掏出饮料卖的女人身边。我们吃下口碑极好的晕船药“达姆明”和“易蒙停”，心想：世界上原来有许多人，即使短途出行也不得不面对危险和强烈的不适，而我们平常却只需要克服一点轻微的不便罢了。
尽管安全性令人担忧，马里戈特发出的小船却是许多人的生命线——海地东南一带海岸多山，完全没有铺设公路，沿海孤零零的乡村之间依靠海路联系。在一个几乎没有旅游业、基础设施也严重毁坏的国家中，我们很快发现，这里的资源并不是供人使用的，而是还等着开发、建设呢。
你可能猜到了，我们既然已经备好了“易蒙停”，显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晕车晕船的。我们从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出发，乘着一辆配备空调的大巴抵达海地第二大城市王子港，这趟车沿着一条长满矮小灌木的高速公路行驶，途经昏昏欲睡的炎热城镇，横穿西部的艾利斯皮亚省，在正常情况下，开上5个小时至9个小时不等。抵达边境时，我们发现艾利斯皮亚省几乎符合人们对边陲城市的每一个既有印象：尘土飞扬的小镇，午后的酷热中，牲口群和十几岁的孩子是仅有的活物。我们在一家孤零零的杂货店驻足觅食，这里只卖Prestige啤酒和香蕉片，老板殷勤地为啤酒罐子掸掸灰再递给我们。我们过境前往海地，渴望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展示给我们的一切，海关官员几乎没添什么麻烦。
昏昏欲睡的王子港。
陆上边陲总是地势平缓。随着地形、建筑和作物的微妙迁变，另一片风景逐渐在眼前展开，但有时这样的变化也发生得极为突然——仿佛一眨眼间，一个世界结束了，另一个世界开启了。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之间的国界既是结束也是开始。一方面，变化颇为不易察觉，国界两侧几英里内的土地上，两国的村落和芭蕉园看起来实在差不多，躺在门廊上、塑料长椅上的人们，以及他们身上那种消磨时间的气质也无甚区别。而另一方面，国界又隔开了截然不同的现实生活，标志着我们从中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来到了整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
2015年7月，多米尼加官员开始驱逐海地移民和有海地血统的多米尼加人，大约20万出生在多米尼加的海地裔失去了公民身份，发现自己成了没有国家的人——他们从未在海地生活过、也不会讲海地语，同时又无法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继续呆下去。上千名移民工人将家人送回海地、躲避审查，于是一股主要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潮涌入边境，海地不胜负荷，不得不建立了临时难民营。
东部的山脉阻挡了海上季风，使得海地境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热带气候和半干旱气候。我们途径茂盛的热带雨林，随后植被变为岩石断层带和被侵蚀的山坡，乡村生活不急不缓的节奏也转为城市工业区。街上车辆逐渐密集起来，我们的大巴驶入城中，挤进一片拥堵。汽车鸣笛声起伏，女人们却在其间轻巧地穿行，东西顶在头上；孩子们放学了，涌向家中；牲口群在路边徘徊，而小贩们则见缝插针，随处兜售甘蔗、汽车部件、内衣、电路板、电话、衣服、活禽和药剂，还支起了理发摊子。无事可做的人站在自家门口，静静看着。
王子港城中，沿街叫卖的小贩。
酒店入口并无标志，好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奥洛夫森酒店树荫遮蔽，仿佛形成了自己的气候圈，它是“哥特式姜饼屋”风格的精致典范，这种法式殖民地建筑于19世纪在海地兴起。酒店曾是显贵、作家和好莱坞明星们消磨时光的去处，如今却散发着一种失落的气氛，如同一件过时了的美丽裙装。1965年，海地建设了新机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步改善；于是这个国家热闹起来，成为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热门旅游区。然而，随着艾滋病的蔓延和政治、经济的动荡，旅游业又陷入衰退。王子港那充满原始生机的海滩曾深受杰奎琳·奥纳西斯的喜爱，如今已不复存在。这个国家的生态健康被腐蚀了，旅游业也一样：2013年，全国只剩20家酒店还在运营。
