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文/马家骏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是无产阶级文学史上第一部有典范意义的叙述文学著作，它标志了无产阶级文学取代资产阶级文学而占据文学史的主流地位的决定性胜利。这部产生自无阶级革命时代的书，对当时和后来各国无产阶级的教育与文艺，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列宁高度评价了小说《母亲》，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据高尔基回忆，列宁读过《母亲》手稿后，在1907年第五次党代会上，对他说“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回忆录《列宁》)《母亲》所描绘的革命斗争生活、所显示的革命思想和所提供的艺术经验，在今天，也还是有意义的。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高尔基创作出《母亲》这样一部卓越的作品，不是什么“天才”的产物，它有着客观和主观的原因。
《母亲》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革命的中心移到俄国，俄国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样的伟大时代里，在无产阶级斗争中不但产生了自己的伟大领袖列宁，发展并引导无产阶级和俄国人民走向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新的列宁主义学说阶段。自然，在文学上也要表现出自己的斗争和不断成熟。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布尔维克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05-1907年的大革命显示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愿望和斗争精神，高尔基的《母亲》就是俄国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总结，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最集中的时代精神和最响亮的时代声音的体现。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伟大的时代，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革命作品。
《母亲》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产物，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领导工人运动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二十世纪初，形成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对机会主义经济派的路线斗争。经济派只要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只要眼前经济利益，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只崇拜工人的自发性，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与广泛传播作了肯定，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03年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两条路线、两个党派的斗争。孟什维克只要民主纲领，不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只愿要一个政治俱乐部，而不要战斗的、有坚强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领导布尔什维克，壮大党的力量，准备了1905-1907年的大革命。在1905年革命中，在要不要暴力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要不要工农联盟等系列根本问题上，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普列汉诺夫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有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正确路线，高尔基才能在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创作，才能写出反映革命路线要求、表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作用、表现党的领导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说。
《母亲》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文艺理论指导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在新的时代的斗争中，发展到了列宁主义新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著作，使无产阶级文艺逐渐明确了革命的性质、对象、方法从而决定自己的方向、反映的内容和艺术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以其科学的原理指导着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文艺运动的发展，也得到新的发展。列宁的革命路线和革命学说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结合二十世纪初、尤其1905年革命中党内党外文艺斗争实际，集中表现在创造性的光辉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号召建立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为文学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指导，是产生不出《母亲》这样的作品的。
