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铁厂会议和九间房会议
八路军四纵队1938年6月下旬进入冀热边地区后，沿长城沿线艰苦转战，战果辉煌。7月初，他们向迁安、遵化、卢龙挺进，与冀东抗日联军会合，攻克迁安县城。接着，四纵队又接连打下几座县城，威名大震。四纵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为抗联战士作了很好的榜样，因此，各路暴动部队纷纷要求八路军四纵派干部，加强对暴动部队的领导。
1938年8月中旬，抗日联军和八路军四纵队，在唐山以北的铁厂镇胜利会师。当时，我抗日联军已陆续摧毁遍布冀东农村的敌伪政权，并切断北宁铁路半月之久，给了日伪军以很大打击。1938年8月27日，八路军四纵队党委和中共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由八路军四纵队政委邓华主持，我和胡锡奎、王仲华、李楚离、周文彬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洪麟阁派杨十三为代表，高志远派陈宇寰为代表，鲍子菁也派了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充分肯定了这次大暴动的巨大成绩，并指出暴动部队人员多、秩序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整顿部队，并进而提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张，决定整训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举宋时轮为军区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我和高志远、洪麟阁为副司令员，下设5个军分区，我和高、洪各组织一个军分区，由四纵队派干部组织两个军分区。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便统一政权领导，普遍建立冀热边各县抗日政权，负责筹粮筹款，支援部队，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救国会等。
在这期间，中共冀热边特委还曾致电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并请转蒋介石委员长及全国将士、抗战团体，报告了冀东抗日大暴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庆祝冀东的初步胜利，庆祝国共两党及无党派同志的亲密合作”，并表示“以坚持的努力，为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我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致函蒋介石委员长，并将朱德、彭德怀同志所转发的中共冀热边特委的这一电文，交给了蒋介石委员长。
铁厂会议之后，我们信心百倍地着手准备建设冀察热宁抗日根据地。冀察热宁边区将变成坚强的抗日前哨，变成埋葬日寇的汪洋大海。铁厂会议之后，也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北方局发地，后来，却放弃了铁厂会议决定的这一正确指导思想。
当年9月初，中共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指挥部，在霍庄召开干部会议，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布置建立丰、滦、迁、遵根据地和整训部队、肃清土匪的任务。正在会议进行期间，宋时轮同志从铁厂匆匆赶来，他说决定去热河都山建立根据地，命令抗联第二路全部随四纵队东渡滦河，向都山进发。部队先攻下了迁安城，然后继续向都山进发，在途中的石字坪与伪满军作战，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只好撤出战斗。但这一情况未来得及告诉我仃]。
9月12日，我率抗联十几个总队约二万多人，来到都山区域的桃林口、冷口、界邻口一带，各总队分别驻扎在包各庄、台头营、双望镇等地，我带司令部到了申罗寨。这时，有一个整营的伪满军，由日本人带队，他们与八路军宋时轮的四纵队打完仗之后，由燕河营折返回青龙。这些敌人只知道燕河营有八路军，还不知道这里已悄悄住上了抗日联军。他们盲目地走进我们部队的驻地，自投罗网。一见伪满军送上门来，我立即命令各总队摆开阵势，将敌人团团围住，然后向敌人发起冲锋。第五总队从前面压，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从后面堵，十二、十三总队也冲了上去，一下子吃掉敌人两个连，剩下的一个连和敌营长返到山上进行顽抗。我军五总队继续进攻，用新缴来的追击炮轰击敌人。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节振国带一个突击队闪电般冲上山顶，他大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把那些敌军官和伪军们吓坏了，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跪倒在地，举手投降。
战斗胜利结束后，节振国亲自把伪营长朱保兴等以下军官17名带到司令部，交我处理。这一仗，我们生俘200多名伪满军，打死了日本顾问，缴获迫击炮二门，轻重机枪四挺和其他许多军用物资。进军都山，首战告捷，抗联部队士气高涨，对建立根据地充满了信心。
但进军都山的八路军四纵队在抚宁、青龙边境连续遭敌阻击，遂改变原来的计划，退回滦河以西。9月中旬，八路军四纵队在迁安的莲花院(今属迁西县)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整顿部队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因为八路军四纵队进入冀东地区以来，连续苦战，几个月来损失较大，人员军需都极需补充休整，特别是四纵队的领导听说敌人还要大举围攻孤悬敌后的冀东，结合部队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个别领导已有撤回平西之意。
从冀东本地的抗联队伍来看，虽然士气高涨，但队伍庞大，成分复杂，指挥不统一，其他各路起义队伍都鱼龙混杂，如不及时整顿训练，就很难抵抗日伪军的进攻，建设根据地也就成为空谈。
在会上，多数人认为，冀东是平原，与京津、东北毗邻，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调动，起义队伍未经过整训，青纱帐倒后，主力坚持很困难，起义队伍损失可能更大。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冀东形势很好，党在这里有相当基础，群众条件也好，又有相当的武装力量，是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双方各抒己见。
会议最后决定：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依托平西；同时，动员一部分起义部队，也撤到平西整训，明年再回来；主力撤退后，留下三个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继续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具体分工是：留陈群支队坚持丰玉遵地区；包森支队坚持遵化以北地区；单德贵支队坚持密平蓟地区。
这次会议后，宋时轮同志遂放弃了在都山建立根据地划，率四纵队第三十一、三十二大队返回潮白河以西。
9月17日，邓华致电聂荣臻，提出：“冀东形势很难支持",主张“……主力转到白河以西，地方武装则尽快争取拉到平西去整训....."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同志联名致电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并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电文指出：“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在整顿队伍与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上，必须要有计划与工作中心。我们认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邓华同志接到中央指示后，拿不定主意。因为莲花院会议后，四纵队把会议情况和意见已上报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总部，此时四纵队党委已决定西撤，正在等待总部的指示。于是，邓华遂邀请我和胡锡奎，在迁安的新庄子村开会，商议怎么办。我和胡锡奎在会上态度很坚决，肯定在冀东能够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表示，如果四纵队坚持西撤，我要带领抗联队伍，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讨论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按照中央指示，继续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9月下旬，宋时轮从蓟平密地区发来电报，告知邓华：武汉失陷后抗战进人相持阶段，日军已分出兵力巩固其占领区，敌人要分七路向这里大举进攻，蓟平密地区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也带队西撤。
这时，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也率省委机关人员，由天津抵达冀东，他们是按照中共中央原来的指示精神，来到冀东与八路军四纵队会合，准备参加领导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邓华向马辉之通报了敌情形势，也商议了西撤事宜。由于省委领导当时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缺乏信心，因此，也同意了四纵队坚持西撤的意见。
1938年10月1日，刘少奇同志致电中共河北省委：宋部西移，冀东同志们应坚持游击战争，并进行创立根据地……李运昌等部队，如果可能的话，以改变成八路军为好。本月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同志电示宋、邓，再次指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并强调指出：“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本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但省委主要干部马辉之、姚依林等应随主力西进”。
1938年10月上旬末，由邓华同志主持，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四纵队、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联主要负责人邓华、马辉之、姚依林、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等人。邓华主持会议，分析了形势。在会上，多数人认为，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面前，当时的形势已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决定八路军主力和抗联西撤，留下四纵队的苏梅、陈群、包森、单德贵、赵立业等几位干部，组成三个支队坚持冀东。这三个支队各有200来人，分散在基础较好的地区。三个支队的统一指挥是冀东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书记是原四纵队的政治部副主任苏梅。地方上只留周文彬一个主要干部任地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从铁厂会议到九间房会议，竟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冀东，我们经过多年的工作，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已经很好，抗日武装大暴动又如此轰轰烈烈规模宏大，党中央在冀东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心非常坚决，为什么又要西撤，放弃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呢?因此，我在九间房会议上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西撤，并阐述了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优势和理由，但赞成者很少，只有洪麟阁表示赞成。马辉之还代表组织，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保留个人意见，服从会议关于部队西撤的决议，开始带领抗联部队西撤。
由于西撤没有经过严密组织，部队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5万人的大部队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前边的队伍已到潮白河，后边的队伍还没有动。这样走法，行军非常缓慢，有时一天一夜才走十几里路，而且沿途的老百姓也受不了，因为西撤的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前面的部队可以勉强维持，后边的部队就没饭吃了。只好自行觅食，把沿途的柿子、核桃都吃光了。
