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南京路、北京路、西藏路……，初来上海的游客想要找寻上海路名的命名规律，却不能如愿。爱多亚路、福煦路、贝当路、马斯内路……，接触上海历史的朋友碰到这些奇特的上海路名，也想打听些来由。
上海中心城区的道路，除开在南市老城厢的部分，多数形成于近代开埠以后，由租界当局命名，因此普遍烙上了异国文化痕迹。那些既拗口又冗长，且不符合中国人言语逻辑的“洋味路名”，具有较高的识别度，已经成为旧上海历史风尘的一部分。
点缀老上海的老路名
弄非
中国名，外国味
事实上，开埠之初的上海路名，并没有那么中国人多耳熟能详的地名，从1845年起，英国人首先沿黄浦江西岸和吴淞江（俗称苏州河）南岸建立起旅沪外商居留地（后称英租界）。紧接着，美国人沿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建立美租界。再后是法国，从1849年起，以洋泾浜为界，在今天延安东路以南一侧拓建法租界。到1862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并立。这两个租界的扩张与巩固，无不以修筑道路为依托，层层推进，逐次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是黄浦江畔的江边大道，又称黄浦滩和外滩，今天的正式名称是中山东一路，其西文名称“Bund”并非英文，而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所用的印度斯坦语，即“江边堤岸”。同清政府签订土地章程后，南京路便是英国人向上海纵深推进的第一条路，其东端原系英商麟瑞洋行大班霍克为跑马修建的小道，以连接英租界最早的界路（今河南中路），称派克（Park）弄，又叫花园弄。以后几经延伸，路面铺垫碎砖石碾平，可供马车奔驰，直达今天西藏中路附近新建的跑马场，遂被称作“马路”或“英大马路”，俗称“大马路”。此路后来再向西，越界而筑，直至静安寺，时称涌泉路，路名源自静安寺内一口沸井，井下涌泉如沸。后来，涌泉路改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186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次对界内道路进行命名。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赋予英大马路的，竟是一个十分中国味的符号“南京路”，其灵感源自1842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正是从这个条约起，英国人获得在华五口通商的自由，获得建立居留地的特权。按照类似的思路，公共租界的首批道路都被贴上中国标签，像南京路以南的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依次排开，清一色的中国城市名，替代原来的俗名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可是到了五马路，命名规则被打破了，跳出一个“广东路”，广东乃省，非市，为什么？有人分析，这是因为英文“Canton”既有“广州”、又有“广东”之义，极易混淆，以致成讹。如果按照设计者的初衷，该叫“广州路”才对。
这些道路的命名看似忽东忽西，毫无规律，其实大有深意，公共租界主导方英国选用的城市名，无不在五口通商的范围之内，那里基本都建有英国的势力，如此命名，看似入乡随俗，却是鸠占鹊巢。
至于南京路以北诸路，统称后马路，依次为天津路、宁波路，也都在“五口”之内；再次是北京路，北京是清国帝都，统摄五口，不让它出场不像话。上海开埠前，北京路是通往江滨的四条土路之一，正式开通后，因其寓意阔大，因此俗称“后大马路”。
外滩以西，与黄浦江平行的南北向道路，租界则以中国省份命名，从四川、江西、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直至西藏，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有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租界当局开始筑路时，将道路宽度定为20-25英尺（1英尺合30.48厘米），到1863年，放宽为40英尺，这是为什么呢？当年，英式双驾马车的马臀宽度为4.85英尺，合147.5厘米（也是现代铁路的标准轨距），马路宽度20英尺以上，恰好符合双向四车道的通行需要，至于以后放宽，自然是为了提高道路通行的安全度与舒适度。
经过讨价还价，到1848年，清政府签租给英国人的地皮从830亩扩张到2820亩，大体圈定在今天中山东一路、延安东路、西藏中路、北京东路之间的范围内。需要强调的是，英租界的东端，并非直抵黄浦江，而是止于沿江大道。多年来，由于粮船往返，浦江西岸被纤夫们踩出一条牵道，这条牵道经不断修整加筑，俨然成了正式道路，如果租地的东端标明是黄浦江，势必连牵道一并出租，无疑给今后华人江上行船带来隐患。所以，故意不写黄浦江，是当时签约的上海道台宫慕久采取的小策略，现代用词叫“政治智慧”。
英租界核心区确立后，仍不满足，还在得陇望蜀，寻求扩张，越界筑路便是其拓地的重要手段，但以后开辟的新路，中国味就越来越少了。
元首大名“站马路”
欧洲人偏好以人物来命名市政设施和建筑物，上海开埠以后，同样的癖好也被移植过来，成为泊来的文化符号。
