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丁力
进入西藏的东方探险家（包括俄国布里亚特人）多是佛教学者，一个例外是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这位对藏传佛教有深入研究的意大利学者是后来者，他第一次到西藏的时间是1929年；在西方探险者之中，早先多是传教士，他们要向佛教徒传他们的教；晚些时候则多有博物学家。贝利（《无护照西藏之行》一书作者，英国人、军人，本系列连载主人公）是业余博物学家，但水平实在不低，在西藏有很多发现。
在泽当，贝利与英国的情报人员交谈，了解到西藏局势的新变化，也结束了对雅鲁藏布江的考察。泽当以上的雅江两岸没有艰险而人迹罕至的峡谷，英国也早有测量。这时他们还没有完成对喜马拉雅山的测量，画出一条英属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分界线。因此，1913年8月31日，他们离开泽当，大致沿着藏文明发源地雅砻江（由南而北在泽当注入雅江），向南走去。
他们从泽当绕过一个山嘴就到了乃东——意思是“象鼻山尖前”。贝利说：“乃东是个和泽当一样大的城镇。”乃东在1353年既已设宗（县），乃东宗在1959年和温宗合并为乃东县，属山南地区。2016年2月，山南地区改称山南市，乃东为山南市的一个区，而泽当成为乃东区下属的一个镇，是山南市政府所在地。
乃东城区以南3公里有著名的昌珠寺。昌珠寺现在昌珠镇里，镇因寺而起。昌珠镇和泽当镇一样，现在都属于乃东区。贝利惊叹昌珠寺的豪华。他说：“除了在拉萨，我从未见到过有这么多珠宝的寺庙。”他罗列了昌珠寺诸多的宝物，却没有提到由珠宝镶嵌而成的镇寺之宝“珍珠唐卡”。大概他没有看到吧。寺之宝器，不可以示人。
贝利一行没有在昌珠寺久留，因为他们听说在南边7公里多的地方将有一场跳神。汉译《无护照西藏之行》把这个地方译为拉鲁，实际上似应为拉如，在今天乃东区颇章乡政府的北边有居民点拉如，与西藏旧贵族拉鲁没有关系。
在赶去看跳神的路上，贝利走过雍布拉康。他没有在书中提到西藏的第一座宫殿。据传，雍布拉康是苯教徒为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所建，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扩建了雍布拉康，也扩大了吐蕃的地盘，在632年把都城从泽当迁到拉萨。历代藏王的遗骨留在了雅砻河谷。在西南方向的琼结县城边上有藏王墓，那里是雅砻河的另一条支流。当年我骑自行车从泽当去雍布拉康，路边是连绵的青稞田。
那场跳神显然吸引了贝利。他在书中对整个过程有详细的描写，包括“表演”开始前的场景。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贝利没有显示出对民俗和佛教的兴趣。
这场“表演”应该是望果节的一个节目。望果节在每年开镰收割青稞之前举行，是苯教留下的传统。“望”是田地，“果”是转圈，与转经的八廓街之“廓”是同一个藏字。每到望果节，盛装的农民高举幡杆，手持青稞，在农田里转行，祈求风调雨顺。贝利被当地官员招待喝酒。他担心看表演迟到，却被告知，将要被神附体的僧人“正在田野中转游”。这一天是8月31日，乃东一般收割青稞的日子比这一天稍早一点，但每年的农时都有变化，而且那时的青稞生长期更长一些吧。据估计，今年（2016年）的望果节也将在8月下旬举行。
这场表演不是寺庙的藏戏，它是萨满的降神仪式。萨满在中国最北方和最南方都有流传。在一番敬神的准备仪式之后，神会附体于一位僧人，通过他的口降下神谕。这位僧人不知道他的口说了什么，因为那些话不是他说的，而且在此期间，他因为神的附体而神志不清。贝利看到：“他便挑起神来，张开弓，搭上箭，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向人群中乱射。”他说，所幸竟无一人受伤。这一天，这位神汉一共六次被附体，每次附体之间穿插着僧人和农民的面具舞蹈。贝利一直在等着看下一场。
在六次附体中的一次，贝利已经等得厌烦了，神汉开始跳起来。“他起步缓慢，但越来越急。猛然间，他冲向人群，用刀向四面八方乱砍，伤了几个来不及躲避的人。然后他突然倒下去了。”这时，神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僵硬，过了一会醒来。