我们强调客观现实对《母亲》的决定作用，丝毫也不贬低高尔基的主观努力。高尔基写出的《母亲》是亲自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果。高尔基出身工人，本来就熟悉工人的生活。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多次被捕。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高尔基奋勇投身于斗争生活的洪流，他密切和党联系，深入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1901年在首都冒着危险参加反政府游行，向反动的沙皇政府发出公开的抗议。1902年他在流放中又参加了故乡下新城和索尔莫沃的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在斗争中结识了索尔莫沃工人彼·阿·扎洛莫夫和他的母亲安·基·扎洛莫娃。工人的先进事迹与英勇斗争精神鼓舞着他。他决心把多年的感受写成一部小说。但是只有有了1905年的大革命和他亲身投入这场大革命并对革命的意义、规模、规律和特点有了更深的感受之后，才写出了《母亲》。
单有生活实践是不足的，关键在于有正确世界观的指导。《母亲》是高尔基不断学习马列著作和参加斗争过程中思想革命化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产物。高尔基早年就曾探求真理，阅读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时刻，他阅读了列宁的著作。1903年，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更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这边。革命思想指导他投身1905年革命并参加了革命。与列宁的会见，以及深受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的教育，都使他在美国为党工作并同资产阶级紧张斗争的时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艺术地表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现实。
《母亲》更是高尔基艺术高度成熟的作品。高尔基在九十年代早期的艺术创作中写了浪漫主义的作品，塑造丹柯和《鹰之歌》中的鹰这样理想的形象。又写了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莽撞人》的排字工和《柯诺瓦诺夫》中的面包工身上表现工人的反抗精神。但理想的浪漫主义英雄是孤立的牺牲者的形象。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工人也是自发的抗议和悲愤的不妥协，都是个人行动，不是阶级斗争。第一次革命准备时期，高尔基革命浪漫主义地写了海燕这胜利战士的形象；革命现实主义地写了《小市民》中尼尔这个火车司机的胜利的斗争。二者都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并未结合。只有到了1905年大革命，由于思想、生活实践和艺术都已成熟，高尔基才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把它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写出了《母亲》。高尔基的艺术的成熟，是无产阶级文艺发展成熟的表现。从宪章派诗歌起，到了巴黎公社，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体现在《国际歌》这样的抒情作品中。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分别成为不少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在各类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的创作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1905-1907年大革命中二者在大型叙事与戏剧作品中才得到结合，这就出现了《母亲》及《仇敌》。高尔基在《母亲》中表现的艺术成熟是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小说《母亲》通过它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作者的评述与描写，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思想：无产阶级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由自发走向自觉，组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发动和团结一切被压迫的劳动大众、革命分子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克服队伍内部的经验主义和盲动主义，运用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暴力的斗争手段，从经济到政治、从组织到宣传，开展日益壮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反抗并推翻资本主义及其国家与法律的统治，按照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根据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争得最后的解放。小说的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说明。这个思想不是抽象地说出的，它渗透在小说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中心主题和一系列副主题之中
小说一开头，通过对旧世界的描绘，展示出，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工人阶级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和革命组织，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小说井没有象批判现实主义那样把米哈依尔符拉索夫的一生扩展为它的全部内容，而是写出了新时代里工人阶级的新的反抗斗争的道路。由此，它就完全异于现在的文学。
通过巴威尔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小说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真正启迪工人阶级革命性的真理。工人阶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由自发不满到组成自觉的战斗的阶级和政党。由此，小说着重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题。