1849年，英法两大租界以洋泾浜、长浜为界，各建势力范围，这两条河经多次填埋，变成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其中，爱多亚（今译爱德华七世）是英国国王，1901-1910年在位，在其任内，力主与法国结成协约国联盟，对抗欧洲新强权德国，奠定了英国在20世纪初的外交方略。
除了爱多亚路，用君王命名的道路还有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前者是比利时国王，后者是意大利国王，而用总统名号的则有林肯路（今天山路）和杜美（今东湖路），林肯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总统，他以解放黑奴闻名于世，而杜美（今译杜梅尔）在1931年当上法国总统，次年却遭暗杀。杜美路很短，仅474米长，但沿路建筑富丽华美，极尽上流，科学家爱因斯坦于1922年访问上海，曾下榻杜美路上的犹太富商加登的寓所，并在其花园演讲相对论。
让人奇怪的是，法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法租界却没有一条道路为其彰名。
拿中国道路“送人情”
欧洲列强崇尚武力，积极对外扩张，拿军事统帅命名道路，也是一种文化时尚，落入其手的上海租界也不能免俗。
拿法租界而言，名气最大的无疑是三条“元帅路”。前文提到的福煦路得名于法国元帅福煦，他是一战期间的协约国总司令，在1918年击败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福煦之后，一战中另两位法国名将的大名也“落户”上海，那就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贝当路（今衡山路）。
霞飞是一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因在1914年顶住德军对巴黎的进攻，受到国人拥戴，法租界遂于次年将原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1922年，霞飞来沪，亲自在这条路上走了一圈。1943年，霞飞路改名泰山路。1945年，改名林森路。1950年5月改为现名。至于贝当，是一战凡尔登战役中的关键人物，他不顾一切地守住阵地，重创德军，1922年贝当路建成，正当其鼎名之时，可没想到这个“法国英雄”却在二战中当了德国人的傀儡，最后落得阶下囚的下场。
法租界还有一条用英国陆军元帅命名的道路，那就是海格路（今华山路），此人今天通译为“黑格”，系支援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司令，他在英国士兵心目中形象很差，总爱用“人海冲锋”去撞德国人的机枪，让多少英国妇女变成了寡妇。当然，不管黑格用兵水平高低，毕竟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法租界用路名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只不过平白拿中国的道路做了人情。
1914年，法租界向西扩展，取得大片新租地，公董局遂填埋南长浜，将今天重庆南路至瑞金二路之间的一段辟通为路，命名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辣斐德，听起来很陌生，可换做今天的译法“拉斐特”，恐怕知道的人要多一些，这位法国将军曾在18世纪末率部远征，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后来又参加法国大革命，堪称“军中名人”。
名字中的“文学气”
一般而言，上海租界当局喜欢用欧洲名人为道路命名，包括驻外使节、神甫、文化名流等。其中，以文化名流命名的道路，在法租界有莫利爱路（今香山路）、高乃依路（今皋兰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等。莫利爱，今译莫里哀，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喜剧作家和演员，代表作有《伪君子》《吝啬鬼》等。高乃依，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熙德》等四大悲剧。马斯南，今译马斯内，法国作曲家，歌剧代表作《黛依丝》中的沉思曲，脍灸人口。
今天上海音乐厅以东，有一条小马路叫龙门路，原名麦高包禄路，听来有点耳生。其实，麦高包禄就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异译，关于他在中国元朝游历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而环龙路（今南昌路西端）是以法国早期飞行家环龙命名，此人在中国举行过多次飞行表演，不料“老鬼失撇”，竟于1911年5月在上海江湾跑马场坠机身亡，死后葬于由法国兵营改建的顾家宅花园，时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并立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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