这时，正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冷，西撤的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风餐露宿，又饿又冷，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丢下锄头，拿起枪杆，抛家舍业，远离故土，思想上本来就不通，再加上环境艰苦，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离队逃跑现象。尤其是在西撤部队走进狭长的山路后，前呼后拥，行军更加缓慢。加上沿途不断遇到敌军的截击，部队战士开始出现逃跑现象，而且越来越无法控制了。
敌人得知暴动队伍西撤的消息后，连续组织兵力在半路上对我们围追堵截。暴动队伍忍着饥寒，与日寇、地主武装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拼搏。10月10日，在蓟县马伸桥的老山头村，敌人截击了陈宇寰部。陈宇寰部是随邓华部队一路走的，随部队转移的还有地方上一批负责同志。当日寇攻上来时，王仲华同志命令曹致福带队阻击，掩护领导机关转移。
在战斗中，陈宇寰不幸被日军的炮弹击中牺牲。曹政福带领的阻击部队打得很顽强，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阻击部队牺牲了110多人，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支部队过潮白河时又遭敌人阻击，仅过去了1000多人，牺牲于河中上千人，部队战士的鲜血把潮白河都染红了。
1938年10月11日，聂荣臻电示宋时轮并告邓华：关于四纵的行动，曾由军委总部致电指示，希望你们详加考虑，坚决执行你们艰苦困难的工作。实现根据地之创立亦非易事，只能战胜一切困难，在艰苦过程中来创造。如果你们拟回平绥南部，则势必完全放弃冀热。请你们在现地立下决心，站稳自己的足跟，以哽解决一切问题。
10月15日，马辉之、姚依林、邓华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电报中报告了部队西撤的具体情况，并准备部队到平西后，对部队进行整训，然后再回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还提出：“如果在冀东继续坚持抗战，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负不起这样重大的责任。如果必须在此坚持，则必须：一要将11支队派到冀东，加派两个团的兵力来此；二要立即派军政干部14人，团级干部12人，营级干部36人，连级干部108人；三要支援一批手榴弹。如果以上三条不能解决，则部队还是西撤有利。并强调提出，河北省委和四纵队领导的意见，还是以继续坚持西撤为好。实际上，对党中央和北方局应当继续坚持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明确要求，完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部队在西撤中，洪麟阁的部队在蓟县马伸桥台头村，也遭日伪军截击，洪麟阁被敌人的炮弹炸死，部队一下子跑散了。李楚离同志赶紧召集剩余的部队，继续坚持西撤。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稼祥同志，又联名致电冀热边特委并告宋时轮、邓华：“你们应坚持冀热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营团两级干部可派数个，连级干部可派十个到你处工作。”
10月17日，刘少奇同志又电示河北省委：“冀东游击队四五万人一齐西退，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极大。因此，我们不同意总退却。可组织一万人的适当部队西退，由宋、邓护送至察南交八路军收编，其余部队都坚持在冀东打游击，扩大抗日游击区。”可惜，收到这些电示时，西撤的抗联部队在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下，大部已失散了。
我带领的部队走在最后，部队行至平谷县大华山、镇罗营一线，受到日军和伪军的截击，经过我们英勇反击，打退了敌人。部队继续前进，到了密云，部队怎么也走不动了，拉得太长了。结果在瓦罐头与敌打了一次恶仗。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指挥部队上山，敌人用炮轰。猛烈的炮火一响，一些新兵就慌了，已经失去了斗志。经过一天作战，我方被炸死、炸伤了600多人。
西撤部队连遭日伪军阻击之后，许多刚参军不久的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因此，开始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抗联西撤部队再也稳不住了，成批成批地散去。路南的39总队3000多人，原来挺有战斗力，结果仅一夜之间就都跑散了，陈宇寰的三个总队也溃散了。当时，我们没有军用地图，也没有电台等通讯设备，只有被动挨打。记得当时高敬之的部队一夜跑了一个大队，他问我：“李司令，怎么办，这样子也不能前进了，不然的话，人都得跑光了!”我也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继续西进是十分危险的，不是全军覆没，就是全部跑光。
在这严重的时刻，何去何从，必须做出决定。我率队伍来到了平谷县北的樊各庄。这时，李楚离也率洪麟阁的余部，来到这里。
经我提议，在这个村召开了有部分抗联负责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我和胡锡奎、李楚离都参加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争论，我始终坚持停止西撤的观点，力排众议，最后会议决定队伍立即停止西进，返回冀东，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决定由我和李楚离分别率领剩下的抗联队伍6000多人，分北、南两路返回冀东。李楚离走南路，经宝坻返回丰润地区。我率部队由北路返回丰滦迁地区。
东返借船
此时，日寇对武汉的进攻已告结束。他们乘我抗联主力和八路军四纵队主力西撤的时机，重新部署了兵力，进一步加强了冀东的“防务”。于是，在刚刚燃烧过抗日大暴动烈火的冀东大地上，再次出现了汉奸横行，伙会猖獗，土匪蜂起的混乱局面。
原国民党部队、参加过大暴动的“忠义救国军’’第七、第九路军，除逃散的以外，全部都投降了日本人，被编为伪军、伪警或变成了地主联庄会武装。他们为虎作伥，肆无忌惮地杀害抗日暴动的军人及其家属和地方干部，使冀东人民重新踏人了痛苦的深渊。
我率领抗联第五、第九、第十总队、特务二总队、二十三总队、工人大队共计5000多人，迎着晚秋的风霜，在日寇追击的枪炮声中，日夜兼程，于同年10月末到达了蓟运河边。这时，蓟运河正涨着秋潮，波浪滚滚，水势很猛，挡住了我们部队东返的去路。据侦察员报告，河上的大桥已被日军重兵把守，部队难以通过；河边有船渡口，又被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第七、第九路军把守着。
前有大河阻拦，后有敌兵追击，情势严重。我和胡锡奎等同志商议对策，经我们考虑再三，决定走一步险棋。我此前就知道，国民党七路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光汉，与我是黄埔校友，我是四期毕业的，他是五期毕业的，原来，他也加入过共产党。1930年，我们二人都被捕，蹲进了国民党的监狱，所以我们两人是校友加难友。后来，李光汉脱党了。我想，在当前紧急情况下，或许可以利用一下我们之间的这层关系，虽然很危险，但值得试一试。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不同意我去冒险，随队当参谋的魏春波同志着急地劝阻说：“李司令，帅不能离位，您说什么也不能去冒这个险。要去，让我去试试吧，万一有个好歹，我也不怕!这支队伍离不开你!”
但为了部队的生存，我决意前往。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何况七、九路军中，还有我的黄埔校友，凭这个关系，我也要冒险去试一试。不然，我们就要走投无路。”
随后，我对胡锡奎同志说：“这次行动，确实凶多吉少，如果我回不来的话，就请你挂帅，把抗联队伍带到丰、滦、迁一带，继续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说完，我就带着红军干部孔庆同同志，向国民党七、九路军司令部奔去。
我和孔庆同同志骑着马，大义凛然地来到了国民党七、九路军司令部。首先见到的就是我的黄埔校友李光汉。他又引荐我们见了七、九路军总参谋长齐若斋，见面一攀谈，原来齐若斋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把来借船渡河的意思，向他们二人说了一遍。没成想，他们二人满口答应，并请我们吃了饭。
席间，齐若斋、李光汉二人频频举杯劝酒。此时，我虽然外表很坦然，但心里有些紧张，我怕的就是他们摆的是一桌“鸿门宴”。于是，我推托自己没有酒量，不能喝酒。正在此时，突然，我瞥见客厅外进来了几个军人。
我心里顿时一惊，感到果然是他们给我摆了“鸿门宴”，因为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特别是，我知道，国民党九路军的司令王文，又叫王天魔，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蓝衣社的重要成员。这次，他知道我来了以后，对我要暗中发难，想把我在这里扣留住，然后以此为要挟，逼迫抗日联军缴械，进行改编，以扩充他的势力。所以，他亲自组织人，闯了进来要抓我。
我马上很镇定地问齐若斋：“若斋兄，这是什么意思?恐怕不会是‘鸿门宴’吧?!”
齐若斋抬头一看，蓝衣社的手枪队，已经冲进了客厅，他顿时勃然大怒，这不是当着黄埔校友的面，丢他的脸面吗?他一摔酒杯，破口大骂：“混蛋，谁让你们来的?都给我滚!都给我滚!”
可是，蓝衣社手枪队的特务们端着枪就是不走。这时，站在我身后的孔庆同同志怒发冲冠，他手举双枪，呼地冲在我的前头，用身体护着我，对特务们大声喊着：“看你们谁敢动李司令一根毫毛，我就送他回老家!”
此时的李光汉，还真够朋友，他也立即带几个军人，护住了我，他冲蓝衣社的特务们大声喊：“李运昌司令动不得，他的部队多着呢!”
我一见这阵势，忙走到人们的中间，高声对大家说：“朋友们，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敌当前，还是合作抗日为好!”我首先让孑L庆同同志把枪放下，齐若斋和李光汉随即喝令蓝衣社的特务们退出。
蓝衣社的特务们走后，齐若斋向我道歉。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没什么，自家人，小摩擦。我们都要记住，共同抗日，才是大事!”
接着，我提出了部队要过河，希望借船的请求，请齐若斋帮忙解决。齐若斋很爽快，讲义气。他满口答应，急忙下命令给他的部下，迅速组织了几十条船只，并请李光汉帮我们带路，帮助东返的5000多名抗联部队，平安地过了蓟运河，向敌后抗日前线继续进发。
西撤的惨重损失和深刻教训
我们在东返途中，正碰上敌人的秋后大“扫荡”，从武汉调回来的日军小林部队一个旅团，在其他日伪军的配合下，对我军沿途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当我们行军到达滦县、丰润交界的东西安河、后梁庄、偏山一带时，与日军小林部队5000多人正面遭遇，打了一场恶仗，后又在杨柳庄附近打了一仗。
我军本来已经很疲劳了，又经过连日苦战，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战斗中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我方伤亡也很严重。第二十三总队政治主任阮务德(张德民)、特务二总队队长石占山牺牲，同时队伍减员严重。不少人自动离队，保存下来的只有千余人。
迫于日军连续围剿的严重形势，为了缩小目标，我们在迁安县的莲花院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分散部队，打击敌人，待机集中。日军围剿结束后，1938年11月，我们在迁西县柳沟峪集中时，司令部直属部队，仅有130人了。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大暴动的骨干分子。
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叫梁天柱的战士，正在精神抖擞地站岗。我问他：“你怎么没走啊?”
他回答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梁天柱的回答使我心里热乎乎的。是啊，是共产党员，就要在危难中不惧危险，毫不动摇，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为了在困难面前坚定信心、鼓舞士气，我在柳沟峪村召集全体同志，召开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重要会议。会上，我做了动员报告，首先回顾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又讲了红军长征的故事，最后鼓励大家说：“大暴动以前，我们什么也没有，只能遭受帝国主义和汉奸们的欺负。暴动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虽然眼下我们暂时受挫折了，队伍小了，可我们还有基础，革命的火种熄灭不了，我们就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一样，继续和敌人作战。抗日的红旗要扛到底，不打败日本侵略者绝不罢休!”
