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985年，北京市首推“禁摩令”，22年后的2007年，广州经过15年“渐进式”的推进，开始在市区全面实施禁摩令。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州在城市发展中遭遇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街面“两抢”等棘手问题，成为此项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因。
因为灵巧和快捷，摩托车载客曾占据了广州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官方统计，广州曾经有约10万摩的司机，而这还是保守估计。禁摩令后，“十万大军”面临去与留的艰难生存选择，而他们车座上的乘客，也在不断的变动中找寻着与这个城市重新建立联系的方式。原南都记者袁小兵采写于2007年的这篇特稿，选取一位摩的司机和他的老乡乘客，细腻状绘了分属不同阶层的两人禁摩前后的变化，以及各自的“异乡寻梦记”。他们，只是偌大城市里的横切面之一。
截止到2014年，全国禁摩限摩的城市已达204个，与其相关的争议与是非从未中断，广州也不例外。从曾经的奢侈品到时髦与财富象征，再到贫穷和罪恶的指代，广州摩托车三十年的兴衰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而围绕禁摩的话题和争论，也凸显出城市发展、国家转型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众多复杂面相。
——地平线.荒岛
文︱袁小兵、杨传敏
摄影︱卢汉欣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两辆摩托车怒吼着，在地铁站出口前的小花园里来回驰骋，进行一场惊心的“猫捉老鼠”游戏。40岁的四川农民陈国文驾驶着他的红色摩托，跃过5级台阶上到花园平地。马力大一倍却身躯笨重的警用摩托上不去，只好从另一方向绕道，终把陈国文驱赶下来。陈绕着花园转了一圈，再次跃上台阶。又一轮追逐开始。
拉锯了十多分钟，双方都有些厌倦。最后，陈国文的坐骑一溜烟钻进了小巷。警察没追，他知道在狭窄弯曲的巷子里，搭客仔如入无人之境，而警用摩托就像一只大笨熊。
1月30日，广州市区“禁摩”1个月来，陈国文遭遇到第5次追车。广州正下定决心，把79万辆摩托车和它们代表的贫穷与危险，从这座GDP屡创新高却被治安恶名缠身的现代城市驱逐出去。禁摩半个月后，有关方面即宣布，街面“两抢”、交通事故、交通堵塞等警情分别下降了三成、四成、五成。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与广东省两会上，不断传来民众对禁摩后出行不便、出行成本提高的抱怨，成为舆论焦点话题。
6年前，广州禁止外地摩托进城，装修工陈国文把他的四川牌照摩托卖了——那时他是一个遵守广州官方规约的人。但从2003年起，为了让女儿留在这个城市读书，他彻底颠覆了原有的“守法”形象。他买了一部广西牌照摩托，“以梦为马”，做广州忠诚的搭客仔和地下生活的长期情人。一次竞逐中，这部车被警察扣留。后来，他骑上一辆无牌摩托呼啸来去，试图与森严制度讨价还价。
陈国文坐在家里抽闷烟，在往日这应该是他在外面搭客的黄金时间
“微笑！发自内心地微笑！”当陈国文被交警狼狈追赶时(他当然笑不出来)，他的长期客户——四川老乡、25岁的护士李林正牢记护士长的训话，在医院三楼神经内科的住院病房里忙碌穿梭。粉色的护士服，一尘不染的木地板，鲜花，低语，提示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即使离死亡更近，也远比街头动荡的摩托生涯从容安详。
