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人物介绍：
冯恩洪：1945年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建平（集团）学校总校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好课堂项目办公室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曾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优秀教师标兵，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曾四次被评为感动中国教育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六次获得全国及上海市教育科研一、二等奖；代表著作有《探索明天的教育》《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等。
假如说学校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基本的组成细胞就是课堂。
今天的课堂决定20年后中国的命运。
课堂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主要手段。
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生涯由大约16800节课构成，因此，先有课堂的质量后有教育的质量，没有课堂的质量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
到2017年端午节前，我在中国大地上累计听了4842节课。其中不乏学生敢于参与、乐于表达、活力四射，老师“胸中有书、目中有人”的好课。教师从知识的讲授者，转变为课堂的组织者和引领者。这样的课堂变化催人奋起，令人振奋，然而更多的“家常课”却引起我的深思。在大量听课的基础上，我深刻感受到，在对课堂的认识和把握这个要害问题上，我们尚欠火候。
“一节课应该怎么上？”这是一个教师职前准备不足、职后发展失之偏颇的命题。坦率地说，我们的师范教育接地气不足，给学生的是很多教育的原理，而围绕“上好一节课”的实践能力，师范大学重在方向的引领，缺乏能力的训练。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又进入了“教无定法”的认识误区。“教有常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是有逻辑顺序的。“教无定法”在完整的语言环境里，毋庸置疑是对的。然而一个师范生由自然人转变为职业人的过程，不是跳过“教有常法”探索“教无定法”的过程，而是先要走进“教有常法”，然后淡出“常法”，才能进入“教无定法”的境界。当教的“常法”和个人的特质结合起来，这样的老师就具备成长为当代教育家的基础和潜质了。对课堂“常法”进行彻底的本质探寻，才能避免在一节课怎么上的问题上陷入苦恼的深渊。
三个维度决定一节课应该怎么上
第一个维度是教材。教材承载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决定这节课应该怎么上。第二个维度是学情，教学目的指向学生，实现教学目的要搞清学情，不知道学生在哪里，只追求学生到哪里，何谈有效教学？第三个维度是教育的时代特点，不同的时代教同样的内容，教同样年龄的学生，教法相同还是应该不同呢？农耕经济时代一节课如何上，与工业经济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相比较，有同也有异，同的是教材内容，不同的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对接班人的不同要求。
中国的课堂教学，书本中心的味道很浓，从目前的课堂呈现来看，三个维度中，教材决定一节课怎么上相对比较清晰，学生在哪里、时代特点要求到哪里，这两个维度都有所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课堂教学是教书而不是用书教。
教师的教学设计常常是教师钻研教材的结果，来源于教师的主观。走进学生发展为本的课堂，问题是教学的起点，问题反映“学生在哪里”。教学设计不应源自教师的主观，而应依据来自学生的客观。好课堂的美，不是完美，而是缺陷美。这是一个不该忽略而被很多教师忽略的维度。实践证明，这也是妨碍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
现在回忆起来，几年前，美国人在教育网站上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孩子就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孩子退休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想让孩子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收获幸福人生，和工业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一样还是不一样？上千万个美国家庭卷入这场讨论。他们的选择结果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是能力比知识更重要的时代。美国人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幸福人生离不开自我管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有效表达能力、沟通协作能力、正确思想能力、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变革能力。走进移动互联网时代，美国人的幸福人生离不开这几种能力，在中国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场讨论启示我们：教育是有鲜明的时代性的，优秀的教育是属于时代的。
想通大道理才能做好小事情：一节好课由三个维度决定，只有明晰了三个维度的坐标，才能上好一节具体的课。从这个角度看，重视教育就要重视课堂，关注教育就要关注课堂，领导教育就要领导课堂。绝对不能学问越高离课堂越远，职务越高离课堂越远，那是教育发展的误区。
三个要素决定一节课是否能上好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承担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强国重任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有什么样的课堂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口众多却人力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教育陷入了误区。
承担人力资源重任的教育，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注入问题要素。一个民族的创新变革的能力，说到底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的问题意识与能力要从课堂中来。课堂不能没有问题，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教师无疑时导向有疑，有疑时导入无疑的过程。学生获得新知的过程，不意味着要教师全部讲授。通过有效预习，新知识可以分成两部分，学生看得懂的新知识和学生看后起疑的新知识。看后起疑的新知识就是问题，问题是有效教学的起点，没有问题就没有高效的课堂。教师不知道学生在哪里的原因是不知道来自学生的问题，课堂只能是演绎推理的教学。当一个教师重复学生已会的知识的时候，这个课堂的高效就要受到质疑。