我的讲话，对大家鼓舞很大，情绪开始振作起来，大家决心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一定要把抗战进行到底。会后，我们重新布置了工作，把谷云亭、张志超、王化一、杨文汉等同志派出去，恢复地方工作，并收容干部和部队，坚持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
回顾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这段不平常的历史，我们感到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首先，这次冀东抗日大暴动，虽只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却发动了20万人参加，组织起了10万多人的工农武装队伍，暴动轰轰烈烈，震惊中外。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1938年11月2日的电报里所说：“邓、宋支队深人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
姚依林同志1939年写的《一年来的冀东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是抗战以来全国各地所仅有的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冀东人民，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之下的这种坚决的斗争，与八路军孤军深入敌人深远后方的英勇的行为，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将永远是光辉的一页。”
冀东抗日大暴动为以后的冀热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全区性的抗日大暴动胜利的取得，首先，党中央为建立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其次，冀东大暴动，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团结了广大工农基本群众、知识分子、开明士绅，使他们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抗日；第三，有党中央和北方局、晋察冀军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及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对冀东的领导，派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直接配合了武装暴动，钳制和震慑了敌人，振奋和坚定了冀东人民抗日的信心，扩大了暴动规模；第四，冀东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全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参加和领导了抗日大暴动，成为暴动的骨干；第五，全区广大人民群众苦大仇深，有很高的民族觉悟和极大的抗日积极性，这是取得大暴动胜利的主要因素。
但是，冀东抗日大暴动失败的教训也很深刻。主要是八路军四纵队领导违背中央指示，实施部队西撤，造成了严重损失。冀东抗联部队和解放地区各损失了90％以上，有4万多人在西撤中溃散，大批失散的抗日战士遭日寇、汉奸、伙会屠杀，死伤惨重。西撤途中，抗联队伍5万多人不断遭敌围攻、袭击，最后只剩F3000人。正如1938年11月25日，党中央给八路军四纵队党委的电报中指出：“……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和军队，没有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地方武装均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这个教训极其深刻。
1986年5月10日，我和李楚离同志去拜访当时任四纵队司令的宋时轮同志时，宋时轮同志说：“首先承认，暴动胜利后，把冀东部队全部撤到平西是错误的。而且是个严重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当时给中央发了电报。邓华同志说，要等中央回电再行动，我说不要等。没等中央回电，我就带部队西撤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时任八路军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委的邓华同志，对于西撤问题也做过多次自我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把当时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怕敌人“扫荡”，部队受损失之外，还由于：一、部队出动前准备工作差；二、主要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三、河北地下省委在起义发动后才赶到冀东，未能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他多次表示，自己身为纵队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
冀东抗日大暴动所组成的暴动队伍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它为日后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保留下来的抗日队伍仍有3000人，正是这些革命火种，与八路军四纵队留F来的三个支队，一直是支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他们为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为创建热辽部队并使之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冀东抗日大暴动将永垂青史。
重召队伍再举红旗
由于八路军四纵队主力和抗联主力的西撤，不仅没有完成党中央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要求，反而使整个冀东的斗争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伤亡十分严重，部队大量减员，处境极为艰难。
剩下的部队，基本上都是我直接领导下的抗联第二路军司令部直属部队；此外，就是八路军第四纵队西撤时，在冀东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每个小支队有200人左右，全部分散在冀东地区的东部、中部、西部进行游击活动。虽然组成了以苏梅同志(八路军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但并没有形成统一领导，所以三个游击支队形不成一个拳头。
此外，抗日联军司令部西撤回来后，与八路军的军政委员会互不隶属，自成系统，这无形之中又分散了力量。抗日联军各部与八路军三个游击队之间，虽然在战斗中能够相互配合，但由于领导不统一，难以实现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对以后坚持长期抗战十分不利。
更为严重的是，冀东广大干部、群众，经历大暴动的热潮席卷全国，所向披靡，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的局面，到部队西撤后，形势一落千丈，抗日热情受到了严重挫伤，使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陷入了空前的低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广州、武汉后，停止了战略进攻，全国的抗战形势从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起，日军第110师团配合伪满及伪蒙疆地区的日伪军，开始对冀东地区进行“讨伐”。原驻唐山、天津一带的日军第27师团从武汉前线调回，其主力第一联队和第二联队一部，进驻冀东的东部地区；日军第二混成第15旅团进驻北平。日军还将其两个大队兵力，部署在密云、三呵、平谷、蓟县一带，以形成对整个冀东地区的军事控制。
伪满方面与日伪军相配合，他们沿着长城线，以密集的据点和碉堡构成一条封锁线，对沿途每一个小游击区又构成一个小封锁圈，以达到他们“分进合击”的目的。从1938年底到1939年夏，日伪军对冀东游击区先后进行了8次较大规模的围剿。每次扫荡的时间，大约在20天至一个月。加上平时各据点的日伪军不断出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伪军的军事进攻几乎没有停止过。
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在冀东加紧推行“治安肃政”，积极恢复为政权及伪“新民会”组织，扩大伪军和伪警察机关，发展特务组织：他们利用这些伪组织，勾结上层顽固分子，恢复伪“保甲连圭制”，建立户口、门牌、良民证等反动统治制度，并反复进行“清乡”，妄图隔绝共产党、抗日联军、游击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实现所谓的“民‘匪’分离”，消灭共产党、抗联部队和游击队。
为了消灭坚持在兴隆县雾灵山、五指山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更为毒辣的手段，从1939年冬季开始，敌人在兴隆县兰旗营子、北榆林沟、羊羔峪、水泉等地实行集家并村，将抗日游击队活动地区，制造成“无人区”。总之，由于八路军四纵部队西撤，使得日本侵略者更加嚣张，被击溃的日伪势力卷土重来，冀东的抗日斗争形势处在最艰难阶段。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这就是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和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今后如何坚持下去。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自己不能被困难吓倒，必须进一步树立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到底。
回顾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亲身经历的普宁暴动、转战湘赣、参加秋收起义、坚持白区斗争的经历，特别是这次亲自组织和发动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的经历，我深感要取得每一个斗争的胜利，都必须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必须有不怕任何困难的勇气。
因此，我决心进一步抓紧对抗联干部、战士们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很快就呈现了团结、向上的氛围。队伍逐步地统一了思想，决心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在这里重新燃起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我决定重召旧部，再举红旗，不怕困难，继续坚持抗战。
首先，我们组织抗联骨干，四处活动，收拢失散的抗联人员，重新组织队伍。通过积极工作，多方寻找联系，到这年年底，就收拢了1400多人。我们仍沿用抗联番号，重新组成抗联第三总队，约300多人，活动在丰润县、迁西县一带；第四总队，近百人，活动在丰润县腰带山、大岭沟一带；第五总队，共150人左右，随抗联司令部活动；第二十三总队，共500多人，活动在遵化县、滦县、昌黎县一带；抗联工人大队节振国部百余人，活动在榛子镇、孟家峪一带；原抗联十二总队王兴武中队活动在迁西地区；原抗联第二特务大队商德升部，活动在遵化东北莫家屯、周铁庄一带；原抗联第八大队，50多人，活动在丰润县潘家峪一带；此外，还有几小股游击队，分别在松山峪、左家坞、小岭圈、黑山沟、王官营一带活动，原滦县曹致福部抗日游击队，共40多人，在遵化县党峪、万子峪和迁西县边境一带活动。
同时，我又提出以冀东抗联司令部的名义，在北宁路以南，建立了“路南办事处”，田自修为办事处主任，任务是秘密组织发展队伍，准备第二次抗日武装暴动。张鹤鸣、张振宇、赵轶欧、于振中在滦县大门庄、港北、柴各庄、兴隆庄一带活动；赵玉清、阎少先在滦县甄庄、杨家院、邢各庄一带活动；刘守仁在滦县川林一带活动；田自修在乐亭县的高各庄、龙洛湾、连北店、庞清水一带活动；高小安在安各庄、曾家湾、小集及沿海一带活动。
通过同志们的勤奋而危险的工作，我们先后在沙沟子、麻各主、桑园、连北店、高各庄等十几个村庄，建立起了抗日交通站、联络点、堡垒户，为下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9年2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冀东抗联司令部又在昌黎县贾滩村组建了“昌乐办事处”，张其羽任主任，其任务是恢复发展党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办事处成员隐蔽活动在乐亭县、昌黎县边境地区。在天津，派王洪忱设立了秘密联络站，收拢抗日大暴动中失散的干部；在冀东西部地区，原“平三蓟游击总队”，此时，也在盘山一带重新集结队伍，成立盘山独立游击大队，开始只有几十人，后来发展到500多人，活动在蓟县以南、三河县、平谷县一带。总之，通过同志们艰苦卓绝的工作，我们终于又重新发动和组织了群众，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抗联队伍又日见壮大起来。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抗联部队能够与八路军四纵队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密切配合，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1939年的青纱帐季节，分散活动在冀东各地的抗日游击队伍，都更加活跃起来，组织攻打日伪据点，消灭小股“扫荡”的敌人，发动群众不断扩大游击区，积极发展壮大队伍。到了这年夏末，全冀东地区的抗联游击武装已发展到4000多人，游击区也有了进一步扩大。在冀东东部丰润县、滦县、迁西县，中部遵化县、兴隆县，西部蓟县、平谷县、密云县一带，以及北宁铁路南的昌黎县、滦县、乐亭县部分地区，已形成若干块游击区和隐蔽活动区
恢复发展党组织
1939年1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成立，简称北方分局，彭真同志为分局书记。接着，北方分局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精神，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武装斗争。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伐，并为实现党对抗战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通过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晋察冀边区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聂荣臻同志在大会总结中，肯定了冀东党坚决发动冀东游击战争的精神和成绩，总结了教训，并指出，以后冀东地区依然要成立并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会议精神，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柳沟峪会议后决定尽快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决心。
不久，中共河北省委撤销，成立了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简称冀热察区党委，马辉之为书记，委员有姚依林、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负责领导平西、平北、冀东地区的工作。肖克同志在区党委负责军事工作。
1939年3月，中共冀热边特委改为中共冀东地方委员会，由周文彬任书记，直接受冀热察区党委领导。为了尽快恢复重建冀东的地方党组织，冀东地委委员也进行了分工，谷云亭、苏林彦、李子光、阎达开、丁振军等同志分别在东部、西部以及北宁路南各地，隐蔽开展恢复建党工作。
冀东党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建党早，基础好，在1938年抗日武装大暴动期间，冀东全区中共党员约有500多名，而且绝大多数都作为骨干参加了抗日联军。抗联主力西撤后，部分党员随着队伍撤到平西根据地，部分党员流散在各地。我率领抗日联军余部返回冀东东部后，根据柳沟峪会议精神，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分散到各地隐蔽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建设工作，积极联络失散党员，同时发展新党员，恢复各地的党组织。
首先，我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先抓党组织基础较好的地方，在靠近山区的丰润县、滦县、迁西县边境地区，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在丰润县小岭圈、王官营、霍庄、东西高庄一带和滦县榛子镇、杨柳庄、西赵庄、李家沟一带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且寻找了一批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恢复农村党组织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了发展城市的党组织，派出中共党员金波，秘密打人到工人觉悟较高的唐山德盛窑业厂开展党的工作，并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基层支部，发展了12名工人党员，饶庆贤为支部书记。·
