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十九世纪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在欧洲的建立，世界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急需为自己突飞猛进的工业生产能力寻找到新的市场。而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面对日渐强大的欧洲列强无法继续向西扩张，所以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政治利益,俄国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东南方向。从此英俄双方展开了对中亚地区长达百年的激烈角逐。在这场漫长的角逐中，阿富汗的归属成为两大帝国尤其关注的问题。
一、初次交手——1837-1841年英俄赫拉特之争
赫拉特地处现在阿富汗的西北部，毗邻现在的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该地区自然条件较为优越，以粮食、水果以及其他农产品丰富而著称。历史上赫拉特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区，也是通向中亚、西亚和南亚的门户。19世纪30年代的赫拉特处于阿富汗与波斯激烈争夺当中，其统治者是具有极大自主性的卡尔兰·米尔扎汗。
19世纪30年代中亚英国成为世界上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具有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它急需在东方扩大自己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不仅企图垄断与赫拉特的商业贸易，而且企图以赫拉特为据点扩大与阿富汗商业贸易规模，并进一步向中亚的希瓦、布哈拉汗国渗透。
俄国在赫拉特也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俄国商人向阿富汗提供铜制品、铁皮、蜂蜜还有其他一些金属物品。俄国不允许英国在赫拉特和阿富汗加强影响，这不仅出于经济利益，还有政治考量：英国在该地区扩张的加强可能引发该地区分离主义的发展，进而使俄国失去对其南部边界地区的控制。
这时阿富汗国内由于内部的矛盾和实力强大的地方贵族的分离主义出现了动荡。登上阿富汗王位的多斯特·穆罕穆德汗意识到上述问题，并力图使这些不听话的地方诸侯们臣服。但多斯特汗的努力遇到了波斯沙赫的阻碍。在波斯与阿富汗争夺赫拉特的过程中，俄国和英国都在积极施加影响。
俄国大使威特科维奇和英国代表伯恩斯都在忙碌。俄国不允许英国在中亚地区影响的进一步加强，也不愿意自己在商贸方面蒙受巨额损失。而英国首先担心，随着1828年俄国与波斯之间《土库曼恰依》条约的签订，俄国在伊朗的势力迅速增强；进而担心英属印度受到俄国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获得对阿富汗和赫拉特的影响力对于这两个大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英国则竭尽全力阻碍俄国外交政策的实现。1836年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伯恩斯要求阿富汗和英国签订反对俄国和波斯的条约，建议多斯特汗帮助赫拉特与波斯斗争。英国人使阿富汗政府相信波斯军队的虚弱，并答应将拉吉夫·辛格汗控制的信德地区送给阿富汗。这使多斯特汗表现出对俄国建议的冷淡之意。但由于英国政府自相矛盾的命令，英国人的许诺并没有得到兑现，因此引发了多斯特汗的不满。俄国人看准了这个机会,插手阿富汗事务。为此，尼古拉一世派遣维特凯维奇上尉去喀布尔。上尉的主要目的是劝说多斯特·穆罕穆德汗及其他贵族相信，俄国希望看到阿富汗与波斯签订联盟条约，或者起码获得阿富汗政府不阻碍波斯军队对赫拉特的进攻。1837年在第一次与多斯特·穆罕穆德汗的见面中，维特科维奇给多斯特汗许下了动听的诺言：“答应给阿富汗提供200万卢布用于可能到来的与英国的战争，并再提供同等数额的商品给阿富汗。同时给多斯特汗送上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丰厚礼物”。这一切使多斯特·穆罕穆德汗决定改变原来向英国接近的态度。多斯特汗很快将伯恩斯送到了坎大哈，并给坎大哈的头面人物写了一封信，号召准备与英国进行战争。多斯特·穆罕穆德汗相信与英国人的战争即将到来，因此撕毁了原来与英国人签署的条约。并告诉波斯的沙赫：“如果波斯政府愿意向阿富汗提供10万卢比用于解放拉吉夫·辛格汗占领的土地的话，阿富汗将臣服于波斯的沙赫”。俄国在这个条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俄国不仅加强了自己在阿富汗的影响，在波斯同样也占据上风。韦特科维奇在写给西诺维奇伯爵的信中，讲述了俄国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获得的尊重和信任。但是后来，俄国出于和英国在近东和解的需要,出卖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任凭他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被打败推翻。
