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本文内容导读
1《读书郎》的传奇经历
2《读书郎》的文本分析
3《读书郎》的历史坐标
4《读书郎》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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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读书郎》的传奇经历
上世纪八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港台歌曲曾风靡大陆，其中有一首儿童歌曲，经台湾歌星邓丽君和香港歌星徐小凤等人的演唱，更是红极一时，这首歌曲便就是《读书郎》。可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被误以为是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其实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创作的革命歌曲。
1937年，还在中学就读的19岁青年宋扬，因受到家乡抗日大潮的影响，毅然放弃了中学学业，次年考入了当时武汉军委会战时工作干训团，后曾在第九战区流动宣传队任职。两年之后，宋扬参加了广西国防艺术社，正式投身抗战演艺事业，从事舞台美术等工作。1944年，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宋扬，随演剧四队来到了贵州安顺地区。演剧四队的全称为抗敌演剧队第四队，是1938年8月由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亲手组建的一支抗日文艺演出宣传队伍。
在一次护送演出道具的途中，宋扬不幸被车轮弹出的石头弄伤了脚，于是被送到安顺陆军医院进行治疗。陆军医院附近有一所小学，宋扬每天看着小学生背着书包上学，萌发了要为小学生写首歌的想法。当年十一月底宋扬出院后，无法随演剧队进行演出，便与同队的葛敏等人在汪家山和下寨的苗寨体验生活，收集音乐素材。当时汪家山苗寨，几乎所有男子都会吹芦笙，每天傍晚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芦笙就会此起彼伏在山寨奏响。
有一次宋扬他们请来一经常在外做生意的村民，让他用汉语唱芦笙音调的山歌，此人唱了一首《小儿郎》的山歌，宋扬当时便记住了开头的两句：“小嘛小儿郎，骑马进学堂。”由于有了此前的那些生活体验和对苗族艺术的学习，就在刹那间,宋扬突然来了灵感，便有了创作的欲望。当晚宋扬便进行了伏案创作，曲调吸收汉族民间音乐，在苗乡芦笙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上，加强节奏感，改变忧郁缓慢的音调，让人有了儿童边走边跳的情景感。不久后，演剧四队在安顺举办了一场正式的晚会，由宋扬芦笙伴奏，女队员陈峰首唱。
1946年，重庆举行了进步文化人春节晚会，演剧队除了演唱《读书郎》之外，还演唱了宋扬在苗寨期间创作的另一首歌曲《苦命的苗家》。周恩来听了这两首歌之后称赞说：应该多写这样的歌。因为这两首歌都是属于反映国统区劳动人民的苦难，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歌曲。
但由于《读书郎》这首歌朗朗上口，节奏明快，很快在当时的国统区流传开来，并慢慢流传到解放区，流传到东南亚……所以，当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首歌由港台歌星再传回内地时，了解情况的音乐人就戏称这是一首“出口转内销”的歌曲。
《读书郎》诞生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其影响力历久弥新，成为一首能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歌曲之一。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还都会有人传唱。
歌曲作者宋扬在1949年后曾担任湖南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后任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组长、副主编、第四届中国音协理事。1974年任中国音乐研究所词曲组组长。
2006年，在宋扬去世2年之后，这首《读书郎》获得了中国流行音乐界唯一常设国家级大奖“金钟奖”的终身荣誉奖。
02《读书郎》的文本分析
我感兴趣的当然不止是在歌曲意义上的《读书郎》。今天，这首《读书郎》的歌词还作为学生课外读物，被广泛地选入了许多图书选本中，为当代儿童所阅读和欣赏。我最感兴趣的是，这首歌何以在大陆消失多年，又何以在港台及东南亚华日地区延绵不绝，又如何在21世纪语境下的中国，获得如此多的新的关注。
这无疑需要我们重新回到歌词的文本进行细读和理解。
下面是《读书郎》这首歌的歌词全文：
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呀，
没有学问呀，无颜见爹娘。
朗里格朗里呀朗格里格朗，
没有学问呀，无颜见爹娘。
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
只为穷人要翻身呐，
不受欺辱呀，不做牛和羊。
朗里格朗里呀朗格里格朗，
不受欺辱呀，不做牛和羊。
歌词的第一段写到小二郎背着书包坚持上学，风雨无阻，体现小二郎求学的意志坚定。这句话也许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请想象一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贵州山区，无论春夏秋冬，小孩子一大早出门步行的道路艰难。其实即使到了21世纪，贵州仍然是中国除西藏之外贫困山区最多的地方，我们仍然会经常在媒体上见到山区孩子走山路爬索道，步行几个小时到学校的情况报道。在极端贫困山区的小孩，很多都是上学，而宁愿在家干农活。所以在那个时候，小二郎能够背着书包坚持上学堂，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夸赞的事情。
小二郎最怕的不是困难，而是怕没有学到“学问”，怕先生骂懒，其实也是担心学不到真正的学问。这一方面体现小二郎的学习自觉性，还有小二郎的强烈的自尊心。“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这句话很好理解，父母对上学的孩子，肯定都寄予了厚望，如果没有学好，当然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但在歌曲衬词之后的重复和强调，从侧面反映出在孩子的身后，其实是背负着家庭无形的压力。