与此同时，在丰润县、玉田县、遵化县边境地区，通过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分别在玉田县东西果各庄，遵化县池家屯、杨管庄，丰润县大旺庄、仰山、南下庄等地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冀东的西部地区，先后在蓟县城南及桑梓、马坊、黄旗庄一带，城东的太平庄、六百户、穿芳峪和城北盘山、下营一带，也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恢复和重建了基层党组织。
在北宁铁路以南地区，我们通过“路南办事处”和“昌乐办事处”，依靠两个办事处的党员干部分散潜伏活动，在滦县、乐亭县、昌黎县农村联络失散的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全冀东地区恢复、重建党组织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到1939年的8月，全区恢复、发展党员300多人，恢复、重建了一批基层党支部和党小组。到10月，建立了冀东第一个联合县委——中共丰(润)滦(县)迁(西)联合县委员会，由周文彬兼县委书记，卢启明任县长。
冀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在尔后开展反对日伪进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全区各地党员和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支持游击队抗日斗争。当日伪军疯狂围攻扫荡时，游击队就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甚至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党组织建立的堡垒户、堡垒村中，化险为夷。当游击队向日伪军出击时，党组织又动员群众，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站岗、放哨、带路、支持游击队的军事行动。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党组织也逐步加强工作，扩大地区，由星罗棋布分散的隐蔽点，逐渐联点成片，形成多处小片游击区，党组织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
1940年1月1日，中共遵化县委员会成立，石瑛(王克如)任书记，这是冀东党组织恢复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新县委成立后，在遵化县的孟家铺村，召开了全县党代表大会。我和周文彬、李子光、丁振军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我作了关于“冀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我认真回顾总结了自抗日大暴动之后一年来的工作，具体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及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对全区党的恢复建设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提出了冀东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一、依靠已经恢复建立起来的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加强对敌斗争，巩固现有的游击区，开辟新地区；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加强争取伪军及特务工作和除奸工作。二、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提高部队的素质。三、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建立工作检查制度，大批吸收青年工人、农民人党，建立新的基层党组织。为了提高全党的政治军事和斗争素质，冀东区党分委的机关报——《救国报》，也在这一天创刊出版。从此，冀东各地党组织开始出现了迅速发展与逐步巩固的新局面，大家对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更加充满了信心。
平西整训
在中共河北省委撤销，成立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之后,1939年2月初，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肖克同志任司令员，统一领导平西、冀东、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部队，并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组成了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肖克同志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1939年3月，在平西斋堂召开中共冀热察区党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提出要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争。会议也分析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后的形势，决定在青纱帐期间，冀热察挺进军挺进冀东，发动第二次抗日暴动，重新打开冀东抗战的局面，实现建立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同年6月，我又去晋察冀军区，参加中共北方分局在唐县军城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八路军不再大规模地挺进冀东，不再发动第二次暴动，会议确定冀东的坚持与发展，主要依靠冀东党和人民的艰苦斗争，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会议还决定，冀东抗联与留在冀东的八路军三个游击支队，统编为人路军第十三支队，受冀热察挺进军的指挥。
以上两次会议，都对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更加坚定了我坚持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决心。
随着冀东抗日队伍的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提高游击队伍的战斗素质，需要提高一些地方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以解决其缺乏建设抗日游击根据地经验的问题。
根据新的情况，冀热察区党委和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决定，冀东大部分部队和地方干部到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同年8月上旬，己任冀东区党分委书记的李楚离由平西返回冀东，开始组织去平西参加整训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将冀东分散各地的抗联武装统编为八路军3个团，即第二十八团，团长丁振军；第二十九团，团长阎达开；第三十团，团长苏林彦。并组织了大批地方干部准备去平西参加整训。同时，决定去平西参加整训的还有八路军四纵队留在冀东的第一、第三游击支队。这年的9月中旬，参加平西整训的队伍开始集结，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李楚离率领的新编成的八路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和陈群支队、单德贵支队以及地方干部300多名，总共千余人，由丰润县腰带山大岭沟出发，开赴平西参加整训。
这次仓促的平西整训，由于受1938年西撤受挫的影响，许多干部、战士不愿去，愿意就地坚持斗争。因此，出现了一部分部队人员没听从调动去平西参加整训的情况。但毕竟还是抽调了大批部队干部去平西整训了。
这样多的干部去平西参加整训，必然使冀东的抗日力量受到削弱。刚刚恢复发展起来的4000多人队伍，其中抗联队伍1400多人，陈群支队500多人，包森支队近千人，单德贵支队近千人。调出去整训的队伍中，便有一部分人散掉了。留在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只剩下了1500多人，其中主要是包森支队的4个总队，近千人。刚刚活跃起来的抗日游击活动，又趋于冷落。
1939年9月中旬，当李楚离率领参加平西整训的千人队伍，行至平谷县鱼子山村时，遇到了曾克林奉挺进军命令，率百余人前来接应的队伍，曾克林看到去平西参加受训的人员过多，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为此，李楚离召集了干部会议，大家也都认为，去参加整训的人员过多，不利于冀东抗战的坚持，会议决定留下丁振军率百余人返回冀东丰滦迁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不再去平西参加整训。其余的队伍继续西进。丁振军和刘诚光返回冀东后，不久就在丰滦迁地区重新组建了抗联第五总队和第九总队，又发展了400多人。
我参加完军城会议之后，于当年7月率部队拟经冀中十分区到武清，然后准备经宝坻返回冀东。因这一年夏季水大不能渡河，只好又返回平西的斋堂野三坡，把部队交给了挺进军。然后，经过与挺进军司令员肖克同志商量，决定我和朱其文同志秘密返回冀东。于是，我们二人穿上长袍便服，拟先到北平，中间要经过伪警防队驻地，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我见到伪警防队的警卫营长栾乐山，他是地下党员，他派了一名副官，护送我们到达北平，住在银行工会。然后又护送我们到蓟县二区仇庄子交通站，见到了李子光同志，这才安全回到冀东。
我们在李子光同志的家乡五百户住了几天，然后又经秘密路线到了遵化，与包森取得了联系，在遵化县城南西庄住了下来，正赶上敌伪大扫荡。大扫荡过后，我便返回丰玉遵地区重新投入开辟地区的斗争。
1940年初，在遵化召开了冀东分党委会议，我传达了军城会议精神，并按军城会议决定，将冀东抗联武装和包森等三个支队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组成了支队司令部，我任支队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冀东党、政、军实现了统一领导。
回到冀东后，许多抗日队伍和地方干部被抽调平西去参加整训，就地坚持抗日武装的力量很少了，根据地也减少了不少。这次平西整训，连我骑的黄膘马也带到了平西没有带回来。黄膘马跟随我多年，立下过汗马功劳，后来，听人说这匹马思念主人，不吃不喝，不久就死了，令我很悲痛。
事实证明，不顾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盲目地抽调大批人去参加整训，造成了较严重的损失，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我这个意见报告了冀热察区党委和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但是，马辉之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为了坚持冀东抗日斗争，我把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干部留在了冀东，继续坚持斗争。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日伪军对冀东游击区，连续进行了五次围攻、“扫荡”，每次集中的兵力，都以分进合击的办法，分五六路围攻抗日根据地。同时，敌人又广泛增修公路，于各交通要道和重要村镇安设据点，进行反复“清乡”。
这期间，抗联与八路军三个支队，与日伪军反复艰苦作战，如果没有足够的抗日武装力量，根本不会有眼前的这种局面。因此，自我回冀东之后，没有再派大批队伍和干部去平西整训，而是就地坚持斗争。我的意见，也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不久，冀热察挺进军决定，在平西整训的陈群支队和冀东抗联队伍，合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二团，陈群任团长，刘诚光兼任政治委员，曾辉任政治处主任，欧阳波平任参谋长，何宜之任总支书记，并且即日返回冀东抗日前线，准备迎战日伪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始的第六次围剿。
并肩抗日
八路军四纵队西撤受挫后，日本鬼子火上浇油，看准了冀东八路军已经势单力孤，抓紧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第五次围剿、扫荡。共出动兵力达10万人之众，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使冀东抗日军民的处境更加严峻。
此时，抗联部队和八路军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反扫荡战斗中，却能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了军事作战中的骨干作用。
通过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英勇杀敌，使根据地军民，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能逐渐扭转冀东抗战的被动形势，扩大了游击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其中，四纵队第一支队实力较强，支队长陈群，政治委员苏梅，他们活动在丰润、迁安和遵化一带。直到北宁路以北的潘家峪、松山峪、柳沟峪、李家沟、芦各寨、火石营、莲花院地区。因为这一带是1938年举行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的中心区，所以，也是日伪军进行围攻、扫荡的重点地区。
1938年冬季，第一游击支队曾经两次遭到进行扫荡的日伪军的围攻，其中在遵化茅山战斗中，该支队被千余名日军分割包围，同时还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支队的官兵毫不畏惧，沉着应战，他们利用有利地形，运用巧妙灵活的游击战术，在山地上与日军周旋，最后突出了重围，保存了部队。两次“扫荡”战斗，击毙日军100多名。
该支队在茅山突围后，各部陆续到潘家峪、松山峪等地集合休整。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化整为零，打击敌人。当时，随第一游击支队活动的抗日联军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也随之分散潜伏活动，主要任务是配合地方党的干部开展群众工作，继续收拢失散的人员，组建小股游击队。到1939年春，第一游击支队已经逐渐扩充到500多人，收缴了敌人许多武器弹药，并将部队扩编为3个总队，使抗日游击队的规模和战斗力进一步扩大。其中，第一总队，100多人，活动在迁西、滦县一带；第二总队是支队的主力，300多人，活动在潘家峪、柳沟峪一带；第三总队50多人，活动在迁安一带。
1939年7月，正是青纱帐季节，日伪军怕中我军的埋伏，不敢肆无忌惮地活动，大多龟缩在据点里。因此，对我根据地的进攻、扫荡次数大为减少。此时，正是我军打击敌人的好时机。于是，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和我抗日联军紧密配合，歼灭了一批又一批的日伪军。
同年8月，在群众的协助下，一举攻克滦县下五岭伪军重要据点，俘获伪军70多名。这年夏季，周文彬、高敬之、苏然等同志率抗联第五总队等部，突击到北宁路南活动，在路南各地秘密孟动的党员和抗联骨干纷纷起来策应。抗联第五总队，在几小股抗联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在滦县东西沙窝、泽坨、曾家湾、宜各庄、河南庄等地，进行过数次战斗，杀伤和牵制了日伪的有生力量，并攻克曾家湾据点，一举击毙伪军37名，余者溃逃。不久，抗联第五总队在路南发展到千余人。
包森率领的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同样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他们主要活动在长城内外的遵化县北部、兴隆的南部和迁西县境内。支队长包森，原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三十三大队党总支书记。1938年6月下旬，他随八路军四队挺进冀东后，奉命率第三营第十一连孤军奋战，以少胜多，过关斩将，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先后攻打了兴隆县的驴儿叫、双庙、黄花川、马圈子、佛爷来、龙井关、三道河子等据点，并在罗文峪口外药王庙设下埋伏，毙俘日伪军近百名，很快在兴隆县南部和遵化县北部的长城内外广大山区中，开辟出了一大片游击区。此时，第二支队已经发展到200多人，下辖两个大队。同时，通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和收编一些零散的抗联人员，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春，已发展到近800人，编为4个总队。第一总队百余人，总队长赖邦，是红军干部，活动在遵化县洪山口内外，直至兴隆县黑河川；第二总队百余人，总队长5EiE军，也是红军干部，活动在遵化县西北长城内外；第三总队逾400人，总队长张连富，活动在迁西、遵化一带；第四总队是收编的国民党第九路军的残部，队长刘四，总队百余人，活动在遵化县城东南新庄子、西庄、草场一带。