看到俄国的威望在阿富汗不断增长，英国向多斯特·穆罕穆德汗提出最后通牒。英国人强调了阿富汗对英国的依附，并贬低阿富汗人的民族自尊心。这种语调引发了多斯特·穆罕穆德汗和阿富汗贵族的厌恶。这一切导致了1838—1842年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但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只是给英国人带来了惨痛教训。之后英国人改变策略，收起对阿富汗政府咄咄逼人的态度，改为通过较为缓和的态度对阿富汗内部事务进行渗透。
作为对英国入侵阿富汗的回应，沙皇政府派遣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对阿姆河下游的希瓦汗国发动了远征。但这次远征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付出了上千人的伤亡之后，远征半途而废。此后，俄国改变策略，转而加强对哈萨克草原的控制。英俄双方对阿富汗的争夺暂时缓和下来。
波斯国王纳赛尔丁沙无法阻止英国和俄罗斯入侵波斯传统势力地区。1856年，英波战争期间，英国阻止波斯重新控制赫拉特。
二、再次交锋——仍是赫拉特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使英俄在中亚的矛盾再次激烈起来。俄国为了分散英国的注意力，再次围绕赫拉特的归属挑起了战争。这次俄国仍然是借助波斯的力量。俄国提出与波斯建立两国军事同盟的问题,“甚至提议取道阿富汗共同远征印度的方案”。为此俄国竭力鼓动波斯去占领赫拉特。面对俄国的举动，英国决定“与阿富汗建立更友好的关系”。而正面临波斯入侵，并企图统一阿富汗各地的多斯特汗也非常乐意接受英国的建议。因此，1855年多斯特汗与英属印度政府的高级特使让·劳伦斯在白沙瓦缔结了“关于两国和平与相互尊重领土”条约,埃米尔承诺以“它(东印度公司) 的朋友为朋友,以它的敌人为敌人”。
分别有了沙俄、英国的背后支持下波斯和阿富汗围绕着赫拉特再度发生冲突。1856年春,波斯在沙俄的怂恿和鼓动之下,出兵攻打赫拉特,并于同年10月攻下了该城,从而引起了第二次赫拉特危机。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面对英国对波斯的入侵，在克米里亚战争中惨败的俄国只是做做样子，将其主力部队向波斯北部的阿斯特拉巴德集中,但并没有进一步向前推进。关键时刻再次被俄国欺骗的波斯，只好从赫拉特撤军。1857年3月,波斯同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宣布放弃对赫拉特的主权要求,并承认阿富汗的独立。1863 年赫拉特正式并入阿富汗。
面对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在阿富汗、波斯的影响不断增强，英俄在中亚的矛盾日趋激烈。
三、心有不甘——斯托别列夫使团与英俄在阿富汗竞争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急于挽回自己在欧洲战场的损失，同时又需要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工业化发展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因此俄国迅速向中亚南部推进。从1864到1876，十多年间俄国完成了对中亚南部三汗国的征服。俄国陈兵阿富汗边界，目标矛头直指阿富汗与英属印度。
紧接着，在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前，俄国为了应对英国可能的反应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在特别会议上就该问题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其中第一个方案是在与波斯就阿什特拉巴德的地位签署条约后，再考虑向赫拉特进军的问题。赫拉特可以成为将来向印度大规模进军的主要前哨基地。
第二个方案是对英属印度政府进行威慑。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К.П. фон Кауфман）建议，为了威胁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应组建两只独立的部队，一支（突厥斯坦部队）——针对布哈拉统治者，一直推进到什拉巴特（Ширабад）附近；另一支由高加索军区组建——向谋夫进军。既然这些行动的成功可能要取决于阿富汗的反应，那么总督认为向阿富汗埃米尔派遣外交大使是合适的。
第三个方案由奥伦堡总督克雷扎洛夫（Н.А. Крыжанов）提出，打算组建一支15万人的部队，从阿什拉巴德出发经赫拉特对印度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按照他的设想，这样可以迫使英国政府完全改变在东方针对俄帝国的行动原则。
