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我想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最早知道甘地时，一定是个有特殊称谓的名字——“圣雄”甘地，还有“非暴力之父”的声名。后来我发现，大多数人对圣雄甘地其实耳熟但并不能“详”。许多人宣扬了甘地很久，可能并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具体是些什么主张，也不清楚在印度独立的历史上，它究竟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印度到迪拜的飞机上，播放着新电影《我的父亲甘地》。虽然这不是精心制作的大片，可它是货真价实的“印度电影”，通过讲述甘地大儿子失败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的另一面：在家里的专制，剥夺孩子上学的机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极大困扰。虽然这无损圣雄光环，可对印度来说并不寻常。
曾经困扰我的是，在印度的非暴力运动中看到了暴力。这让我想更多地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么？甘地本人怎样界定这个概念？它怎样将印度引向独立，又引出什么后果？从印度回来我又读了一遍甘地自传，查阅不同的甘地传记，还有一些印度历史。
甘地的人生从“糟糕”开始
甘地自小是个极敏感和自卑的孩子，青少年时期的学业事业都不顺利，打击特别大的是进大学后第一年就读不下去，只好辍学。同时，他却有着三代小邦国总理所形成的家族压力和自我期许。一个长辈告诉他，时代不同了，他已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模式子承父业，假如他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须接受现代教育。甘地因此在1887年离家赴英国。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师资格，却似乎不是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当时英国考律师非常容易，但规定必须上课3年。甘地也就在英国住了3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兴趣在素食协会活动和对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顺利取得律师资格，却并没有大学毕业。
英国律师制度的特点是取得执照易，在法庭站得住脚、赢得顾客却很难。它的淘汰环节在后面。甘地取得执照后归心如箭，马上启程回国。3年过去了，他拿着执照却发现自己读书不多，实际上并不具备执业的知识和能力，再加上个性羞怯，简直困难重重。他一开始试着在孟买开业，遇到并不难的小案子，却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后他在孟买的律师生涯彻底失败，被迫回到故乡。
甘地的哥哥虽然没有成为小邦国总理，却一度在家乡地位显赫。邦国虽小，印人自治的上层却是一潭浑水。此时邦国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政治联络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联络官那里，说他涉嫌误导政治上层。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国和这位官员相识，哥哥就要甘地去说情。甘地明知不妥还是去了。这名官员对甘地哥哥的印象完全负面，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阻止甘地继续说下去并请他离开。甘地不肯走并且继续往下说，该官员一怒之下令仆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立即写信表示要告对方，对方回信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对自尊心极强的甘地来说，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处境。
甘地冷静下来后细看家乡，不仅政治纠葛复杂，而且要在当地开业，就难免要和那位官员见面。此时一个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财务纠纷需律师帮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绍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就这样出走南非。在南非，乘警因甘地是有色人种，不顾他拥有一等车厢车票，令他离开车厢。甘地拒绝后被拖下火车，行李也被扔下了车。历史学家把这一事件看作“甘地开端”，是很有道理的……
从自传可以看到，甘地拿着英国律师执照，却不是一个具备西方律师气质的人。他更像个僧侣或者信徒。他没有皈依某个宗教，但印度教显然是他的精神基础。看甘地的讲话和文章，常有长篇大论的感性表达，推理及逻辑叙述的部分却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对于素食、禁食、禁医药、禁欲和其他禁忌等，有着非常专注的思考，常常反复推敲体验、不断检讨自省。在妇女地位极低、童婚制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绝对顺从者。甘地正当壮年时决定禁欲，妻子对他的决定大多言听计从，包括病危时不顾医生警告离开医院、禁医药和营养等等。甘地对学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学也不行。而这些决定的背后，在甘地看来有很深奥的宗教思考和精神。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
这些家庭中的问题看上去是“小事”，却折射出耐人寻味的问题：个人的精神探求、宗教信仰是否应当局限在个人范围内？若强加于人或以某种强势向社会推行，终有隐患潜藏在其中。
“非暴力”运动中有没有暴力
甘地的非暴力理论要求人在遭遇暴力时，把热情升温转化到几近狂热献身的状态，却不转化为暴力。这连甘地本人都很难做到。他曾写道：“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辩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所以，非暴力的潜在问题其实很明显：这就像做一个很难控制的易爆化学实验一样，怎么可能使得情绪被煽动、相互感染的庞大非理性群体都能“纯洁”到位，在强烈的刺激下保持分寸，而不是突然被激怒——“老子不干了”，转为暴力？它当然与人的整体素质有关，与社会环境有关，与对方的反应有关。
甘地说：“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可当时的印度，恰是一个缺乏理性传统的国家，大众教育水平极低，就是今天，还有一半印度人不会读或者不会写。
