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年末以后，作家顾华东的新作《哈瓦那波浪》登上了多部文学好书的目录，受到读者的喜爱。邱华东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近两年先后出版了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其中2020年末出版的《北京传》至今已印刷了5次，在疫情中可以卖出数万册，可以说卖得很好。
冬天的一个上午，邱华东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单独采访，讲述了他写的东西。他说说话有点快，记忆力惊人。3000年的北京市历史和30多年的个人写作经验使他在陆续来往的历史和现实之间体会到了他游侠般的“好手艺”和探险家般的信念。(莎士比亚)。
窗外的阳光带来温暖，给这段对话涂上了色彩，眼前耸立的雪山，浩瀚的大海似乎出现了。
人物介绍
邱华东，当代著名作家，1969年出生于新疆，原籍河南。现在在中国合作。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 《白昼的喘息》 《正午的供词》 《花儿与黎明》 《教授的黄昏》 《单筒望远镜》 《骑飞鱼的人》 《贾奈达之城》出版了小说、电影、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各种单行本100多种。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语、韩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越南语。
我关心的是，在生活的缺失中如何获得勇气。
记者：去年年底以来，《时间的囚徒》经常上榜，有读者读了书上的故事，你觉得你是怎么亲身经历的？这本书执笔的因缘是什么？
邱华东：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体验很深。在过去的20年里，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见到了很多中国人，也遇到了有趣的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MART)例如，一位女作家说，她去南极跑了一次马拉松。另一位诗人说，他登上了世界七大山峰，他追求的是“7加2”，要去南极、北极点。看到中国人有这么多新的活法，我想用它。
另一个内人是因为人生的经历。我50岁了，走着走着，同伴好像突然消失了。而且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多么悲伤。这种生活上的变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经常需要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承担和和解。(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生活》)一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心里很难受，我就想他们怎么生活。
事实上，写在《手上的星光》上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每个家庭，每个生活都面临着不同的难题。例如，《环境戏剧人》是指父亲带着失去母亲的女儿从中国出发，驾驶着整个欧亚大陆到西雅图，送她上大学。沿途他们内心的创伤愈合后，在看云的各种经历中，妇女也达成了和解。另一部《社区人》讲述了失去10岁儿子的父亲如何通过自由潜水消除内心的悲伤，最终在海上找到生活的勇气。大卫亚设，《自由宣言》)我特别喜欢这两篇。是50多岁中年人内心的冲动——。虽然生活有很冷的一面，但我们必须努力获得生命的意义。(大卫亚设)。
在生活的缺席中，如何去更广阔的世界获得生活的勇气是我最关心的。(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生活)作为作家，小说既是答案，也是一种自我治愈。
记者：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主人公有多种生活方式，是如何构思出来的？
邱华东：我喜欢看各种纸质地图，不管去哪里，都必须找到当地地图。坐飞机的话，眼前的小屏幕经常被我定为航线图，在长途飞行途中随时可以看到飞向哪里。所以，如果我是路过的路，如果是从航线下面经过的大地、山川、城市，我会一直记住，成为我记忆中内容丰富的路线。(大卫亚设)。
我收集的那些地图可以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带到时间和历史的深处，使我能够发现、揣摩和想象时间和空间交错的那个历史场景。(莎士比亚)。
在写这本小说集之前，我喜欢我自己的一些地球仪。有三维的，也有可以全身发光的。(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地球仪在手，有种“小小的全世界，手里尽全力”的踏实感。有时候能写出在这种地方的中国人的故事吗？我也喜欢看有关海洋的纪录片(如《时装人》 《哈瓦那波浪》等)。
我写小说以小小的灵感或细节生活。这九部小说对我来说，每一部的触发点都是很小的感觉和印象，逐渐被我的经验和想象所扩充和填充
充成为一篇小说。我也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对读者尊重、友好和负责。我在构思的故事里增加一些知识、经验，比如潜水、登山，这就使小说带着新颖感，还有知识化的效果，小说也就变得有趣和好看起来。记者：完成一部与以往不同风格的作品，有什么感受？
邱华栋：小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完成，是灵感和构思的一次次“釉变”。这九篇小说都变成了与最开始构想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九个主人公，都有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和困难，也有着强大的生存愿望和勇气。这也正是我写这组小说要达成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人的故事，本来就非常精彩。