第一、三种方案由于花费巨大，超出了俄国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及“俄国必须为欧洲日趋复杂的政治局面做好准备”，而被否决。
在御前会议上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提出的计划包含多个目标和任务。在布哈拉埃米尔国境内和突厥斯坦地区两支俄国军队的行动本身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能够威胁到英国在英属印度的利益。但如果只是占领上述两个城市并不能解决任何具体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只有在明确了俄国和阿富汗的双边关系之后，也就是收到政治代表团结果的消息之后，才能够制定俄国在中亚进一步的行动计划。
在做好了军事准备之后,俄国立即派遣以斯托列托夫少将为首的使团出访喀布尔。Н.Г. Столетов(Кабул, 1878 г.)代表团主要任务是“支持埃米尔对英国在阿富汗行动的不信任，以及鼓动埃米尔抵抗英国在阿富汗巩固自己地位的行动，劝说埃米尔成为俄国的朋友和盟友以及为俄国军队取得通过阿富汗的过境权”。俄帝国的阿富汗政策是沿高加索、里海到突厥斯坦一线清晰的标明俄帝国的边界线。因此很明显，斯托列托夫代表团不只是做为为俄国军队“进军印度”打探消息那么简单。
关于俄国在中亚调动军队，以及阿富汗埃米尔在喀布尔接见斯托列托夫代表团的消息刺激了英帝国的政治家和社会舆论。英国国内刚刚被平息的情绪再次被点燃。俄国被指责破坏了不久前1872-1873英俄双方签订的关于中亚问题的条约。1878年夏，英国政府要求埃米尔希尔·阿里汗在喀布尔接待类似的英国代表团。但是在埃米尔以无法保障代表团安全为借口拒绝了英国人之后，英印政府指责阿富汗侮辱了英国女王派到印度的代表尼维尔·张伯伦勋爵。英国不能承受失去阿富汗的风险，作为报复，发动了针对阿富汗的第二次战争。第二次英阿战争以《甘达马克条约》的签订和英国承认阿富汗新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汗作为结束。
四、一触即发——英俄彭迪绿洲争夺战
俄国利用1872-1873年英俄协定中对俄阿边界缺乏明确划分的缺陷，以及第二次英阿战争后阿富汗混乱的局面迅速向俄阿争议地段扩张。1880—1881年随着俄国对帖克·土库曼人的征服，引发了阿富汗人的不满以及英国的恐惧。1882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与俄国大使拉班诺夫亲王开始就新的阿富汗与俄国边界展开协商。俄国利用谈判作为掩护，1884年俄国偷袭谋夫，1885年3 月30 日凌晨，三千名俄军突然袭击，抢占了彭迪绿洲及其附近的阿克·塔帕、查曼比德和恰什马萨里姆等地，之后俄军还立即发出公告,宣布将彭迪绿洲吞并。这一事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渲染大波。当时的保守党内阁向下院提出要求拨款1100万英镑，作为对俄作战的经费。整个阿富汗局势变得极为紧张，两大帝国为此走到了一触即发的冲突边缘。
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却保持了冷静。这个曾流亡撒马尔罕的可汗了解并掂量了俄国政府对于亚洲地区的意愿以及长久的计划，也使他重新分析了自己再次掌握阿富汗政权前景，在政治上周旋于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之间的可行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埃米尔还在通过可靠人员与自己在撒马尔罕流放时结识的老朋友切尔涅夫斯通信。双方之间的通信一直延续到了1885年。双方联系的中间人是巴达黑尚的统治者阿卜杜拉江。所有来自俄国的信件首先送给他，然后他再送到阿富汗埃米尔的手中。其中，在彭迪绿洲冲突之后，俄国一个月内曾给埃米尔写了两封书信。在给阿富汗埃米尔的第一封信中，总督和外交部长解释了俄国政府对于1885年2月在土库曼与阿富汗交界的彭迪绿洲双方冲突的俄国立场。重点在于，其目的是在俄帝国与阿富汗之间愿意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对于两国的边界是非常有益的，俄国政府希望所有的萨雷卡土库曼人都能臣服于俄国。切尔涅夫斯中校以俄国政府的名义要让自己的朋友相信，“如果埃米尔政府能够按照我们（俄国）政府希望的那样行动，那么阿富汗政府不仅不会有任何的麻烦，相反俄国政府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阿卜杜拉赫曼汗在与俄国接壤的阿富汗3个省巩固其统治。”这可以认为是上述思想的间接证据，与俄国政府协调阿富汗与俄国接壤的北部地区的行动。第二封信当中解释了塔什-克普利冲突的原因，切尔涅夫斯中校以俄国政府的名义承认战斗的爆发不是阿富汗军队指挥官的责任，因为“后者的行动不是遵照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汗的命令，也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而是根据军队中的英国军官的命令来行动的。”因此“俄国政府决定，上述发生的冲突一点也不会改变俄国对阿富汗的友好态度”，这种友好即针对埃米尔本人，也包括阿富汗国家。