通过写革命小组出现在工人小屋、小组的发展及领导群众斗争，小说揭示出：无产阶级要革命，必须得有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先进战士组成的战斗集体。小说写了党的主题，描写党的成长与壮大，塑造了共产党员的光辉英雄形象，写了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这是人类文学史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主题、崭新的形象。再加上小说为党的任务服务、为党的事业而斗争，这就充分表现了小说的无产阶级党性。小说不仅写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活动，而且用党的观点来权衡革命、对待历史现象。它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的能领导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通过革命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及小组内部的学习、工作、争论与后来的战斗，小说揭示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贯串着各民族团结的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土是充满着共产主义理想而又能严峻地面对现实的。他们由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武装，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在任何搜查、镇压、逮捕与审判中都是坚持真理，坚持革命而不可战胜的。通过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小说指出：象雷宾的只凭经验和维索夫希柯夫的暗杀手段，都是错误的，都是自发性的表现，是个人行动而不是阶级斗争。经验主义而不要理论、盲动主义而不顾集体，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正确的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策略。通过革命组织的外部斗争，表明：阶级敌人是强大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敌人掌握着政权、宪兵、警察和法庭这些暴力机器，必须要有英勇的不怕牺牲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要组织成强大的千百万人的队伍去进行殊死搏斗。通过“戈壁事件”、五一游行、散发宣传品和法庭斗争，小说揭示出：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而面对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要采取各种斗争方式，要把斗争不断深化、提高和扩大，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工人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使斗争波澜壮阔的开展起来。当然，小说没有写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具体过程和图景。但写了酝酿更大革命风暴的准备，写了第一次大革命准备时期的革命的发展，就显示了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武装革命的必不可免。
通过《母亲》下乡宣传和对农村革命运动的描写，小说揭示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一切劳动者，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小说没有限制写工人运动的主题，而是进一步写了从工人到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民以及工农大众联合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主题，指出：推翻沙皇地主资本主义统治，不是工人一个阶级的事，而是由工人阶级发动和领导全国人民去开展斗争的大规模运动。写了人民革命运动这样史诗性规模的内容，也就显示出了党的伟大领导作用和斗争的必然胜利。
(三)无产阶级革命的形象
《母亲》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具体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光辉形象，描写了无产阶级革命者中的各种不同的英雄典型，表现了革命的战斗的集体，
巴威尔·符拉索夫的形象，是人类文学中第一个丰满的、光辉的“倔强地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典型，第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
高尔基塑造巴威尔的形象时，是把他放在与人民、与阶级、与斗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中描写的。作者特别指出了他由普通工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他的成长过程。巴威尔自始至终活动在典型的环境之中。
巴威尔本来是沿袭着父亲一样的工人们所走的劳动、痛苦、愤恨、消沉、堕落至死亡的生活道路前进的。他重视穿戴、买各种玩艺和装饰品、跳舞、酗酒。但时代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他对生活的观察和追求真理的迫切心情，使他得以接触到革命的知识分子，学习到了社会主义理论，懂得了生活中的痛苦来自何处，懂得了应该向何处去。马列主义真理，使他的生活道路发生根本性转折，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经过两年学习，他向母亲讲述自己对真理的理解：“我要学习，然后再去教别人”，显示出他对学习理论的高度自觉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
高尔基笔下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不是单枪匹马的英雄，而是战斗集体中的一员。巴威尔组织了革命小组的学习和斗争。他和同志们热烈学习，争论着各种社会问题，他以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政治观点的正确与明确而受到同志们尊敬，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先锋作用，在工人中树立了威信。
