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最近一段时间，“要不要设立袭警罪”成为百姓广泛关注的又一话题。支持者表示，这有利于维护警察权威；反对者认为，没必要在法律规定上对警察进行“特殊照顾”。对此，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了定论，对暴力袭警将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从重处罚。（9月30日《人民日报》）
对于设立“袭警罪”，就像给警察配枪一样，笔者是持支持态度的。道理很简单，既然“有困难找警察”，那么，这个“靠山”越强大越好。如遇到了困难甚至遇到了歹徒，叫来的警察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受害者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袭警罪”对警察的保护，也是对每一个守法公民的保护。然而，即使自以为不可能因犯事而面对警察的枪口，更不可能去伤害警察而被从重处罚，但站在客观立场上，还是觉得有必要对设立“袭警罪”提出自己的看法。
毋容讳言，在“要不要设立袭警罪”的问题上，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原因可能就在以往警察处警的过程中，有些冲突是警方的处置不当引起的。实际上，所谓的“袭警”，并非警匪片中匪徒和警察的交火，更多的是在处理治安事件中的过激行为。这就使得“袭警罪”看上去像是针对与警察发生冲突的群众，而非故意袭击警察的歹徒。于是，设立“袭警罪”也让人产生了对警察进行“特殊照顾”的感觉。
个人以为，法律即使对警察进行“特殊照顾”，而这种“照顾”能使警察免受伤害，也未尝不可。但值得注意的是，“袭警罪”的实际意义，还是体现在处置一般治安事件上。因为，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袭警，如武装歹徒与警察对抗，那么，“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的从重处罚就显得何足轻重，这种歹徒本身的犯罪性质，早已达到严惩的法律尺度。那么，“袭警罪”就是主要用来儆效那些在冲突和警察处理过程中的失控者。
一般情况下，对警察都是心存敬畏的，即使那句“你脱了警服咱对开”的痞话，也包含了对法律的顾忌。那么，非穷凶极恶的暴徒与警察发生过激冲突，必定是当事者情绪已经失控，但其中也不能排除警方的处理不当。基于这种实情，一方面可能让“袭警罪”在威慑力上打折扣——假如当事人情绪失控，遇到警察处理不当，这个节点或许会让道德伦理甚至法律法规都处于真空，“袭警罪”也会被置若罔闻；另一方面，有了“袭警罪”，也可能让某些警察产生权力上的优越感，失去对自己必要的约束，随意给对方“上手段”。这在某些“警察拔枪“的事件中，已经反映出类似的弊端。
因此，设立“袭警罪”，应当和给警察配枪一样，在保护警察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相关突发事件中的当事人。“袭警罪”必将会让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而对明显受益的警方来说，也是对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严峻考验。保护警察的目的，本质上是让警察更好地保护人民。如果警方只是认为自己多了一块“盾牌”，那就变成了对事件当事人的单方压制，这绝对不应该是“袭警罪”的意义所在。只有当“袭警罪”保护警察的同时，大幅度减少“袭警”行为，才是设立“袭警罪”的初衷。
文/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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