看来，正是由于这封信使阿富汗埃米尔在1885年3月的塔什·凯普利事件中保持了克制和平静。了解到俄国与阿富汗军队在彭迪绿洲的冲突之后阿卜杜拉赫曼汗没有利用这一事件煽动民族情绪。
在得到来自英国和英印政府愿意提供军事援助阿富汗与“俄国侵略”斗争的建议后，埃米尔拒绝了这个建议。埃米尔绝决的态度引发了英、印政府的愤怒。印度的英王副领事通知阿卜杜拉赫曼汗，“英国政府对于埃米尔拒绝英印武装力量为了共同反对俄国而进入阿富汗十分吃惊和不满，而阿富汗人靠自己的力量绝不是俄国人的对手，所以大英帝国准备竭尽所能来帮助阿富汗。”
埃米尔非常明白，为了这些所谓的帮助，他将不得不付出领土和国家主权的代价。所以给英国人的建议的答复中，阿卜杜拉赫曼汗声明，所有关于彭迪绿洲的事件他将通过和平的手段予以解决，也就是说他不打算要收回这个绿洲，实际上这个绿洲从来也没臣服于他的政权。在指出了在国内和地区保持和平的重要性之后，埃米尔劝告英国政府“指示自己的边界划界委员会将萨雷克-土库曼人地区让给俄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但是以欧洲舞台上的力量变化和大英帝国国内的政治危机为背景英国人认为该事件的和平解决对于英国在该地区以及全世界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是非常不利的。伦敦急需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来转移大众舆论对英国在苏丹的失利以及与德国就非洲命运谈判当中的失败的不满。
所以在英国顾问的压力之下，几个月后埃米尔开始准备与俄国的战争。在彼得堡对这一出人意料的转变产生的原因众口一词。因为不久前还在撒马尔罕领退休金的阿卜杜拉赫曼汗讲述了自己统治国家的可能性和方法，就是在两大殖民帝国之间保持平衡，可能所有这一切的改变都是阿富汗不得已的选择。这个结论得到了阿卜杜拉赫曼汗通过巴达黑尙地区的统治者阿布都拉江转交给俄国人的回信的证实。
在英国人的压力面前，俄国决定见好就收。同时正深陷苏丹战争中的英国也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要与俄国开战。因此，两大帝国决定和解。1885年9月10日，英俄双方完成“边界委员会”的工作，初步划分了俄阿的边界。1877年7月22日，英俄双方在俄阿边界的最后议定书上签字，俄国与阿富汗西北部边界正式形成。
五、问题的解决
在彭迪绿洲冲突中，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的举动，以及之后埃米尔在国内进行的改革所激起的阿富汗独立意识不断增长引起了英国的极大警觉。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阿富汗埃米尔重新唤起了将阿富汗变为一个独立军事强国，并能与自己的敌人公平对话的思想。英国统治者集团将阿富汗看做是一个日渐严重的威胁，因此努力防止阿富汗的崛起。阿富汗崛起的危险性在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得到来自阿富汗的支持。因此，19世纪80-90年代英国统治集团内部使阿富汗彻底臣服的企图日渐高涨。
为此，英国政府1893年向喀布尔派遣了杜兰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通过压迫和恐吓的方式迫使阿富汗埃米尔放弃了自己在苏莱曼山以南地区的所有权力。阿富汗和印度之间新的边界线获得了杜兰线的名称。被阿富汗称为杜兰线的协议，强化了阿富汗人对英国的憎恨和英国对国家威胁的感受。被埃米尔放弃的苏莱曼山以南地区的那些边境部落并没有表现出对英国人臣服的态度。边境地区的这些部落用层出不穷的起义来欢迎英国人，这些起义得到了来自阿富汗方面的支持。阿富汗将这些部落的独立看作是自己独立的重要保障。
到了 20世纪初英俄都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英国意识到德国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主要敌人。德国商品不仅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取代英国商品，而且在英国本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更尖锐的冲突出现在海军建设上，因为德国海军力量在数量增长方面已经超越了英国。英国人不愿在与德国必将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消耗自己更大的力量，在即将来临的这场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将在陆地上进行，因此为了战胜德国英国必须与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建立联盟。这样的盟友只能是俄国。