巴威尔作为一个革命家，他表现了勇于为革命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他同安德烈谈话中，提出了爱情问题应放在革命事业之后的看法，这表明着他的一切为革命的信念。巴威尔作为一个革命家，有着远大的理想。在小组中，他与同志们热烈谈论世界革命，就表现出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他看到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正确认识。同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有着高度的思想远见，并有力量驳斥一切唯心主义思想。巴威尔与雷宾初次会面的辩论，表现了经过革命理论武装的巴威尔的雄辩才能。巴威尔和雷宾在要求改造旧的现实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对如何改造生活，却有着分歧。他反对照心灵要求去虚无主义的否定和盲动，而主张依照理性用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思想去指导劳动人民的斗争，从而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这一切显示出他作为小组中出色的成员的特点。
“一戈比事件”，是巴威尔所领导的党小组在工人中初显革命威力的斗争。巴威尔第一次领导了工人们反对资本家的战斗。他组织群众，发表演说。巴威尔的形象则进步由小组成员和论辩家成为罢工运动的领导人和宣传鼓动家，他的演说指出了工人阶级创造生活面又被压治的社会现实，号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表明巴威尔政治意识的成熟。但是高尔基并没有把巴威尔的形象简单化，他显示出巴威尔在最初的一个斗争回合里的缺乏经验和不够老练。巴威尔只作了一般宣传，还不善于从具体事件中去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正象雷宾说的:“你说得很好，——但是没有说到心里。”尽管如此，小说揭示出：巴威尔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的。
高尔基表现无产阶级战士获得人民群众爱戴，是与写他在引导人民共同斗争中永远站在最前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分不开的。如果说在“一戈比事件”中，巴威尔只能用言语去教育群众，那么他在为群众利益被捕下狱、及其出狱后又组织五一节大游行中，则更从行动上、从不怕牺牲的英勇行为上教育了群众。高尔基笔下的党的战士的特点在于他为人民利益进行的斗争不仅限于经济范围，从“一戈比事件”到五一节游行，是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巴威尔在政治斗争中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勇猛战斗。他有一股英雄献身的精神。他的女朋友莎馨卡劝他游行示威时不要擎大旗，他批评了她。母亲担心他又将被捕，他拒绝了这种“妨碍人生活”的母爱。巴威尔敢于同传统观念决裂。在游行示威中，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第一次把党的旗帜高擎在前，这表明了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巴威尔此时已是优秀的革命组织者和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作者着重表现他的刚毅、有意志力和勇猛向资本主义与专制制度冲击的精神。英雄人物的英雄特点也由他在游行中行进在最前列，处在风口浪尖的最突出地位显示出来。他高举红旗，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搏斗，带领群众坚持斗争。他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高尔基强调革命英雄人物在激烈斗争中与人民一体并受群众的拥护：“大家都向着巴威尔转过身去，好象铁粉被磁石吸住了似的聚拢在他的周围。”他率领群众高呼“社会民主工党万岁!”“全世界劳动者万岁!”“几千人的响应变成了震撼人心的音响，愈来愈增加了力量和愉快!”高尔基过去写丹柯和海燕这些先进战士的形象时，还只是在浪漫主义的传说和象征的图景中。而巴威尔则是历史现实的理想英雄。现实的英雄巴威尔上升到了崇高的浪漫主义境界。迎着武装的军队，巴威尔喊道：
“我们必须前进。前进，同志们!永远——前进!” ……现在，队伍成了楔子的形状，巴威尔站在楔子的尖端，工人阶级红灿灿的大旗，就在他的头上飘扬。游行的人群又象一只黑色的鸟儿——它翅膀大张，严密提防，随时准备腾空翱翔，而巴威尔是那只黑鸟的尖喙……
巴威尔的精神成长，表现在与群众的关系中，对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也表现在语言上。小说在开始时，他是向母亲喊叫“拿饭”，“妈妈快些”，“把老头子的烟斗给我!”,语言粗陋。在革命小组内，他则有条理地进行雄辩。第一次向群众鼓动，工人们称赞他的讲话，但他还不能很好说明真理。领导五一节游行时，他则讲话坚定有力，清晰明白，在空中铮铮有声。在法庭上巴威尔的语言显示他是有高度文化与政治觉悟的革命理论家的特点，他高大挺拔，昂然屹立，从容不迫，滔滔陈辞。法庭演说表现了他的坚强的共产主义原则性，对敌斗争的不妥协性，善于把形势改变为不利于敌人的局面的机智。他的镇静、理直气壮不是仅凭阶级的感情和胆略，而更是靠着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理解。巴威尔利用敌人的法庭，对敌人进行了历史审判。他号召与反人民的私有制进行殊死的斗争，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公开宣布无产阶级战斗的纲领，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正义性，指出新的革命意识必然成长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必定胜利。
高尔基塑造的巴威尔，高度集中的体现了第一次革命准备时期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这是好学习、谦逊、追求真理、善于组织和教育群众、在斗争中有坚强党性、英勇精神和斗争策略的英雄。高尔基着重写了他生活道路上一个转折和同敌人的三次交锋，表现了他思想发展的过程。巴威尔的形象及其成长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塑造巴威尔这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体现了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部分并表现群众革命风暴和党的领导作用的文学的党性原则。
小说《母亲》写人民战士，更写劳动人民自己：巴威尔形象体现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尼洛夫娜形象则体现人民在革命运动中成长的过程。她是小说里的中心人物，她的生活道路构成小说情节的基础，全书情节围绕她展开。作者在描写许多革命斗争场面时，是通过尼洛夫娜来观察的，小说的叙述和描写都滲透着尼洛夫娜的感受。作者描绘了她由巴威尔的母亲成为全体革命同志的母亲、由一个普通工人家属成为女革命家的过程。由于这一切，所以小说命名为《母亲》
