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夏天,我们在上海结婚了。
那年头回上海探亲是梦寐以求的事,能让双方父母见证我们这对天外游子结伴同行也是值得一生回味。婚宴很简单,定的却是大都市显赫的新雅饭店,只是后来妻说她是自己挤公交车到新雅去的,一辈子的委屈。当然,委屈的还不止这些,蜜月匆匆过了几天就得赶回新疆去,学校要开学的,教室里的学生坐着,讲台上不能空无一人。
九月的风还很热。我找顾校长,陪着笑,说我们结婚了,请学校腾间小房间让我们有个家。我们事先没有汇报结婚的计划,校长猝不及防,愣了一会儿,最后才说,让我想想办法吧。过了一些日子,他引着我俩走出校园走过门前结着盐碱疙瘩的小道,上了一个小坡。就这屋吧,他说,新砌的,不大,但是通气。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家,阳光小屋。右边是学校伙房,左边是副校长柳步全的家。我们挤在中间。住下后才明白,这间屋原本是盖了做伙房仓库的,或者是留给后勤管理员的,没办法校长才把它挪给了我们。这排屋孤零零的在坡上,坡下是一眼蓄水不多的涝坝,四处没树,那涝坝微微弱弱地总有被吸干的感觉;只有月亮好的时候,远处条田里游走着清亮的夜雾,涝坝里的水才显得盈盈的在浮动。涝坝让人心神不定,一旦干枯伙房就揭不开锅,于是就近又挖了一口井,我们在屋里听着水桶噗通下井,声音清凉而滋润。
坡屋很安静,不止是在夜里。因为新婚不久,我们很爱这个完全让我俩拥有的家。家里的东西很少很简单,阳光铺了半间屋子,不时变换形状和变换颜色,我常常新奇地端详它们,觉得它们一会儿像垒起的半壁书柜,一会儿又像依次席地坐着的客人,若是起风的时候,它们便是一团团飞旋着从窗口扑进来的野火了。
隔壁柳家有很魁伟的柴禾 垛堆起的墙,远看简直是个古城堡。我们很羡慕,我打不回柴那就掏钱买,买了一户人家的陈柴,朽朽的,也在门外垒起一垛圈墙。窗户下面搭了个鸡窝,从老乡那儿用两斤粮票换了一只小母鸡。朋友们发现了,纷纷抱来才孵化的鸡仔送给我们,没多久竟有二十几个,毛茸茸的很亲密团结的样子。我们从学校下班回来,它们就跟着进屋入室。每只小鸡都驮着一天的阳光,进得屋来争先跳进水盆子里,盆子里的水是前日从涝坝里汲的,有意让它沉净,而小鸡们这么一闹腾,水盆子里像溶化了许多阳光,闪闪烁烁,只是不再沉净能喝的了。
妻喜爱小动物,小鸡很天真,她也很天真。每日回家她就给鸡们剁菜两大盆,拌上苞谷面,再背着我加点我们吃剩的饭粒。她端着食盆吆喝着前头走,那些鸡们浩浩荡荡后边跟着,晚霞映照着这一幕,鸡们很幸福,妻也很幸福。有一回妻下班回来,有人喊她,说你家的那个小鸡掉井里了。妻飞快跑到井口,探身一望,果然一团黄绒绒的东西在水面扑腾,一向柔弱的她毫不犹豫地拉住吊绳就滑入井里,四周有人看见的都惊呼起来。一会儿妻的手上捞着那只落水鸡在旁人的帮助下,爬出井口,回头再望,井两米多深,滑脚坠落也就淹了。妻则神情坦然,捧着那只小鸡,回屋用热水袋把它湿漉漉的绒毛捂干。
坡屋在高处,还是很招眼的。我们在屋里读书或是给远方写信的时候,会发现行色里的维吾尔老乡叮叮当当的在窗下歇着他们的驴车,他们要借宿在那里。这是一些更有太阳光泽的人们,身上散发着叫阳光烘晒透了的干草的气息。他们不会惊扰我们,只是傍着屋子展开毛毡或麻袋片,准备夜色里的睡眠。有时会轻轻拨响一件什么乐器,苍暗嘶哑地唱着,歌声短促又时而悠长。我和妻就放下手里的东西,静静听着,像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一起期待着某种遥远的激情……
我们在坡屋住了两年,后来带着那二十几只鸡一起调到人群较之密集的团部中学去了。以后我们又进了城,回了南方,搬家多次,住宅越来越好,越来越大,但是再没有坡屋那么多的阳光,也再没有那么多留恋了。
编辑:丁丁
作者:沈贻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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