“非暴力”如此深入人心，是大家基于字面理解，以为它绝对“没有”暴力。其实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作为政治手段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假如不顾外部客观条件、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推行，出现暴力、悲剧结果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甘地一再指出：“我坚决认为，带领人民进行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这也是典型的“甘地”特点，言论语录大多是无懈可击的“真理”，可与当时的现实很可能是脱节的。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中，一样引发暴力连连。
更何况，甘地的非暴力并不是“对方主动施暴，此方不暴力反抗”的所谓“消极非暴力”，而是要积极挑起对方的暴力。他认为：“正像一个人在暴力的训练中要学习杀戮的艺术一样，一个人在非暴力的训练中也必须学习死亡的艺术”。
一个典型案例是著名的盐税抗争。1930年5月21日，甘地的追随者发动2500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但是违法强行）进入盐库取盐。面对数量十倍于自己、却一排排十分冷静的民众，几百个警察竹棍腿脚齐下。精心训练挑选的“敢死队”一排排上去，头破血流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他们实践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勇敢赴死”。血腥结果是事先料到的，后面的医疗队早就准备好包扎绷带，等候在那里，也事先通知了外国记者。这“苦难深重”是给政府看，也是给世界看，转而又是对英国政府的压力。这一非暴力行动的结果是警卫打伤320人，死亡两人。（半年多前，我在印度大街上看到的警察依然是传统装备，一人一根粗竹棍。我亲眼看见一个牛车上的印度人，不知犯了哪一条，交警上去就是一棍，街上车水牛龙，没有人抗议。我目瞪口呆，路人熟视无睹……）
更多的情况是在非暴力运动中情绪激化或矛盾激化，造成双方失控，之后形成恶性循环。例如，1921年的非暴力运动中，游行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混乱中警察开枪，大多史书称并未有民众死亡，但激怒的民众把20名警察和一名更夫锁入警察局，放火全部烧死。最后甘地被迫中止这次“非暴力”运动。
是否存在另一条道路
暴力发生在警察一方时，世界舆论的反应当然是强烈谴责暴力。可是回顾历史，是否也可以引出一个问题：这样的“非暴力”挑起可预见的必定要发生的“暴力”（不可预见者不算），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盐税不合理，在政府税收中的比例却很低，是否可通过另外的方式，例如“议会道路”、修正立法来解决。印度的自治推进幅度相当大，1935年英国人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使得参加普选的选民已达3500万，其中包括600万妇女和300万“不可接触者”，国大党通过选举获得的议会议席高达70％。
这另一条道路是从制度本身切入，逐渐改善民生，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善。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参政，在英国统治的区域争取扩大自治权。他们很早就从立法切入，渐进改革。在甘地只有3岁的1872年，梵社领头促使政府颁布近代化的《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容许寡妇再婚以及种姓之间可以合法通婚。顺便说说，虽然甘地不赞成对种姓之外“不可接触者”的歧视，却并不反对不同种姓不可通婚的制度。直至今日我看到的印度，种姓制度仍非常普遍。这不仅说明了印度的社会文化粘稠度——从立法到推行极为困难，更说明这个社会当时要进入现代社会，建立法治和民众的法治观念，是更重要的事情。
民族觉醒和殖民后退之间，必然有时间差，二者是不同步的。前者的推进，在暴力甚至战争以及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之外，也还存在一些其他道路。
印度另一位政治领袖真纳，就赞成另一条思路。真纳的气质风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极好的教育，思维敏捷，是成功的律师，也是宪政主义者和立法人。在历史变化中的英国殖民政府，面对百年复杂局面，法治状态也有过多次反复。真纳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时刻，愤而退出立法议会表示抗议。可他基本上是个法律人，始终反对甘地以群众运动对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开批评甘地的群众运动到哪里，哪里就开始混乱。他不赞成甘地经常发动成万成万的民众主动违法入狱的做法。他反对甘地的非暴力抵制，这些抵制包括拒绝纳税、拒绝服兵役、印度公务员全部退出公职、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制法庭、学生全部离开公立学校、焚烧洋货和抵制英国纺织品等。在甘地的号召下，青年学生成为非暴力运动主力，纷纷退学，“杀向社会”，不但暴力冲突和死亡不断，民众连续挑战法律、自动入狱，“以前被社会认为是不光彩的入狱，现在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奖赏”。
作为国大党创始人，真纳认为甘地来了之后，改变了国大党成立的初衷。在独立前逐步扩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政府公务员、健全法制、发展现代教育，曾经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下，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倒行逆施，最终伤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后来的印度女总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英·甘地曾因此离开学校教育，由家里聘请家庭教师读书。可并非每个退学的印度孩子都能这样做。
长期、持续不断的非暴力群众运动，目标是快速的根本变革。在印度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以支付正在行进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代价的。印度民众本来就薄弱的法治观念也被毁坏殆尽。真纳在给甘地的信中说：“你的方式已经在迄今为止你所接近的几乎每个组织中，以及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国民众都在铤而走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彻底的无组织和无秩序，其后果如何，我焦虑地注视着。”