又是一个加班日。黑幕来临，李林拖着疲惫之躯走出医院大门，想早点回到家里与丈夫团聚。今天，摩的依然悄无踪影。最多时，门口有17名司机老乡，看到她就笑着打招呼，然后在15分钟内把她送到家门口，这种情景持续了3年。他们宽阔的后背和带些夸张的川音让她觉得安全。但现在，他们就像露水一样突然蒸发。禁摩令彻底斩断了他们之间的关联，给了他们各自所属阶层之间的脆弱纽带最后一刀。一方开始向左，一方向右，渐行渐远。
李林曾经是陈国文的长期客户，他们是四川同乡，却代表了这个城市中不同的阶层
同乡
在禁摩过渡期的最后一天，1月15日，交警从天而降，抓住了正要搭客的老黄。他的摩托车被拖走，需要交纳3项罚款才可赎回，它几乎是这辆旧车的价值了。老黄为了显示他的愤怒，把3张罚单撕个粉碎。
第二天中午，他踱进老乡陈国文租住的院子里，拍着胸脯说他是当着交警的面这样做的，获得了老乡们的喝彩。然后，大家坐成一圈打牌赌钱，对付突然无所事事带来的焦虑。广州的阳光依然照进这个四川人的聚落，孩子们嬉闹照旧，但禁摩令已然改变这里的生活。
头一天，一个名叫小勇的男子搬离小院，黯然回乡。他响应政府号召，把摩托车送进报废工厂，却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没有这个城市需要的技能。37岁的唐洪把摩托给弟弟搭客，白天在一家建筑工地干活，晚上做另一个工地的保安，每天在家只睡5小时。他的姨父、42岁的张林，则把摩托锁了起来，进入一家小区做夜班保安，静观事态变化。
陈国文不想改变，但在1月16日这天，无处不在的警察让他如惊弓之鸟。清晨他骑上摩托，才知道一夜之间变了天地，沿途看不到几辆摩托。李林在医院门口跟他打招呼，他正左顾右盼，李林又“嘿”地喊一声，他才猛然发现，挤出一丝笑容。
一名熟客托他把7岁女儿送去学校，途中他看到交警追拿一部女式摩托，吓得赶紧把车寄存在保管站，徒步20分钟把小女孩送到目的地。甚至经过一个熟悉的路口，没看见交警如往日般查车，他都据此推断：街上到处是便衣。于是，他拒绝了一切向他招手的男子，只搭女客。最后，他连女客都不敢搭，回到院子里抽烟。
1993年，为了寻找失去音讯的小舅子，陈国文只身来到广州。第一天，两名摩的司机就用行动告诉他，这座城市恶善并存：一人纠集同乡把他痛殴一顿，并抢去他兜里的两百多元钱，因为他胆敢因没有找对地方而拒付车费；另一人则给他支付了当晚的住宿费，还给他10元钱和一大块面包。“我只知道他姓朱，但我一直忘不了他。”陈说。
找到亲人后，陈国文留了下来，先后干过3年搬运和8年装修，并很快把老婆、女儿接来长住。他的哥哥和弟弟也在广州打工，父亲病逝后，老家只剩下母亲一人。
2003年，出租屋400米之外新建成一家医院，陈国文开始和一群老乡守候在此搭客。他们团结一心，阻止其他搭客仔的蜂拥而至。一天，他们把一个不听话的本地搭客仔打得落荒而逃，从此控制了这个码头。
同年夏天，来广州1年多的李林从二沙岛一家医院调入这家分院，每天在宿舍与医院之间来回。公交车站离医院有一段泥路，僻静、破烂，没有路灯，路旁有一栋烂尾楼，正是犯罪分子觊觎的地方。一个下雨的清晨，李林独自经过，挎包差点被一名摩托男子抢走。那男子掉转车头，想进行第二次飞夺，李林捡起一块石头，竟把对方赶跑。
如果没有同伴一起下班，李林就尽可能坐医院门口的摩的。双方都高兴地发现彼此是老乡，唐洪等人还与她同是四川内江人，只是一方来自农村，一个长在县城；一方是农民工，一个是大学毕业生。
李林有着四川姑娘特有的白皙皮肤和姣好面容，2002年之前在成都一所高校度过了3年开心时光。她担任了校学生会干部和礼仪队队员，课余时间卖出过不少减肥茶。毕业前半年，她就已经和广州的这家大型医院签约。“在四川盆地待太久了，我渴望去一个遥远的城市，”她说，“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
活计
陈国文等来的是一连串不安的消息。
在纸牌上与老乡竞技一番后，傍晚他骑上摩托再次出门，想与警察一较高低。医院门口碰上老乡高佬，一个身高1.85米左右、身材壮实的搭客仔。对方告知：刚接到电话，交警正追过来，回吧。
高佬在四川搭客仔群体里声望很高，不仅在于他每天能跑几百元，还在于他有着一般搭客仔不具备的特殊关系，8年搭客生涯里很少被抓，但今天他只跑了十多元钱就罢手了。