尼洛夫娜走的道路是一个被压迫的、落后的劳动妇女变成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者和革命运动的大无畏的参加者的道路。这个形象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她的成长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意识的觉悟。如果连工人的无文化的落后的老年妇女这个阶层都觉醒了，如果怯懦胆小而无能的家属都成了战士，这说明俄国革命是多么深入人心，是怎样在那儿蓬勃发展着，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高尔基是这样写这个人物进入作品时的性格起点：最初出现的尼洛夫娜是个懦怯、驯良、诚实、朴素而苍老的劳动妇女。表现这一点时，高尔基善于在人物肖像中展示人物的生活地位和精神状态:“母亲个子很高，有点驼背，她那被长年的劳累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的身体，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而且有点侧着，好象生怕撞上什么。宽宽的椭圆形的脸布满皱纹，有些浮肿，黯淡的眼睛流露出工人区大多数妇女都有的那种愁苦不安的神情。右眉上有一块很深的伤疤，使得眉毛向上微微吊起，看上去好象右耳比左耳高些,这使她的面孔带上一种似乎老在胆怯地谛听着什么的表情。在那又黑又密的头发里，已经闪现出一绺绺白发。她整个人都显得柔弱、忧郁和温顺……”
这个经常愁苦、祷告的妇女之所以胆小软弱，是由于她遭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最沉重的压迫。从她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她过去不幸的生活：丈夫粗鄙暴戾的求婚，婚后暗淡、贫困的日子，经常的挨打……一次索菲亚的琴声中悲痛的旋律勾起了她心中的往事：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丈夫酗酒回来，粗暴地把她撵出房门，她抱着孩子、赤身裸体在月光下哭泣。尼洛天娜身受几重压迫：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受资本家刺削、精神上受宗教思想的束缚、家庭里受丈夫百般虐待和无理毒打。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索菲亚以为自己在斗争中失去丈夫后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但听到尼洛夫娜平静讲述了她的遭遇，这才明白最不幸的还是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写到这里，高尔基指出：“好象成千上万人的话都借她的嘴说了出来她的全部生活平凡单调，可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也同样单调平凡，所以她的经历就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如果高尔基停留在写这个有代表性的妇女的苦难生活，那就和旧文学没有什么区别。作为无产阶级艺术家，高尔基把母亲放在革命的时代的斗争环境中，揭示出：正因为尼洛夫娜深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所以这个懦怯胆小的妇女自然在革命薰陶下觉悟成长起来。看不到这个阶级基础而仅仅以为她参加革命只出于爱子之心，这是错误的说法。
尼洛夫娜精神面貌改观的过程，是与她逐渐接近真理、参加斗争的过程密切一致的。最初，她不理解革命，害怕“社会主义”一词，也担心儿子被捕。待听到儿子们谈论的是从苦刑般生活中解救人们的真理，她则从自身生活体验,本能的接受了真理。沙皇宣传“社会主义者”是洪水猛兽，母亲看到的儿子的同志们却是可爱的青年。由于同革命真理和革命者的接触，唤起了她的勇气与正义感，当军警搜查她家，逮捕安德烈时，她由衷地憎恨敌人。尽管还有些胆怯，但努力学着儿子的榜样。在敌人面前她不再侧着身子走路，而是胸脯前倾着，也把两手交叉在胸前。这种镇静与自豪，化为对敌人的蔑视，她向敌人提出抗议，理直气壮地质问宪兵“为什么抓人?”第一次斗争的锻炼，是母亲成长的新的起点。
尼洛夫娜的觉醒，在儿子被捕后，进入了新阶段 她从自身受沙皇专制制度的迫害，认识到儿子们的真理的正确,她去工厂散发传单，不仅是为了营救巴威尔，而是要继续儿子的革命事业。尼洛夫娜的形象的意义在于，她并不是有充分政治觉悟后才参予革命斗争，但最后却在战斗中成长为自觉的战士。这个过程是典型的。
在五一节游行中，尼洛夫娜以一个直接参加者的身份出现在街头。她拾起儿子的战斗的旗，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尽管她在用宗教的语言来表明对无产阶级斗争的认识，但已说明她充分理解到斗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
在尼洛夫娜精神发展中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是她终身参加党的革命活动。她放弃了自己的家，投身革命工作。她意识到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而放弃会见儿子的机会，置个人利益于不顾而一心为革命。她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而到处传播真理。尼洛夫娜完全献身伟大而崇高的革命事业，她冒生命危险，化装成修女、小市民、商人在各地奔波。在乡下联络时，联系人被捕，她相信群众，敢于大胆向另一个农民暴露自己的身份而取得新的联系。这俨然是个天胆、机灵、用不畏艰难与劳苦的职业地下革命家和优秀的宣传家的形象。在斗争锻炼中，她思想境界越来越高，理想远大，胸襟开阔。她向柳德来拉讲述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并鼓舞这位同志。高尔基用浪漫主义笔调描写尼洛夫娜的战斗的幸福感：“母亲和蔼宽大的脸轻轻颤动，两只眼亮晶晶地微笑着,眉毛在眼睛上面飞舞，仿佛使那双发光的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伟大的思想使她陶醉，她把引起她心情激动的一切，把她所体验到的一切，全都灌注到这些思想里去，把这些思想坚实压入容量巨大的、由光辉言词构成的坚实的结晶体中。在充满生机的春天阳光的照耀下，这些思想在秋天股衰老的心灵中越来越茁壮地生长起来，鲜艳如花，红光闪耀。”
小说结尾处的尼洛夫娜完全与开头出现的母亲不同。开头，高尔基在静态中写这位悲哀和柔弱的女人。而结尾，高尔基在动态中写这位成为暴风雨般猛烈的革命生活化身的战土的壮举。她在车站临危不惧，随机应变，挺身赴难，大义凛然，把传单飞撒向群众，她同敌人搏斗，她高声宣传革命真理，像暴风雨中的海燕，全然一身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