在甘地、真纳不同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古代社会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究竟是积极应对“转型”，还是坚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纳入近代化轨道，这是决定命运的选择，也是甘地和真纳们的分歧所在。问题在于：以印度当时的时间、条件、地点，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必然。甘地自己从此一身土布“拖地”，也要求全国民众回归土布手摇纺车时代，烧尽价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国大党人必须以每日亲自纺纱若干作为党费交纳。最后实在无法推行，不了了之。真纳对这种勉强拖住历史车轮的观念和做法，不屑一顾。
独立前夕的印度社会为何充满暴戾
甘地当时能风靡全球，其历史背景是：包含英国在内，强国对殖民历史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谴责。甘地大量的反暴力的哲人格言，展现的对民众的号召力，一身“拖地”纺纱和东方式神秘，不断入狱绝食的政治道德形象，使他成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在一个有着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将类宗教追求转化为与法治逆向的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时，包藏着怎样的隐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1936年8月，甘地曾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违背了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就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关头，甘地“积二十二年斗争经验，动员所有的力量”，发动领导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印度政府以总督名义发表了一个国务会议的决议：“国大党正在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的准备，甚至已发生暴力事件，破坏通讯和公共事业，煽动罢工，妨碍公务，阻碍政务，政府曾对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无效果。对此挑衅，政府被迫起而应对。”此时若“采纳国大党要求，印度会立即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印度为人类自由之共同目标所作的努力，全部失败”。随后，甘地和他的秘书被逮捕软禁，家属可随行照顾生活。7天后甘地秘书心脏病突发而死。他的死亡引发民众猜忌，立即爆发全国性的流血暴动，攻打警局，暴乱中各地发生警察开枪事件，全国死亡超过900人。
二战结束，英国人开始履行撤出的承诺。甘地带领的一次次“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最抢眼的标志。其实，这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历史结果。有双方无数政治家的努力，也有英国本身的惊人变化——英国对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质的改变。
甘地说过，“假定有一种人，决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会感觉自己的恐怖手段无效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终有一天他会感觉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开会，决定它们都不再怕猫，大家跑进猫嘴，那时老鼠就都能活命了”。这是甘地一个极端的说法。实际上，英国的政治和制度也在进步。英国人撤出印度的计划，其实很早就基本定下来。只是具体怎么做，需要双方政治家反复协商。英国人曾经多次警告，他们过早撤离，可能会出现骚乱和动荡的局面，可是印度政治家们摩拳擦掌，恨不能马上彻底接下这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事实上已经撤出的时候，内部宗教冲突激化，印度已经像个火药桶。
在英国人离开之前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是印度已经高度政治自治的结果。而甘地和国大党都曾表现出对少数社群的忽略与不尊重……穆斯林政治精英在长时间里，一直坚持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印度，可终于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政治谈判不成，从穆斯林联盟号召“直接行动”的抗议开始，直至后来分治期间的暴民互相残杀，印度沦为自相残杀的杀戮场。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40多年里，双方失控，导致警民总共将近8000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100万人。最后，甘地以他的“圣雄”声望，绝食平息骚乱，创造了最后一个奇迹。我想，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圆满的句点。
此后，各国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40多年后，英人撤离了，为什么还会充满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合理价值观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永远的道德高位并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预见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今天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某个做法不满意，进行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的抗议表达，这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要进行大规模、无休无止、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
发生在印度的非暴力运动，已是不可变更的历史事实。可是，事后如果我们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及“非暴力”的概念，显然是一种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