陈国文回家蛰伏了几个小时，晚上10点，终按捺不住，潜到地铁站。D出口的树荫下，尚有几个熟悉身影在游弋。这里是四川另一群搭客仔打下的地盘，却不复见昔日飞骑整齐、呼啸来去的盛况。
那时候，一群脸色黝黑的汉子骑着摩托一字排开，热切盯着黑乎乎的地铁站出口，每一个出来的行人都能引起他们的骚动。高佬更是不停把引擎打开，让坐骑像匹蓄势待发的战马。交警随时出现，但搭客仔自有对付的办法，或入小巷，或爬台阶，均能轻松摆脱。
一次，交警使用合围战术，欲堵住小巷出入口，高佬加大油门，冲开横堵的警用摩托前轮，终于杀出重围，被老乡们众口相传。“那个堵我的交警是个队长，年纪大了些，所以没有再追我，”高佬有些得意，“我们靠摩托吃饭，他们却是公家人，不会全力追的。”
他的一个同伴，嘲笑陈国文固守的医院是“阴沟”，而这个地铁口是“大海”。长期风口浪尖般的对立状态，使他们至少在脸上表现出对制度和警察的蔑视。当又一次，一名戴眼镜的交警把他们撵入小巷，站在地铁口无奈守望时，那些搭客仔很快出现在另一处，示威般举着胜利者的手势。
“我们不怕交警。”高佬说。他们能在警用摩托靠近前，辨认出那是要抓他们的还是只是路过的，还能叫出每一个值班交警的名字，“一个名字几百元，都是罚单换来的，呵呵。”
禁摩后，他们怕了，怕无孔不入的便衣。“我们认识这个区99％的便衣，只怕广州市的(便衣)。”
1月19日，陌生的便衣不期而至，“老五”的摩托车被当场扣留。“他长得比我还矮，能耐却比高佬还大，头天车进去了，第二天就能拿出来。但这次看来，是来真的。”陈国文说。
禁摩后，搭客仔普遍把起步价提高到5元，还是客源不断。据称，“老五”在15天禁摩过渡期里挣得了5000元。
陈其实也曾算是有点“关系”的人。一次被便衣抓住，他当场给这个辖区的交警队长打电话，几年前他在队长家做过装修，一直小心保留着对方的电话。这个电话使陈获得了最轻的处罚，但几天后，队长打来电话说：以后别找他了，影响不好。
“老五”失手的当天，陈国文又听到一个惊人消息：附近一名搭客仔被交警追车发生意外翻车死亡。这使他想起2004年一个夜晚，他刚把客人放到火车站，就追来了两部警用摩托。他把车速提高到90迈，却在拐弯处重重跌倒，抱着摔伤的膝盖一跳一跳挪到路旁。交警看这情形，对他警告说“赶紧走人”，然后匆匆离去。
陈国文说：“前几年发生过一次交警追车死亡事故，报纸上登了，后来交警就不再怎么追车，想不到一禁摩，又开始追了，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他开始不得不在寒冷的夜间出行，以躲避制度的制裁，但同时亦面对另一种危险。
他曾在夜间两次被客人用刀劫持。第一次，他用挂在左护架上的铁锁打翻一人，警察直到1小时后赶到，气得他连笔录都没做就走了。第二次，他假装央求把手机里的卡取出，一闪身抓起地上一块石头，把对方吓跑了。后来他再也不想在夜间出来，报纸上不断有搭客仔被抢被杀的报道，同院子的张林则在一天早上，赫然看见一具搭客仔的尸身横卧街头。
1月20日晚上，从外搭客回来的陈国文突然上吐下泻，昏睡了2天。妻子劝他去医院，他说：“这是肠炎，拉空了肚子就没事，我心里有数。”半年前一次同样病症，他去李林所在的这家医院，医生告诉他要做700多元的检查，他拒绝了，只买了几十元钱的药服用，竟也很快康复。
2天后的夜晚，陈国文吃了些饭，虚弱地靠在床头，看着一旁做工的妻子和女儿。30瓦的日光灯似乎只有15瓦的能量，一台需要转动室外天线才可勉强收看的小彩电，每晚带给全家人欢乐。“我住在这里7年，屋外的电缆至少被小偷偷了20次，灯光这么暗，可能是现在换的电线太细了。”接着，他抱怨说，“妻子的工厂不知什么时候正常开工，现在只好从老乡手里接活干。”
他瘦弱的妻子不说话，用镊子把五彩缤纷的小“钻石”嵌进一个模板，组成心形图案，作为手机的装饰品。每个模板有578粒，她和放假的女儿从早上忙碌到晚上12点，可以完成20板，挣得30元工钱。