尼洛夫娜的形象是典型的，有深刻意义的。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不普遍的，但决不是偶然的。高尔基从原型扎洛莫娃这样少数人身上看到这些新生事物的萌芽，看到了重大的社会意义。他把当时少数的不普遍的，然而体现了人民群众觉醒过程的形象典型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创作方法优越性的表现。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人会越来越多。尼洛夫娜的典型意叉在于这不仅仅是工人妇女一类人觉醒的代表，而是人民觉醒过程和由自发到自觉的规律的表现。
《母亲》是一部描写俄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的斗争史。无产阶级巨大的革命威力和优秀品质，表现在千百万革命者身上。作为斗争史，小说就不能单写巴威尔和母亲这样的杰出个人，而必须描写系列的英雄形象，写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集体，表现无产阶级作为先进阶级必然由其中产生无数战士的历史规律。写了其他革命者形象也就表明，不仅从工人阶级中，而且从非无产阶级出身人中，革命者也在成长、涌现。他们在无产阶级化并纳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总的革命洪流。这也表明，革命运动深入波及了各个阶层，革命事业在蓬勃发展。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团结战斗。通过这些形象，表达着作品的革命思想，显示了在工厂、城市、农村，甚至监牢和法庭上革命火焰熊熊燃烧的壮丽图景。
安德烈·那霍德卡是乌克兰籍工人，他忠于革命事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有深刻的阶级憎恨，对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有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感情。他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必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崇高理想。通过这个乌克兰人，作者表达了各族人民团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高尔基善于在同一阶级中表现不同的典型。安德烈的形象是充分个性化的，他与巴威尔相辉映而又相区别。巴威尔严肃、有坚强的理性与意志，善于控制感情、遇事冷静果敢，而安德烈则和善有风趣，富于幻想、易感动，讲话有煽动性。但他缺乏巴威尔对事物冷静思索和深刻判断的特点，在特务被打死时，他过于激动，有些温情。和母亲谈话时也说了些空泛的“爱”。这是工人阶级中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典型。
尼古拉·维索夫希柯夫与巴威尔和安德烈又不同，他的成长过程更为复杂。这是工人区里有名的孤僻的人，他阴沉、任性，对敌人有着特别的仇恨。高尔基表现了尼古拉参加革命最初阶段的盲动主义。尼古拉把社会罪恶归咎于个人，总想打死特务依萨。同时作者也表现他政治上缺乏明确理想与世界观，只是找“谁最坏”。革命斗争使他锻炼成长，他摆脱了偏见，提高了觉悟，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维索夫希柯夫的道路，是许多工人走过的由自发到自觉的道路。他和尼洛夫娜的探索真理的基础和途径不同，但作者从同一角度写工人中不同人如何走上一致的革命道路。所以这个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
走过同样道路的还有雷宾。雷宾的形象体现了要斗争的广大农民群众是如何参加革命、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他经历丰富，广见多闻，为了寻找生活的真理，作过各种探索。他说他“当过三年兵，讨过两次老婆，……高加索也到过，圣灵否定派信徒也见过”，就是没有找到真理。接触了工人，他感到巴威尔他们是那种改造生活的人。而他却从农民偏见出发，开始时不信任巴威尔的哲学。他认为“能给予力量的是心灵——决不是头脑！”从劳动农民的经验出发，他只相信自发的力量，而不相信书本上的真理。他怀疑：“大人先生们作了书，分给大家。但是，那些小册子写的却是要反对大人先生们。你倒说说看，——花了钱而叫人民反对自己，对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雷宾不懂得单纯的工农运动是达不到科学真理的，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真正革命的运动。同时他也不了解知识分子在革命面前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类人。雷宾走了自已发动人民的道路，但是只凭圣经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只有一再失败。他在工人区生活了一段，并结识了巴威尔，后来，下乡去在实际革命中受到教育，于是他认识到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必须建立工农联盟。雷宾最后被捕，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鼓动家的特点，说明他政治上的成长。
高尔基展示革命斗争的广阔幅度时，不仅写了工人、农民而且写了革命知识分子。叶戈尔、莎馨卡、娜塔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柳德米拉、索菲亚。这些从“大人先生”的旧营垒中分化出来走向人民的知识分子，毅然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他们离开亲人、甚至抛弃家庭，坐牢流放，损伤健康，以至牺牲，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斗争。高尔基在描写革命知识分子时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到工农中去、必须与工农结合。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对尼洛夫娜说道:“我近来生活得非常好——经常和工人们在一起，读书啦，谈话啦，观察啦。因此，心里积累了许多非常健康纯洁的东西。那些人是多么好呵，尼洛夫娜!我说的是那些青年工人——他们坚强敏感，渴望了解一切。看到他们，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将是世界上最光明的民主国家”“我已经习惯于和工人们在一起，……和工人们朝夕相处，一块学习、工作了。您明白——我将置身于新思想的摇篮里，而对着青春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这是极其自然和美好的事情，它使人非常振奋，你会变得年轻、坚强，过着丰富多采的生活!”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正是在工农身上吸取了健康的东西，获得了改造。他们力量的来源，其一就是产生自劳动人民。
