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近年来，性侵儿童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如何减少这种事件的发生成为话题。
根据强奸儿童案件中熟人的犯罪、发生地点等特点，加强儿童性教育可以在预防和减少强奸儿童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国的性教育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误解
儿童性侵害犯罪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严重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近年来，性侵儿童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如何减少性侵儿童事件的发生成为话题。
最近，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少女保护基金等主办的2021年“少女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期公布。
座谈会上，多名代表委员建议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内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宁夏的全国政协委员马秀珍也通过提案，提议将性健康教育纳入中学生教育课程体系。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强奸儿童案件中，根据熟人的犯罪、发生地点等特点，加强儿童性教育可以在预防和减少强奸儿童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国的性教育与以前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误解。
熟人作案比例高
网络强奸情况严重
小青(化名)的家人无法想象小青的亲爷爷赵某最终会把罪恶之手伸向孙女。赵某从2018年4月开始，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某镇租了房，以诱骗、胁迫的方式猥亵清场20多次。每次工作结束后，赵都会威胁小青，如果把这种事告诉别人，他就不再管理小青了，警察也会把两个人抓走枪毙。就这样，直到去年10月，素晴的家人发现了这件事，和素晴一起报了警。
这种熟人、甚至亲属对儿童实施强奸的情况并不在少数。根据《报告》，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强奸儿童(18岁以下)案件332起，受害者人数为845人，最小的为1岁。表明人际关系的312起案件中，熟人作案231起，占74.04%。最近几年，相关报告显示，熟人的犯罪比例高达87.87%(2014年)。
北京市陈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李英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熟人强奸案比较高的原因，与儿童监护人比较放心，孩子们对他们的防备意识没有太大关系。家庭中发生的强奸，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者往往不能报警。
李英说，《报告》起事件只是向媒体公开的事件，与每年强奸儿童总数不同，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例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最高法律统计，以侵犯儿童罪为例，从2017年到2019年6月，全国法院审理了所有8332起侵犯儿童罪案件。其中，2017年为2962件，2018年为3567件，2019年1月至6月截止1803件。
有趣的是，《报告》提到，在845名儿童中，有820人表示性别，其中80名男子占9.76%。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和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费艺军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性犯罪受害者不分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男孩也会受到非法强奸，给男孩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但很多人不认为儿童强奸只能发生在女孩身上。(大卫亚设)。
此外，《报告》中有265例显示了城乡的地理分布，其中164例占城市的66.40%。在县75例中占30.36%。农村发生的26起案件占10.53%。并非只有农村儿童有被强奸的危险。可见，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都有被强奸的危险。
李英说：“值得警惕的是，网络强奸等新形式的强奸仍然很严重。”这种犯罪形式非常隐蔽，家长很难发现未成年人以恐惧等心理主动告诉家长的情况。(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勇气名言》)发现的网络强奸儿童案例经常聚集在一起，有数十名受害者，这与韩国的“N号房”事件相同。(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
目前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罪的主要有三种类型。就是网民遇到未成年人进行强奸，通过网络聊天拍摄未成年人裸体视频，欺骗未成年人拍摄淫秽视频，然后提高网络利润。
“还有类似于与学校骚扰相关的强迫交易的强奸形式。例如，高年级学生或辍学学生回到学校，强迫低年级学生卖淫等情况已经很严重。特别是在五六线小县城更为严重。这种强迫性交易可能与当地地下城产业链有关，情况复杂，难以追究责任，犯罪责任年龄、城东的年龄、缺乏相应的证据等，难以追究。”李英说。
与近年来强奸儿童犯罪处于多发态势相比，我国的性教育明显滞后，这种滞后表现在几代人身上。《法治日报》记者在审查相关案例后发现，他完全不知道被强奸后是怎么回事，或者因为恐惧、恐惧等原因不敢告诉父母，怀着严重甚至轻生的感情。有些父母得知孩子被强奸后，选择做不合适的事、丢脸或私下解决，有些父母甚至将责任归咎于孩子。(大卫亚设)。
费艺军说，如果孩子能接受正确的性教育，家庭或学校发生性暴力儿童的次数将大幅减少，遭受强奸后，家长和孩子也能知道如何正确对待。
性教育观念有误会
家长们唯恐避之不及