20世纪初，俄国并没有因为受到1872-1873年英俄条约和1887年的边界条约的限制，也在积极发展与阿富汗的关系。在新的条件下俄罗斯认为不应对双方边境线上发生的事情再视而不见了。突厥斯坦地方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与阿富汗地方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拒绝英国提出的所有具体联系需通过英国官员中介的要求。1900年沙皇政府直接告知伦敦，打算与阿富汗就边界事务建立直接的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直接联系。彼得堡拒绝更详细地讨论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俄阿边界关系的具体条件和方法，因为不希望对英国人承担任何义务，在1907年之前都没有与英国人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甚至在1903年沙俄政府正式声明将可能派遣人员前往喀布尔。但1905年俄日战争的爆发，以及俄国的惨败改变了俄国在亚洲的政策。
1901年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哈比布拉汗成为了埃米尔。面对阿富汗国内的变化，英国人希望，新的埃米尔将来能比他的父亲更好说话。为了给自己的行动建立一些所谓的借口，英国统治者声明英国与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之间的条约是以埃米尔本人的名义签订的，因此，在埃米尔去世后这份条约应当重新缔结。埃米尔哈比布拉汗在自己的信函中多次声明，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签署的英阿条约不需要补充，这些条约一直有效，没有签署新条约的必要性。
寇松勋爵多次邀请埃米尔哈比布拉汗访问印度。但埃米尔一直没有接受这份邀请。外交和内政在埃米尔拒绝访问印度的选择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他刚刚建立政府，还没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为了自己的宝座，他避免任何可能会降低自己威信的做法。除此之外，哈比布拉汗认为，如果去印度的话，他肯定将受到来自寇松的强大压力。埃米尔明白，此时不仅英国正酝酿战争的风暴，俄国同时对阿富汗也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渗透。由于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阿富汗政府加强了自己的南部边界防御。埃米尔哈比布拉行事的基础是努力捍卫阿富汗的独立，逐渐摆脱对英国的依附。避免一切草率的行动，这将成为激化英阿关系的导火线，另一方面。埃米尔努力建立与俄国的联系，同时又对英国保持着恭恭敬敬的态度。
英国政府确信，自己强迫阿富汗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开始努力与俄国谈判，希望通过谈判将俄国牢牢阻挡在阿富汗边境之外。1906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尔图尔特·尼克尔森向俄罗斯外交部部长A·伊兹沃尔斯基提议就解决英俄双方在中亚地区的对抗进行谈判。英国实际上是要与俄国停止对抗并划定双方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A·伊兹沃尔斯基积极响应了英方的提议，英俄之间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谈判从1907年2月11日进入关键时期，关于如何确定阿富汗国家结构的问题成为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根据1872-1873条约俄国承认阿富汗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阿富汗应该成为英国和俄国在中亚地区的缓冲地带。根据与雅库布汗1879签订的甘达马克条约，英国得到了监督阿富汗外交政策的权力，并在之后1880年与阿卜杜拉赫曼汗又重新签订了这份条约，以及1905年邓恩与哈比布拉汗签订的条约，都强调了英国对阿富汗外交的控制权。
彼得堡的计划是不承认英国对阿富汗的保护权，同时沙俄政府完全回避上述问题的争论，根据沙俄的观点，这只是英国政府和埃米尔之间的事情，与俄国无关。俄国抱定一种行为方针，彼得堡利用了A·M·戈尔恰科夫关于阿富汗不属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声明。季诺维耶夫指出，这种表达方式用沉默“就英国对埃米尔政府外交关系的控制表达了形式上的同意，保留了一个小口，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自己的力量渗入进去”。而英国最为担心的是第三国对阿富汗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德国积极向东方渗透），害怕这些国家煽动阿富汗国内的反英情绪。