全国各地许多教师问我：“我也想让学生提问，我给了他们时间，他们提不出问题，白白浪费了时间，怎么解决？”发现问题的能力靠的是遗传基因吗？发现问题的能力在于后天的训练，没有有效的训练哪有发现更好问题的能力呢？从我在全国11个省市实践的情况看，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不是学生提不出问题，而是面对来自学生的诸多问题，教师理论准备、专业素养和课堂驾驭能力不足，筛选不出最有价值的问题。
我曾经在海南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司马光砸缸》。上课到第13分钟，生字教学结束以后，小朋友主动提问，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小朋友掉进缸里以后，其他小朋友都慌了，司马光也是小朋友，司马光为什么没慌？”那天是10月21日，6岁的孩子，入学不到两个月，已经能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
课堂要注入的第二个要素是合作。新加坡政府把走进移动互联网时代，让500万新加坡人学会合作，作为新加坡持续繁荣的立国之本。当新加坡把发现合作的价值当作立国之本的时候，我们炎黄子孙似乎不应该再把合作置于教学之术的低水平上了。集体智慧永远高于个人智慧，一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代表四到六个人不能解决，让学生从小在老师的带领下诱发合作的需要，参与合作的过程，享受合作的成果，养成合作的习惯。
课堂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个基本因素组成的。教材是教师无法选择的，学生却是有差异的。同一间教室里，有差异的学生拿着无差别的教材，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教材是标准的，标准是重要的；学生需要合适的学习内容，合适比标准更重要。面对相同的教材、有差异的学生，让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都实现发展，课堂需要第三个要素——合适。常识告诉我们，让有差异的学生都得到发展，是在最近发展区里实现的。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最近发展区是不同的。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如果是“教书”，一定会出现好的学生吃不饱，学困生消化不良的现象；如果是“用书教”，一切就会另当别论了。课堂需要结束“教书”，走进“用书教”，给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设置“伸出手来够不到，跳起来能够得着”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控制合适，课堂上就不会出现厌学现象。厌学说到底是学习目标不合适造成的。
从实践出发，我认为：一节好课是问题引领的课，是合作探究的课，是控制合适、走出“教书”、走进“用书教”的课。
两个途径帮助教师走进好课堂
改变教育就要改变课堂，改变课堂首在改变教师。改变教师，全世界都使用的相同的方法是教师入职后的继续教育。从人民群众热切希望提高教育质量的角度看，改变教师、帮助教师的目的是为了成就学生。改变课堂的方法是短线，短线着力于当下；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是长线，长线着眼于未来，有效的继续教育要既抓长线也抓短线。
15年来，我在中国大地上实践“中国好课堂”活动，成功地帮助1400所中小学改变了课堂。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没有教师不想把课上好，没有教师不想把学生教好，这是我们评价当前教师队伍的出发点和归宿。相信大多数教师有教育理想，有道德良知，有实验精神，这是我们帮助教师的出发点。尊重人、研究人、满足人才能提高人。因此，帮助教师也要用教师喜闻乐见的形式。
教师们不是生活在概念和理论中，他们每天接受的事情都是具象的，引导教师转变课堂行为，要针对教师的特点。教师们这样评价只有抽象没有具象的继续教育：学习中听得热血沸腾，回到讲台上一头雾水。帮助教师在实践中成长，让教师潜能释放的、有效的继续教育，才是适合的、有意义的继续教育。中国教育界重视继续教育的大方向是对的，然而对什么是合适的继续教育方式研究不够。这个合适既要有抽象的引领，也要有具象的指导；既要有思想引领，也要有教学行为的具体帮助。必须针对教师们想要在课堂上实现教学目的、却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在哪里、陷入“教书”却走不进“用书教”的现状进行突破。
途径之一：通过有效的教研，帮助老师养成二次备课的习惯。第一次备课备教材，备教材是为了指导学生有效预习。目前指导有效预习的方式有导学案，有10分钟微视频，有问题发现法等，这都是指导学生有效预习的手段。重点在学生有效预习以后，教师要能够通过有效预习的检查，掌握学生的预习情况，结果毫无疑问会三分天下：一是全班都对的，全班都会的不需要老师讲，全班全会的问题老师还要挂在嘴上就不是高效的课堂。二是有人对有人错的，有人对有人错的要组织学生合作探究，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纠正错误，拥抱成功。三是个别问题全班全错的，全班全错的，合作讨论的基础不存在，老师应该在引导启发的前提下讲授。基于学情的掌握，教师进行第二次备课，基于学习目的导出最佳问题，设置问题解决的路线图。这样的课堂就不是“胸中有书、目中无人”，而是高效率的好课堂。当然，二次备课“帮助老师，成就学生”是一个过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但是好的课堂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中国好课堂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缺陷的美。
途径之二：对“合作与合适”结合的研究。基于合作，需要课堂实现理念与行为的转变。现在的课堂，老师是教班的，未来能不能从教班走向教组？老师要把学生组织起来，引导有领导力的学生争当学习小组长，形成小组文化，课堂植入即时评价、有效激励的元素，这样我们的教师就能结束教班，走进教组。
基于合适，需要提高教师读懂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能力。一门学科知识点有多少，能力要求是什么，这是国家标准，国标是相同的；学生的起点不同，知识点不等于合适点，合适点在哪里，这是校标，是因校而异的。基于国标，基于知识点与合适点，围绕每一个合适的知识点，要研究题型有几种。题目是做不完的，但题型是有限的。在农耕经济时代，因为信息闭塞，学海无涯苦作舟可能是正确的。今天在云平台大数据的时代，强调学海无涯苦作舟是误人子弟。学海无涯更需良师导航，老师“下海”概括出题型，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学生在良师的带领之下，走向成功的彼岸。因此，控制合适本质上是提高教师读懂教材的能力，通过两次备课，读懂了学生，既读懂了教材又明白了学生在哪里的教师是良师，更是恩师。
中国好课堂通过合适的继续教育成长途径，帮助教师实现专业发展，从我们的局部实践来看，结果都是喜人的。我把局部实践的经验形成此文，与各位关注课堂教学的教育界的同仁共享。（冯恩洪）
《中国教育报》2017年09月06日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