北京市海淀区张燕(化名)对《法治日报》记者说，自己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以前也问过“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与丈夫搪塞过去。张娟说孩子还小，对她说这些东西不好。从社交平台相关话题论坛可以看出，有不少家长和张燕想法相同。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和孩子姓
教育的第一任老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孩子缺乏性教育，和家长有很大关系。“尽管近年来家长对儿童安全教育，特别是对孩子进行性别意识教育、防止性侵害的教育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有家长认为这并不是刚需。很多关于儿童安全教育的图书销售情况并不太好，我们也很少听说哪个家长会专门给孩子补安全教育的课，一些关于儿童安全教育的视频或文章点击量也不高。”皮艺军曾写过一本叫做《青春期危机》的书，当中提到青少年越轨行为（通常是指违反常规的、违反常理的、不道德的、罪恶的、违反法律的，对社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行为）出现的高峰就是青春期。“但从性教育来说，应该从两三岁开始，这主要靠家长。由于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太小，即使教了也没什么用，导致家庭中性教育严重缺乏，一些孩子因此犯下错误，或者遭受性侵。”皮艺军说。
除了前面提到的避而不谈，家长对于性教育还存在诸多误区。有些家长认为，性侵儿童事件本身是小概率事件，绝不会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还有些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本来内心健康阳光，知道这些之后可能会起反作用，因而对性教育持消极否定态度；甚至还有家长认为，这种儿童安全教育很可能导致儿童生理、心理的扭曲。
李莹认为，这种担忧反映出家长认为性教育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性教育和我们吃饭穿衣一样，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用平常心看待，它自然也就不那么神秘。
“实际上，很多时候小朋友也不清楚他们的一些性探索行为的具体含义，只是单纯出于好奇。对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家长神神秘秘，不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越发感兴趣，通过网络等其他渠道了解，而这时所获得的东西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在中国，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越来越小，继而早孕甚至生下孩子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和家庭性教育的缺乏不无关系。”李莹说。
学校课时安排紧张
教材师资相对缺乏
在采访过程中，《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从幼儿园到高中，单独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学校并不多；许多学校认为这些内容生物课、思想品德等课程已经包括，不用再专门开设相关课程；还有学校每学期仅开设一两次性教育课程，介绍的内容也只是男女生理知识，并且是男女分开上课。
王大伟说，实际上，国家在学校层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很多地方行政部门会给学生配发免费的生命安全教材，很多学校也都有检察长、法院院长、派出所所长等担任的法制（治）副校长。从目前效果来看，这些对儿童安全教育（包括性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学校课时安排较紧，即使有教材进入学校也很难增加相应课时；学校即使开设了相应课程，现在也很少有专门的安全培训教学指导课程，许多老师就算拿到教材也不知道如何教才更科学有效。”王大伟说。
学校缺乏性教育，不仅和学校自身有关，也和社会的错误认识有很大关系。
李莹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谈性色变”的情景。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有时候她和团队出去做以性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对方会建议更换活动名称。“实际上在场的小朋友、家长和老师听过之后都感觉很好，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李莹说。
早在2017年3月，浙江杭州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吐槽学校发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在网上晒图称里面的内容太赤裸裸，大人看了都要害羞，更不用说孩子。随后又有一些人在网上晒出断章取义的图片，使得这件事争议越来越大，最终校方不得不收回该书。
实际上，这套叫做《珍爱生命——小学生健康教育读本》的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出版的，内容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每个阶段对性该有的困惑，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引起争议的地方仅是有关身体器官科学名称的插图，并不像网上流传的那样不堪入目。不仅如此，该书还告诉孩子要防性侵；提倡性别平等、生命平等、就业平等的观念，提倡男女要互相尊重。
2020年11月，教育部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247号（教育类307号）提案答复的函》中表示，要根据教育部2003年印发的《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纲要》和2008年印发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将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框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还预留出16%至20%的课时，地方和学校可根据需要开发适合的课程；下一步教育部将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研究论证编制全国性、权威性的儿童防性侵教材读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