要理解这种家庭的厚望与孩子的压力，需要先理解“小二郎”是属于什么样的人，这又需要先联系歌词第二段中的信息。这首歌里面的“小二郎”，其实是山区里无数贫困家庭孩子的形象代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歌词的第二段中有“只为穷人要翻身”“不受欺辱”“不做牛和羊”，那么可以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小二郎”的家庭会是什么状况的，当然就是代表着“受欺辱”“做牛和羊”的“穷人”家庭所具有的普遍情况。
这样的穷人家庭，他们世代受穷，无力改变环境和命运，唯有寄希望于孩子的读书上学，未来才能有所出息。我们一定要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贵州山区来理解这一点。一个贫困家庭能够供养一个儿童上学堂，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经济支持。有些家庭为了供养一个孩子上学，往往不得不让其他的兄弟姐妹放弃学业。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来上学的穷人家的孩子，他们的读书意愿和读书意志都非常强烈。他们知道父母对自己所寄予的巨大期望，知道自己负有着家庭未来的责任，这样的孩子，他们才会真正担心“没有学问”，而“无颜见爹娘”。
如果说歌词的第一段，写的是小二郎们对于上学读书的态度。那么歌词第二段，则是说明小二郎们上学读书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上学堂”的问题。在歌词中写到，小二郎上学读书，并不是为了去做官，也不是为了在家乡故里有面子，让别人觉得读书很光彩。小二郎读书的真正目的是，“只为穷人要翻身”，让穷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
穷人受穷受压迫，被人欺辱和奴役，这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往往成为人们否定现实社会的一个理由。前面我曾提到，《读书郎》的作者宋杨在这首歌的同期还创作有《苦命的苗家》的歌曲，并一并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我们来看看这首《苦命的苗家》的歌词：
太阳出来红啊，月亮出来黄啊，
苗家要出头，摆脱苦和愁。
好比那月亮赶太阳啊，
一世都赶不上啊；
好比月亮赶太阳啊，
越赶就越没下场。
太阳西边落啊，月亮东边上啊，
苗家要活命，天天低头忙。
好比那月亮和太阳啊，
一年啦到头忙啊；
忙得腰酸骨头痛啊，
到头来没有一颗粮。
这是三段歌词中的前两段。第一段写的是苗家人由于贫困所带来的苦和愁，想要摆脱这样的命运，就如月亮要赶太阳，“越赶就越没有下场”，几乎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第二段写苗家人为了活命而幸苦忙碌，“到头来没有一颗粮”，总是白白地劳累。
过去一直有种说法叫“勤劳致富”，其实，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从来就不缺乏勤劳，但他们依然只有贫困。劳动人民从自己的经历中，自然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谎言：因为无论他们如何勤劳，如何做牛做羊，他们都不可能翻身致富。
在《苗家的苦命》一类的歌曲中，作者只是指出了这种明显不合理的现实问题，并表达不满，但并没有说明穷人为什么受穷的原因，当然更没有提出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读书郎》这首歌曲中，作者似乎有了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歌词中隐含了作者关于穷人为什么受穷的前提观点：即穷人是因为没有机会学到文化知识，所以他们才做牛做羊任人欺辱。这也非常符合普通劳动者自己就可以找到的明显答案：穷人没有知识和文化，所以完全才没有能力，去改变自身不合理的一切。
于是，上学读书，成为有学问的人，就成为改变被压迫和被奴役命运的一种出路。这虽然是一种很朴素和很表面的认识，却也是一种有说服力并被人所广泛接受的观点。
当然，通过上学读书来改变命运，这也并不是新鲜的观点。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的读书郎，读书的目的就非常直接和明确，那就是要参加科举和做官。所以“学而优则仕”，这在过去是根深蒂固的民间观念。但是，这种通过读书应试，通过“学而优则仕”，改变的只是读书人个体的命运，或者是个体家族的命运，至多也只是一种个人及其家庭出路的追求。
但在《读书郎》里面，小二郎们明确宣称“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这里的“面子光”指的就是出人头地的个人风光。因此，当歌中唱出“小二郎”们“只为穷人要翻身呀，不受欺辱嘿，不做牛和羊”，同时通过衬词“朗里格朗里呀朗格里格朗”来的重复和强调“不受欺辱嘿，不做牛和羊”时，这就表明，他们并不是仅仅只为谋求个人的出路，而是希望通过学好文化，为整个穷人阶级求得出路。所以这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一句歌词，也是歌词作者的个人政治身份，为这首歌所烙下的印记。
03《读书郎》的历史坐标
由于贫困阶级的文化状态与劳累状况难以改变，必然带给来他们受奴役和受欺压的社会地位。前面我们说到的宋扬的另一首《苗家的苦命》的最后一段歌词是：
苗家要自由啊，苗家要平等啊，
我们当了兵，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啊，
我们就没有份啊；
为什么国家事啊，
不准我们问。
这种自由与平等诉求，当然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如果放在我们今天来读这首歌词，因为是以“苗家”作为诉求的主体，所以很可能给人以是写民族矛盾的印象。但是，要知道在作者写作的时代，整个底层人民，不仅仅是苗家，包括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处于贫困和受欺压的状况。这样的觉醒与诉求，并不仅仅是“苗家”，而是代表了整个受压迫阶级的呼声，所以《苦命的苗家》所表达的内容，实际上是阶级矛盾的产物，而不是民族矛盾的产物。