从奥洛夫森酒店走到市场区也不过是几英里远，在别的城市只要漫步过去就好，然而在王子港那令人精疲力尽的酷热、在那时刻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和坑坑洼洼的马路上，走这样一段路堪称艰苦的跋涉。地震五年之后，城市大部分建筑仍摇摇欲坠，重建完毕的少之又少。一半以上的人口处于技术性失业之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从事点对点的劳动服务或交易为生，形成一种非正式的经济体，临时商业和小型工业因此挤占了街道。连公共交通系统也是非官方的：皮卡车改装成了小型巴士，喷漆鲜亮的“蹦蹦车”沿着指定路线行驶，由司机播报终点站。乘客需要跑着追上这样的交通工具，然后奋力挤上挂车。
由于交通管控全面缺失，摩托车、蹦蹦车和载货卡车纷纷抢道，指望别人反射弧比自己长。行人们往往胆大包天，保险杠和车轮离脚趾头只有几厘米也毫不畏惧。我们很快学会了海地第一课：随时注意身边的一切。第二课则是一位长期居民告诉我们的：最好别走路。
夜幕初降，在街头饮水的小马。
尽管有些重建工作早早完成，比如标志性的钢铁集市（Marche de Fer），但集市周边的居民区则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国家宫的穹顶依然坍塌，圣母升天教堂则成废墟：曾是国民骄傲的标志性建筑物，如今却成为国家经济衰退的象征。教堂会众只能在防水布棚子下面集会。不远处，泥瓦匠们仍在用铲子、水泥和小块的混凝土混合物手工制造煤渣砖。这种易碎的稀释混凝土方曾是房屋在地震中大量坍塌的罪魁祸首，但因为没有更好的建筑材料，它们至今仍广为使用。
我们离开王子港，乘坐超载的蹦蹦车，穿过塞勒山区（Massif de la Selle）前往雅克梅勒（Jacmel），一座宁静的南部海滨城市。雅克梅勒港坐落在一片宽阔的海湾上，当年从咖啡和糖贸易中获取暴利的法国商人们让这座城市兴旺起来。法国人建起的住宅倒是历经地震而完好无损，那些精美的立面和精铸的铁艺装饰都是从法国运来的，让人忆起这座城市精彩的建筑史，从1504年西班牙人初建开始。酒吧和教堂里人声鼎沸，街上回荡着人们的狂欢声。我们在一家小小的海鲜馆子驻足，喝着海地啤酒，看着夜生活在眼前拉开序幕。
就在这时候出“状况”了。整整一天以来，我的肠胃都在莫名地轻轻抽搐，而轻微的不适终于累积成了严重的症状。我们本打算在雅克梅勒欢度夜晚、第二天造访城外的蓝港（Bassin-Bleu），那里有一片奇美的蓝色瀑布，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酒店里瞪着天花板和浴室地砖度过接下来的18个小时。想来是午餐吃坏了的结果：我们对酒店乏味又昂贵的饭菜无比厌倦，中午在外面吃了些海地混墨西哥风味的食物。
在马里戈特海滩，等待载客的木划艇到来。
从马里戈特到安塞·阿皮特莱市的船晚间就要出发了。我们别无选择，要么强行缩短恢复健康的时间，要么就得再等上一星期。尽管身心脆弱，却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我们在下午过半时一鼓作气离开了酒店。从雅克梅勒到马里戈特的蹦蹦车本来只要走几小时，但据说路上有游行队伍，高速公路被路障封锁了，不得不下车改乘摩托车，最终又只能走路前行。我们身上挂着行李，坐在摩托车后轮上，紧紧抓住开车的人，心里尽量想着急速前行的快感，而不是海地的摩托车游客死伤数据……海岸风光优美，我们超过了一支送葬的队伍，让我想起正是这里近来爆发了霍乱。五年前，由于滤水器遭到病菌污染，霍乱重回海地。据说那些滤水器是联合国提供的，但不管怎样，已经有近一万名居民因此丧生。