13岁的女儿能讲一口地道白话，在一所民办学校念初一，每学期需要1340元，最近听说下学期起还要涨200元。她正考虑及早回家乡念书，因为政策不允许她报考广州的高中。看到父亲劳累病倒，她劝说父亲还是先找个正规职业，然后在春节搭客。因为在她印象里，这个节日警察不追车，本地人还有利市给，父亲的日最高纪录就是在去年春节创下的270元。
第二天一早，陈国文骑上摩托又上路了。一天两包烟，每月房租水电300元，三张嘴要吃饭，女儿要上学……都是缠在心头的结。就算换了正规职业，这些结也不能解开。
一名交警看见了他，追车过来。
由于外面“风声”太紧，陈国文(左二)和几个平时搭客的老乡聚在一起打牌消磨时间
摩的
李林到广州上班的第一天，没有看到预想的小小欢迎会，同事们只看了她一眼就各自忙碌。“护士长问我：‘你会听广州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每分钟能打多少字？’我说：‘没测过。’她说：‘我们要经常加班赶资料的。’我想，广州就是这样务实的城市：我需要你的能力，你能帮我做什么？可是刚开始我并不理解。”李林说。
她如愿来到了这座远离家乡的城市，可是举目无亲，耳边皆是白话，坐公交车几次不留意就坐过了站。她发现，广州不是她的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家中。
但3个月后，她用一口虽不流利却很勇敢的白话解开了这个心结，实践证明，语言帮助她迅速融入这个城市。同城的一名中学时期女伴说她是“口香糖”——“虽然温软，却怎么也嚼不烂。”
2003年，李林与一同进入医院的一名大夫相恋，对方也是四川人，长得高大帅气。“我曾以为他应属于那种耀眼型的女孩，最初没在意，把他名字都喊错了。”她笑着回忆往事。那年春节后，男孩发动攻势，一天把她宿舍窗户上摇摇欲坠的玻璃换了下来，让她颇有好感。“我觉得这样的男生很man。”
广州的糟糕治安也在为他们的恋情升温而助力。调来新医院后，为了不像其他女同事那样经常遭遇抢劫，男孩经常护送女孩上晚班。而下班后的归途，李林则是在老乡的摩托坐垫上寻找安全。
“我们医院足有一半的女同事被抢过，仅急诊室护士长今年就被抢了3次，一次被拉倒在地擦伤，一次把脖子扭伤。”李林说。在她所在的神经内科，不时能见到被歹徒拉倒在地的女同事，前来检查脑部是否受伤。
这些抢劫全部是摩托车作案，几乎都发生在医院附近。为此，大部分女职工上完夜班后，在值班室里睡到天亮再结伴回家。
2005年，23岁的李林与这名男孩结婚，“我们四川人喜欢找四川人。”她和中学女伴都笑着说。可是繁复的工作和不定时的加班挤占了她大部分时间，连中午都是在制作病人档案中度过的。丈夫每天准时下班，18点20分，他就回到了家里，饥肠辘辘地等待李林。但李林舍不得打的，那需要23－25元，而坐摩的只要12元，比公交车快25分钟。
第一次坐摩的爬升又长又陡的鹤洞大桥引桥时，李林吓得闭上了眼睛，但很快习惯并依赖上了这种交通工具，而坐公交车之前、之后不仅要各走5分钟、候车10分钟，封闭的车厢也让她觉得浊气熏人，相比之下，摩托车上呼吸到的都是新鲜空气。
“车开到70迈她都不怕。”陈国文评价这个女老乡说，“她很活跃，大家都挺喜欢她的。”
这些搭客仔会告诉她，早上7点、下午1点和晚上是医院附近抢劫高峰期，挎包里不要放太多现金和身份证、银行卡，坐摩的时不要把包背在肩上，而是放在正前方的坐垫上。
李林则对这个老乡群体充满了好奇，会问他们住在哪里，老婆孩子在哪里，做什么职业。“我喜欢观察生活，和他们每个人都会聊些家长里短。比如有人说他女儿脑子笨、学不好数学，我就说要注意方法，多鼓励。”李林说。
一天，一名搭客仔说他妻子也在这家医院里，做的是清洁工，希望她能照顾。李林知道这是客气话，但她渐渐发现，她和这些生活在另一世界的老乡们已建立起一种乡情式的信任。一次，她下车后没有零钱，说好下回给，但直到多日后才恍惚记起，对方也不催，等到李林窘迫地问起此事，才笑呵呵说明。汽油涨价后，李林主动提出，把路费从10元加到12元。
2006年10月的一天，李林搭上一名老乡的摩托去商场，路上，对方回过头开玩笑说：“今天轮也轮到你坐我的车了。”这时前面有辆小车突然停下，摩托猝然拐弯倒地，摩托车后架伸出的钢筋刺入李林左小腿，鲜血染红了裤腿。老乡把李林送进医院后，李林叫他离开，他表示要留下来照顾她，李林说：“你再不走，我老公来了，你就走不了啦。”