《读书郎》毫无疑问也是这种语境下的产物。穷人要翻身！因为穷人们知道他们一直是在受欺辱受奴役，他们不愿意这样的现状继续下去，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不合理的一切！这才是这首《读书郎》流传甚广的社会心理基础。
我们前面说到《苗家的苦命》这首歌只是把现实问题揭露出来，并没有说到任何解决方案，如果这样的揭露与愤懑是不断指向社会现实，则必然会将此处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引向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否定与反抗。
然而《读书郎》中的解决方案却并非如此。歌中所表现的内容，并不是直接通过阶级的反抗或者革命，来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以社会的变革来实现整个穷人阶层的命运变革，而只是幻想通过穷人让自己的后代上学读书，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逐步改变每个个体的命运，从而改变整个穷人阶层的命运。
这种十分温和的阶级变革方案与想象，非常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期待和愿望。所以《读书郎》这首共产党人创作的歌曲，能够在1945年之后，很快唱遍了整个国统区，并且还能够在1949年之后，继续在大陆之外的民间社会传唱，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
我每次听到这首《读书郎》的歌声，都会联想到保加利亚著名作家和诗人伊凡·伐佐夫在19世纪末期写下的诗歌《读吧，小牧童》。这首诗的第一段是：
在一棵核桃树的荫凉下，
我看见一个小牧童坐着，衣衫褴楼——
两只眼睛紧盯着破旧的识字课本。
“你在读什么，亲爱的小伙计？”
“我在读：A，B。”
“衣衫褴褛”是贫困阶级的身份标志，而“小牧童”则是儿童劳动者的符号，当他们两眼紧盯着破旧的识字课本，这个场景就深深地打动了诗人，让他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在过往时代普遍贫穷的社会里，教育总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很难为底层的劳动者所活动。曾于1895年做过保加利亚教育部长的诗人伐佐夫非常清楚，读书对于穷人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他在《读吧，小牧童》这首诗的后面接着写到，一个小小的识字课本，会在世界上创造奇迹，它是上帝亲自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太阳；它比钻石和黄金更珍贵，它能使盲人见天日；它可以使人走出蒙昧，变成一个新人，一个能在世界上斗争的大力士。伐佐夫的这首诗，和《读书郎》一样，都是对于读书改变个人命运和消除贫困的力量，寄予了无限期待。
然后，这种社会与阶级变革的方案，却是与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主流价值观相冲突的。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他们就曾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中说过：
“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而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叙述中，贫穷阶级与劳苦大众的翻身解决，只能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即武装斗争来实现。任何进行阶级调和，或者从阶级内部的自我更新来实现的社会变革，都是不被认可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读书郎》的歌声在1949年之后，就彻底从中国大陆消失。
而最能够说明这一状况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武训本是生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一个武姓无名乞丐，由于他自认是因为没有文化而一直受人欺辱，所以他行乞集资，兴办义学，供穷人的孩子免费读书，希望穷人家的孩子们通过读书，来摆脱受欺压的命运。这是与歌曲《读书郎》的内核思想完全一致。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努力受到体制化鼓励。后来清廷嘉奖他行乞办学的行为，赐名为“训”，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在他去世之后的1903年，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广泛钦敬，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陶行知还送给电影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把武训事迹搬上银幕。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但因资金等问题曾一度停滞。而此际间，中国迎来了新社会的诞生。1949年导演孙瑜出席“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很受鼓舞，在晚宴上还就《武训传》的拍摄征询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后来为适应1949年后新社会的政治要求，主创人员将原剧进行了重大修改，将原本歌颂武训民间办学的正剧，改为武训办学失败的悲剧，同时为表现底层人民的阶级反抗，增加了农民周大发动武装起义的情节。1950年《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上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好评如潮。