我从十五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写了三十多年了。在题材上我还能出新，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纯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我经常问我自己：继续写，我还能超越自己吗？这组小说的完成，让我更有信心写下去了。
为北京“立传”，想呈现自己体验出来的空间感
记者：挺好奇的，你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尤其是《北京传》，本来你是写小说的，怎么写出了这本非虚构？
邱华栋：2017年，有一次我碰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正在读《伦敦传》，是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很厚，有80万字。看完以后我心里觉得，我在北京生活了30年，应该也给北京写一本书。没想到他听进了心里，没多久就跟我签了约稿合同。
合同一签，我有点焦虑，因为本来想晚一点再写，结果提前了。好在我搜集了很多关于北京的资料，就按照3000年建城史来写提纲，确定了主章和副章的结构。我想，让每一个来北京的外地人拿到手里一看，哦，一书在手，三千年北京历史不愁，能特别轻松地看明白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空间变化。
记者：三千年的历史怎么呈现？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什么想给北京立传？
邱华栋：我写《北京传》的一个特点是，着眼于3000年城市空间感的生长，以及城与人的互相塑造。我发现很多写北京的书，大都是写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我是抓住了北京城的空间感，但又不是建筑书。我就想把这种空间感呈现出来。打个比方，有一个舞台就是北京城，他们写的全是舞台上的人和事，但是舞台本身被忽略了。我的主角就是北京城，这个城经过3000年的生长，也是个巨大的生命体，所以我从最开始的蓟城与燕都，一直写到21世纪北京的国际化大都市与2020年之后的北京——未来之城。
我是一个新北京人，对北京一开始就充满了热爱。刚来的时候，我有北漂的心态，后来变成了新北京人，比北漂多一层稳定感。这种状态恰恰使我对北京城的变化特别敏感。我喜欢建筑，看了很多建筑书。我经常周六周日到处去转。平时看地图，我还会经常想象出某种有内在联系的线路，可能会带动着城市空间怎么变化。
生活在北京，我有好多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比如70年代的劲松，80年代的方庄，一说大家就很亲切。尤其是90年代初北京进入新一轮发展，能明显感到各种高楼迅速站起来。我甚至看一眼就知道那个楼有多高，那时我们经常打赌，比如看见京城大厦新起的，他们就让我说多高，我说这个有180米，后来一查，基本差不多。我记得写到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我开车过去感受运河两岸，和副中心的空间结构。我也进出大兴国际机场，仔细观察，那种空间感是自己体验出来的。
这本书出来之后，他们都说，你这个还挺新鲜，一路写到当代，而且三分之一都写到了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些研究北京的朋友也指出了一些小问题，再版时这些地方都做了修订。实际上，有的地方我留了伏笔，比如民国时期我写了《正阳门火车站》《老舍》两个副章，其实这个副章可以无限延伸，还能再慢慢填。总之，这个非虚构的《北京传》是表达我对北京的热爱。
记者：你对北京真挺熟悉的。说起来，你在北京不仅有小家，也有为这个城市奋斗的青春吧。
邱华栋：我毕业时分配到北京的机关单位，后来考进报社当记者。记者这个职业需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城市的变化。慢慢地，白天跑新闻，晚上回家我还喜欢写写东西。
90年代初，有一个新闻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京广大厦有个蜘蛛人高空作业时摔死了。白天我跑完现场发了个200字的简讯，晚上回家心里还是难过……后来就写了篇小说《蜘蛛人》。小说里那个银色的蜘蛛人很孤独，但是他很快乐，他每天生活在城市的上空，看待世界的眼光比我们更高更开阔。后来他又找到一个女蜘蛛人，他们还生了一个小蜘蛛人。写这么一篇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我把心里的哀伤化解了。
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一个新闻，其实它结束之后，往往会给作家带来更深的人文思考。我就通过文学的想象，把发生的新闻事件变成文学作品。比如我看到街上搞时装展览的，我就写了时装人，看到公关公司，就写了公关人，1992年到1999年近十年间，北京的变迁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写了比较诗化和意象突出的城市小说。写年轻人到北京寻找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他们的挫折、欢乐和痛苦等等。也写到了北京迅速的变化，亮马河、三里屯、国贸商务区这种城市景观作为背景也进入到我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当代性被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是城市文学，成为我那时的写作风格。
武术教练也是我的语文老师；阅读是写作之母
记者：之前听过音频里的小说《十侠》，挺难想象这一系列的几本书是同一个作者。
邱华栋：我从初一到高三练过六年武术，当时我们学校有个武术队，每天练四个小时，练拳、练器械、练刀枪。后来，我的武术教练黄加震成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的武术练得不是最好的，我的作文他总是给我打很高的分。