后来在医院门口，这名老乡见到她就说，要免费搭她上下班。她笑着说，以后再不敢坐摩托了。再后来，老乡喊住她叫她等等，他去买些礼物表示歉意。她又笑着回绝了。
禁摩后，李林突然发现，除了陈国文等几人外，其他老乡都突然消失了。那个让她受伤的老乡，据说都受到了其他老乡的谴责。“他也不见了，可能回老家开卡车去了吧，记得他曾这样说过的。”李林说。
李林的丈夫一直反对她坐摩的，认为那样危险，潜意识里可能还觉得那样不雅致。李林受伤后，他责怪妻子应该记住摩托车牌号，再打120叫救护车，怎么还坐这辆摩的去医院呢？
“他是心疼我，但对待摩的，我们的思维方式确实不同。”李林说，“他从来就不坐摩的。”
梦想
穿过让李林心怯的那条僻静马路，绕经一片工地，迎面是一个破败小村落，它似乎被急切扩张的广州城遗忘多年。菜地尽头，就是陈国文和8户老乡租住的3层旧式砖房。
广州的冬阳照进院子里，是个适合“摆龙门阵”(四川方言，聊天的意思)的天气，但一个女人尖锐的嗓音打破了宁静。她是清远人，受房东之托看管这个院落，也是10家租户里唯一讲白话的人家。
她怒气冲冲地责问一个男子是否打了她的儿子，男子除了骂一声“鸟”外，不屑与之争论。但她激起了四川女人们的公愤，低声讨伐说，“她一直看不起我们”，“其实她不也是外地人吗？”
继而，大家纷纷罗列出各自在这座城市遭受的歧视。张林妻子说，她来广州做环卫工近10年，过年过节发的东西越来越少，工资也没有达到784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她妹妹、唐洪妻子也是环卫工，一次不慎把水溅在一名妇女脚上，被骂得泪水涟涟。她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凭本事找钱，还是被本地人看不起。”她把一大原因归咎为不会讲白话，“我嫂子会讲，别人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
陈国文妻子一向轻言少语，这次也加入倾诉队伍，说工厂老板想提她做领班，但她文化低，不会做报表，当面被老板刻薄一番，“那个滋味真难为情，我就希望女儿能读好书，不要像我这样。”
男人们的话题则是跟“制度”有关。一人说，他曾因没带身份证两次被收容，花了600元才赎出。陈国文说，一天晚上，十多个人闯进他家，把他妻子身份证搜走，逼迫他们办理暂住证。
同是四川人，同是来广州寻找梦想，李林却几乎体会不到他们的这些内心苦楚。她一来广州，户口就跟着迁来，所有社会保险齐全。她比陈国文晚来10年，陈用了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摆脱城市边缘状态，她只花了3个月。
此后，李林恋爱、结婚，享受爱情的幸福。在家人协助下，她离开拥挤的集体宿舍，把生活搬进一个挖有人工湖泊和溪流的大型住宅区，一套125平米的三房，客厅是陈国文出租房面积的两倍。她和丈夫的月收入加起来，已经达到这个社会万众渴望的中产阶级标准。
工作上，李林也开始崭露头角。她很快被提为护理小组长，率领护士、试工护士和实习生各一名。她所在的科室被评为全省青年文明号，她被推为号长，下有一名副号长和一名秘书协助。她的甜美笑容出现在病房里，一口流利的白话很能哄得这些平均70岁的病人开心，他们都亲热地喊她“李姑娘”。
就像对广州的每个角落了如指掌，却依然无法感受这个城市奥妙一样，陈国文搭载李林3年，在医院和住宅区穿梭来回，也对李林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因为那显然不是他的世界。李林同样如此。有时她会好奇地打听这些老乡的生活，但一直不曾走进他们家里去看看，虽然陈国文的住处离医院只有400米远。
双方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这不重要。他们只是一种简单的老乡关系。一天夜晚，陈国文走进这家医院，为妻子能得到第二天的专家门诊而通宵排队。他没有找李林帮忙，担心引起对方的反感。
