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8岁时游郑州，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二七塔。下了公交，才发现，和印出来的二七塔相比，真实的二七塔是那么大，那么高。沿着旋梯一层一层往上爬，爬一层，郑州在眼中低一点小一点；再爬一层，郑州又低一点小一点。
开运李 | 文
我没来过郑州之前，对这个城市进行过无数次的想像，每次，在心里描来描去，最后画出来的样子都是一座高高的二七塔。这个二七塔，有时候被印在笔记本红色塑料封皮儿上，有时候被印在小小的一方粮票上，有时候，又被印在酒瓶外边贴着的商标上。
那时候，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异常执着地把郑州市和二七塔，看成是一对不分彼此的远方。
18岁时游郑州，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二七塔。下了公交，才发现，和印出来的二七塔相比，真实的二七塔是那么大，那么高。沿着旋梯一层一层往上爬，爬一层，郑州在眼中低一点小一点；再爬一层，郑州又低一点小一点。
等爬到最高一层，在我的视线之内，省会郑州仿佛变成了一张摊饼，上面印满了条条块块的图案。风从四面八方吹来，飞起的头发，一会儿遮住左眼，一会儿遮住右眼，一会儿，又竖起在空中。尽管紧张得腿脚发软，我还是紧紧抓住栏杆绕了一周，想把郑州的角角落落，都结结实实看它个遍。
郑州好低，二七塔好高；郑州好小，二七塔好大。多少年过去，这种印象，一直刻在心里无法更改。如今的郑州，建成区已有几百平方公里，人口也已经超过千万，我依然觉得，郑州只是个小小的地方，我只要登上二七塔顶，一眼就能看到它的边和沿。
其实，在众多高楼拔地而起的郑州，如今的二七塔，早已不再是最高的建筑，但它63米的高度，让任一座后来者都无法超越。因为那是一个历史刻度，从设计之初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被军阀吴佩孚强行封闭工会会所。总工会怒而组织全线2万铁路工人同时罢工，使千余公里京汉线陷入瘫痪。吴佩孚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血案”，共产党员林祥谦、曾玉良、施洋等与数十名工人为此献出生命。
1953年，一座15米高的五菱形木塔在“二七”烈士牺牲之地建起，本为物资交流大会的会标，但老百姓总是把它与“二七大罢工”联系起来，称其为“二七塔”。1971年夏天，木塔倒塌，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木塔原址上新建混凝土结构的二七塔，以纪念在“二七大罢工”中牺牲的全部英烈们，当年建党节那天开始动工，9月29日便告落成。
新塔共有14层，取二七一十四之意，为连体双塔，平面呈两个五边形并联。每层顶角有仿古挑角飞檐，上面覆盖着绿色琉璃瓦。塔顶建有钟楼，钟楼顶端高达9的米混凝土旗杆上，高举着一枚红色五角星，钟楼上还有六面直径据说达2.7米的大钟，面朝四方，准点报时，报时的时候，先演奏《东方红》乐曲，然后是浑厚悠扬的奏鸣声，是几点，就响几下。
我刚落户郑州的时候，每次听到《东方红》的乐曲从二七塔那边传来，都会停下手头儿的活计，认真地听上一会儿。听的时候，还经常会产生错觉，以为一天刚刚开始。因为儿时的早晨，几乎都是伴着这个乐曲来临的，那是一个已经长进生命的乐曲，是随时都会被唤醒的悠长记忆。偶尔，我还会幸福得几欲流泪，觉得每隔一个小时，都被这钟声提醒一次生命的存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时我还在报社做记者，来自二七塔的信息特别密集。有时，是有人欲从塔上往下跳时警民共救；有时，是有企业在二七塔广场做宣传推广；有时，是有学校组织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有时，是被节日彩灯装扮一新的二七塔受众人围观。周末的时候，我也会带着孩子去那里闲逛，在二七塔周围的亚细亚、天然商厦等几个著名的商场里，消磨掉难得的闲暇时光。
郑州的楼房，越来越密；郑州的面积，越摊越大；郑州的商圈，越来越多；充斥在郑州空中的声音，以及充塞在我们内心的声音，越来越稠。二七塔依然耸立在闹市的中心，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二七塔顶上时钟的报时声，传递不到我的耳朵里了；二七塔美丽的身影，挺拔不到我的眼睛里了。
有天上午，我办事经过二七塔，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下意识地调整了方向盘，将车停在它对面一个商场的门前，就坐在车里，静静地听完了那首曲子，对，就是哪首在郑州空中飘了四十多年的《东方红》。
我从车里下来，径直穿过马路，乘着电梯登上塔顶。
目及之处，尽皆繁华。
作者简介：开运李，本名李迎春，女，1967年1月生，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 做过教师、记者、企业高管，目前河南省郑州市商务局任职。
注：本文曾刊发于深圳特区报、换读读书会，豫记经授权刊发。
编辑：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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