高尔基的《母亲》是革命英雄的画廊，他塑造了各种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土的形象，同时，没有那一个典型不是异于古典文学而在人类艺术史上作出新的创造。这些追求真理、坚持革命、不怕牺牲、勇敢顽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值得天们学习。
(四)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
高尔基的《母亲》是用无产阶级文学的指导原则和创作方法写成的。在艺术上也是划时代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的作品。它在思想内容与战斗作用上、在形象刻划与典型化原则上，在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上,全是崭新的。
《母亲》体现了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它以党的世界观一兴马克息列宁主义为指导去观察，概话反映现实生活，既描写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现实，又渗透了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它把觉的领导作用和党的活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它塑造先进的高大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并把这典型形象放在作品核心和突出地位加以展现。《母亲》的创作是党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革命的经验需要艺术的总结，革命的群众需要教育提高，颓废变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艺术，需要有革命文艺予以打击和对抗。《母亲》用坚持革命的思想，用革命由小到大的规律、用共产党人的英雄模范作用，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的任务服务，教育了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小说以高度的党性，完成了它作为党的喉舌的作用，也以高度的党性全面革新了文艺。《母亲》运用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尽管也批判旧世界，但更主要在歌颂无产阶级。在形象体系的配置上，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工人阶级战斗的集体处在了小说的中心位置、主导地位。反面的人物和旧势力是以英雄天物与革命力量为转移的。正如决定革命发展与历史动向一样，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活动，决定了小说中全部人物的关系全部事件的发展和整个情节的起伏变化。尽管现实中反动势力是强大的，但是，就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世界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无产阶级英雄。如在法庭上，旧的资产阶级文学总是表现反动势力左右生杀支配一初的力量，多是暴露和讽利(如复活等)，而《母亲》则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变法庭为审判旧世界的场所，法庭上一切气氛与情节的推进，全以巴威尔为核心在转动着、转移着。
在形象的典型化原则上，首先，《母亲》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在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把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了进来，从生活真实出发，作了典型概括与理想化。小说原型的札洛莫娃母子实有其人，五一节游行和法庭审判也实有其事，但小说从札洛莫夫式的大量普通工人身上概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概括了1905年大革命的实践感受，从巴威尔身上，让人们看到革命必定胜利的力量，从那霍德卡口中展示出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理想。它在札洛莫娃这样极少数的妇女身上，发掘出革命的新生事物。并把这可贵的萌芽，理想化为参天大树，预见到萌芽的成熟未来，概括了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觉醒过程与战斗精神。其次，《母亲》不是孤立地写英雄人物，它总是在写英雄的同时，写人民群众的活动。小说在辩证解决英雄与群众的关系中塑造英雄典型。这英雄来自群众又带领群众，从群众的反应与观感又烘托英雄形象。革命小组将被搜查，就有群众报信；被搜查后就有群众雷宾出现，巴威尔五一大节游行时，有队伍内群众的拥护，也有队伍外群众的爱戴；第二部墓地和平示威等场面又有更多群众参加，英雄雷宾被捕是在群众当面，巴威尔法庭演说激起群众反响；母亲在车站被捕有群众抗议和同情。写群众，也是写英雄的作用、影响。在群众觉醒与斗争中写英雄，使形象更趋于典型。这是完全异于写超人英雄的资产阶级文学的。再次，在矛盾斗争中使英雄的典型性更强烈鲜明。巴威尔的形象就是在对内反对经验主义与冒险主义，对外反对资本家剥削、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塑造起来的。“一戈比事件”、五一节游行、在法庭上的激烈斗争场面，正是塑造英雄典型的关键场面。资产阶级文学也写它们的英雄，但不少是失败而处于静态悲愤的沉思场景中，有的写矛盾但多写人物内在自身矛盾。无产阶级则要改造客观世界，对旧世界的斗争是英雄行为的契机，写了斗争也就写了英雄典型。当然小说写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理想中尽管可以预见胜利未来，在现实中还没胜利事实。所以就拘泥于现实过多，英雄人物多被捕，没留下继续斗争的典型英雄，也是令人不满足的。再其次，小说既写英雄人物外部矛盾斗争，同时小说也刻划了人物的心理，通过沉思的回忆从面部表情的变化揭示人物内在精神状况。这样的典型化就有了深度。高尔基写英雄人物心理或心情，不似批判现实主义的心理分析。这里没有什么“两重人格”,更不臆造人物心理。它的心理描写简炼生动，突出了英雄的性格。如尼洛夫娜白天旁听法庭审判，明知儿子将被流放、尊敬的尼古拉也将被捕入狱，但她晚上“心情却异常地平静，一片轻柔温暖的光辉，平静而均匀地充满心头，照亮了眼前的一切。……这种心情总是出现在剧烈的动荡之后、过去会引起她的微微不安，而现在只能使她的胸襟宽广、一股强烈的激情使她变得坚强起来。”她次日印刷儿子演说的传单并去外地散发作宣传。作者一反资产阶级渲染受伤的“母爱的心”，通过尼洛夫娜坚强性格的描写，把人物的成熟性与革命性作了典型化，写得更理想更切合现实的本质规律。最后，《母亲》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写主要人物由普通工人到无产阶级英雄的成长过程，通过发展变化来达到典型化。各个人物情况不同，这个过程也不一样。巴威尔登场不久就转到党的立场，其后在革命发展中写他英雄性格的不断显示。母亲在漫长斗争中一步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英雄境地。雷宾、维索夫希柯夫本身还有缺点和偏见，他们在斗争中经历一个改造与转变，也成了革命的战士。那霍德卡、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是次要人物，他们原先性格发展到今天的过程省略了。所谓“人物起点要高”，“英雄一律要高大完美”，不准写发展过程,是不符合实际的，公式化的。当在革命发展中把人物典型化，则揭示了客观运动对人物的决定作用和英雄对革命的推动作用，使主观与客观统一了起来。