包森支队长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决心在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率领的第二游击支队转战在长城内外，巧妙地运用奇袭、奔袭、强攻等多种游击战术，灵活转移，相机出击，依靠群众，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从1938年冬到1939年春，这支游击支队先后攻克迁西县的撒河桥，遵化县堡子店、东新庄、平安城，兴隆县的半壁山、黄花川，玉田县的辘辘庄等重要敌据点，同时在遵化县的夏庄子、周桥子、刘备寨、万子峪、梁屯等地作战数十次，共歼日伪军几百人，缴枪数百支。在包森的出色指挥下，第二游击支队的干部战士们，士气高昂，在冀东反扫荡作战中，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先后三次攻克遵化县东新庄的日伪重要据点。东新庄是遵化县城南的大镇，日伪在东新庄建立据点后，经常出去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对我游击区构成很大威胁。群众痛恨已极，包森决计拔除这个敌据点。
1939年3月的一天夜里，在摸清敌情之后，包森率领17名战士，在“内线”关系配合下，出其不意地巧取了东新庄据点，将80多名伪军全部缴械。几个月之后，日伪军又在东新庄重建据点，继续作恶。包森又率部夜间奇袭，于这年的9月24日，二次捣毁了东新庄据点，杀死日军16名，俘虏伪军70多名，残余日军仓皇向平安城子逃跑，中途又被我游击支队歼灭。1939年底，日伪军再次恢复东新庄据点，而且将据点的围墙加高，并且配有炮楼和吊桥，戒备森严。
1940年初的一天，这个敌据点出动了60多名伪军去遵化领取给养。包森得知这一情报后，就率部在半途的洪水川一带设下埋伏，将这股伪军全部俘虏，并说服了被俘的伪军队长，由他带路连夜包围了东新庄敌据点。当地党组织趁热打铁，发动敌据点附近的群众和部分伪军家属，也前来劝降助战，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下，敌据点的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抗日军民最舌将这个据点烧毁。八路军第二支队的富有创造性的游击战术和战斗作风，对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是由单德贵(此人1944年叛变投敌)和赵立业分别率领的两支小股游击队伍合编而成的，单德贵为支队长，赵立业为政治委员，支队初建时不足50人，战斗力较差：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收编了一些抗联余部，组成了五个大队和一个独立营以及几支地方游击队。但这些队伍只是名义上的联合，并未实现统一领导指挥。这支游击支队，主要活动在乎谷县鱼子山、兴隆县雾灵山以及密云县东部山区。在日伪军疯狂的“扫荡”围攻中，他们与日伪军周旋作战，先后拔除平谷县将军关、南独乐河和密云县镇罗营等据点。
在反“扫荡”中，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开展伪军工作比较突出。驻冀东西部的伪军主力警防队第四区队，共1000多人，是由伪保安队改编而成的伪军队伍，下辖三个大队，分驻在蓟县、平谷城内及邦均、丫吉山、南独乐河等重要据点。
第三游击支队通过内线工作，同伪军驻丫吉山的大队长、驻平谷城内的伪军大队长和驻蓟县的伪区队长等建立了联系。这些伪军头目经常派“特勤”人员，给我第三游击支队送情报，还经常代买一些军用物资和弹药，为我第三游击支队的抗日活动提供一些方便。直到1940年开辟西部地区和创建盘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他们开展的争取伪警防队的工作，仍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伪军头目做工作，使伪军部分人思想有了转变，同情抗日，他们不仅为八路军提供准确情报，还能在物资上给八路军游击队以支持。伪军的一个头子董雄飞，还主动找我支队领导人会面，商量他们在出发扫荡我军时，如何关照八路等事宜。
1940年冬，由于日伪的连续进攻、封锁、扫荡，当时，我八路军初建的十三团很难解决冬装问题，通过做工作，伪警防队暗中从北平市内给我军第十三团做出了全团的军装，及时地解决了我军的困难。第三游击支队争取伪军的工作经验，曾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和表扬。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1月到1939年6月，我军与敌军先后共作战233次，其中主动出击105次，破坏敌人控制的铁路11次，歼灭日伪军1500余名，壮大了武装力量，锻炼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为以后坚持冀东斗争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阁老湾会议
1940年初，冀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走出低谷。尽管全区还处于很分散的小片游击区状态，小股游击队和八路军三个游击支队，只是零敲碎打地进行着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但是，还是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使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为此，中共北方分局和冀热察区党委，对冀东军民在抗战低潮阶段的顽强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姚依林同志于1940年写了《冀东抗日游击战争是怎样坚持的>文章，他写到：“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它是在敌人长期统治，而且通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统治之下的地方开展的游击战争”，“其次，就在于它是敌人的深远后方”，“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与特殊流动性。这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无后方的游击战争的一种形式”，“这一年半的斗争，用实践证明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它充分证明了共产党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的正确性”。他还说：“这一年半的斗争，正向我们说明，今后的冀东抗日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去，直到冀东成为反攻阶段中的前进阵地。”
1940年4月10日，我参加了北方分局的干部会议。彭真同志在分局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冀东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冀东既在相持阶段亦存在着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可能，反攻阶段其前途更伟大。但是必须在长期的吸残酷的工作和流血斗争中去完成。”他同时又清醒地指出：“新的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还是初步萌芽，绝不能错认为1938年的好形势，今天又到来了。”他明确提出：“今后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是巩固发展，但巩固与发展不可分，有时着重巩固，在巩固中发展；有时着重发展，在发展中巩固。只图发展，只图大干，不注意巩固，是‘左’倾冒险；只有巩固，不图发展，是右倾保守倾向。”彭真同志的这些指示，为冀东以后的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
通过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加之上级领导的及时指导，从此，冀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始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晋察冀军区的会议结束后，我及时返回冀东。当时，日伪正集中兵力，对冀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由于敌强我弱，形势非常残酷，加上去平西参加整训的干部还没有完全返回，这一切，都对我们进行反扫荡斗争，十分不利。
1940年1月，我们在遵化县阁老湾村，由我主持召开了中共冀东区党分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即后来人们称为的“阁老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冀东的区党分委委员、部队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周文彬、李子光、包森、刘诚光、丁振军、徐志、王少奇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军城会议”精神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在冀东要建立党政军统一的领导体制，建立盘山、鲁家峪新的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政权的建设和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大量发展新党员。
会议还决定，根据冀东的具体形势，肃清土匪，巩固原有的游击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建立多块、小块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具体讨论了建党、建军、建政、建立群众组织和实行正确的财经政策、减轻人民负担以及加强伪军工作、锄奸等项工作。
会议还决定，将分散在冀东各地的抗日武装，统一编成9个游击总队，即：第一总队长赖邦，教导员薛辉荣；第二总队长王正军，教导员张树先；第三总队长郑紫明，教导员杨春垠；第四总队长刘四(后改为第七总队)；第五总队长江士林，教导员于禾；第六总队长王化一，教导员王文；第七总队长耿玉辉；第八总队长傅兴(后为欧阳波萍)；第九总队长李振中，教导员孟桢。这九个总队统由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司令部指挥。同时建立地方武装，各县设县大队，领导县、区抗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
按照分工，会后由包森、李子光等率部队开辟盘山根据地，并且以盘山为依托，进一步开辟蓟平密地区；由我和国荣、徐志、李德昭等同志率部队开辟以鲁家峪为中心的丰玉遵地区；由周文彬、刘诚光、丁振军率部队巩固和发展丰滦迁地区。
陈群支队，在阁老湾会议后，率部队从平西返回冀东。他所率领的原八路军四纵队三十七大队改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二团，成为冀东大暴动后成立的第一个主力团，也归第十三支队司令部直接指挥。
阁老湾会议之后，北方分局和冀热察区党委、挺进军司令部，陆续派领导干部来冀东，进一步充实了这里的领导力量。同时，自1938年和1939年两次派去平西的党政干部和整训部队，经过学习和训练，军事、政治素质有所提高，也大部分返回冀东，成为开创冀东新局面的骨干力量。
为了加强政权建设，1940年1月底，冀东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东办事处(以下简称冀东办事处)，丁振军任主任。办事处的任务是，领导冀东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这是冀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关。同时，也加强了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先后成立了遵化县抗日民主政府，王常明(兰小川)任县长，辖党峪、东八保、新庄子等300多个村庄；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办事处，胡光为主任，辖鲁家峪、党峪以南至丰润县城以北，约200多个村庄。
·总之，经过全冀东军民的共同奋斗，此时，冀东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大大加强。我们感到，我们已经度过了艰苦的低潮时期，开始进入了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坚持创建抗日根据地
阁老湾会议之后，我们首先抓紧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冀东地区的长期残酷斗争使我们体会到，要在这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因此，创建根据地，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日伪军的战略任务。
早在1937年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和1938年冀东发动武装抗日大暴动之际，毛泽东就提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他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到了1940年，我们开始着手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冀东的情况与原来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改变原来的打算，灵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考虑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选址问题。这次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我们决定首先开辟长城以内的盘山、鲁家峪、腰带山地区，并且始终以这三个地区为中心向四处扩展。我们这样做，与毛泽东曾指出的创建长城以外的雾灵山区抗日根据地不太一致，主要因为长城以外日伪防范严密，我党的基础较差，我们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根据地的选择主要是在口内。在口外，日“满”统治势力则较强，这里虽有山地的好条件，但由于长城以外已被日满统治了七八年之久，日伪的统治势力较强，我们的部队不易在这里站住脚。而长城以内的人民在政治觉悟、经济条件、我党的工作基础等方面均较长城以外好。况且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是冀东土生土长的，与这里的人民有血肉联系。因此，我们先在口内建设抗日根据地，可以迅速地站住脚跟，有事半功倍之效。这就决定了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必然是先口内而后口外，不可能是先口外而后口内的。
此外，盘山、鲁家峪、腰带山三个地区，都靠近“通唐公路”北侧不远的浅山区，抗日游击队以这些游击根据地为支撑点，可以向四面出击，十分有利。向北，可以跨长城进热南；向东，可以渡滦河；向南、向西，可以直下冀东平原，逼北宁线，威胁平、津、唐大城市。
由于这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靠近日伪军的重要据点和交通干线，所以在这里只能临时安顿一些我方的军械所、卫生所、报社等后方机关，作为为部队提供暂时休整的隐蔽地。而我方的领导机关NIj长期随军进行游击活动，当时叫做“背包政府”、“马背上的司令部”。这几处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建立之初，就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遭到日伪军袭击。在后来敌人进行多年的“扫荡”进攻中，又总是受到重点摧毁而被迫不断搬家流动。
当时，冀东军分区的游击根据地，开始是建在丰润县的潘家峪，后来又搬到遵化县的鲁家峪、蓟县的盘山、兴隆县的王厂沟和五指山区、迁西县的东水峪、昌黎县的北部山区等地，而各分E及各县的小片游击根据地高度分散存在，则是冀东地区抗日薪击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们首先开辟的，是盘山根据地。盘山坐落在蓟县城西北9公里处，山后距平谷城15公里多，西边是北平，南边是天津。盘山山势险峻，林木茂密，面积达百余平方公里。从1938年起，盘山已经成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我军主力西撤后，八路军四纵队第三游击支队和几支重新集合起来的抗联小股游击队在这里继续进行活动。1939年秋，冀东整训队伍西去后，盘山地区一度空白，为当地土匪所盘踞。1940年初，按照“阁老湾会议”的决定，包森、李子光等带领游击队和一批地方干部，又到达盘山，进行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他们首先整顿了在盘山活动的游击队，收编了游杂武装，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紧接着，相继肃清了在这一带为非作歹的蒋德萃、白老七、白老八部等20多股，约有600多人的土匪队伍，并除掉了作恶多端、屡教不改的惯匪首领，稳定了抗日秩序，随即建立了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