贝利说：“我们对佛教的高级形式显然了解甚少。但这些仪式肯定是苯教派从原始众多的节目中保留下来的表演，它是佛教前期魔拜表演的一种混合产物。”
他说得对。苯教没有消失，一些仪轨和理论还进入了藏密。直到1950年代中后期，这种“表演”还用来接受神谕，在西藏的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贝利只说砍人，没说神谕。大约在乡下，没有什么大事要听取神的意见吧。
望果节上的一个固定表演是骑马射箭。同一天，贝利还在拉如看到了射响箭比赛，箭头不是尖的。他说，站立的射手和箭靶之间的距离大约是10米。我看到过的骑马射箭的距离还要更短一点。当时我还在想：强悍的吐蕃骑士也是这样射箭的吗？
在随后的两天，贝利都在赶路，没有在书中留下记录。他离开雅砻江沿线，转而向东，到了他沿雅江向西而来的路线之南。这条线距离喜马拉雅山更近。9月3日，贝利说：“我们从扎仓上行三英里半，达到普拉。”扎仓是一个居民点，普拉是山口。这两个地方都在今天曲松县的南端，当时属于拉加里“王国”（是的，他又折回去了，但在更南一些的地方）。贝利在河边看到拉加里“国王”派来的人在河里淘金。
在后面几天的行程中，贝利基本上继续由西向东而行，很多时候距离他由东向西走过的雅鲁藏布江沿线还不到20公里。当然这是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南北之间的山间小路有很多弯曲，路程也会长一些。
9月3日晚，他们住在结杰（在曲松、隆子和朗三县交界处）。第二天早晨，贝利的测量队发现遭窃。他们的帐篷前有一把丢下的弯刀，是用来在森林中砍路的。贝利庆幸他和摩斯赫德在夜里都没有醒来，否则可能被砍。一路上为他们搬运行李和装备的苦力少了三个。贝利说：“我十拿九稳敢断定，这三个盗贼要对我们行窃是蓄谋已久的事，也许早在白马岗就想动手。达瓦对所有门巴人都是贼的指责大发雷霆，说明他做贼心虚。”因为对这三人的蛛丝马迹已经有了怀疑，贝利在这天晚上把武器拿进了帐篷。
他们丢了钱箱。其他苦力找回了钱箱（他们还剩下15名苦力），但已经被砸开，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此外，贝利说：“盗贼还把我们所有的子弹拿走了，大概是要防止我们开枪射击。这意味着结束了我们收集飞禽标本的工作。”贝利用乌尔都语给阿达·尤拉写信，向他借钱，请他把现金寄往错那（宗）。贝利一行将到那里测量。
贝利还给附近几个宗的宗本写信报案。他骑马转向正南，急速赶往最近的一个村庄查拉普。查拉普（查拉布）今属隆子县雪萨（雪沙）乡加如村委会。但他没有在那里找到窃贼。
他们继续向南，到彭珠（今雪萨乡彭卓村），然后转向东南。9月7日，贝利承认：“捉拿盗贼的范围太广。看来，由我们亲自捉住他们的希望不大。”他们改变了行程，在今雪萨乡政府附近，他们折向北方，又回到了朗县。9月10日，他们沿着楚龙曲上行。在近年出版的地图上，不见楚龙曲，其上游称登木曲，下游称古如曲，在朗县仲达镇注入雅鲁藏布江。他们到了登木，在等待乌拉差役的时候从树上摘核桃吃，他们已经有几天没有见到大树了。登木现在是朗县南部的登木乡政府所在地，以前属于古如朗杰宗。1959年古如朗杰宗与朗宗等合并，称朗县。
贝利本来想向古如朗杰的宗本报案，而摩斯赫德却在这里“标界”。离开登木之后，他们翻越一座山，到了崩达色崩，今朗县登木乡崩达村，在乡政府的东边。“崩”在藏语里是“十万”。青海塔尔寺在藏语中被称作“衮崩”，意思是“十万身像”。塔尔寺建在宗喀巴的出生地。传说宗喀巴剪断的脐带血流在地上，长出一株白旃檀树（属檀香科）。树上有十万片叶子，每片叶子上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这是格鲁派的传说，其他人也许不信。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1845年在塔尔寺住了三个月，亲眼看到过这些叶子。他说，上面确实有佛像（见氏著《鞑靼西藏旅行记》）。在崩达色崩，贝利被告知，有一万（似应为十万）个魔鬼阻拦去扎日转山的香客，被一位喇嘛压在村里的两座塔下。崩达色崩因此得名。在这个小居民点，贝利和摩斯赫德又要返回南边。