《母亲》在情节结构上，也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规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它从生活的革命发展中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情节结构上不以个大命运为基础，而以人民革命的运动为基础，深刻反映了革命的高涨。小说第一章，概括了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矛盾，展现了沙俄时代工人阶级痛苦的缩影。资本主义大工业像怪物一般吞噬着工人，工人被榨干、抛弃，怀着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死去。第二章，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一生的概述，是第一章的具体化。他的遭遇是老一代工人命运的典型。他使尽劳力，身受剥削压迫，精神痛苦，结局是同他养的老狗一同死去。第三章则写巴威尔的命运。这章前半段写他沿着父亲的旧路走，后半段变成了另一种要求解放的工人。第四章则明确指出他在寻找真理，于是全部小说笔调改变了，一反旧文学的沉闷。第八章以前描写了革命小组的成长。符拉索夫家的小屋成为工人区注意的中心，吸引着群众。第八章以后则把事件搬出到小屋以外的广阔世界。革命小组的传单在工厂激起了波浪，引起更多人同情、担心。第十章的搜查与逮捕是跟敌人面对面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在小组遇到困难时雷宾出现。表明革命者有人支持。随着革命影响的扩大，工人信任了巴威尔小组，最终确定了小说的主力量与情节发展的方向。第十二、十三章写“一戈比事件”，这是小组领导的大规模群众斗争。这个斗争确立巴威尔作为领袖人物的性格，在革命家与群众公开的结合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第十五章以后写工人群众接受教训，在小组被捕后投入斗争。在革命者越来越多，群众越来越觉醒的基础上，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了。二十三章以后准备了五一节游行。第二十七章全厂工人在党领导下的五一节大游行是第一部的高潮。这同“一戈比事件”相比，在性质上前进了一步：从经济斗争进到了政治斗争。同一般宣传活动相比，在程度上也前进了一步：从革命舆论传播进到了革命运动。这比以往的斗争，在规模上更大了，群众的觉悟更高了，斗争更坚决了。至五一节游行，所有情节、人物汇集在了一起，党与群众密切结合了，群众革命运动发展成为了一条洪流。在小说《母亲》第二部，巴威尔、那霍德卡等都退场，尼洛夫娜则上升到主要地位。第一部写人民中的先进战士，第二部则多写人民自己，写尼洛夫娜、雷宾、维索夫希柯夫的成长。在第二部中，革命运动更扩大了，事件范围远远超出了工人区，写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与送葬的群众场面，写了农民斯吉潘、塔齐扬娜与彼得，以及雷宾被捕时农民群众的不平。从工人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革命斗争向深入发展。这时，小说不限于写工人运动和解决第一部第一章提出的工人命运问题，而提出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写了全体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第二部第二十四、五、六三章法庭斗争，是敌我双方尖锐的搏斗。巴威尔的演说是对敌大和旧制度的审判，它表现的思想的深度是小说中空前的。敌人宣判流放巴威尔，表面上似乎取了胜，而实际上是政治和道义上的彻底失败。法庭一场，构成第二部的、也是全书的高潮。巴威尔演说只在法庭上，听众有限，母亲却用传单把它传播给广大的群众。最后车站母亲被捕一场，不但写母亲的高度成熟，而且表明群众对革命的热爱，表明真理已深大人心。
这样的情节结构体现了历史辩证发展的曲折性。革命者被搜查、镇压、逮捕、审判、流放、牺牲，是艰苦的，不断受到挫折。高尔基没有简单化，没有把革命写得一帆风顺，但写艰苦是为了突出革命英雄主义；写受挫折，则突出了革命乐观主义。革命小组被搜查之后，掀起“一戈比事件”斗争，斗争失败，则有规模更大的五一节游行，游行被镇压，革命者被逮捕，于是城市乡村全发动起来了。革命如潮涌一般，参加者日多，每次失败都使更多的人觉醒。
这样的情节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革命必定壮大的历史规律，而不在于个别人遭到厄运或得到幸福。个别人的命运从属于革命的发展，个别人的成长伴随着革命的发展。主人公被捕或牺牲了，一支小部队失败了，但总的革命运动上升了、发展了，它不影响后者。这是许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情节结构上的规律性特点。《母亲》是这样，《毁灭》、《恰巴耶夫》、《铁流》 、长诗《列宁》，和小说《青年近卫军》也是这样。
《母亲》的文学语言有独特的风格。在叙述人的语言上，它不似一些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作品的隐喻象征，也不似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客现冷静、不动声色的讲述，面是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根据不同对象，叙述语言都渗透着作者不同的感情的。开始写工人悲惨生活，则语言充满沉郁色彩，写工人斗争(如游行)则用高昂的浪漫主义笔调。对英雄人物，用热情歌颂的语言；对敌人，则讽刺蔑视。尤其描绘母亲的精神成长，用鲜明的形象语言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把它渲染得突出而深刻。至于人物语言，则是个性化的，符合人物精神发展各阶级的特点。这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母亲》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崭新的无产阶级的创作。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真可算准确的评价。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