双方其实有意保持一种距离。李林坐在摩托上，把挎包放前面，既是应对潜在凶险，也是在分隔两个人的近距离相处——它不是LV品牌，足够普通，却足够在咫尺之间的两人中划一道鸿沟。她总觉得摩托仔递来的头盔很脏，带着街头的风尘和底层的汗臭，要用餐巾纸擦了一遍才会戴上。
这个距离其实是贫富分化背景下，两个正在分离的阶层之间的关系：看似挨得很近，其实隔得很远。
广州是一座公认比较宽容、平等、低调的城市，富人们穿着休闲服，抽与陈国文一样的6.5元一包的本地烟，不少白领住在城中村内，乘摩的上下班、约会和吃大餐。但近年来，陈国文仰头看到，一群群以“财富”“荣耀”“帝景”为标榜的楼盘拔地而起，用围墙把身边鄙陋的城中村隔开。
城市的政策制订者也渐渐不喜欢他这样的穷人，或者说，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穷人。这个冬季，先是传出“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城”的声音，接下来全城禁止电动车和摩托车通行，据说得到了广大市民尤其是白领阶层的欢迎。
李林的女同事们对禁摩的心态很复杂，终于不见令人胆寒的摩托，但走过医院门前那条马路去公交车站，又让她们担心遭到其他形式的抢劫。“那些被摩托飞车抢过的同事，后来反而都选择摩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搭客仔是让人放心的。”李林说。
一些人开始骑自行车上下班，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很多道路没有自行车道，需不时与汽车并行，险象环生。而的士很少来这里，再说也贵。
禁摩给这家医院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门诊量下降。陈国文分析说，附近居民有个头疼脑热之类的，不能像以前打个几元钱摩的就来，便投诊社区小医院或自己买药吃。禁摩也让一些人对摩的心生惧意，怕交警追车造成意外。地铁口已经张贴标语，号召民众“共同抵制搭客摩托车堵塞出入口的行为”！
但随着绝大多数搭客仔的消失和官僚制度的必然松懈，进入1月下旬，陈国文的生意开始转好，一天能跑到近百元，高于禁摩前收入。他不再守候在那家医院门口，而是在全区道路上不停跑动，惶惶然不敢停歇。
2月1日，“老五”从交警处取回扣留的摩托车，继续不改初衷。唐洪的二舅子在摩托被盗后返乡，这几天也回到广州，重新寻找城市梦想。陈国文在2月10日这天，被老乡邀去短期帮忙装修。再次操起以前吃饭用的家伙，回首往昔，陈国文说：“来广州没错。”
1个多月来，李林除了每天晚25分钟回到丈夫身边外，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忙了，她还要代笔科室的年终总结，被大内科请去继续策划今年的春节晚会，并将一身盛装地担任主持人。广州白领的忙碌、焦灼、规范、稳定、体面，在她身上都能体现。
有时，陈国文守在医院门前，看着这座阳光灿烂的花园式建筑就想：“我赚钱为什么就不能像她那样轻松呢？”坐在摩的上迎风疾行的李林，却生出对搭客仔的羡慕：“我的生活圈太窄了，能有这样的自由多好啊！”
两个人都误读了对方的世界。
这天傍晚，李林加完班走到医院大门，一辆摩托车呼啸着掠过，消失在暮色中。她才想起好久没有见到这帮老乡了。曾经热闹的人行道上冷冷清清，老乡们粗糙的脸膛、他们的坐骑，和李林颠簸在摩的后座上的3年时光，一起消失在这个冬季。
她挥手上了一部不期然出现的出租车，向灯火深处驶去。
排版：韩柯
本文原载于2007年2月13日《南方都市报》，经作者授权发布。
地平线会员简介
袁小兵
袁小兵，江西余干县人。做过15年记者和背包客，现长居大理，经营“洱海醒来”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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