我记得很清楚，三四年前我去上海看望黄加震老师，他马上八十大寿了。20年没见了，老师很高兴。那天他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来了，各种刀枪棍剑，包括暗器都有二十多种，放了一屋子。他这样欢迎我，我也特别感动。一块去的上海小说家陈仓也很兴奋，后来我一时兴起，就把一个特别大、特别沉的大刀扛下楼。在花园里，79岁的黄老师单手一个弓步就把刀举起来，关键是他的刀举起来跟身体是一条线，这个动作特别难做。我也想跟着做一遍，根本就不行。我当时就想，人生成长过程中难得有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老师，我应该写一本武侠小说献给黄加震老师祝寿才好。
我上初中喜欢看武侠，金庸、古龙、梁羽生，常常看得心情激动。当时还写过一个武侠小说。这两年我读了不少正史、轶闻杂记、宋代话本、侠义小说，当年的兴味重新催动我下笔。有一天突发奇想，我就从春秋时期的刺客豫让写起，按年代由远及近排序，一直写到清代《剑笈》，梳理出一条绵延两千年来中国侠义精神的演变。
记者：写不同风格的作品，如何保持创作的动力？
邱华栋：我写东西很杂。我写长篇小说，也写文学笔记、小说、散文等。我不喜欢被认作一成不变的作家。为了保持兴趣，我经常换换手，左手写了当代的，右手就写历史的，也许以后还会尝试科幻小说。希望读者也能看到我的变化。
我写作的时候习惯听纯音乐，比如写《十侠》就听琵琶等古曲，有段时间我常听《广陵散》，听多了，眼前就出现打铁的嵇康，一个少年侠客的形象……写《哈瓦那波浪》就听各种交响乐。音乐能调动情绪的起伏，激发很多想象力，而且很容易入定，这是我自己写作的一个方式。
记者：刚才说你年少就开始写作，最初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
邱华栋：我出生在新疆昌吉市，那是在戈壁滩边上的一座小城市，抬头就能看到天山雪峰。我小学五年级就读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虽然看得懵懵懂懂，但觉得里面有一种文采。上初中以后，我在报刊亭买文学杂志，像《青年文学》《收获》《当代》，买回家一看，就觉得跟小时候听的评书不一样了，竟然有作家能写身边的生活。阅读真是写作之母，阅读会不断激发潜能、开阔视野。
我从十五岁开始写作，是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忧郁少年，写小说、写诗，抒发胸臆。我一开始写，根据新疆风物，想象一些动物拟人化的故事，比如写一只火狐狸怎么样躲避一个老猎人的追踪等等，写了二十来篇，有二三十万字。四川少儿社出版“小作家丛书”系列，出版了一本我写的小说集。当时是1988年，我正在准备高考，夏天我就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了。我当时也不敢相信，因为文学写作而上了重点大学，我觉得真是幸运。
记者：上大学对你来说有哪些难忘记忆？
邱华栋：大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眼界的开阔。我当时在图书馆是按字母排序读书的，从a字头开始，把a字头作家的全找出来读一遍，abcd……依次读下来。学校那时候文学氛围很浓，有浪潮石文学社、珞珈诗社。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学习不同类型作家、诗人的作品，写了好多小说和诗。
我有时候在大学里开讲座，总是苦口婆心地对大学生们说，尽管我们在网络时代，但读书仍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成长因素。我觉得一本书的有限，恰恰决定了它的无限。而且，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能唤起丰富的生命经验，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多读书。
写作就像玩泥巴；此地此在即是故乡
记者：你觉得作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才能？
邱华栋：我很认同这句话：观察、体验、想象，一个作家只要有这三种才能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好作家。我觉得观察生活、观察人物细节是一种能力。比如听路上的行人说话，就很有意思。有的人是观察力特别强，比如契诃夫。有的人是体验很深，谈一次恋爱，能写50本小说，比如琼瑶。有的人属于想象力很厉害，比如写《魔戒》的托尔金，他完全是再造一个世界。
记者：感觉写作对你来说是挺愉快的。
邱华栋：就写作本身来讲，创作的快乐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把他人的生活挪到作品中来，进行再创造，表达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其实也是一种成就感。写作还有一种游戏的喜悦，就像小时候玩泥巴，有一种快乐在里面，也是一种满足感。
记者：挺奇妙的，你的心态不像年过五十的人，连头发都是一根根向上的姿态。
邱华栋：心态年轻，这可能跟在新疆长大有关系，一出门看到的都是雪山、大漠，心情开阔。我小时候就憧憬很多极限运动，比如潜水、登山。前两年，我还去健身格斗房打拳，四周一看，很少有我这个岁数还来练搏击的。
记者：平时生活中是什么状态，在北京这么多年，会有乡愁记忆吗？
邱华栋：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我虽然在新疆出生，但我的老家是河南，我觉得我很难书写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刘心武老师早早就发现我这个特征，他说我写了很多“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在我看来，此地此在即故乡，北京也是我的故乡。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邱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