正是由于这部影片的好评如潮，才引发了后来政治问题的“严重性”。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之后，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了第一场对电影的大规模批判，同时也成为当代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此后，电影《武训传》成为禁片，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本人也受到彻底的否定。
《武训传》在1949年后新社会的命运，实际上是教育救国改良思想的命运，无论它曾经怎样去迎合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的主流思想，但依然是不被允许探讨社会变革的任何其他可能性。因此像《读书郎》这样的儿童歌曲，试图表现穷人的孩子通过上学读书接受教育，就可以实现命运改变的思想，也完全是与革命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自然会销声匿迹。
这样的状况，要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逐渐出现松动。
当《读书郎》的歌声重新在大陆传唱时，人们发现，小二郎们依然活在当地，引发着共鸣，但通过读书寻求阶级出路的设想，毫无疑问已经落空。更令人家惊讶的是，今天的很多“小二郎”们，已经不再“背着书包上学堂”，他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小二郎”那样的求学意志，在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底层贫穷家庭的生存困境，他们甚至已经失去了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的动力和期待。
1989年10月，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实施了一项叫做“希望工程”的公益项目，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其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读书郎”无论如何努力，依然未能摆脱的宿命。他们从主动的求学，到被动的受助，依然未能实现“穷人要翻身”的愿望。
04《读书郎》的当代意义
二十世纪末，是社会主义革命主流话语退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对历史与阶级学说的反思。有学者和作家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这种主张本来是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一种当代现实的回应，但是却受到了来自历史与来自现实的双重夹击。来自历史的批评，是因为这种主张否定了革命带来的政治合法性；而来自现实的批评，则认为这种主张否定了社会变革的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然而就在这种观念纠缠的同一时期，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以“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和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叙述，这种叙述已经不是再把中国近现代历史仅仅看作是一部革命史。虽然这样的叙述一出现即受到批评，但不同的学生视野，也让历史的议程有了重新排序的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历史的问题意识也发生了改变。
进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重新面对《读书郎》的歌词，我们还是能够马上联想到西部贫困山区的孩子们的各种教育现实与贫困现实，这就是《读书郎》这首歌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因此，它就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节奏明快的、适合演唱的儿童歌曲。这首歌“穷人要翻身”的核心主题并没有过时。
但我们关注的焦点，可能已经不是如何寻找一个阶级的出路问题，而是如何消灭一个阶层贫穷本身。
历史事实证明的只是，通过学习改变个体的命运，无法实现“穷人”阶级的翻身；通过阶级斗争或革命，打到富人，也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即穷人的经济解放。就目前全世界的现实而言，无论怎么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绝对贫穷问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解放。由此而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也成为国际合作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
1992年联合国组织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10月17日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00年确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了降低全球贫困水平的具体步骤。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曾认为：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无论“穷人要翻身”的问题，曾经如何首先以政治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现在的问题其实已经是更加直接地“围绕着经济解放”而进行。
由于过去政治社会变革的承诺及其合法性叙述业已全部失效，所以在今天，穷人的“经济解放”，几乎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
只为穷人要翻身呐，
不受欺辱呀，不做牛和羊。
2020年，中国宣布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
2020.03.06.疫情禁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