我们停在海滩旁，六条色彩鲜艳的木头小艇在海浪间摇摆。几个肌肉强健的男人把大量设备、行李甚至乘客都扛在肩头，穿过海浪，运到船上；等我们终于被叫到海滩上时，也被扛在了肩上。终于，我的搬运工在船边弯下身子，脸庞几乎全都浸没在海里，然而我没有力气直起身来迈上船去，只好让背包滚过尾舷，自己也照样滚上了船。真是够尴尬的，而且我浑身都湿透了，但也不得不说，整个上船过程好像也还算流畅。
本以为上船是最难的，但如今我们却遇上了更大的难题：我们该坐在哪儿？靠着头灯的昏暗光线，我看出这条船不过是个全无遮挡的大船壳，麻袋和集装箱堆得满满当当，而人们就坐在这些货物上面。等我们刚刚给自己找了个窝，大副就发布了新指令，全体乘客都不得不勉强挪挪地方，好让船装上更多的货物。终于，我们的船长朋友上船了。他热情地招呼了我们，叫我们“好朋友”，并且帮我们在船尾搞到了容身之处——一些可以当作板凳使用的玻璃丝麻袋。不过，随着船只行进，我们逐渐发现，船头总会随着海浪疯狂颠簸，而船尾却装满了压舱物、好让那个40马力的小引擎呆在水下，相比之下倒是稳当得很，我们不由得对船长深怀感激。
船长坐在小木凳上，船员们把裤子穿上了，他们很多人之前都浑身赤裸，免得搞湿自己的衣服。骚动止息，船在沉默中启航。天气预报说有暴风雨，但海面上倒还平静。船上没有灯光，只有月亮和猎户座流星雨照亮了我们。我们紧紧抱着船柱，任由海浪的轻柔摇摆和晕船药的催眠作用摇着我们入睡。长夜航行中，我们时常醒来，因为温暖的海浪扑过船舷上缘、打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船长忽然开始大声训话、唱歌。
随处可见的海产摊。
金星出现在天际线上闪耀，像个温柔的邻人，仿佛感受到了我们的疲惫，来安慰我们道：“不远了，朋友们。”夜空融化了，变成黎明前的灰色，前方的海岸逐渐清晰起来。一挂粗糙的铁丝网立在水中，这是边界了，一带海滨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领地，而小屋和翻过来的小船则是海地这边的财产。船员们行动起来。衣服又脱掉了，压舱物——装满了卵石的麻袋被扔回海里。同样的流程重演，不过这次是下船上岸。我们最先下了船，滑到水手的肩膀上，他们扛着我们回到岸边。
要怎么去过境处？“往前走几条街，再往右走几条街”——我们就得到了这点简单的指示。我们找到了一座发黑的船运集装箱，里面有些烧糊了的文件和办公室家具。门口遇到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女人，她告诉我们这里的确是移民局，只是几天前遭遇了火灾。8点是移民局的上班时间，一位官员拖着办公椅走过来，坐在树下，掏出笔记本和橡皮擦。几个人立刻排成队，我们也加入其中。在这片树荫之下，我们的证件得到了处理，走上一条步行桥离开了海地。
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成功抵达了多米尼加。上百名海地人每周都走过这条路过境，我们的戏剧性旅程，不过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罢了。
本地人习惯用头顶驮货，轻巧的穿行在暴土扬长的街市里。
本文作者桂尼维尔·艾利森（Genevieve Allison）是新西兰作家、艺术家，目前定居纽约。她的文章多见于Suitcase、Le Roy、The Collective Quarterly杂志，以及Aperture和Artforum网站。个人网站：genevieve-alli。
本文图片作者埃利奥特·罗斯（Elliot Ross）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引发了他对地理隔离地区的兴趣，现在他致力于通过旅行探索地理上的孤绝对人际关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埃利奥特·罗斯的作品广获刊载，多见于《国家地理杂志》《卫报》、《大西洋月刊》杂志。个人网站：www.el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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