在盘山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中，我们又抓住肃清匪患后的有利时机，积极向四周扩展游击区。同时，包森、李子光等还积极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同时，对反动地主武装联庄会，开展分化瓦解工作，对其中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镇压，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进一步发动了群众，迅速打开了盘山四周的抗日局面。
盘山大片游击区的开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必须迅速提高军政干部的素质。为此，1940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在盘山砖瓦窑举办了两期军政干部训练班，还建立了盘山地区八路军政治处和随营学校。在这里，军政干部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经过短期培训后，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随即分赴各地开辟新区。
与此同时，抗日游击队也频频出击，在蓟县、平谷、密云、三河等县，发展、扩大了大片游击区。同年4月15日，冀东西部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权——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政府成立，王少奇任县长。同时组成了中共蓟平密联合县委员会，李子光任县委书记。在平谷县，以鱼子山为中心，也开辟成一片游击区，并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为了在冀东西部进一步扩大游击区，我们又派出干部开辟蓟县的平原地区，当年6月，成立了·蓟玉宝办事处”，冯寿天任主任。同时，又在宝坻县的宝芝麻窝、宝船窝等蓟运河沿岸村庄，开辟出一片隐蔽游击区。
区党分委还决定，在遵化县鲁家峪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鲁家峪在丰润、玉田、遵化三县的交界处，是一个很大的山村，周围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中心村鲁家峪有400多户人家，中心村周围还有东峪、西峪、北峪等10多个山村，号称“九沟十八峪”，共有约1万多人口。这里山势复杂，沟壑纵横，并且有许多火石洞可供隐蔽，是开辟根据地的理想地方。阁老湾会议之后，我和徐志率开辟这个地区的党政干部和游击队，及时进入鲁家峪。我们先从消灭这里的土匪人手，安定社会秩序，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我们开始在这里扎住了根。同时，又通过上层关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村政权，组织青年报国会等群众团体。
鲁家峪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粗具规模后，我们便继续向西、向北，开展成了两大片游击区。随即，又在沿长城一带之遵化、兴隆两县之间的洪山口、迁西县的三屯营、撒河桥、滦河北和东五堡一带地区，建立了迁遵兴联合县政府，辖四个区、200余个村：同年3月，丰玉遵联合县办事处改为联合县政府，根据地政骰进一步得到巩固。
腰带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丰润、滦县、迁西三县交界处以腰带山为中心的游击区。这里曾是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的中心区，我军主力西撤后，八路军四纵队第一游击支队和抗日联军的余部，始终坚持在这一带活动，因此，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到1939年10月，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冀东抗日民主县政府——丰滦迁联合县政府，同时组成中共丰滦迁联合县委员会。阁老湾会议后，周文彬、丁振军、刘诚光率第五、第九总队进人这一地区，与早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陈群会合，同当地的干部和游击队积极出击作战，肃清了在迁安县崇家峪一带高奎武部土匪，稳定了抗日秩序。同时，地方党组织和政权也加强工作，建成了以腰带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大力向四周扩大游击区。接着，我们又派出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向北宁线、唐山、丰润县之间及北宁路以南隐蔽发展，开辟出许多块隐蔽的抗日游击区。
阁老湾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使我们开辟建设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心大、措施得力，经过半年多的顽强斗争，冀东的游击区域有了很大发展。到1940年夏天，在全区初步形成了东西两大块抗日游击区。西部游击区，东起遵化县之马兰峪，西至白河东，长约75公里；南起蓟县、三河县境，北至兴隆县，长约60多公里；东部游击区，东起滦河，西至玉田县城东，长约60多公里；南起北宁铁路、滦县境，北至兴隆县、青龙县境，长约100多公里。在这两块游击区里，我们建立起了五个抗日县政权，1600多个抗日村政权，人口近百万。全区有共产党员1300多名。
1940年7月4日，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命令，为了加强对冀东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撤销了原“晋察冀边区冀东办事处”，在冀东建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称冀东专署)，焦若愚任专员。
我们在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扩大游击区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斗争异常艰苦，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献身抗日事业。1940年2月间，日伪军进攻丰滦迁地区，在迁西县二拔子战斗中，丰滦迁联合县政府第一任县长芦启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此次战斗共歼日伪军50多名。芦启明牺牲后，魏春波继任丰滦迁联合县长。
同年5月5日，日伪军又集中4000多兵力对我方三块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10日，在盘山大石峪战斗中，我第十三支队副司令包森负重伤，数名战士牺牲。6月4日，在腰带山南麓郭庄子战斗中，我第十三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陈荻和供给部长阎锡久牺牲。6月8日，在迁西县王庄子南山战斗中，第二任丰滦迁联合县长魏春波为保卫抗日游击根据地壮烈牺牲，年仅50岁。
魏春波，1890年生于冀东的迁西县西庄村，1933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他四处奔波，宣传抗日，组织发动群众，为了抗日大业，全家先后有五位亲人在抗日斗争中牺牲。冀热辽军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向魏春波烈士敬献了大幅挽联：“为革命牺牲一切，毁家纾难，死兄死弟死妻死女，鲜血洒遍燕山麓；与倭奴搏斗数年，捐躯殉国，成仁成义成英成烈，勋献洋溢滦水滨”，深切悼念为抗日献身的烈士。
发展壮大主力部队
我们在对日本鬼子的残酷斗争中深切体会到，要想开辟、创建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前提是必须有效地打击日伪军的有主力量，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主力部队。然而，我们面临的是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和一大批伪军，他们不论是在部队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比我们数量有限的而且是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都具有强大的优势。
1940年初，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时，冀东的全部武装力量只有1500人左右，除了与日伪军作战外，还要分散到三个地区去，剩灭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仅1940年2月一个月，各地游击队与日伪军作战达227次，共毙俘日伪军479名，缴获机枪5挺，步枪300余支，鼓舞了军民士气，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前期，我们八路军和抗联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就是这样逐步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
从1940年5月5日起，日伪军集中4000多兵力，分几路向我军发起进攻。其中，一路1000余日伪军，从迁安县和喜峰口出动，进攻我丰滦迁地区；一路1000余日伪军，从遵化、玉田、丰润出发，进攻我丰、玉、遵地区；此外，有两千余日伪军，进攻我冀、平、密地区。与此同时，驻伪满地区的日伪军及驻伪蒙疆地区的日军第二独立混成旅，也集结兵力到长城线上，与华北的日伪军相配合，对我根据地进行“讨伐”。敌人还广泛修建公路，大量增设日伪据点，妄图分割、封锁我抗日游击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为了保卫我们的根据地，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分区扫荡进攻，我冀东各地的游击队，在广大抗日群众的支持、帮助下，运用毛主席提倡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与日伪军辗转作战，英勇杀敌，从当年5月5日至6月10日，先后共进行反扫荡作战47次，毙伤日伪军1500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400余支，打破了敌人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全歼我抗日武装力量的梦想。
1940年6月间，正值日伪军向我抗日游击根据地疯狂扫荡之际，于1939年底去平西整训的十二团第一营和第三游击支队共千余人，返回冀东西部，立即投入了反扫荡斗争。他们从这年的6月20日至7、月7日，共进行大小战斗56次，有力地粉碎了日伪军对盘山和鱼子山根据地的扫荡。7月4日，在盘山西麓的白草洼，包森、曾克林指挥我军主力十二团一部和抗联第六总队，一战全歼日本关东军武岛骑兵中队70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50余支、战马70多匹，在冀东首创游击队全建制地消灭日军的战绩。
在创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斗中，冀东的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1940年7月25日，撤销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番号，成立冀东军分区，任命我为军分区司令员，包森为副司令员，李楚离为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对冀东的部队和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有的九个总队中的第五、第九总队充实到第十二团，编成第二营，江士林任营长，于禾为政治教导员。将邓文彪部编为第三营，邓文彪任营长；将第一、二、三、四、六、七总队编成第十三团，由包森兼任团长和政治委员，洪涛任政治部主任，娄平任党总支书记，新编成的十三团辖三个营。
整编后的冀东主力部队，第十二团主要坚持冀东东部，第十三团和第三游击支队坚持在冀东西部。从此，冀东地区初步实现了由多股、小股游击队，发展成地方兵团的计划。有了主力部队后，又在各县、区着手建立基干游击队，以支持地方工作和配合主力作战。
我们新建立的主力部队，仍然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众多的日伪军相周旋，抓住机会给予痛歼，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当年7月27日，陈群率第十二团团部通讯排和特务连，以及节振国率领的工人大队，共120多人，夜袭了开滦赵各庄矿的伪矿警队，毙伤矿警数人，余者大部被俘，缴获步枪百余支。时隔不久，曾克林又率第十二团主力东进，向丰玉遵、丰滦迁一带出击，连续攻克玉田鸦鸿桥、丰润县三女河及任各庄等据点，毙俘日伪军500余名，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在与日伪军作战中，我主力部队损失也比较大。1940年7月28日，在滦县上尤各庄战斗中，抗联工人大队队长节振国牺牲，终年仅30岁。他是山东省武城县刘营村人(现属河北故城)，1910年生，14岁随父逃荒到唐山，在赵各庄煤矿当童工。1938年春，参加了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任工人纠察队长，曾刀劈过前去他家里抓捕他的日本宪兵数人，他的英勇事迹，轰动了整个唐山。1938年7月，他带领部分矿工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被我任命为特务大队大队长。我军主力西撤后，他率部在榛子镇以北腰带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193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节振国忠于革命，忠于党，机智勇敢，是冀东著名的抗日英雄。他的事迹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并提出要接见一下这位工人出身的抗日英雄，可惜这一指示传过来时他已牺牲了。我对节振国同志的英勇牺牲，极为痛惜，因为我和他接触较多，了解他是一个党性很强、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他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后人泪沾巾”。
节振国同志牺牲后，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指示文艺工作者编写节振国的英雄事迹，被刊登在《中国工人》刊物上，在解放区广为流传。60年代，唐山京剧团推出了现代京剧“节振国”在全国上演，歌颂了这位传奇式的抗日英雄。
继续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
在孤悬敌后的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当时的残酷环境看，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此，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特别关注。194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总结冀东的工作和今后任务。
彭真同志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目前应继续巩固和发展，要巩固已有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新的、更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力求形成大块区域；必须注意游击队的壮大与巩固，应派出游击支队向新区域活动，组织各县区或乡的地方武装；同时，应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他特别强调，由于冀东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应把敌伪军及敌区工作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曾在北岳区召集挺进军和冀东部分领导干部会议，对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和八路军第四纵队撤离冀东问题作了全面核查和总结，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信心。聂荣臻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指出：冀东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中央高度重视冀东的开辟工作。冀东的群众基础很好，地方党的工作很有成绩，对坚持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因此，在冀东建立一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彭真、聂荣臻同志的讲话，为我们在冀东创建大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当时，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东西两部分，还处于分割状态。夹在中间的玉田县，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开辟。虽然有局部通道可以联系，但整个根据地是葫芦形状，玉田成了一个“瓶颈”。此外，在北宁路以南的抗日游击区，也被北宁路分割着。为了将东西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冀东主力部队利用青纱帐期间，分别从东部和西部，同时向中部地区出击。第十二团主力东进，连续攻克玉田、丰润境内的一些敌据点。第十三团沿蓟运河南下，连克蓟县南部的上仓、下仓两镇，宝坻县境内的三岔口、新安镇、八门城、林亭口，以及宁河县的张头窝等据点，开辟了蓟县南部和宝坻县北部地区，进一步扫清了敌人分割两块区域的障碍。