谈判进行到1907年4-5月间时，因为英国不同意给予俄国在阿富汗的商业权力，而困难重重。俄国与英、日关系同时变得严峻起来，俄国首先与日本达成协议，同意调整在双方满洲的势力范围，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于是1907年7月签订双边条约。之后，俄国外交官成功利用了尼古拉二世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907年8月3-6日的会面，给英国制造了巨大压力。而此时在波斯出现的革命事件也加速了条约的签署。英国政府撤销了要求俄国承认英国在波斯湾的特殊利益的条款，接受了俄国外交官提出的建议：同意在关于阿富汗的条约中包括不吞并阿富汗，不侵占阿富汗领土，不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不从事任何威胁俄罗斯的行动，也不鼓动阿富汗政府从事这样的行动，承认俄罗斯在阿富汗平等的贸易权力。双方就争执问题达成一致后，条约文本在1907年8月11日（24）特别会议上讨论的时候得到了全票通过。英俄之间关于波斯、阿富汗、西藏事务的条约于1907年8月18日（31）正式签署。
英俄接近以及1907年的协定在俄国和英国引起了当时人的不同评价。在俄罗斯赞同英俄接近、同意协定签署的人认为协定具有巨大意义。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必须在阿富汗做出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妥协。A·伊兹沃尔斯基在协定签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能够将委员会成员A·斯托雷平和尼古拉二世争取到自己一边，这两个人一直在是与英国结盟还是与德国结盟之间摇摆不定。条约的签订很多程度上还多亏英国1906年自由党上台，该党赞同通过与俄国接近解决英俄在中亚竞争的政策。就像在俄国一样，当时在英国也有许多人批评英俄条约的签订。正如C·萨佐诺夫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固执己见的态度之上”，另一些人认为条约有损自己国家的利益。英国东方政策的“激进派”，主要是英印政府，以H·寇松为首指责英国政府签订英俄协定，放弃了他们多年奋斗得来的成果。对于阿富汗，寇松坚持英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收获。一些俄国的政客和军人认为承认英国对阿富汗外交的控制和放弃俄国人员在阿富汗的存在，对国家毫无益处，并且“十分危险”，因为阿富汗可能会成为英国进攻俄国的桥头堡。接着发现，俄罗斯外交部也同意了这种观点。1909年俄国驻印度总领事在秘密电报中指出“经常发现英印政府认真执行条约的条款”。外交部指出，“虽然在条约的第一条当中，在阿富汗，我们也承认，这个国家不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作为阿富汗的直接邻近我们有责任像以前一样时刻关注着那里发生的一切”。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1907协定中“阿富汗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新的解决，因为俄罗斯承认阿富汗不在1872-1873年自己划定的势力范围之内，尽力不向阿富汗派遣自己的人员，控制、停止与阿富汗的埃米尔建立联系。但是只有在1907年俄罗斯正式承认放弃自己在阿富汗的政治利益。彼得堡经过长期坚持得到了就非政治性质问题与阿富汗建立边界联系的权力，这样获得了对阿富汗内部事务可能的干涉的权力。在阿富汗彼得堡一直没有获得与英国平起平坐的贸易权力，这种权力将能保障俄国在阿富汗的存在。虽然对英国政府和军队提出批评，但1907年“阿富汗问题”的解决仍然有利于英国。伦敦达到了自己对于阿富汗的主要目的——迫使彼得堡承认英国对阿富汗外交的完全控制。对于俄国的主要成果是，A·伊兹沃尔斯基通过在阿富汗的让步使英国保证不得干涉俄罗斯在以后解决土耳其海峡问题。
尾声
1907年英俄之间的条约并不能完全让英国满意。英国想得到的更多。在1907年11月21日的英印总督的备忘录中就记载，条约只是解除了俄国在中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性。但如果认真审视来自俄国方面的对长久和平的整个保证，就会发现对于印度的安全俄国并没有给出这样的保障。因此，他表达了对在印度保持英国统治的担心。
1912年英国提出关于修改条约的一系列建议。俄国也趁机提出在阿富汗北部地区扩大自己存在的建议，建立对灌溉设施的监控，建议停止英国的垄断行为。但是关于修改条约的争论随着一战的爆发而停止。
一战后，十月革命终结了罗曼诺夫王朝对俄罗斯的统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世界革命和国家利益的纠结中开始与阿富汗关系的新时段。同时，一战后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影响到阿富汗。1919年5-8月阿富汗在新国王阿曼努拉汗的率领下，由阿富汗与印度边界地区普什图人组成的阿富汗义勇军成功地击败了英军，当年8月8日英阿双方签订和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阿富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享有完整的外交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