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酒为“欢伯”还是为“祸泉”？全在于饮酒之“度”。
过度则于己伤身志昏，于国则丧德亡国。因此，自有史以来就有圣王明君不断地告诫臣民不得过度饮酒，历朝均有强令禁酒之制。夏禹是第一个发出“以酒亡国”忧虑之言的帝王，记载于《战国策》，其中有“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絶防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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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续古今考》、清《明伦汇编》等书考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56年（周显王十三年），当时西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革新，正蓄积国力；中原魏国强盛，成为霸主，韩昭侯、鲁共公、卫成侯、宋桓侯、郑厘侯等诸侯纷纷来魏国朝见。梁惠王就在范台设宴招待他们，共商联盟大计。席间因饮酒过度、有失礼仪，鲁共公毕竟是周公后裔，就以夏禹之诫委婉地阻止梁惠王再饮酒。按鲁共公所说，当舜帝为君时，大禹为司空，总理“百揆”。舜帝的女儿令酿酒师仪狄（一说舜帝女儿仪狄）酿出了酒醪，滋味特别醇美，先献给大禹品尝。禹喝了之后觉得味道甘甜，开始忍不住多喝了几杯，不知不觉就有些神志亢奋了。待清醒后他意识到这酒能诱人贪饮，贪饮则神志混乱而误大事，就拒绝再喝，并担忧道：“后世将会有因为贪酒而使国家灭亡的。”因此他给后代留下“甘酒嗜（shì）音”“未或不亡”等遗训，昭示子孙不得过度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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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酒的魅力太大，他的子孙中多有“乱酒”之人，如太康“甘酒嗜音”被有穷氏后羿（yì）撵（niǎn）出皇宫；仲康时，主管天文的羲（xī）和沉乱于酒、酒荒于厥邑而失职，造成怪异的天象（日食）引起百姓恐慌，引来胤（yìn）侯的征伐；末帝夏桀（jié）荒淫无度，不敬天神，不献享祀，不理朝政，宠幸后妃妹喜，造酒池行船，日夜与妹喜取乐而亡国，应验了先祖大禹的谶（chèn）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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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汤灭夏立商国后，借鉴夏桀亡国教训，制定《官刑》，以“三风十愆”（巫风、淫风、乱风）儆戒大臣，其中视“酣”酒为巫风，告诫他们“大臣酗酒，家必丧；君王酗酒，国必亡。”如果臣下违反制度则处以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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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末帝纣（zhòu）王时全然忘记先祖遗训，不敬畏上天，荒淫甚于夏桀，骄奢（shē）淫逸到造酒池肉林，酒池大得可以行船，酿酒之剩渣可以垒成山丘，酒多的可供三千人狂饮，日夜宴饮作乐，“沉酗于酒”“荒腆于酒”；上梁不正下梁歪，群臣纵酒，不祭祀神祇，就连小民也偷盗宗庙中的牺牷牲（祭祀供品牛羊猪），形成“商风靡靡”之习俗，导致亡国，再次应验了夏禹的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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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立国，周文王、武王、周公等以夏桀、殷纣酗酒亡国为鉴，高度警惕“滥饮”的危害，设立“酒正”，严格管理饮酒之礼，在国家祭祀、丧葬、乡射礼、士冠礼、士婚礼、乡饮酒礼等大型活动中严格规定饮酒之仪和数量等，使酒文化制度化、礼仪化。
康叔姬封分封于卫国，临行前，周公作《酒诰》告诫他要教育卫国臣民“先祭祀，再饮酒，以德控制自己不醉”，“为人子者先孝敬父母，然后自己可以饮酒”“不腆于酒”“勿使官吏百姓沉湎于酒”，并且制定法律强制严禁酗酒，对滥饮之人零容忍。
在西周早期，君子饮酒“献、酢（zuò）、酬”三饮之礼有序，“温克齐圣”之态谦恭，孔子“饮酒无量但不及乱”。但酒养阳气，魅力毕竟太大，人们明知酒能移性，需以意志控制，但有的人贪饮而醉，醉而失礼、失态、失德，甚至误事，“饮而无节亦足以速祸”。因此自《酒诰》为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诞生后，历朝都对饮酒有强行规定，或在荒年强行禁酒。
公元前159年（汉文帝二十一年），汉文帝巡视浙江西，“禁酒”；公元207年（东汉建安十二年）曹操禁酒；三国时蜀国大旱，刘备禁酒；晋朝时不禁婚姻及治病用酒，但禁止民间私自酿酒卖酒；前秦王苻坚虽系氐人，但很崇尚汉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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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苻坚与群臣饮酒，让秘书监朱肜（róng）为监酒官，规定以极醉为限。秘书侍郎赵整反对，作了一首《酒徳之歌》，诵道：“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前朝丧国之危机是后世的借鉴）。苻坚认为这首诗歌很有警戒性，便命赵整把这首诗写出来，作为《酒戒》敕令群臣。从此以后，秦王与群臣宴饮时都能以礼饮酒。
公元458年（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拓跋濬（浚）确立禁酒法令；公元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金国规定凡遇日食月食“禁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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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属于国家酒政制度的一部分，目的是一者减少对粮食的消耗；二者约束滥饮、群饮等行为，倡导以礼饮酒、以德饮酒。时至今日，这些酒政规定对于饮酒之礼仪的传播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