从1940年8月20日至同年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大规模的交通大破袭战役，即著名的“百团大战”。根据“百团大战”的部署，我冀东主力部队自8月下旬起，向北宁线广泛出击。第十二团于同年8月22日，突然包围了开滦煤矿的赵各庄矿、唐家庄矿和北宁线上的古冶车站。各据点的日军全部被我军击毙，伪军和警察大部被缴械，共计缴获步枪百余支和200多箱黄色炸药。9月初，我军又在丰唐公路上的任各庄设伏，全歼日伪军200多名。接着，又在宝庄、常各庄等地毙伤日伪军300余名，并连续攻克唐山市郊区曹家口、张官屯，曾一度袭人唐山市内，给日伪军以很大威胁。经过我军这次配合“百团大战”对北宁线的出击，打通了与北宁路南游击区的联系。
第十三团和第三游击支队在蓟县、平谷县、三河县、遵化县等地出击。8月22日夜，十三团主力一部奔袭蓟县城关，歼灭日伪军一部。第二天乘胜向西北进击，在东山庄一带击溃日伪军200余名，并连续追击30余里，直抵平谷城郊。同日，第三游击支队一部袭人平谷城西南的鲁各庄，全歼伪军40余名，另一部攻克平谷城西北之胡家营据点，毙俘伪军60余名。9月初，十三团一部在乎谷县杨家会村，击溃日伪军200多名，之后，又在三河县杏仁庄和蓟县南部歼灭“防共自卫团”数百人，缴枪250余支。
1940年9月1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这期间，我们发动冀东民众万余人，积极参加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施，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东部地区民众，在主力部队掩护下，利用三天时间，将北宁线开平至古冶段铁路及其各公路、桥梁和通讯设施大部破坏，造成北宁铁路数次停车。西部地区民众，将蓟县至平谷县、密云县之间的公路、电线全部破坏；迁(安)、青(龙)、平(泉)地区民众数千人，在喜峰口至平泉、董家口至青龙、宽城至东大地的几百里长的公路上破坏敌人交通，搞得敌人动转不灵、被动挨打，我主力部队则连战连捷。·
1940年11月之后，敌人开始对我进行疯狂报复，全冀东地区出动日军6000余名，全是日本关东军的作战部队，他们又纠集大批伪军，对冀东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我冀东军民同仇敌忾，奋起进行反抗。针对敌人重点进攻的丰滦迁、蓟平密等游击根据地，我们指挥军民奋起保卫根据地。从这年的11月至12月，先后与敌作战30多次，攻克敌人据点多处，毙俘日伪军600余名，缴获机枪2挺，步枪300多支，毁汽车6辆，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在这期间，我除了指挥全区军民与敌作战之外，还先后率第十三团沿蓟运河南下，连克数敌据点，开辟了蓟县南部和宝坻县北部地区。之后，又率第十二团和丰滦迁联合县支队，先后攻克迁滦卢境内的安各庄、雷庄、九百户、卑家店等据点，有力地配合了路南地区的开辟工作。
冀东军民的广泛出击，不仅歼灭和牵制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而且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也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到1940年秋，冀东抗日武装发展到3720人，其中主力部队2800人，县区游击队920人，到这年11月间，第三游击支队编入第十三团。我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
“百团大战”之后，西部之蓟平密联合县向北伸向平谷县、密云县、兴隆县的深山区，向南伸向蓟县平原和三河县、宝坻县地区。同年10月，我们将蓟平密联合县一分为二，以原蓟平密西北办事处为基础，建立了平密兴联合县政府，南部建立了蓟宝三联合县政府。同时，我们为了向北宁路南和滦河以东地区发展，冀东区党分委于1940年9月派张振宇等同志进入路南开辟新地区，并组建了一支40余人的游击队，伏击伪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同年11月下旬，在迁安、滦县、卢龙三县交界地区，建立了迁滦卢联合县办事处，高敬之任工委书记，张振宇任办事处主任。下辖两个区，路北为一区，路南为二区。
1940年秋，晋察冀军区派主力部队第七团和第十团开辟平北地区，并向热河西部地区出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我冀东游击队也乘机奋勇出击，打击日伪军。日伪军在出重兵扫荡平北地区的同时，又在热南地区兴隆县雾灵山、五指山区扩大制造“无人区”。
在都山地区，我第三总队特务队指导员周治国，率领游击队在都山西部的马尾沟、孤山子、龙凤沟等地，发动群众，抓住有利时机袭击敌人，不仅扩大发展了游击队，而且还在都山南麓开辟出了一大片抗日游击区。
1940年底，随着冀东大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全区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建立起了7个县级的抗日民主政权，辖行政村3000多个，人口约110万，共产党员已发展到6000多人。农村也普遍建立了“青年报国会”、“妇女报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会员达10万余人。为了加强领导，中共冀东区党委于这年底分设东、西部两个地委，东部地委书记周文彬，西部地委书记开始是李子光，以后为田野。
盘III会议
1940年，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根据地的建设已粗具规模。因此，摆在冀东党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进一步抓好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工作。当年4月，在北方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彭真同志特别指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方针，是巩固和发展。有时着重巩固，有时着重发展。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
冀东区党分委于1940年12月底，在盘山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区党分委、军分区、专署主要领导干部以及部分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区党分委书记李楚离主持。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两年来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经验，分析游击战争的形势，并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和冀东的形势，确定冀东今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并决定加强游击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群众工作，推行合理负担和整顿财经工作，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和开辟新地区等方面的工作。会议后期，我们还召集各县长专门讨论了政权建设及推行合理负担问题。
这次会议后，全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进入了在巩固中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我们着重抓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冀东大暴动后，我们曾经建立过11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四纵队西撤后，这些县政权随之解体。随着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逐步扩大，抗日游击队的后勤保障、群众的组织发动以及根据地抗日秩序的维护等项工作，都迫切需要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而对此项工作，冀东党是有丰富经验的。
因此，从1939年夏开始，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舍身台举行会议，讨论建立政权问题。为进一步取得经验，我们决定自下而上地先建立基层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建立区、县政权机构。会议决定由丁振军负责筹建政权工作，并且在丰润县北部皈依寨进行建立村级政权的试点。
不久，我们在丰润北部的小岭瞿、遵化南部东八堡一带，试建了两个区级政权，同年10月，又建立了丰滦迁联合县政府，辖三个区，100多个村庄。经过1940年全年发展，全冀东地区先后建立起了七个联合县抗日政权，共辖村庄3000多个。同时，冀东地区的政权领导机构——冀东办事处，也逐步完善起来，办事处主任为丁振军。
在政权建设中，我们坚持从斗争实际出发，根据冀东的特殊情况，保持了“两面政权”的形式。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我军不能实行大面积占领，因此，在冀东当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情况：即村级政权，实行两面应付，叫做“两面政权”。我们通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掌握政权中的上层人物，利用伪保甲组织，进行抗日工作，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办事员和武装班长，作为“两面政权”的最初组织形式。由办事员专门负责组织抗日斗争，并负责监督伪政权工作。这就是在当时冀东绝大多数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的“两面政权”。
“两面政权”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亲日的“两面政权”，其主要是为日伪军服务，对抗日政府则是应付；一种是中间的“两面政权”，办事员能左右局面两边应付；一种是抗日的“两面政权”，“真心向我，假心向敌”。当然，在抗日游击根据地内部的村政权，则是真正抗日的村政权。到1940年底，我抗日根据地的3000多个村庄中，抗日的“两面政权”已发展到50％以上。
我们在斗争的实践中还体会到，随着抗日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必须逐步加强。由于日伪军依靠其优势的兵力和武装，占据着冀东地区所有的县城和集镇，控制着交通要道，而我方的抗日根据地，只能在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各县边界地区的农村和山区，因此，抗日县政权采用的大多是联合县建制，县、区政权与日伪县、乡政权并存。而且由于日伪军不断地围剿、扫荡，我方的县、区政权机关，没有固定驻地，大多处于流动“游击”状态。机关设置也简单，开始，县级政权一般只设县长一个，秘书一人，没有科室设置，后来形势好转了，才增设财粮、民政等科。
区级政权初为总区，设总区长一人，其下根据所辖区的大小设若干分区，分区设分区长，由分区领导各村。县、区政权虽然设置简单而且流动性大，但却担负着繁重的抗日战勤动员、扩兵、征粮征款、部队和地方的供给、抗日游击根据地内的治安保卫和民刑案件的处理、文化教育及民兵、群众团体的组织领导等工作。根据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和冀东的具体情况，盘山会议还对冀东政权建设做出了以下决定：
第一，统一县、区、村政权的组织机构。县设县政府，县政府内除秘书外设民政、教育、司法、财政、保安等科室和军用代办所。新开辟的地区和干部尚不具备的县，可先设办事处，办事处设主任，为县级政权机构，待条件具备后再改为县政府。县以下设若干区，区设区公所，取消总区和分区。区长以下设财粮、民政、教育等助理员，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由于区辖村过多不便领导，各区又设若干中心村，中心村又辖若干自然村。村政权普遍设办事员和武装班长，条件好的村可逐步建立村代表会。
第二，统一全区各级人员的津贴待遇。开始曾规定县级以上为16元，区长、科长、秘书14元，助理科员12元，通讯员10元。后来，为减轻群众负担，此项制度没能执行，仍继续实行战士和各级干部之间差别不大的津贴制度。
第三，建立会议、汇报制度和法制建设。制定颁发《合理负担暂行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烈属条例》。
第四，建立财政制度。改变过去不定期征收状况，规定每半年征收一次；区不存款，一律上缴到县政府，由县政府印制征收粮款的三联单；实行定量供应，印发粮票，统一支用，并建立预决算和会计制度，实行统筹统支。
第五，民兵和地方武装划归县政府领导。从1941年春天开始，冀东地区各县均按照盘山会议的精神，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进行整顿，从而统一了县、区、村政权的组织机构，建立了各种制度，浪费现象普遍减少。地方武装统一由县、区政权领导，可直接发挥地方政权指挥部队，打土匪、除汉奸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巩固政权和开辟地区工作。这期间，冀东政府还颁布了《惩治及奸条例》，增设了专门锄奸保卫机构，使锄奸保卫工作得到加蠢，明确规定了对汉奸逮捕、审讯、处理等手续和权限，有效地制止了滥捕滥杀现象。抗日民主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法令的实施，受到冀东地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抗日民主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为提高。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到1941年上半年，在腰带山、鲁家峪、盘山、鱼子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基层政权，已大部分成了抗日政权。但是，不论是抗日政权，还是游击区的“两面政权”，都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指派的。
抗日群众团体蓬勃发展
为了坚持冀东地区的持久抗战，我们除了注意加强主力部队建设、政权建设外，还特别注意了抗日群众团体的建设，并使之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一大特色。之所以能有这个特色，主要是因为冀东地区党的工作有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这里从1922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成为北方地区工农革命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是通过冀东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通过广泛的抗日宣传和有力的统战工作，救国会、自卫会等抗日的群众团体遍及冀东城乡，群众性的抗日活动十分踊跃。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深厚基础也没有被摧毁和被削弱。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人民群众，像大海一样给游击队提供了广阔而又隐蔽的活动天地。那时，日伪军在军事上进行频繁的扫荡“清乡”，经常利用拂晓进行围村搜查。有时一夜之间敌人要反复搜查五六次，游击队一夜间要转移几个村庄。许多游击队员化装隐蔽在群众中。日伪军每到一村，他们都要召集全村居民，按户口册点名，或者叫妇女去认领亲属。每遇到这种情况时，群众会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地掩护游击队员妇女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方抗日武装游击队员和干部，当成亲人认领，有的老大娘、老大爷宁可先不认领自己的亲儿子，却把游击队员当成自己的儿子认领走。有的青年妇女，为了掩护游击队员脱险，在日伪军严厉威胁面前，从容不迫地将游击队员认做自己的“丈夫”领走，使敌人的搜查阴谋一次次被挫败。