这一带大山的南北都是西藏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地方。贝利和摩斯赫德在这里来回走，很可能是想把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界画在隆子县和朗县的交界处，从而把隆子县画入印度。他在书中露出这样的想法。隆子县在雅鲁藏布江的北麓，最低的村庄也在海拔3000米左右。不过，隆子县全境都在西巴霞曲的上游雄曲流域。贝利反复走过的加波曲（又称色曲）、扎日曲都是雄曲的支流，而雄曲的下游西巴霞曲转向南方，流入雅鲁藏布江的地点在印度。这大概是贝利和摩斯赫德在隆子县北部勘探画界的原因吧。
我走过这些南北小路。这里人烟稀少，陡坡上的小村子似乎随时可能翻滚到山谷里。简陋的小路在山间盘旋，虽然危险，却是畅通的，在20世纪初大约也是这样。
9月11日，他们向南边的扎日方向前行，翻越朗县登木乡和隆子县三安曲林乡之间的共莫拉（共木拉），又回到了大山的南边。他们在这条线上看到很多野生动物。贝利说，野羊和雪鸡不值得他开枪收集标本。他的子弹大多被偷走，只剩下不多的随身子弹。在共莫拉以南大约8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山谷向南通往三安曲林，另一条山谷向东通往扎日。向东的山谷就是扎日河谷，扎日河流经西藏的圣山扎日附近。贝利这时应该站在扎日河的源头。在这个岔路口，他们选择向东走去，想“看看此地的西藏边界是个什么样子”。这句话虽然是他多年以后写的，但当时贝利大概已经在心里确定了“西藏边界”——在走到那里之前。
从扎日河源头下行不远，贝利又看到一群野羊。贝利说：“只因为现在处于扎日圣地，我没敢开枪。”而他刚才还觉得野羊不值得他开枪。很快，他又看到十二只公鹿。他说：“我趴在地上观察了一会儿公鹿，自己同时也被山上面的红母鹿发现。由于公鹿的鹿茸还不大，我下不了决心开枪。最后公鹿往前跑时，我决定还是猎取一个标本为好。于是，我打了一枪。”他打中了一头小公鹿。
贝利说：“鉴于任何人不准在此圣地杀生，见我开枪打鹿，人们十分震惊。的确，我自己也很震惊，不仅因为扎日是个圣地，也因为公鹿有鹿茸。我的理由是我不知道这种鹿属于什么种类，对科学来说，它也许是个新贡献。”
这头鹿不是新种。锡金红鹿的学名是马鹿锡金亚种，现在也被称为西藏马鹿。马鹿是仅次于驼鹿的第二大鹿类。“红鹿”是英语的说法，汉语称之为马鹿，因为它们的体格高大似骏马。贝利这样说他的发现：“结果证明它是鹿的姻亲，被普遍认为是锡金公鹿。即使在锡金确实见到过这种鹿，也已有多年见不到了……令人欣慰的是，这种鹿即使在别处早已绝种，在扎日这一神圣的鸟兽禁猎区内，却依然生存。”
但是，后来锡金红鹿又被认为灭绝了。锡金马鹿再次被发现是在1995年，我有幸是考察队的一员。找到马鹿不是巧遇，我们是事先得到线索才去的。发现马鹿的地点不在隆子县，而是在雅鲁藏布江以北桑日县增期乡的大山中。桑日和隆子之间隔着曲松县，我们看到的和贝利看到的马鹿之间还有雅鲁藏布江，所以它们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个种群（的后裔）。桑日县马鹿向北翻过山岭就到了墨竹工卡县境内，进入尼洋河流域。如果没有偷猎和过度放牧，这一片大山足够他们自在地生活了。
增期乡是桑日县的一个偏远乡。我们考察队扎营的山谷有海拔4000多米，白天只有一个年轻牧羊女，穿着羊皮大衣坐在石头上，再没有其他当地人。这大概是马鹿残存下来的原因。青藏高原上的牧民不担心野兽伤人。两年前我在青海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一位20出头的藏族姑娘指着远处的山告诉我：山顶上是平的，她小时候每天早晨都一个人赶着羊上山，晚上才回家。
我们见到西藏马鹿的时间是在10月，高原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因为正是马鹿发情期，我们每天早晨都能听到公鹿的低沉吼叫声，走出帐篷，却看不到鹿。那个时候，西藏所有野生动物（包括猛兽）都怕人，考察者只能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增期乡那时大约有200多头马鹿。现在因为保护较为得力，这个马鹿的种群扩大了很多，据说已有8000多头，也不是很怕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