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924年11月，陕北第一个党组织在绥德第四师范成立。图为当时的四师。
1922年春，陕西当局拟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京、津上学的李子洲等榆林籍学生，认为这是一个改变陕北教育落后面貌和解决学生升学难的绝好机会。于是在杜斌丞等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四处游说力争，终于使当局同意将第四师范学校设立在绥德。次年5月，绥德第四师范正式开办。经杜斌丞举荐，1924年夏，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师李子洲就任绥德四师校长。
李子洲到绥德四师任校长后，除自己在教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还从外地邀请共产党员、学界知名人士来绥德四师办学。试图在绥德四师建立一支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队伍。应邀来校的有王复生、王懋廷、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英、何寓础、韩叔勋、罗端先、常士杰、蔡南轩等十余人。1924年8月25日，李子洲在绥德四师开学典礼上对全校师生郑重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办学的目的不仅是为陕北教育事业培养新的师资，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起来改造中国，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李子洲的带领下，绥德四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学校购置了教学仪器，订购了《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共进》等一大批进步书刊。教师们一方面给学生讲授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介绍有关共产党的知识，要求学生阅读《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书籍。绥德四师的学生遍布陕北各县，他们大多利用假期回乡宣传新思想、新风尚，为乡亲们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绥德四师成为陕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
李子洲抓住接任绥德四师校长这一机遇，决心把绥德四师办成党在陕北建立组织和发展革命事业的基地。1924年四师开学前，他专程去北京区委（后称北方区委）向中共北京区委汇报，一面请求为四师招聘进步教师，一面请示在陕西建立党组织事宜。李子洲到京后，先找到同窗好友王复生（王是云南祥云人，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外公开身份的发起人之一，1921年入党）一起拜访李大钊。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登了四师聘教启事，并当即决定将时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的王懋廷（王复生胞弟）调到绥德四师协助李子洲建党和开展革命工作。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党组织建立后与北京直接往来，还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和联系地址。
绥德距榆林100多公里，是陕北北部仅次于榆林的重镇，由井岳秀的一个团驻守。为了在绥德四师开展建党和革命活动，李子洲多方周旋。他和井岳秀驻绥德部队团长石谦搞好关系，甚至通过杜斌丞与井岳秀接触，以求创造和谐氛围，尽力维持学校的稳定。为了以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便于建党，李子洲不能公开参加校内的建党和革命活动。他在党内担负总的领导和研究解决重大决策问题，具体的组织活动交给了王懋廷。
王懋廷到绥德四师时年仅24岁，但知识渊博、口才极好，很受学生欢迎。他任国文教员，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传授革命思想；在课外利用辅导机会，组织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经常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求学目的和思想行为，从中物色和培养党、团员的发展对象。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时年已25岁的田伯英。
1924年7月，田伯英由魏野畴推荐到绥德四师教书。他来四师时，受北京共进社委托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组织。王懋廷与田伯英同住一个宿舍，便将田伯英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经常向田讲解共产党的性质，说共产党比共进社有高深的理论，有更为远大的奋斗目标，给田推荐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不久，田伯英申请入党，经李子洲同意，王懋廷即向北京党组织作了报告。10月，北京党组织回信，批准田伯英入党，并指示他们在陕北建立党的组织。11月，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根据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为党小组的规定，在四师成立起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直接隶属北京党组织。由于王懋廷国文教学任务重，还要负责向外发展组织和开展青年运动，李子洲为了避开各方面的注视，因此决定由不易引人注目的田伯英担任党小组长。
1925年春，李大钊派北大陕西籍学生耿炳光到陕北发展党组织。在绥德，耿炳光了解了四师党、团活动情况后，按照中共四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由小组改为支部的规定，与李子洲商量在原党小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支部，指定李子洲为书记。春季开学后，党支部书记仍交由英文课程任务较轻的田伯英担任。此时，建党工作已逐步向榆林、延安两地发展，绥德四师党组织的创建，不仅点燃了陕北革命的星星之火，而且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来源：文化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