但是，日本侵略者也从无数次的失败中感觉到，要消灭与他们作对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仅仅依靠军事进攻取胜是不可能的，必须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八路军的“鱼水关系”。1939年，驻唐山的一个日本宪兵队长给伪军训话时说：“必须千方百计地进行‘民匪分离’的工作。”于是，日伪军强迫农村青年，分期分批到敌伪据点“受训”，宣传“中日亲善”，进行奴化教育，简称为“青训”。
他们还组织爪牙成立“棒子队”，对受训表现“不好’’的青年进行毒打。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事与愿违，更引起了各阶层群众的抵制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所谓“民‘匪’分离’’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使共产党、八路军更加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之中。
阁老湾会议之后，我们就深深感到，对冀东地区的群众工作，我们还重视不够，缺乏明确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许多工作都只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安排。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的开展，对此，我们必须引起充分重视。
针对日本侵略者在全区推行“青训”的情况，中共丰滦迁联合县委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开展有组织的反“青训’’斗争。专门成立了“青年报国会”。这个名字是我提议的，这是个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组织，各阶层群众都可以自愿加入。“青年报国会”的纲领是：不当日本的“亡国奴”，反对“青训”，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学习文化知识和宣传抗日道理，领导青年反“青训”斗争，模范地执行抗日政府的法令，帮助抗日政府进行救灾、优抗、劳军、代耕等各种抗日动员工作。青年报国会中的一些骨干、积极分子，还经常配合游击队抓汉奸、打埋伏，袭击日伪军。由此，又进一步组织起青年武装报国队(民兵的前身)。
武装报国队，怀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依靠熟悉的地理环境，用劣势的武装，有力地打击了前来讨伐扫荡的日伪军，积极配合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形成了一支新的、富有生气的武装力量。到1940年底，冀东地区东部各县普遍建立了青年武装报国会，西部地区沿用救国会名称，有的地方叫自卫军。在北宁铁路以南地区，成立了昌滦乐抗日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教师组成，活动于乐亭县的东南部和西部胡各庄一带学校中，进行抗日宣传，还翻印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歌曲等。冀东的群众抗日团体，是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和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逐步发展起来的。
当群众性的抗日高潮在全区出现时，冀东的广大妇女也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斗争。1940年初，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在进行妇女工作时，由于当时没有妇女干部，只有男干部去做妇女工作，如老党员张志全就当过“妇女主任”。到这年的9月份，便成立了由女干部范维存、高田、延生等负责的妇女报国会。西部蓟宝三联合县也相继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妇女干部陈大光为主任，杨晓峰、张和慈为委员。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动各阶层妇女，支援各项抗日活动，维护妇女自身权益；组织妇女学习文化，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
此外，还有小学教员报国会和儿童团等。儿童团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监督坏分子、组织儿童大唱革命歌曲以及学习革命、抗日的道理等等。到1940年底，冀东地区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群众已达10万多人，成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一支雄厚的群众力量。
为了加强对全区群众团体的领导，经冀东区党分委研究决定，根据地内的群众组织统称为报国会，取消原来救国会的名称；边缘地带的群众抗日组织名称，可不必统一。可以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在日伪控制较严的地区，可以采用较为灰色的形式，组织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
冀东地区群众抗日团体的普遍建立，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群众抗日斗争的发展。
积极推行合理负担政策
从1940年春季开始，我们在冀东抗日根据地积极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并把此项工作，看做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来抓。因此，在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之后，减轻人民负担，提高群众生活，便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的指示，推行合理负担，是当时在冀东改善其中生活的主要经济政策。
在广大冀东地区，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同时，还把持着村政权和地主武装，他们横征暴敛、乱行摊派，广大贫苦农民负担沉重。
当时，所有农村税收和公用开销，均按农民所占有的地亩数平均摊派，有的则按人口平均负担。无论是按地亩数平均摊派，还是按人口平均摊派，结果都是把大量的沉重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群众的生活。
原来那种按土地和人口面积平均负担的办法，从表面形式上看，似乎很合理，实际上，极不合理。其原因是：首先，地主占的土地，都是肥沃的高产田，贫民占的土地，则都是贫瘠的低产田．因此，只按面积分摊负担，是不合理的；其次，地主普遍把持村政权，他们利用权势，对自己的土地数量，不报、少报，可以逃避负担；第三，山地不计负担，实际上，山区为地主所有，他们种果树，收益很大，却不计负担，更不合理；第四，地主人少地多，贫农人多地少，因此，按人口计算，也不合理。
为了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废除旧的平均摊派制度，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各户收人多少，规定按收人多少的比例，合理负担。
我们从1940年春季开始，首先在丰润县小岭瞿及遵化县东南一带地区，试行“四级合理负担条例”。
同年夏秋之间，便在丰滦迁南部、丰玉遵西南部以及蓟县盘山一带，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四级合理负担条例”规定，收入200斤粮食，折为1标准亩，按每人平均占有标准亩数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3亩以下为一级，3亩到7亩为二级，7亩到10亩为三级，10亩以上为四级。实践结果证明，此条例规定过于简单。比如，没有规定免征点，连最苦的农民，也有负担，因此，农民得利并不大。按此条例执行，等级之间的差数太大，地主、富农也负担过重，不利于我们争取上层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再加上在执行中，存在着强迫命令的现象，因而，此项工作开展不利。
为此，1940年12月，我们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四级合理负担条例”，改为“十二级合理负担条例”。这个方法虽然公平、合理，但计算过于复杂，操作性差，基层干部难以掌握，普遍反映在基层行不通。不久，这个条例便停止执行了。
我们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1940年底，我们便在盘山会议上，总结了推行合理负担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接着，又制定了“十三级合理负担暂行条例”。
“十三级合理负担条例”规定，将土地、果园、工商业等一切收入，均按市价折为标准亩计算，征收负担将一至一百亩，划为十三个等级。人均收入不足100斤粮食者，不计征收。同时还规定，租佃土地的租率占总收入50％以上者，全部由地主负担。租占率占总收入25％至50％者，地主和佃农，各负担一半。债权人，以其利息收人按市价折合，足1标准亩的，按1．5亩计算负担，足5亩以上者，每亩按2亩负担。对军、工、烈属按新规定等级，扣除1亩免征。
为了更加合理、公平，我们组织力量，首先开展了查黑地运动，普遍丈量土地，重新登记，评议等级，为开展合理负担工作奠定了有利基础。
我们在盘山会议之后，把推行合理负担政策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在丰滦迁、丰玉遵和蓟县等较为稳固的地区，积极推行十三级累进的合理负担条例。考虑到抗日游击战争环境恶劣，无法过细地算账，因此，在贯彻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允许各地区在执行中不尽统一，可以采取变通办法。但无论采用哪种办法，必须从根本上废除不分土地好坏、收人多寡，按地亩或按人口平均摊派的旧制度；必须减轻贫雇农、中农的经济负担。这就使贫苦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理负担办法的推行，发动了群众，使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使上层人士和旧办公人员，滥用权势贪污自肥等现象，也大为减少.
50．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1940年，是冀东抗日根据地大发展的一年，因此，对冀东人民来说，也是春回大地的一年。通过同志们不懈的努力，这一年，大块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各项工作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与壮大，引起了日伪军的震惊和恐慌，因此，从1940年的冬季开始，日伪军便又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攻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的12月16日，日伪军首先重兵扫荡了盘山根据地，将蓟县花峪村的民房全部烧毁，屠杀群众48人。12月下旬，日军又出动飞机对盘山根据地进行狂轰滥炸。
紧接着，1941年2月16日，驻唐山、遵化、玉田、丰润等据点的日伪军，又将鲁家峪抗日游击根据地包围。1000多名日伪军闯进鲁家峪大庄村，将70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驱赶到龙王庙前的大干河套里，敌人强迫青壮年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寒风刺骨的雪地里，并且用木棍、枪托和皮鞭毒打妇女和儿童，先后打伤30多名群众，烧死9人，同时，还烧死老百姓的大牲畜26头，烧毁房屋1931间，全村的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均被抢掠、焚烧一空。
与此同时，日本鬼子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潘家峪村，坐落在腰带山东麓，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腹地。这里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是冀东最早的堡垒村之一。我冀东党政军首脑机关经常在这里驻留，并且在这里设有八路军的修械所、印刷厂和被服厂等，主力部队也经常在这里休息和整训。
在基层党支部的领导下，这个村成立了青年报国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他们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个村的民兵很厉害，小股日伪军、特务到这里骚扰，往往都被歼灭。从1938年到1940年期间，日寇先后对这个村进行了130多次扫荡，均遭到失败。因此，日本鬼子把这里看做眼中钉、肉中剌。
1940年11月，唐山日本守备队指挥官玲木其久，召集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以及遵化、玉田、滦县、迁安、卢龙、抚宁各县顾问、守备队长开会，决定了血洗潘家峪的方案。
1941年1月24日，佐佐木二郎接到唐山日军华北方面军直辖27师团第一联队的命令，命令他立即扫荡潘家峪村。
第二天，即1941年1月25日拂晓(农历腊月二十八)，唐山的日本顾问玲木其久和日军驻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率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的3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潘家峪村，逐户抓人，把村民们全部赶到村西的一个大土坑中，老人和儿童行动不便的被当场刺死。
日本鬼子在西大坑周围和路边架起了机枪，想集体屠杀潘家峪的村民。佐佐木二郎满脸杀气地逼问村民：“谁是八路?八路军的机关在哪里?”老百姓怒目而视，拒不回答。日军恼羞成怒，便开始枪杀群众，并企图将群众活埋在大坑里。群众开始英勇反抗，有十几个枪杀群众的日本鬼子，被群众打死。
于是，鬼子们改变了屠杀方案。几个小时后，日本鬼子在地主潘家大院里，铺上松树枝子、玉米秸子和柴草，浇上汽油。紧接着，就用刺刀逼着村民们进了这座大院。
日本鬼子在大院的房顶上、大门口和四周围墙上，全架起了机关枪，地下铺满了洒上汽油的干柴。
被包围的村民，眼看日本鬼子要下毒手，有人便自发地高喊起来：“乡亲们，日本鬼子对我们要下毒手了!我们不能等死，大家往外冲啊!”于是，村民们立即向大门口冲去。
佐佐木二郎立即下令开枪射击。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村民们的愤怒，人群中，又有人高呼：“乡亲们，和狗日的拼啦!”于是，人们抄起窗棂子，抓起砖头瓦块，与日伪军展开了生死搏斗。
顿时，日伪军的机枪、步枪从四面八方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哥火，日军又把一捆捆点着火的玉米秸子向大院里投去，浓烟滚滚动．烈火腾腾。人们在枪林弹雨和烈火中纷纷倒下。但英雄的潘家峪人民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他们一次次地向大门冲去，50多岁的老民兵潘国生大吼：“青年们，跟我上!”他带头猛扑到日军机枪射手跟前，一脚将日军踢开，顺势夺过了机枪，不顾一切地向敌人扫射，跑在他身后的十几名年轻人乘势冲出潘家大院，而潘国生却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
村民潘树密的母亲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日伪军向她们投掷手榴弹，几名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向日军扔去。村民潘善绪用石块将一名日军击倒后，乘机跳出院外，逃向山中。
日军在潘家大院进行大屠杀的同时，还在村里将事先拉去为其做饭的30多名青年妇女集体烧死在一个白薯窖中。天将黑时，日军从村外南山坡搜出32名妇女和儿童，全部用刺刀挑死，将尸体焚毁。然后，日军在村中横冲直撞，到处抢掠，并纵火烧房，使整个潘家峪火光冲天，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潘家峪惨案发生后，冀东军民万分悲愤。第二天，冀东党政军机关派人慰问受难乡亲，并发动附近各村群众500多人安葬死难同胞，其中有800多具尸体己无法辨认，只好分别安葬在四座大坟中。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为死难者举行了公葬仪式，参加公葬的人们和幸存的潘家峪村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为死难的亲人报仇!”并由潘村平、潘化民等7名幸存的青年，成立了潘家峪青年复仇队，邻村青年也纷纷报名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全体复仇团的战士，决心同仇敌忾，为潘家峪的乡亲们报仇。
1941年3月，冀东军分区正式命名这支队伍为“潘家峪复仇团”，并给他们发了武器，进行了简单的培训。他们的任务，就是配合冀东抗日部队，转战杀敌。在以后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参加战斗150多次，歼敌1021人。特别是，他们在甘河槽战斗中，直接击毙了制造潘家峪惨案的元凶佐佐木二郎，为受难同胞报了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